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香港站站长 彭琳
距离卸任不足一个月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民意支持率跌至令人瞠目的18%。这一位支持率一度高达72.3%，上任时全港市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的行政长官，何以在临卸任前陷入贪腐丑闻缠身，反复被迫致歉，各党派齐齐炮轰的惨淡境地？本文将为您解析曾荫权七年施政过程中的痼疾，如何令他沦落为香港沸腾民怨的靶子。
2012年，跌得比环球股市更惨烈的，是香港特首曾荫权的民望。
2005年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压力下以“个人健康理由”突然辞去职务，拥有长达38年公务员资历，时任政务司司长的曾荫权暂代了他的位置，并很快获选为新任特首。出身于平民家庭，从最基层政务主任做起的曾荫权，就任财政司长、政务司长期间拥有抗击亚洲金融危机、应对“非典”等光辉政绩，民意支持率高达72.3%，是当时全港府最受爱戴的高级官员。
笔者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曾荫权当选当天媒体一片欢呼。一位香港中文大学师兄更群发了电邮贺卡，内容是烟花盛放的动画，一只维尼熊欢乐地跳跃着：“香港的‘八年抗战’终于成功了！”港人对于曾荫权取代了缺乏作为的董建华是何等欢欣鼓舞奔走相告，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今年春节刚过，正聚焦在新特首选举上的香港市民突然被曾荫权在澳门接受赌场富豪款待的新闻吸引住了眼光。随后，又传出他以低于市价在深圳租住东海集团主席黄楚标提供的逾6000平方英尺豪宅。虽然在舆论压力下，他最终放弃租住该豪宅，但“贪腐”、“官商勾结”等标签已隐隐随身。
政府审计处近期也展开对曾荫权外访支出的调查，结论是其出访房租超标六成。距离任期届满仅有一个月的曾荫权再度公开道歉，声泪俱下，“因为我个人处事不当，令市民对香港保持廉洁奉公的信心有所动摇，也令公务员同事感到失望，我再次衷心向大家致歉。”最近的一份香港大学民意调查中，曾荫权支持率跌至18%，反对率则高达74%，民望跌至历史新低。
如果不是身处香港，对于一位曾备受爱戴的行政长官接受几次富豪款待，住了几回豪华酒店就“突然贪腐”，或许很难不感到诧异。
事实上，曾荫权的行为虽然非议重重，但截至目前并无一条足以与任何“贪腐”有关的法律条文相联系。即便是对其民望打击最大的“奢侈”外访记录，其实也谈不上多么出格——特首办曾在回复议员的信件中指出，无论是回归前的港督或前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出访均会入住高规格的房间而非普通房间。
民望下跌的，不仅仅是曾荫权。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两年一度的民调显示，认为“政府与民众矛盾严重”或“非常严重”的受访者，占比由2006年的不足35%，逐渐攀升至今年68%的高位，自2010年至今的两次调查中，多数市民都认为香港社会“缺乏和谐”。
值得注意的是，调查的进行时间是今年年初，当时曾荫权尚未传出上述任何“丑闻”，但调查显示出民众对于政府因长期政策不当导致社会积累的怨气，早已积累到一点就着的临界点。
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钟剑华表示，现任港府已失去民心是预期之中的事，曾荫权管治下社会问题日益严重，政府无所作为却态度嚣张，而曾荫权收受利益丑闻则激化了港人的负面情绪。
曾荫权在位的7年中，香港受惠于CEPA等各种惠港措施，经济增长一直相当亮丽。但同时社会矛盾却有增无减，贫富差距不断恶化，基尼系数连续多年突破0.5的“贫富差距悬殊”警戒线，去年更“荣登”全球第一。香港政府2010年公布的贫穷率达到历史新高的18.1%，这代表着在人均GDP高居全球前十名国家和地区的香港，有126万人生活于低收入线(收入不到全港住户收入中位数的一半)以下。
曾荫权在位期间最为人诟病的是其楼市政策的明显失当。经历过亚洲金融危机后楼市大跌的香港政府为避免楼市下跌，在2006到2010年间5年没有推出地皮，变相“托市”，更一直对出手干预楼市充满戒心。直到2011年多个地区楼价重返1997年高峰，曾荫权政府才急忙宣布重新推出政府兴建居屋(“居者有其屋”计划，政府帮助市民以较低价格购房)，楼市调控早已错失最佳时机。连续多年供应量远远无法满足基层市民的住房需求，为施政者脚下埋下了定时炸弹。
十年来未在香港买地开发的恒隆地产董事长陈启宗也直言，香港目前的高楼价导致一系列问题，原因纯粹是现任政府多年不推出土地的政策失误。
现任政府另一项直接加剧社会贫富分化的政策，是多年来过分侧重发展金融业。尽管香港晋身国际金融中心，更即将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片面的产业政策却导致金融圈以外的企业利润微薄。在地产富豪和金融精英日进斗金的同时，整体中产阶级收入多年停滞不前。曾荫权虽然一度提出发展六大产业、推动经济多元化的建议，但一直被抨击雷声大、雨点少，政府动作缓慢，经济结构狭窄的问题一直不见改善。
令这一情况更加恶化的是，房价房租的节节上升又变相加大了港人创业的难度。过去曾十分繁荣的家族企业、老字号、小商铺近年来不断关门结业，大批中小企业生存环境不容乐观。
在曾荫权个人而言，香港政府过去七年为楼市“托市”及过分侧重金融业的政策取向的恶果之一，就是无论他如何撇清，都难以在民众心中洗去他与今日把持香港经济命脉的一众地产、金融富豪“官商勾结”的负面印象。当年的公务员榜样，如今成为了代表贫富冲突的符号、沸腾民怨的靶子，成为了各党派人士为争取民意争相抨击的对象，无疑将伴随着一代特首黯然卸任。
即便对于目前民望颇高的候任特首梁振英，这一状况也是最迫在眉睫的挑战。在竞选中就对现任政府多次提出尖锐批评的梁振英，在竞选政纲中也突出强调了协助港人解决住房困难的如加快卖地、增建公屋等措施，并在上任前就强势要求改组政府，以便尽快推出全新的推动产业发展政策。
多数政策分析人士认为，关注社会和谐应当是新特首面前的首要议题。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副所长王卓祺指出，梁振英当选后的诸多改革中，能促进社会和谐的房屋和扶贫政策应当率先推行，以尽快建立市民对他“能做实事”的信任，扭转香港社会的困局。
(本文作者介绍：北大毕业后赴港留学，任职多年，贴身体验国际金融中心枯荣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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