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与回归：感悟中国式环保

　　廖晓义

　　笔者曾经是西方工业文明的崇拜者，在四川大学教哲学以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搞研究期间，最大的兴趣是学习西方的现代化之路和中国的现代化赶超。后来因为和朋友的一场关于环境问题的争论而去查找很多资料，才真正开始接触环境问题，而且很快被环境状况的真实数据所震撼，开始明白工业文明带来的环境代价是巨大的。正是这种文明，造成了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和生存危机。

　　当发现西方工业文明的致命缺陷的时候，笔者又开始跟着西方人搞环保，成了西式环保的热情的传播者。西方国家在环境技术、环境投资、环境执法、特别是民间组织方面的经验吸引了笔者。在美国做访问学者，选的专业是国际环境政治；参加他们的NGO(非政府组织)的环保活动；拍摄介绍这些NGO人物的电视片《地球的女儿》；后来又回到国内建立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2004年以来改为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

　　之后，笔者一面在工作中吸收西方NGO的一些管理方法和宣传方式，也经常走出国门，拍摄《全球环保之旅》。拍了十几个国家的环保的片子，澳大利亚、日本、德国、挪威等等，介绍他们的环保经验。这些片子在中央台和其他一些省市的电视台陆续播出。西式环保确实有很多好的经验，尤其是他们的执法体系以及第三部门NGO的参与，笔者认为这是他们最宝贵的两个经验，是中国必须要吸收的。

　　但是，在学习他们经验的同时，笔者也发现了他们的问题，这些问题带给笔者许多的困惑。特别是西方文明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在美国，人们习惯着“冬天像夏天，夏天像冬天”的生活，冬天商场把空调开得很高，进去的时候要脱棉袍、着夏装；夏天进商场，则要带上毛衣。既浪费了能源，又违背了自然之道，使得皮肤慢慢丧失了天然的调节功能。他们喜欢用大的电吹风来清除院子里的树叶，电吹风呼呼一响，既浪费了电能，制造了噪音，又失去了大自然所营造的天然意境。怎么就不会动动扫帚，体会一下秋日落叶的情致呢？加利福尼亚的阳光特别好，但是他们有一条法律，不能在自家院子里晾衣服，否则要被罚款50美元，于是想让衣服上留有阳光的味道都不行，只有使用烘干机才合法。

　　笔者一直在想，如果这种生活方式不改变，我们还有多少资源支撑得了？如果生态脚印不能成为环保人的硬指标，那么，环保到底意味着什么？1998年，笔者参加一个可持续消费论坛，不少人振振有词地谈消费者的消费的权利，要确保人们的消费自由和消费权利，笔者提出消费者的环境义务在哪里？别人看笔者的眼神，好像笔者不懂消费者的“人权”才发出这样的怪音。可是，不谈消费者的环境义务，消费又如何能够持续？

　　还有，让笔者感到不舒服的是一些以环保为职业的人对于自然的那种冷漠而又傲慢的态度，好像自然就是一堆玩具，人类可以破坏它，也可以治理它。顶多是个仆人，仆人病了、脏了，人类可以给予治病和清洗，让仆人接着为自己服务。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不过是一个更长远一点的经济视角和人类中心的表达。这些跟笔者骨子里的自然情感很不相应。在中国文化里，人和自然是息息相通、血脉相关的整体。人只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不是反过来，自然成为人的经济系统里被称为“自然资源”的部分。

　　对自然的感情加上生态脚印的视角使得笔者转过头来，在古老的中国文化中寻找生命和生态的答案。2000年以来，为了寻找中国式环保的精神资粮，也是为了补课，笔者用“苏菲奖”的奖金做经费，拍摄一部名为《天知道》的关于传统生存智慧的纪录片，为此采访了许多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和守望者。如果按照西式的分科来理解，那么儒家是东方伦理学，讲人事；佛家是东方心理学，讲人心；道家是东方宇宙学，讲人本；医家是东方医学，讲人身；琴棋书画是东方美学，讲人居，诗意的栖息……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生命树的果实。中国文明为什么能存活五千年，为什么能持续发展和延续下来，一脉相承？就是因为我们文化中的自然和谐的生活态度。在中国人几千年的文化生活当中，天地良心、崇道厚德，一直是中国人的宇宙大法和人间心法。

　　失道缺德妄为，正是环境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单向依赖物能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逐渐使人类心灵硬化、身体退化、环境恶化、文脉枯化。“物欲”变成“物狱”，人变成了物质的奴隶。我们只有打破这个物狱来尝试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让生命树的果实来滋养我们的心灵，才能获得真正的健康和幸福，这也是我们环保的最高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