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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小康杰出贡献人物”林毅夫:不辜负大时代
林毅夫治学推崇独立研究、解放思想,不预设立场,只就事论事,“我的目标是建立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市场有效以有为政府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他在经济学界的建树对我国改革开放产生了重大影响、做出了重大贡献。
文|《小康》·中国小康网记者 刘彦华
金边眼镜、普通平头,不是明星却胜过明星,无论走到哪里,林毅夫总会被大批“粉丝”簇拥。
林毅夫,北京大学教授,国务院参事,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原专职副主任,世界银行原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他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1952年出生在中国台湾,27岁时冒死游泳横渡到大陆,几经辗转,进入北京大学;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赏识,留学美国芝加哥,4年后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从欧美名校获得经济学博士”学成归国;1994年,放弃“铁饭碗”,回归母校北京大学创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为中国智库的先行者;2008年6月,前往世界银行就任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作为世界银行第一位“中国面孔”,在全球版图上践行经世济民的理想;2012年任期届满,林毅夫重返北大,著书立说,推出了被称为发展经济学“3.0版本”的《新结构经济学》,希望以此在中国打造出经济学的一个崭新流派。
林毅夫被认为是国际经济学家最有影响的中国经济学家,是对中国经济决策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学者。
肯定与批评并存,恐怕是历来大多数知名学者所要面临的局面。
经济学界的观点实际上可归为两派,即主张市场化的市场派和主张政府主导的政府派,二者之争由来已久,其观点交锋贯穿了改革开放的每一个阶段。
林毅夫被认为是第二种观点的拥趸,与其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密切相关。该理论核心思想是: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上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内生于该经济体在该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与产业、技术相适应的软硬基础设施也因此内生决定于该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企业的自生能力则是新结构经济学的微观分析基础。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遵循比较优势是经济快速发展的药方,其制度前提是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
“我的目标是建立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市场有效以有为政府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这两个是有机的两面。但是好像现在有一种氛围,谁讲政府有为就会被认为是反对市场,这是我们必须扭转的一个环境。”林毅夫解释道。
林毅夫治学推崇独立研究、解放思想,不预设立场,只就事论事。在他看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给学界带来一个学术富矿,“在我们的改革过程中,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即有些出发点非常好的改革措施,从理论上讲也非常清楚,但推行的结果却常常与原来的愿望相左,甚至把问题搞得更复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不可否认,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总是以发达国家现有理论和现有经验来看问题,希望用那些理论和经验来作为本国改革发展的参照。”林毅夫提醒,理论的适用性、经验的适用性都是有前提条件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改革发展的前提条件必然与发达国家不一样,和完善的理论模型不一样。
林毅夫强调称,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难得的社会实验,中国经济学家不能辜负这个时代,应该从这场实验中总结经验,提出自己新的理论。
另外,林毅夫看好中国经济的未来。在2012年度第七届中国全面小康论坛上,林毅夫获选“2012年度中国全面小康十大杰出贡献人物”。他在接受《小康》杂志采访时明确表示:“中国有后发优势,有在今后20年内继续保持8%的经济增长潜力。并且,要实现这样的增长,中国有不少工作要做,包括从双轨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还要平衡来自环境方面的挑战,通过中国践行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革。”对于上述预判,林毅夫还表示,“我不是乐观,而是客观”。
“世界经济的主要中心转移到中国,这是不可避免的,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转移到中国,也不可避免。”林毅夫呼吁,“我们自己要有信心”。
责任编辑:陈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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