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香港站站长 彭琳
这里没有天灾，没有战乱，去年人均GDP排名全球第六，是世界顶尖富裕地区之一。这里号称亚洲美食天堂，三五步一个食肆，餐饮业每日倾倒的厨余高达三千多吨。然而，这里的贫穷人口却在平均每年数以万计地增加，许多人甚至基本温饱都未能解决，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香港新任特首梁振英近日组建史上规格最高“扶贫工作组”，矢言向香港日益严重的贫穷问题宣战。
香港新特首梁振英尚未正式就任，已抢先出手大幅改组政府结构，上周二更突然宣布要直面香港的贫穷问题，重组扶贫委员会及成立筹备小组，由他本人亲自担任主席，宣告诞生了香港历史上规格最高的“扶贫工作组”。
事情的缘起，是香港政府统计处上周一披露了2011年的基尼系数。除去政府福利措施等因素后，香港基尼系数继此前攀升至0.533“问鼎”全球之冠以来，再度刷新自己创下的纪录达到0.537高峰，远远抛离0.4的贫富悬殊警戒线。
从投行林立、遍地名店的港岛中心区走过的游客恐怕会不以为然：这里的穷人，能有多穷呢？这里没有天灾，没有战乱，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2011年的数据，香港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排名全球第六，是世界顶尖富裕地区之一。这里号称亚洲美食天堂，三五步一个食肆，餐饮业每日倾倒的厨余高达三千多吨。然而，这里的贫穷人口却在平均每年数以万计地增加，许多人甚至基本温饱都未能解决，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
香港的贫困人口以平均每年数以万计地增加，许多人甚至基本温饱都未能解决，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新移民阿贞的丈夫是小区里的装修散工，两夫妻和三个儿子申请公屋(香港政府低价出租给低收入居民的公共房屋)已经“排队”六年。目前一家五口只能蜗居在一间楼龄超过40年，由一套住宅其中一间分割出来的“劏房”中，面积仅140平方英尺(约13平方米)，房租却要3600港元。阿贞两夫妇每月零散打工收入不足6000元，去掉过半的房租后，常常都只能以面饼、腌菜果腹。
年逾古稀的单身老人徐婆婆，轮候公屋已两年，目前靠领政府“综援”金独居在郊区猪栏改建的“劏房”中，因其租金低廉，仅需1600港元。但房子卫生极差，老鼠不时出没，大雨时还漏水严重，令她的生活苦不堪言。为节省煤气和电费，她极少煮食，大多数时候以面包配罐头果腹。“昨天邻居拜完神给了我一块烧肉，这个星期的肉算是解决了”，谈起生活，她难得表情轻松一次。
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老人、下课后靠打零工解决三餐的学生、菜市场收市后捡拾残羹冷炙的主妇……在每个社区的福利组织，满满记录着辛酸的档案累积如山。慈善组织香港乐施会去年8月的一项调查显示，低收入家庭超过40%收入都花在食物上，每6个有儿童的贫穷家庭中就有一个陷于捱饿状态。
2010年，香港贫困人口比例上升至18%，在这个市区楼价每平方米超过10万港元的城市，有120万人月收入不足3450港元(全港月收入中位数的一半)，最低收入的10%住户月收入中位数只有2070港元，与十年前相比不但没有增加，还下降了25%。
对香港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香港有针对低收入人士的“综援”(综合社会保障计划)救助，有廉租公屋制度。但人们了解得不多的是，综援覆盖人口不足贫困人口1/3，公屋“排队”轮候时间平均超过3年。同时，这一切援助都仅针对香港永久性居民，将数十万新移民排除在外。
新移民、老人、低学历工作人口，勾勒出了香港贫困人群的轮廓。在楼价、物价飞升的环境下，福利网络覆盖不足是过去的十年香港贫困状况严峻恶化最直观的原因。事实上，2005年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曾为此设立“扶贫委员会”，仅两年即被接任的曾荫权解散，理由是认为香港不存在“贫富悬殊”。今天“扶贫委员会”这个名称即将重见天日，对香港政府如同一个巨大的讽刺。
除了无法享用香港福利保障的新移民外，老龄化程度加深是香港贫困人口上升的客观原因。根据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的调查，老年人的贫穷情况在各年龄群中最为严重。目前共有29万老年人生活在贫困线下，即每3位老人便有一位生活于贫穷住户。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系的研究显示，香港老人多在二次大战后、五十年代来港，普遍缺乏对退休的资金准备，加上近年来不少老人离开子女独居，因此更为依赖政府的支持。多年来提高老年人综援、高龄津贴的呼声一直很高，政府近来也开始解决部分老人回内地养老的问题，加速政策更新，“追赶”这个加速老龄化的城市。
然而，在一个全球屈指可数的富裕地区，1/6的人口身陷贫困，并不仅仅是福利制度和老龄化可以解释的。香港当前失业率仅为3.4%，在全球属于极低水平，即便前几年金融危机时期，失业率也从未超过5%。但是“在职贫穷”这个近两年开始在香港流行的词汇，赤裸裸地指示出香港贫穷状况恶化无法轻视的病灶。
香港社区组织协会主任何喜华回忆30年前，那时多数人也很贫穷，工作辛苦、生活简陋，但是大多丝毫不感到抑郁。“现在的穷人有很强的抑郁感，以前穷人经常加班，但可以赚到钱。”他认为，80年代的香港经济充满生机，他爸爸从事玉石工艺收了逾百学徒，“即使街边卖鱼蛋的小贩都卖到手软”。因为产业分工的关系，当时的人不会永远停留在某一个点，而是有机会向上流动，与现在的社会形态完全不同，他说。
在今天香港360万工作人口中，约1/3是学历在中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下的低学历人士，这些人构成了香港收入最低家庭的主体。香港去年起实行了最低工资28元时薪制度，提高了低收入工人的工资水平，但却并未真正减少贫困人口的数量。根据社联的统计，目前“在职贫穷”总人口仍超过46万。
在笔者所住小区，许多低学历的街坊从事饮食业杂务工、搬运工人、超市员工等工作，每天辛劳工时超过10小时，依然只能领取最低工资，而且几乎没有晋升的机会，“脱贫”对他们而言只能是梦想。
香港多年来倾斜发展金融、地产，造成突出的二元经济模式，早已备受研究人士和市民的批评。根据多个机构的调查，香港目前的工作种类甚至远少于70、80年代，产业结构的单一令多数人都从事低附加值的工作，经验和能力得不到积累。他们不但无法向上流动，反而随着年龄增加和体力的衰减，加速向下流动。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设立最低工资，反而增加了餐厅、店铺等小企业的成本，让它们的运营更为艰难，更加剧了产业结构失调。同时这些员工增加的少得可怜的薪水，却在成本转移带来的通货膨胀中无形地消失。
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大量累积着财富，却不能让为它工作的人们获得体面的生活，将是新特首的“扶贫小组”无法回避的社会痼疾。利用丰厚的税收大面积“洒钱”，向各种福利机构注资，是任何政府都懂得操作的扶贫“止痛针”。然而，如何逐渐改变旧有的模式，重新分配社会资源，用耐心与行动重新培育一个更加平衡和多样化的产业生态，才是新一届香港政府不应逃避的、最宏大而艰巨的“扶贫工程”。
(本文作者介绍：北大毕业后赴港留学，任职多年，贴身体验国际金融中心枯荣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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