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政策：信号淡去 变革渐来

　　央行政策： 信号淡去，变革渐来

　　程实 钱智俊

　　“世道必进,后胜于今。”多年以来，市场的旧视角习惯于盯住公开市场操作的数量规模，以分析央行政策走向。但是，2018年11月至今，这一数量信号在多个维度同步淡化，叠加2019年3月末至今的逆回购长期暂停，使得市场难以揣测央行心思，进而衍生出“政策转向论”和“火线降准论”两种对立的猜测。我们认为，公开市场操作（OMO）数量信号之变，并非央行立场之变，而是预示着OMO功能机制的新变革，并将带动分析视角的新进化。

　　随着近期货币市场利率频繁低于OMO利率，央行迎来宝贵的政策窗口，可以通过适时下调OMO利率，修复货币政策传导的价格信号，以取代粗放式的数量信号，为“利率并轨”进行前期铺垫。面对这一窗口，央行料将缓步慎行，根据不同情境从容决定降准、降息（OMO利率）的次序和时点，以更好地平衡短期“稳增长”和长期“促改革”。同时，利率传导的“调轨”和“顺轨”料将加速推进，但是“并轨”不急于在年内完成。我们建议，在OMO功能机制的变革前夜，投资者需要适度修正旧视角，以更加深刻的改革视角解读OMO的政策信号，从而准确地洞察央行的长短期施政思路。

　　一个异象，两种猜测

　　近年来，OMO的规模逐渐成为市场判断央行政策走向的重要依据。同时，众多研究机构亦习惯凭借这一数量信号，前瞻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其他政策工具的未来变动。但是，2018年11月至今，在“稳增长”布局和发力的关键阶段，这一数量信号却在三个维度同步淡化，使得央行心思看似变得难以捉摸：

　　第一，方向趋于模糊。2018年11月初至12月中旬，公开市场操作首先进入了一段长度罕见的暂停期。此后至2019年1月中旬，公开市场操作骤然发力，向市场密集注入大量流动性。1月12~18日单周的净投放量就高达11600亿元人民币，创下历史最高值。但是，随后的操作方向又旋即掉转，1月19~25日单周以及2月2~15日单周均出现了海量净回笼，回笼规模分别位列史上第三、第五名，因此公开市场操作的方向信号不再明晰可辨。

　　第二，力度趋于温和。一波三折的剧烈变化令政策方向模糊难解，正当市场希望从后续操作中再觅线索之时，近期的公开市场操作却显得异常谨慎温和。2月下旬至今，资金净投放量在零值附近双向波动，保持两侧总体对称，并无明显的单边趋势；同时波动幅度大幅收窄，不仅小于2019年1~2月，亦远小于上年同期（图1）。由此，公开市场的力度维度也难以提供明确的领先信号。

　　第三，频率趋于克制。力度不再大开大合之后，央行是否转向了“小步快频”模式、以频率补力度呢？实证数据也否定了这一可能。以7天和14天逆回购为代表，近期伴随公开市场操作力度的收窄，操作频率也变得更加稀疏。如数据所示（图2），2019年2~3月两者共仅操作9次，不仅低于上年同期的12次，亦低于2019年1月单月的12次。此外，截至2019年4月12日，央行已经连续17个工作日暂停逆回购。由此可知，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正变得审慎克制。

　　随着公开市场操作的数量信号越发模糊不清，部分市场参与者尚未警觉方法失效的可能性，而是先验地推断货币政策可能出现重大转变，进而产生两种流行的猜测。

　　一是“政策转向说”。在2019年“两会”之前，部分海外机构注意到2月的公开市场操作净回笼加大，叠加1~2月中国金融数据企稳向好，因而推断货币政策可能暂别“稳增长”目标，转向阶段性收紧。但是，“两会”期间的政策信号表明，“稳增长”政策不会动摇，这一疑虑由此打消。

　　二是“火线降准说”。既然“转向说”站不住，市场情绪自然倒向了对立的另一端。3月末至4月初，伴随金融市场回暖和风险偏好提振，叠加逆回购的连续多日暂停，认为新一轮降准将在4月初迅速落地的声音渐起，引得市场人心浮动，直到央行破例出面澄清，方才有所缓和。

　　告别“数量”，走向“价格”

　　跳出上述两种猜测的窠臼，我们是否可以将质疑的目光瞄准分析方法本身？或许，并非央行心思更加难猜，而是公开市场操作的功能机制走向了新变革的临界点，数量信号已经不再适用。因循这一思路，我们追根溯源，先来理清公开市场操作数量信号的有效性基础。

　　数量信号只是暂时的替代品。在新的利率传导机制下，价格型调控取代数量型调控是大势所趋。为实现这一改革目标，未来的政策利率将大概率位于货币市场，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对其进行直接的价格型调控。但是，2015~2018年上半年，中国货币市场利率逐渐大幅超过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形成了明显的“利率落差”（图3）。受此影响，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实质上失去了调节功能。无论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小幅上调或下调，对于货币市场参与者而言，从央行获得流动性的成本总是远低于市场成本，因此流动性需求总是得到正向刺激。为了抑制由此产生的流动性过度释放，央行不得不控制公开市场操作的净投放量，以调节货币政策松紧，因而退化为数量型调控模式。长此以往，公开市场操作的数量信号，而非价格信号，成为市场关注的风向标。

　　修复价格信号正当其时。2018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内外部政策环境的变化，数量信号的有效性基础正在发生动摇，为修复和强化价格信号创造了政策窗口。

　　第一，“利率落差”收窄甚至逆转。2018年7月至今，随着多轮降准落地，“利率落差”大幅收窄，货币市场利率趋近于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并越来越频繁地低于后者。

　　在此情境下，一方面，若不调整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则扩大公开市场净投放量将不再必然等同于注入流动性，甚至可能发挥相反作用。因此，央行不得不更加审慎地使用公开市场操作，导致数量信号在方向、力度、频率上的同时淡化。另一方面，在“利率落差”趋零之际，若能顺势调降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则能最大化其对货币市场利率的影响，从而修复价格信号的调节功能。

　　第二，“利率并轨”重要性上升。两会以来的政策动态表明，央行将利率市场化改革视为降低民营、中小企业融资成本的治本之策，因此“利率并轨”仍将稳步推进，不会因“稳增长”而阻断。通过调降公开市场操作利率修复价格信号，既能够完成“利率并轨”的前期铺垫，又将助力“稳增长”加码，将是2019年货币政策的关键平衡点之一。

　　“价格时代”，路在何方？

　　把握OMO“数量时代”向“价格时代”的转变，便不难理解央行的长短期政策意图。我们认为，当前公开市场操作的数量信号虽然模糊，但是央行的政策立场依然稳健笃定。由于当前流动性已经稳定于合理充裕状态，央行正在有意识地缓步慎行，一方面避免导致短期通胀压力和金融市场过热，另一方面则是为把握上述机遇，为长期的机制改革铺路。有鉴于此，我们对未来货币政策的走向做出两大判断：

　　其一，降准、降息尚待相机抉择。由于当前货币市场利率和民间借贷利率均位于低位，市场流动性相对充足，因此央行具有适宜的政策空间，根据不同情境从容决定降准、降息（OMO利率）的次序和时点。

　　情境一：在未来缴税、MLF到期等因素的共振下，若出现流动性短期紧缺并推动货币市场利率反弹，则将大概率先行降准，以最稳妥的方式恢复流动性的合理充裕。我们认为，下一个可能出现这一情景的时点是6月份。

　　情景二：如果货币市场利率保持低位，并且低于OMO利率的幅度较大，则央行将大概率推迟降准，以避免扩大这一差距、造成更多政策工具的失稳。相应地，央行有望择时先行调降OMO利率，以优先完成结构变革，使OMO从“数量时代”转向“价格时代”。

　　其二，“利率并轨”仍需前期铺路。从当前国情来看，根据价格信号传导的路径不同，“利率并轨”可能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初级模式”，以LPR（贷款基础利率）引导信贷利率，结构简单但是政策传导迟缓低效。另一种是“高级模式”，即构建“OMO利率-货币市场利率-债券收益率曲线-信贷利率”的传导链，结构复杂但是传导灵敏高效。

　　正如我们此前《中国利率并轨“三步走”》一文所指出，考虑到政策有效性和对复杂金融体系的支持性，第二种模式更为可能。但是，要完成第二种模式的“利率并轨”，需要先完成“调轨”（修复OMO价格信号），和“顺轨”（完善债券收益率曲线）。2019年，伴随着金融市场扩大开放、债市发展提速，以及可能的OMO利率调降，“调轨”和“顺轨”将加速推进，但是在年内“难尽全功”。由此，2019年将是“利率并轨”的铺路年和蓄力年，而非实施年和成果年。不宜对“并轨”落地有过早的预期，而更应密切关注“调轨”和“顺轨”所带来的系统性变化。

　　（程实系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钱智俊系工银国际高级经济学家）

责任编辑：李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