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南克：他能遏制衰退吗

　　编译/郭林

　　是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著作最早将“货币政策”带入的本﹒伯南克的视野。那是30年前，其时伯南克还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名研究生。

　　从那时起到现在，伯南克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央银行业务。直到布什总统2005年底提名他出任美联储主席时，伯南克是“健在的”经济学家中对中央银行业务了解最透彻的一个。他的学术生涯大部分用于研究大萧条的成因，在如何防止金融危机失控并广泛波及实体经济方面著作等身。在《大萧条论文集》(Essays on the Great Depression)中，伯南克写下的文字在今天看来颇具先见之明：“银行恐慌达到妨碍正常信贷流动的程度时，将影响真实经济运行状况。”

　　伯南克初任美联储主席一职时的谦卑姿态的确令人耳目一新。人们希望他不再像格林斯潘一样神秘莫测，而是一位有一说一的技术专家，能够从容应对危机。但尽管伯南克已经在纸面上广泛、深入地讨论了该如何应对危机，但迄今为止，他未能给一蹶不振的市场注入任何信心。尽管他对各种高深的预测模型充满信心，但未能预测到眼下这场因购房者违约骤然上升而引发的危机，竟会对美国经济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而且他开出的应对药方，包括某些在他的研究中详尽描述的完美工具，也没能力挽狂澜。

　　与此同时，伯南克试图加强美联储与民众沟通的努力不仅没有奏效，反而经常让投资者感到困惑，原因部分在于，他已经数次改变了未来利率的调整方向。伯南克的偶像米尔顿.弗里德曼据说曾警告过，美联储的优柔寡断的就像是“傻瓜洗淋浴”，总是搞不掂水温，不是被热水烫，就是被冷水激，伯南克庶几近之。最糟糕的可能是他未能让投资者信服美联储能够胜任自己的职责，规避市场恐慌。美林北美首席经济学家David Rosenberg是众多对联储持批判态度的人士之一，他坚持认为美联储在应对这场危机中并没有显现出应有的决断，而伯南克本人的反应“严重滞后”。

　　艰难时世

　　对现年54岁的伯南克来说，现实世界的教训同他在麻省理工学院所受教育截然不同。但有充分证据表明，他采取的正确措施远比错误的多得多。

　　眼下的危机是拜近5年来住房及房屋抵押贷款市场上的疯狂投机所赐，任何快速调整均不可能马上奏效。而且，除了此次从天而降的危机外，伯南克又正好赶上原油价格一飞冲天、美元对欧元汇率迭创新低、失业率不断攀升的多重困境。连格林斯潘都表示，伯南克现在遇到的困境比他执掌联储18年中所经历的任何时期都要艰难，而格林斯潘的前任、征服了通货膨胀的英雄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则评论道：“我认为伯南克现在的处境非常艰难。太多泡沫持续了太长时间，联储实际上已经不能控制局势。”

　　包括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内的许多观察家和一些看跌股市的投资者都认为，美国经济已滑向衰退。在一次演讲中，伯南克本人也警告说：“经济增长放缓的危险已越来越明显。”这一沮丧的判断较伯南克之前的言论都要悲观。

　　而且伯南克有足够的理由担忧过分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带来的后果，因为通货膨胀正愈演愈烈。随着石油和食品价格持续上扬，通货膨胀已成为极大隐患。消费者物价指数在过去12个月中飙升了4.3个百分点，这一数字已超出伯南克所描绘的安全值上限两倍多。刨除疯狂上涨的食品和能源价格，核心通货膨胀率不像整体水平那么高，但也已超过伯南克的预期。此外，持续降息也将导致外国投资者抛售以美元计价的资产。

　　上一位遭遇如此困境的美联储主席是Arthur Burns,碰巧也是学者出身。当时尼克松总统担心失业率过高会导致他1972年大选中落败，因此要求Burns全力以赴加速经济发展。“没人会因通货膨胀中落选，”尼克松自信地对Burns说。Burns也如他所愿地去做了。结果通货膨胀失控，Burns本人也沦为这场失败的牺牲品。

　　伯南克意识到自己当前的影响力堪比Burns当日的境况，也就是说，他有可能左右2008年的美国政局演变。民意测验显示，对2008年总统大选，选民们最关心的是经济问题，甚至超过对战争的关注。经济衰退将使选民对布什政府失去信心，并殃及整个共和党。但尽管伯南克是共和党人，但了解他的人坚称他并没有被政治因素所左右。“他更希望以一名伟大的中央银行家的身份而闻名于世，”伯南克的密友、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Mark Gertler如是说，而类似1970年代工资与物价螺旋上涨的状况，将是对伯南克作为美联储主席的声誉的最致命打击。

　　伯南克是个严谨的人，非常适合做一个学者，曾想终身致力于学术研究。他有点害羞，似乎还有点不安，接受媒体采访的过程中始终保持双臂交叉的僵硬姿态，回答问题时完全不带个人情绪，但在措辞上严谨流畅。

　　“现在的经济形势非常具有挑战性，”他坦陈，“信贷市场正经历非常艰难的时刻。所幸我有一个相当出色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还有所有员工的鼎力支持。我们非常理解眼下的形势，并能够有效控制。”

　　未来一年中，他将面对超过一百万家庭可能丧失家宅的严重情况。对此他必须使出浑身解数。“每家中央银行的管理者都会遭遇类似的考验”，伯南克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论文导师、现任以色列央行行长斯坦利•费舍尔(Stanley Fischer)评论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从这个角度看，上帝对伯南克似乎特别偏爱。

　　向左走，向右走？

　　美联储面临两个明显的威胁：一是中期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一是短期市场恐慌，银行和投资者收紧信贷，导致依赖短期借贷的银行和其他机构资金匮乏。

　　为缓解眼下的危机，美联储已经在利用“贴现窗口”增加信贷供给。窗口贴现是美联储履行其最终借款人职能的一种手段，亦即银行家在危机时最后的救命稻草。

　　除“最后借款人”外，法律明文规定，美联储还有两项正式使命：最大限度地提升就业并遏制经济衰退，及保持稳定的购买力。对于后一项使命的通俗解释就是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可容忍范围内。这似乎暗示着美联储有超越经济本身的巨大调控能力，而格林斯潘也一直用他那种高深莫测的讲话方式强化这一暗示。正如伯南克所说，公众似乎对美联储的作为寄予了很高的期望。而实际上，美联储几乎对所有经济行为，从提高生产力、提高教育水平到商品价格走势等等，几乎没有什么实际影响力。

　　美联储能做的主要就是控制货币的供应量。你可以把政府想象成强手棋(Monopoly)游戏中的银行家。正常情况下，玩家每通关一次可以得到200美元，但商业不景气时，美联储可以给经济一个推力，类似于将200美元提高到300美元；或者，如果那些小绿房子和红色旅馆的的价格涨得太快，就少拿出些钱来。

　　当然，美联储并不是真的分发货币，它所使用的货币杠杆叫联邦基金利率(federal funds rate)，即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不能通过法令形式“规定”联邦基金利率，因此当委员会想要降低利率的时候，就会指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放贷给主要经销商，后者用所持有的国债作抵押。相反地，要收紧利率，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就会借入资金。这种调节流动性供给的权力是公开市场委员会所独享的。如果一家银行向另一家银行借贷，整个银行系统的流动性没有净变化。只有中央银行，即美联储可以印制新的货币。

　　联邦基金利率并不直接影响汽车贷款利率或杠杆收购或任何其他东西。但联邦基金利率放松时，市场就得到信号：联储在增加流动性，而银行应对流动性的唯一办法就是把钱贷出去。一个有活力的银行体系应该像一颗健康的心脏一样，不断向经济注入信贷资金。

　　在沃尔克时代，美联储的政策传导手段就是通过增加或者减少货币供给的办法，直到整个银行准备金和支票帐户(即通常所谓的“货币供给”)的余额达到预期为止。但随着金融系统的创新，比如经纪账户的出现令货币和其他金融资产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计算货币供应量也变得异常困难。

　　因此，格林斯潘改变了美联储的调控手段。目前的美联储只做一件事，就是调控利率。假如美联储希望放松利率，他就会增加流动性，直到银行做出降低隔夜贷款利率反应，并到达理想的标志为止。

　　在新世纪的最初几年中，格林斯潘将联邦基金利率降低至1%，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提振互联网泡沫破灭后低迷的美国经济。然而，格林斯潘的降息措施极大地刺激了住宅产业的发展，造成新的泡沫。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 (Adjustable Rate Mortgage，简称ARMs)取决于短期利率，较低的利率为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的爆炸式发展铺平了道路，而近期市场上普遍拖欠的就是这种贷款。

　　随着对住房抵押贷款需求不断增加，银行开始从事一些很可疑的业务，如在没有确认借款人收入情况下即发放贷款。作为联邦银行监管机构之一，美联储曾警告信贷审核的标准已经太松，但格林斯潘没有理会这些警告，于是这种高风险的投机性信贷依然持续，到伯南克任期的第一年达到了顶峰。因此,可以说正是美联储在其两项主要职能——即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上的失职，为眼下这场危机“贡献”了力量。但伯南克并不完全认同人们对美联储的这种批评，部分原因在于，他坚持认为次贷风波的始作俑者不止美联储一家，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作为学者，他对公众这种“事后诸葛”式的评论颇为不屑。

　　“执教”美联储

　　在治理美联储时，伯南克表现出他的“学院派”风格。在利率政策问题上，他非常民主地赋予公开市场委员会委员们充足的话语权。但尽管这种学院派风格在领导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时颇为奏效，前联储副主席、伯南克在普林斯顿的同事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认为，当美国经济处于艰难时世时，联储主席应表现得更加强势、果敢。

　　格林斯潘“沙皇”式的阴影始终萦绕在伯南克周围。格林斯潘要求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在危急时刻与美联储保持绝对一致，而伯南克却没有做到这一点。而且，尤为尴尬的是，他正饱受来自委员会内部的挑战。2007年10月，一位委员会成员投票反对伯南克的降息决定，12月，又有一位委员表示反对伯南克，认为降息幅度应比伯南克主张的幅度更大。

　　在伯南克治下，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们感到可以各抒己见了，他们也的确是这么做的。而自由言论听起来难免不甚和谐。来自费城的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要求出台更加“鹰派”的政策，而来自波士顿的声音则更加倾向于“鸽派”——用美联储的说法，鹰派希望紧缩利率，而鸽派则希望放松利率。在这种情况下，华尔街被各种不同的声音彻底搞糊涂了。摩根大通首席经济学家Bruce Kasman指出，最近几个月来，有好几次市场对美联储的声音“失聪”。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一位成员则坦诚，他担心如果这种“民主”精神继续扩大，美联储的声誉将受损，甚至可能因此丧失领导力。

　　但另一方面，伯南克已成功地将这个团队整合在一起。委员会的成员非常尊敬他，而他们的不同声音正是伯南克最大的力量源泉。“他非常善于倾听不同的声音，并从这些观点中总结出自己的看法，”费城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委员会中的鹰派之一Charles Plosser说。“他会非常认真地倾听、总结，然后得出最终的结论。”

　　出任联储主席后，伯南克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让美联储更加透明。现在，美联储更频繁、也更详尽地报道经济形势。但他也知道，“透明”是一把双刃剑。2006年2月在国会作证后几个月，在白宫举行的年度记者晚宴上，他告诉全国广播公司亚太财经频道(CNBC)主播Maria Bartiromo说，市场曲解了他在国会的证词，以为他是 “鸽派”。这一评论一经报道，股市和债市应声大跌。从那之后，这位主席说话更加谨慎，即使对方是他的朋友。

　　伯南克还发现，即使与公众进行普通的交流也充满陷阱。近年来，在美国甚至出现了一种期货合同，赌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结果，就像拉斯维加斯的庄家们投注超级杯(Super Bowl，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的年度总决赛)一样。期货合同投资者仔细揣摩美联储理事们说过的每一句话，然后用自己的钱投票表决，因此，委员会要么满足投资者的期望，要么冒市场崩溃的风险。其结果就像大家都置身于一间挂满镜子的大厅里，光怪陆离，不知道哪些映像是真实的，哪些是幻象。尽管公开市场委员会委员们均否认自己有义务去理会这一所谓“联邦基金期货”，但是没有人否认其影响。“人们过分强调所谓联储内幕，”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Fisher满腹牢骚地说。“他们想把我们放到桌子上，切开来看个清楚。”

　　公开市场委员会每年有8次定期会议。在会议前一周，委员们会收到一本“绿皮书”，上面有全体成员的经济展望及一本“蓝皮书”，上面列明一系列可供选择的政策。理事们一般都知道主席的看法。但是各联邦银行行长休会期间一般不交换意见，所以即使到达华盛顿后，对伯南克的想法还不甚了了。在会议室里，所有人围坐在一张厚重的、长达27英尺的洪都拉斯桃花心木桌子旁边。该会议室与主席的办公室相连。上午8：30，会议室安静下来，侧门打开，伯南克走了进来。

　　简单通报情况后，每位委员都要详细阐述自己对经济的看法，就像普林斯顿大学的研讨会一样，而伯南克上任后的会议记录也要比格林斯潘在任时的长得多。银行行长们就全国各地经济形势发表自己的看法，而理事们则倾向于向伯南克的看法靠拢。在格林斯潘时代，通常是主席首先宣读自己冗长的专题论文，发表对经济形势的展望，提出政策建议。虽然之后每位委员也都有机会发言，但是迫于这位“大师”的压力，大家一般会表示同意。现在不同了，伯南克最后才说出自己的看法。

　　委员会还商议学术公式。通过这些公式，再根据通货膨胀的水平和其他经济指标，从理论上得到“正确的”联邦基金利率。这些公式中最著名的叫“泰勒规则”(Taylor Rule)，用它预测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决策正确率达85%。伯南克开玩笑说，他可以被电脑取代了——在一定程度上，现代经济学的精进的确减少了他的工作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