学殇 逝去的大学精神

　　文/魏云芳

　　如果要想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有众多大学还不够，还必须有伟大的大学，至少要有一两所。“伟大”主要是就它的精神气质而言，要挑战世界，而又包容世界；立足本国，而又面向全球；传承过去，而又超越过去；把握未来，而又脚踏实地

　　中世纪的欧洲，有三个机构是并列的，一是教会，二是世俗政府，三是大学，由此可见大学的重要和独立。大学不但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更是塑造和发展人文精神的地方；因此大学教育的两个基本使命:一是人类创造能力的挖掘和提升，二是人类文明的延续和提升，前者只是就专业人才的培养标准而言，后者则涉及到大学对精神世界的关照。

　　大学之本

　　在世界上多数伟大的文明里，很早就有了高等教育机构。古希腊有柏拉图执教的“学院”。中国有“太学”、“国子监”等，后来还有“四大书院”。这些机构都不是今天“大学”的直接来源。今天的大学来源于中世纪末。公元11世纪，“大学”最亲近的祖先在意大利中部的博罗纳出现。11世纪末至12世纪初，“大学”在法国和英国先后出现，然后逐步传播到西班牙、葡萄牙、德国以及美国等地。

　　大学从其在近代出现直到今天，人们就没有停止过对大学“应该是什么”这一理念的探讨和争论，其间的演变，至少经历了从教育机构、研究机构到服务机构三个阶段。但是对于什么是大学精神，却是百年来一以贯之:它就是1852年英国红衣主教纽曼说的:大学乃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它描绘出理智的疆域，并表明在那里对任何一边既不侵犯也不屈服”。

　　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创立，要追溯到20世纪初。虽然起步(以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的成立时间为标志)相对较晚，但现在大家公认，中国现代教育的起点却不低，而且很快能和西方大学接轨。这一切应当归功于20世纪初那一代传统读书人，如北大校长蔡元培、南开的创始人严修、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等，虽然他们的基础教育是在封闭环境中完成的，然而他们又是眼界开阔之人，出去走一走，就能敏感地把握世界的潮流，从而实现了中国教育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由于中国现代大学的开端直接与现代教育接轨，这使得中国现代大学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一派生机。清华大学自1928年正式建立国立大学，到1937年抗战爆发之时，只用了约10年的时间就成为世界知名大学。她成功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她在开始之时就能够吸取现代大学的精华，那就是大学独立和教授治校，这是现代大学的命脉。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在其开学典礼上有过一个演讲，足以看作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之本。他说:“诸君皆学问中人，请先言学问之事。我认为诸君修学当以三事为准衡:第一，研究学术，当以学术本身为前提，不受外力支配以达学术独立境界；第二，人类生存世界贵有贡献，必能尽力致用不负一生岁月；第三，学术独立斯不难应用，学术愈精，应用愈广，此所谓学术独立非必与致用分离。夫学术之事，自有精神与范围，非以外力逼迫而得善果者。”此后，此宗旨又为烽火中西南联大所秉承、发扬。以至于20世纪前几十年，诞生多位中国百年来的一些学术大师，一些可以比肩世界的煌煌学术成果也多出自此时。

　　大学之乱

　　虽说在建国后的四十年，中国大学未出过几个学术大师，但多数大学仍秉以“教书、育人”之精神，多数教授们仍秉承前代的衣钵，专心于“学术、授业、解惑”。然而，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大学发生了让人瞠目的改变——各种乱象登堂入室，几欲成为主流态势。

　　乱象之一，学术腐败无穷尽。言学术，自然离不开大学，言大学自然离不开教授。有人用这样的一句话来描述上世纪90年代末之后中国大学教授们的学术生活:“他们突然间由谦谦君子一下子变成了小偷强盗。”中国学术腐败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截至2005年12月31日，在互联网上以Google检索“学术腐败”这一关键词，可以看到中文网页有909000之巨，其中中文简体网页占86.4%，说明它们绝大多数与大陆学界有关。要知道，一个时代的学风，从本质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

　　确切地说，中国的学术腐败还不是单纯的“学术方面的腐败”，而应该定义为“学术界的系统腐败”，而且表现为一个渐进的三个层面:一是学术行为的腐败，这是个人行为，主要表现就是学者在从事学术工作时不遵守科学道德，或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从事不道德、甚至非法的牟利活动；二是学术权力的腐败，这是集团行为，主要表现就是在学术界，权力运用的实质就是瓜分、掠夺学术资源，也就是进行对自己有利的利益再分配；三是学术原则的腐败，这是学术界系统的整体行为，主要表现就是学术界的头面人物打着“学术”的幌子，与贪官为伍，与奸商勾结，把攫取利益的黑手伸向政府和社会。

　　乱象之二，“菜”教授与“水”博士齐飞，“烂”校长共成乱一色。以过去的教授为研究对象的谢勇说过:“过去的教授是手工生产的，少，也就值钱，今日的教授是机器生产的，多，也就贬值了。如果一个社会什么人都敢以教授自居，那自然什么人也就敢随意嘲弄教授了。” 确实，在中国的大学，教授人数之多、教授等级之繁杂也是旁无邻舍。据说一个大学校长的司机竟被评为副教授，而一个大学的膳食科长都不稀罕当教授，而要当博导。这也许是坊间笑话，但在中国的大学里，任何人，只要稍微有点手段，并且靠够了一定的年头，就可以得到教授的头衔却是事实。“大学教授太多太滥”，这是全国政协委员、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张鉴祖做出的结论。

　　这当然还是就教授的数量而言的。如果就学术水平而言，今日的教授更应当感到面红耳赤、心之有愧才对。就目前而言，中国大学教授整体学术水平之低劣，不论是与世界各国横向比较，还是与中国百余年学术史的纵向比较，都可谓创了历史新低。中国的教授到底有多“菜”？没有真才实学的商人吴征，竟能够轻而易举地成为北大清华的客座教授，或可说明一些问题。

　　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学术界多得不仅是教授，还有博士。博士多到了什么程度？据说目前在读博士生人数已经达到12万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稳居世界第三。按教育部的规划，到2010年，中国每年将有5万人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世界第一。而眼下博士的教育几乎可以与牧童放羊相媲美。一个博导同时指导几十名、上百名博士研究生的例子已经算不上是新闻了。据说某大学的一次博士论文答辩会，一位博导的8名弟子同时上阵，一举拿下了8个博士学位。这也难怪人们把这些新科博士称为“水”博士。中国的博士到底有多么“水”？北京科技大学冶金系的一个博士研究生在七天之内完成博士论文，可以说是世界之最。

　　那么中国的大学校长“烂”到了什么程度？看一看下面这个榜单读者就自己做结论吧。涉嫌上海交大招生黑幕的有其校长在内的4名中国一流大学校长；涉嫌抄袭剽窃的有东南大学校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公开嫖娼的有合肥工业大学副校长；参与经济犯罪的有延安大学校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院长、同济大学副校长、首都经贸大学副校长、成都大学副校长、成都理工大学副校长……如此大规模的大学校长腐败，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

　　乱象之三，“招生黑幕”次第来。大学手中有什么特权吗？有！第一，他们有招收学生的特权；第二，他们有授予学位的特权。在我们这个重视知识、重视学位、喜好攀比、讲究“面子”的国度，这两大特权自然可以得到出神入化的运用。

　　中国大学使用授予学位特权的招数是五花八门，什么

专升本，什么函授硕士生，什么学位博士，其本质，与贩卖学位毫无二致。最近有消息说，

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个研究生班录取了一名只有初中学历的青年，并且接连催促对方交纳两万多元的学费。所以说，在目前的中国，只要有实权，什么样的学位都能够得到；只要肯交钱，什么样的学位都可以买到。

　　利用招收学生的特权来搞腐败，我们已知的有，被央视曝光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自家BBS上现形的上海交通大学，能让没有绘画基础的人在美术系高考专业课中得到第一、第二名成绩的海南大学。大学招生到底黑到了什么程度？一位经常采访高校和地方教育部门的记者坦言，就他所知，以上曝光的招生丑闻，仅是高校招生黑幕的冰山一角。

　　其实，与研究生招生相比，高考招生还算是比较公正的。研究生招生有保送推研、代培扩招等多种名堂，而每个名堂下面都有各自的肮脏勾当。不久前，

武汉大学的“推研”黑幕被揭:该校新闻与传播学院专业学习成绩前三名的学生，在“推研”时竟然全部落到前三名之外。至于原因呢……其实，就是在通过正常考试这个途径来招收研究生，很多大学做得也不干不净:由于专业课考题由招生的教授来出，而考卷也是由他来判，再加上所谓的“复试”，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一个教授想招谁，谁就能够考上；如果他不想招谁，即使是累死，考上的希望也不大。这在中国的很多大学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有位博导就恬不知耻地这么炫耀:他招的研究生，或者是局级干部，或者是美女。

　　乱象之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鼓噪。从创立国内一流大学的“211”工程到创立世界一流大学的“985”工程，可以看出政府对于建设高质量大学的决心。但从教育学的角度来审视，“985”工程是非常有悖常理的。首先，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从未有过由中央政府出面、如此大规模地打造“世界一流大学”的先例。其次，仅靠金钱不能够造就世界一流大学，这已经是国际高等教育界的共识。第三，目前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几乎都是自己成长起来的，而推动他们成长的动力有两个，一是坚持学术原则，二是拥有充沛的资金。中国的大学放弃学术原则在先，要靠金钱进入一流大学行列，无异于缘木求鱼之举。

　　这一幕无疑让我们看到某种相似之处，只不过上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是发生在经济领域，而当下的是在教育界。大跃进的实质与结局，已经被历史充分地证明了它的盲目和失败。而在当时，中国的一些学术领袖就曾为那场运动提供“理论依据”，甚至推波助澜。而同样在 “985”工程开始后的几年间，中国学术界的头面人物，也就是北大、清华的校长书记们，罔顾历史事实和现实条件，先后提出了北大、清华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时间表”。事实上，开列进入一流大学行列时间表，在性质上与在大跃进年代提出“亩产万斤”理论是一样的。历史的悲剧正在重新上演。

　　大学之叹

　　以上中国大学校园内的种种乱象，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在大学乃至整个中国学术界成为“主旋律”，倒是恪守学术根本、学人底线的教授反倒成了“珍稀”之品。对今天的中国大学而言，大学精神为何物，恐怕已是十分遥远的事情了。在这样的氛围下，大学校长似乎首先不是教育家，而首先是一个官员。且不说上世纪上半叶蔡元培、胡适时代的中国大学氛围，就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大学氛围，今天的中国大学也已远远落后了。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大学还能够教书育人吗？更不要说堪当本应该承担的“科教兴国”的重任了。

　　2001年年初，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国民素质、科学技术和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的排名连续下滑:国民素质由1998年的第二十四位滑至第二十九位，科学技术由第十三位滑至第二十八位，国际竞争力由第二十四位降至第三十一位。清华大学教授就此进行调查后认为，这与中国高等教育素质严重下滑有关，主要原因是高等院校教师中出现“断层”、行政干预过多、高校创新受限制等因素制约。

　　根据2003年年底发表的《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的全球“增长竞争力”下滑了十一位。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由2002年的第三十三位，降到2003年度的第四十四位，排在波兰之前，南非和斯洛伐克之后，其中以技术和公共机构两个单项最为落后。该份报告的负责人、经济学家Augusto Lopez-Claros强调:“全球竞争力报告并非着重在目前的经济水平，而是以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为准。”而“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的源泉，正是大学。

　　2005年10月8日的英国《金融时报》以“中国高素质大学生短缺有碍经济增长”为题，报道了咨询公司麦肯锡就中国大学生质量所做的调查:中国缺乏训练有素的毕业生，这可能阻碍中国的经济增长以及发展更先进的产业。大学采用的是基于理论的、教科书的、事实的、导师传授的教育方式，既未教给学生为全球企业工作所需的实用和团队协作技能，也没培养出学生创新能力的潜质。

　　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教授很清醒地指出:“现在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在沾沾自喜，因为国际上有很多人都在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不知道这话的根据在哪里。在我看来，要想21世纪成为中国人的世纪，中国必须要有几十所世界级的大学。”而香港科技大学的丁学良教授，在研究了世界众多大学的兴衰与大国的兴衰之后的结论是:“要想成为一个大国，必须有众多的大学。这里的大国不一定指疆域辽阔——‘大国’在英语里不是‘a big country’，乃是‘a great power’，是指在经济规模、创造的物质财富、全球竞争力、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对全球都有重要意义。而如果要想成为一个伟大国家，有众多大学还不够，还必须有伟大的大学，至少要有一两所。‘伟大’主要是就它的精神气质而言，要挑战世界，而又包容世界；立足本国，而又面向全球；传承过去，而又超越过去；把握未来，而又脚踏实地。”显然，拥有这样的大学，对于当下的中国可能只是一个美丽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