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监管理新政不能有分权无限权

　　毕舸

　　郑筱萸之死触动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体系的新一轮改革，一系列新举措随之出台——2007年7月11日上午，国家药监局举行首次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浈发布了新修订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新修订的《办法》10月起施行，拟强化监督权力制约机制，将部分国家局职能委托给省局行使。（中国网7月11日报道）

　　为了对权力进行监督，古往今来，制度设计者总是绞尽脑汁出台各种办法，郑筱萸之所以被判处极刑，就在于他大权独揽，大搞权钱交易，大肆收受贿赂；他玩忽职守，草率启动全国范围统一换发药品批准文号的专项工作，擅自降低审批标准，滥批药名，失职渎职，极大地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个被说烂了的真理又一次闪现其冷峻的光芒。为了对权力进行制衡，国家药监局才有了将部分权力委托省局行使的“办法”。

　　然而，我以为此举还局限于简单的“分权”，是一种权力资源的内部二次分配，权力拥有主体虽然在置换，但其所面临的权力分享模式却是不变的——从国家药监局到省局，虽然权力下放了，但也意味着省局拥有了比以往更多的权力。那个如影相随的难题又会出现——谁来监督省局一把手不重复“郑筱萸现象”？是依靠省局内部的纪检等程序？事实已经多次证明，内部纪检通常是“对下不对上”，受制于权力等级的不同，难以对一把手进行有效监督。而依靠国家药监局派遣“巡视员”，进行走马观花式的监督，显然效果滞后。

　　因此，药监管理新政不能“有分权无限权”。与单纯“分权”不同的是，“限权”的价值核心是对权力整体架构进行约束性管理，首先是用上位法对下位法进行“限权”。《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属于国家药监局的部门之规，应当根据《行政许可法》所赋予的法律精神与框架，对其进行全面审查，发现有越权之处就予以撤消。约束政府职能部门的权力扩张冲动，避免所谓“分权”成为叠床架屋的变相扩权。

　　然后，要让公共舆论与民意监督成为国家药监局“限权”的又一利器。政府是权力的受托者，是法令的执行者，如果最终的实施效果评判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是不符合“监督与被监督异体”原理的。药品注册管理改革是否落到实处，审批过程中是否存在猫腻，药监人员有没有滥用职权行为，作为直接当事人的申办企业、经手人最有发言权，而普通民众也会从日常感受中获得大量信息。那么，药监部门除了定期新闻发布会，让新闻发言人与媒体开诚布公、平等交流外，还要对媒体舆论监督持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同时，建立通畅便捷的投诉机制、保密性强的举报人保护制度，让公众只要发现问题，就能顺畅反映问题，并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有关部门的处理回应。

　　“分权”是一种权力分配，更多依赖制度执行者的自觉，而“限权”是权力制约，是让民众成为独立行使监督权利的主要参与者，从而让监督程序严密、权力使用环节减少、监督效率提高，审批责任追究得到严格执行。“有分权无限权”是一场政府自我改良，容易出现妥协与幕后交易，造成最后的流产。“有分权更有限权”则是制度性的权力规范，民众享有“干预”权力走向、防止权力私人化的法治赋权，其效果相比之下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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