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站在历史新起点的改革开放

　　◎ 迟福林

　　“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是我国30年来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基本背景。30年的改革开放，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从而，全面地、深刻地改变了我国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进程，由此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人类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有赖于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的改革和创新。

　　改革开放实现了我国由生存型社会步入发展型社会的历史性转变

　　我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也是一个经济转轨大国。在加快推进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同时，保持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与发展，构成了30年来我国发展阶段的基本脉络。

　　我国开始步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

　　从发展阶段看，一个国家或地区将经历从较低水平向较高水平发展的不同阶段，这可以粗略地划分为生存型社会和发展型社会。在生存型社会中，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解决温饱问题。进入发展型社会，尽管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但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发展的目标开始逐步聚焦于人的全面发展。

　　经过近30年的改革，我国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到2006年，我国的GDP总量是1978年的57.5倍、进出口贸易总额是1978年的85.3倍、财政收入是1978年的34.2倍。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制度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使我国目前处于新的发展阶段，即由生存型社会开始进入发展型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镇化率五个方面的变化，可以作为判断我国开始从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的参考性指标。按照这些参考性指标，我国在本世纪初开始由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这个判断，与我国在本世纪初“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的判断相一致。

　　l.经济发展水平。根据邓小平的设想，我国要实现小康，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的国家水平，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1000美元。这也是一个国家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起点。到2002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已经达到1100美元；到2006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了2010美元。

　　2.产业结构。用产业结构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阶段时，通常把第一产业的产值不超过10%(亚洲国家不超过15%)、第三产业的产值超过40%作为一个参考指标。我国在2001年第一产业产值降到15%以下，第三产业产值首次超过40%。2006年，我国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已经下降到11.8%。

　　3.消费结构。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在1996年降到50%以下，2000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也降到50%以下，表明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整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到2006年，我国城镇恩格尔系数进一步降到35.8%，农村恩格尔系数则降到43%。

　　4.就业结构。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工业化初期结束的标志之一是农业劳动力比重不超过55%；工业化中期结束时农业劳动力比重低于30%。我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在2000年低于50%；到2006年，我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到42.6%。

　　5.城镇化进程。城镇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世界银行对全球133个国家的统计资料表明，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700美元提高到1000～1500美元、经济步入中等发展中国家行列时，城镇化进程加快，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达到40%～60%。2003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首次超过了40%。到2006年，我国这一指标进一步提高到43.9%。

　　改革开放是推动我国进入发展型社会的主要动力

　　我国发展阶段的跨越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同步。我国发展阶段的提升，是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单一的公有制被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所取代；政府集中管制的价格机制为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机制所取代；政府运用行政手段调控经济的格局为主要运用经济手段的宏观调控所取代。总的来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增强，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创造了条件。

　　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也是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发生的。我国正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过渡，这使得我国面临空前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变革。在这个背景下，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相对简单的社会结构逐步演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对复杂的社会结构。

　　市场化改革对我国发展阶段的跨越贡献突出。改革开放30年来，不断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激发了经济活力，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为我国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相关研究表明，从2000年～2005年我国人类发展指数(HDI)的增幅看，GDP指数增长的贡献率相对较大，初步估算达到56%左右，超过了预期寿命指数与教育指数增长贡献率的总和。这表明，近些年我国人类发展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我国发展阶段的跨越与思想解放程度高度相关。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思想不断解放的历史。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是30年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指导思想下，我们破除了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不兼容的教条，在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相结合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实践探索。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变革，使亿万人民成为财富创造的主体，变“要我发展”到“我要发展”。市场化改革30年来，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极大地增强了经济运行活力，促进了财富涌流。投资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宏观调控等方面的改革均取得了长足进展，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发挥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我国发展阶段的跨越与国际化进程相适应。我国通过对外开放，成功地抓住了第三次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机遇，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来发展壮大自己。变封闭、半封闭的经济体为全面开放的经济体，既弥补了自身发展资本的不足，利用外部市场缓解了就业的压力，也有效地促进了国内改革的步伐。

　　从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是我国30年改革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的重要背景。这个过渡带有“转轨中发展”的特点，也带有“发展中转轨”的色彩。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的许多矛盾和问题，需要结合这些宏观的结构性变迁来思考和分析。

　　新阶段的挑战

　　我国由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生存性”压力明显减弱，“发展性”压力全面凸显。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许多矛盾和问题，是改革发展阶段性的客观反映。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革。这种变革，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活力，也蕴含着深刻的社会矛盾；这种变革，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正如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的：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的改革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

　　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

　　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呈逐步增大的趋势。到2006年底，我国的GDP总量只占世界的5%左右，但却消耗了世界近25%的钢材、34%的煤炭、50%的水泥。

　　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开始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和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资源环境压力不仅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我国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比如说，目前在我国，新增的群体性上访事件中，有很大比例和环境问题相联系。

　　经济快速增长的巨大潜力同经济增长的体制机制存在缺陷的矛盾

　　未来的10～20年间，我国经济继续保持9%左右的年增长率是完全有可能的。问题在于，粗放型经济增长的问题还比较突出。这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的体制机制还存在着某些严重的缺陷。例如：

　　商品市场的发育程度比较高，但土地、资本等要素市场化及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环境成本形成机制严重滞后。

　　民营经济发展很快，但国有垄断行业改革滞后。

　　经济增长方式仍然处于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之中，目前这个转变尚未完成。

　　经济总量、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与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扩大的矛盾

　　劳动报酬的增长水平明显低于经济的增长水平。比如说，1998年～2005年，工业企业利润年均增长和国家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长都在30%以上，但城市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年均增长只有9.9%。我国改革近30年，企业产值年均增长在10%左右，而劳动者薪酬年均增长仅为1%～3%。

　　贫富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如2001年～2005年，高收入家庭的年均收入增长高达15%以上；低收入家庭的年均收入增长仅为5.3%左右。

　　城乡收入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1980年代中期，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为1.86倍左右，2006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3.3倍左右。如果把各种福利因素计算在内，我国城乡的实际收入差距大约在5～6倍。

　　全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

　　近些年来，全社会公共需求增长速度相当快。进入本世纪以来，个人用于公共产品的年均支出，大概是90年代的3倍左右。广大社会成员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不仅包括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还涉及到住房、公共安全和环境保护等。

　　基本公共服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凸显。有研究表明，教育因素在导致贫富差距的影响因素中占有20%左右的比例。2006年，我去我国西部调研，了解到西部70%左右的新增贫困人口都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基本公共服务在导致我国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的影响因素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同公共治理滞后的矛盾

　　我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但公共治理方面仍然面临很多矛盾和问题。

　　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比较突出,行政成本增长过快。1978年～2004年，我国的财政收入增加了23.3倍，但行政支出增加了82倍左右。2004年，行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已达19.38%。另外，体制性、机制性的腐败问题比较突出。

　　上述这些矛盾问题，都具有改革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它是改革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反映，但更多的是由改革不到位形成和积累的体制性矛盾问题。正如十七大报告指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减轻新阶段的发展性压力，需要进一步突破制约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体制性障碍。为此，应当站在改革发展的历史新起点，关注我国社会矛盾变化的周期性、阶段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