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琳 新浪财经香港站站长
香港今年17名高考6A、5A“状元”中，15人挤向最热门的商科，更有一半人都选择“投行敲门砖”环球商业管理专业，单一和功利的价值观引发社会舆论批评。把大学当做职业培训，是不是在这个严酷的全球竞争时代，年轻人最明智的选择？
香港今年17个状元中竟有15人报了工商管理专业，更有一半报的都是香港中文大学的环球商业管理今年是32年来香港高考(高级程度会考)的终结年，此前通过会考和高考两次考试筛选学生进入高校的体制，将被一次考试即“中学文凭考试”所取代。今年高考共诞生了17名考得“6A”及“5A”成绩的“状元”。虽然香港没有内地的“炒状元”习惯，但他们的选校志愿仍然很快成为本地FACEBOOK上热帖。
原因之一是17个状元中竟有15人报了工商管理专业，更有一半报的都是香港中文大学的环球商业管理(BBA Global Business)—— 一个被比喻为投行敲门砖的专业，另外两人报读法律与数学，人文学科则无一人报读。他们的志愿曝光后很快引来本地舆论纷纷批评，惊叹高考状元们价值观竟然如此单一和功利。
其实，高考状元们的志愿可谓香港高校招生的一个缩影，考生集中挤向“热门专业”的情况一贯相当严重。考评机构的统计显示，香港大学联招的25个志愿方向中，有5大专业连续数年来几乎仅录取第一志愿考生：精算、环球商业管理、医学药剂、法律以及牙医。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艺术、哲学、文学、理学、电脑等专业则排在末尾，录取的对象平均都是第四及以下志愿的考生。
不少成绩优异的学生在最后一刻“审时度势”修改了自己的志愿。刚从香港科技大学环球商业管理专业毕业的学生Kate原本是一位理科生，从中四至中六都没有接触过商科(香港高中阶段分为文、理、商科)。但她坦言，在香港该专业出路比较广，于是成绩优异的自己最后决定弃理从商，并通过“拔尖计划”(提前一年优先录取，免参加高考)进入该专业。
Kate现在对自己的选择感到庆幸，因为班里每个学生都能保证获得海外高校交流机会，而且暑假安排进各大银行实习，对未来就业极有帮助。
如果细看香港大学联招的25个课程志愿，可以发现最受欢迎的医科、法律、商科以及建筑测量等占据了录取最高志愿学生的前10位，而文史哲、理科、社会科学、艺术、应用科学这几个在多数地区都被视为的主要门类的学科，则近占据5个志愿，同属最为冷门的专业。
这种情况在全世界的高等教育领域并不普遍。例如美国大学基本不设法律和医学的本科课程，常春藤名校也多数没有商科本科课程。即便是香港高等教育模仿得最多的英国，名牌大学中也很多不设本科商科课程，或是近几年才设有商科，相反文科、理科和社会科学，则占据众多科系；中国内地高校的学科设置情况，也与此更加接近。
香港高等教育特殊之处，其实深深烙刻着英国殖民时期“精英教育”的印记。当年英国殖民者在港推行促使本地学生认同英国文化的教育模式，以期将华人精英培养成为“亲英传教士”，借以巩固英国的统治。在这一体制中，逐步诞生了一批毕业于政府官校和教会学校的，拥有海外留学经验的本地精英阶层。
由于殖民地时代华人跻身上流社会的途径非常狭窄，华人精英大多沿着服务性专业人士的途径奋斗，成为医生、律师、教师、建筑师、工程师、会计师、公司管理人员等。随着时代发展，港英政府也渐渐开始从这些人之中吸纳人才，进入协助香港总督进行行政决策的“行政局”(现在行政会议的前身)等机构，这些人不少后来都成为高级官员及政坛名流。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香港从富豪家族到平头百姓几乎都以将子女培养为“专业人士”作为教育目标。如实业家霍英东的家族，除了长房继承其庞大的商业王国外，二、三房子女均被要求向法律、会计等专业人士方向发展。曾经是贫苦小贩家庭孩子的黄仁龙，则由于成绩优异获奖学金赴剑桥修读法律，随后成为香港资深大律师并最终获选为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长。
上个世纪70、80年代以来，香港的商业社会发展迅速，金融、地产的专业人士越来越崭露头角。汇丰银行的首位华人执董郑海泉，担任了立法局议员、中央政策组成员等重要公职，后来加入行政会议。摩根大通亚太区主席梁锦松，摇身一变即成为掌管经济命脉的特区政府财政司长。测量师出身的梁振英，则在担任行政会议召集人多年后，获选为香港第四届特区行政长官。
专业人士高薪厚职与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早已成为这个城市默认的价值观，进入了绝大多数家长和学生的潜意识。在它们面前，高等教育“开阔眼界”、“构建价值观”、“培养批判思考”等等宏大理念似乎过于空洞苍白。
丈夫是货车司机，自己零散打工的李太太家境并不富裕，而两夫妻节衣缩食培养的一对子女，学业也并不出色，在高考中没有取得足以进入两夫妻“理想专业”的分数。他们目前计划卖掉房产，将两个孩子送到英国分别修读法律和医学。“毕竟孩子的未来比什么都重要”，李太太自豪中带着一丝悲壮。
然而，过于偏重专业性和实用性的高等教育现状，正在给这个高度发达的城市的未来持续发展埋下越来越多的隐患。
单一的产业结构带来畸形的就业环境，让大学毕业生挤向少数产业，这又反过来令产业结构单一的问题进一步恶化。最突出的例子是，在全球多数地区都发展得欣欣向荣的信息科技产业，却在本地学生心目中备受冷遇。在媒体进行的“前景良好行业榜”调查中，只有2.2%的学生将IT行业列入其中。而在今年的大学联招中，仅有不足10%的学生将IT列入他们前三个志愿。
然而根据近期产业调查机构对全港IT公司的调查结果，超过80%的公司表示将在未来6个月增聘人手，50%打算提升IT员工薪酬，40%的公司坦言，他们正面对IT人才短缺问题。
国际清算银行在最新发表的年报中指出，一个地区金融业过于蓬勃，可能抢去其它行业所需的人才，导致整体生产力的下降，而对于依赖研究人员的行业电脑业来说影响尤其严重。报告引述统计结果称，在一个金融过于发达的地方，这些行业的增长会比行业平均水平每年低2至3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金融业步入动荡，金融机构大幅萎缩，一波接一波的裁员潮令香港金融业人员开始显现过剩情况。今年上半年汇丰银行在香港的突击大裁员在本地引起轩然大波，其员工中不断传出的精神压力过大、发起罢工、示威抗议、工会与管理层对立等事件，屡屡成为财经新闻头条。
“这两年在香港找工作很难”，两位本地商科去年的毕业生小杨和小刘对笔者表示，他们分别手握中大及港大的优异成绩和文凭，在多月辛苦的找工作历程后，一个离港最终工作，另外一人则仅进入一家小型银行的研究部门。众多分析认为，在金融危机后，全球金融业即将告别盲目扩张，进入改革时期。2000年前后全球信息技术泡沫爆炸后，各地大批冗员涌现的情况，或可成为如今金融从业人员的前车之鉴。
对于香港的高校本身，优秀学生们不愿在基础学科向上深造也为其研究工作带来负面影响。目前香港高校的研究项目普遍依赖外来研究生的支持，在香港主要高校中，研究生和博士生中内地学生比例普遍超过50%，某些基础学科的研究生院比如数学、物理、化学等，内地学生学者的比例更可以高达80%。
然而，香港作为内地移民的主要目标地之一，最终极少内地高级人才真正长期留在研究领域。绝大多数内地赴港研究生，尤其是理工科学生，也很快“入乡随俗”，毕业后随即转行进入更容易谋生的银行、会计、保险等领域。
“大学生毕业生，包括很多理工科毕业生都热衷于金融业工作，既是对人才的浪费，也凸显了其它行业发展机会缺乏的无奈”，香港浸会大学商学院院长张仁良认为，政府须更注重培育新兴产业和新兴创新企业，并在此基础上规划和推动科技发展，“这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事实上，新一届特区政府也已被迫正视这一问题，并正在筹备成立“信息科技局”，推出政策支持文化创意产业等。
此外，对于这些精明的90后高材生，产业转型是过于遥远和模糊的概念，更没有人会去仔细研究高盛大摩的年度业绩，再重新衡量自己的高考志愿。青年人心中根深蒂固、将大学当做职业培训学校和高薪“敲门砖”的观念，根植于家庭的耳濡目染和自幼受到的各方教诲。要解开香港教育的特殊症结，让“个人志趣才是职业成功起点”这个简单的道理深入人心，还需要香港社会从教育模式本身的转型做起。
(本文作者介绍：北大毕业后赴港留学，任职多年，贴身体验国际金融中心枯荣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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