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信贷是面对硬污染的软约束

　　毕舸

　　在绿色GDP试图用政策干预地方排污冲动未果、在区域限批被国家环保总局自认效果有限之后，又一项针对环境污染的经济杠杆政策出笼。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向媒体通报，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于7月中旬联合出台了《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和环境违法的企业和项目进行信贷控制，以绿色信贷机制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盲目扩张。

　　“绿色信贷”的设计初衷是美好的——从信贷入口着手，断绝排污企业的资金来源，让企业难为无米之炊。但是，笔者以为“绿色信贷”是面对硬污染的软约束，甚至是一种无约束。它忽视了地方“污染政绩”冲动背后的政策性负担、银行的“经济人理性”，以及政策与实际抵触所引发的道德风险。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污染背后往往有地方政府支持的灰色影子。而这种污染政绩冲动，并非仅是个别官员的私利所致。地方政府普遍承担着两方面的政策性负担：外部性政策负担和内部性行政负担。外部性政策负担，是指在传统的经济赶超战略的影响下，投资于我国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密集型产业，或者通过引进三来一补企业弥补资本不足，所形成的发展负担；内部性行政负担，则是指由于地方政府承担过多上级考核指标而形成的政绩负担。这两方面的政策性负担，都是“惟GDP经济”难以被遏止、某些地方官员边污染边升官的内在推动因素。

　　“绿色信贷”只是施加了一种外部压力，但地方政府的两大负担并未被剥离，只不过增加了一些额外成本。那些污染大户往往是纳税大户，是当地政府的经济支柱，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上述政策考核任务，会千方百计保住企业。于是，他们会把压力转移到银行上，而地方银行与政府之间的特殊利益关联，往往会使得银行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

　　何况，银行尤其是国有大中型银行，往往也背负着“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宏观政策负担，以及“多贷增效”的企业盈利性目标。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天性，银行对信贷一般是只看结果不看过程的——不少污染企业的利润产值并不低，还贷及时，还有地方政府做风险担保，符合银行信贷追求“大客户、高信贷”的利润导向性。

　　“绿色信贷”单纯依赖于银行自律是不够的。以人大审核为首的财政监管，对地方“污染政绩”的经济约束是最硬的，银行信贷的约束则软得多。毕竟，财政投入是政府拿自己的钱去补贴污染企业，而银行贷款则是拿别人(全民)的钱去投入，银行即使遭遇呆账坏账也可以进行政策性核销，风险完全转移到民众身上，很可能出现地方银行与政府暗地合作，继续向污染企业发放巨额贷款的现象。

　　环境污染问题本质是民间的环境自我保护能力，与企业、政府的对等博弈能力非常稀缺，而自上而下的行政监管又容易掉入与传统政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