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改革开放40年40人】刘伟：办企业，顺势而为再加点敢为人先的勇气 （图片来源：采访对象） 编者按：1978年，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倡导下，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 40年来，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伟大变革。在这被称为“第二次革命”的惊险一跃中，企业家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见证者和实践者。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崛起，在中国政经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企业是市场经济能够确立的基石和主体，企业家则成就了企业。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这些站在时代潮头的企业家们，为我们的读者铺开过去40年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我们希望这个系列访谈成为一个幻灯：在中国经济社会成长和发展的历史画卷上，投射出光彩夺目的片子，告诉社会，这些造福中国的奋斗者们，他们如何开始、走过怎样一条光荣的荆棘路；而在今天这样一个新时代，他们又如何思考未来中国和企业家承担的责任和使命。 经济观察报 记者 李华清 12月的一个工作日上午，经济观察报记者在位于广州天河智慧城的佳都智慧大厦见到了佳都集团董事长、佳都科技（600728.SH）CEO刘伟，他连连道歉，因为行程临时变化，多次调整了采访时间。作为上市公司的一把手，临近年末，刘伟处理事务的节奏更加紧凑，午休时间也被秘书安排接待。 佳都科技目前的市值在115亿元左右，在资本市场上，它算不上是大企业，刘伟甚至用“小规模公司”来形容它，2017年的营收为43.11亿元。但这家小规模公司近年来接待了多位政要人员的视察。今年4月份刚启用的佳都智慧大厦一楼，空间开阔，前台右边墙上是醒目的橙色标语“城市慧变得更好”，前台左边则是展厅。 展厅除了展示佳都的发展史，重头戏是佳都新赛道的产品——视频云+大数据应用平台、人脸识别系统、城市交通大脑、城市轨道交通综合监控系统软件平台、地铁站台门系统等。佳都的员工甚至开玩笑说，他们对展厅的介绍已经有了标准流程。 “我们的赛道刚好卡在风口上。”刘伟如是解释外界密切关注佳都科技的原因。目前佳都科技的三大营收支柱——以公共安全、智能交通为核心的智慧城市业务，智能轨道交通业务，网络及云计算产品与服务，均踩中了方兴未艾的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概念。 佳都科技也投资了数家人工智能领域迅速发展的初创企业，例如2015年时投资了云从科技，该公司目前已在世界视觉识别大赛夺得7次世界冠军，拥有的人脸识别技术被银行广泛采用，目前是中国银行业最大的人脸识别技术供应商。2015年佳都科技投资云从科技时，云从科技的创始团队只有技术还未有产品应用，估值1.8亿，3年过去，云从科技成为人脸识别业界的“四大独角兽”之一，公司估值也水涨船高。 在外界看来，佳都科技在新赛道的投资下手很快，云从科技、千视通、睿帆科技，被外界关注到时，佳都科技已经参股。这固然跟佳都科技给所投企业对接资源、加速初创企业成长有一定关系，也离不开对技术需求的判断。佳都科技投资总监评价道：“老板对趋势把握得很准。” 对趋势的把握，也是刘伟在采访中多次提到的内容：“把握住国家发展的大趋势，顺应趋势，胳膊怎么拧得过大腿？” 回首佳都的发展史，26年的时间里，佳都也走过了改革开放以来大多珠三角老企业走过的 “贸工技”路线。从一开始的IT分销商，到现在搭上人工智能概念的早班车，刘伟对于趋势的把握，或许是眼光独到的。 ICT分销创业 1987年7月，刘伟毕业于中山大学数学力学系，当年9月份，北大教授钱天白发出了我国的第一封电子邮件，揭开了中国人使用Internet的序幕，但彼时我国还未接入互联网。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IT、电脑，却是跃跃欲试、充满求知欲的。刘伟回忆，那个年代，自己所读的这个专业，很多人毕业后从事跟计算机相关的工作，他自己就是一毕业就被分配到广东的一个设计院当工程师，做CAD（计算机辅助设计）。对于在设计院的工作，刘伟的评价是“工作不忙，待遇很高，但是非常枯燥”。 “有一天晚上加班到7点多，我和设计院的一个50多岁的同事在赶图纸。打算休息一会时，不经意看了看正在埋头画图、头发花白的老工程师，心里顿生感触，也许三四十年后，我就成了我的老同事，突然感觉看透了自己的一生。”刘伟感慨道。彼时刘伟未满25岁，不难理解，每个年代的年轻人都有颗躁动的心，渴望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1992年，刘伟如愿以偿和6个大学同学共同创业，佳都集团诞生，刘伟任佳都集团董事长。1992年刘伟才27岁，风华正茂，选择了一条跟自己当大学教师的爸爸截然不同的道路——从商。 佳都集团成立之初主营业务是IT电子产品分销。刘伟回忆，当时国内IT市场还处于初级阶段，甚至未形成渠道、分销的概念，很多科贸企业都是借道香港，才能实现与国际IT产业在信息、货源上的接轨，佳都甚至只能通过科贸企业连接IT基础设施提供商与用户。不难看出，做分销能挣到价格差，主要是因为市场发展不充分，卖方和买方市场之间存在阻隔，资源不对称。 1995年，佳都陆续与苹果、IBM、HP、微软等国际IT巨头签订了代理协议，终于跟美国的销售商、厂商取得了联系，拿到了IT电子产品的一手资源，公司步上正轨。1996年，佳都在广州、 北京、上海、武汉、成都五地成立了分公司。1999年，佳都获得国际投行的数百万美元风投，这对于当时的中国初创企业来说，算得上是巨款。2001年，佳都的成员企业佳杰科技在新加坡主板上市。 2013年，公司的证券简称由“佳都新太”改为“佳都科技”。 换道智能技术 靠ICT产品的分销，刘伟积累了创业路上的第一桶金。佳都前期的成功，刘伟称之为“模式创新”的成功，但模式很容易被模仿。到了21世纪初，在ICT产品分销领域，佳都虽占有一定的市场规模，但毛利率非常低，刘伟将所从事的业务定位为“供应链的底端”，几乎被产品的供应商和客户牵着鼻子走，更谈不上什么主动定价权，必须转型。 ICT支撑了很多行业的数据联通，刘伟想往产业链的后端走，切入智能轨道交通领域，2004年成立了新科佳都专门从事这一业务。到了具体的行业中，刘伟就发现得将佳都的一个短板补上来——多年从事分销业务，对于推广轻车驾熟，但没掌握技术。 “我们都是大学生创业，对于技术的敏感度比一般的民营企业可能要好一些。”刘伟称，2005年，佳都启动了3*3年战略转型滚动发展计划，3年实现一个阶段目标，分三阶段走。2007年，佳都集团购买了上市公司新太科技的部分股权，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2008年，开始布局智能化产业。对于转型做智能科技，刘伟笑称，刚开始时还被别人笑话“智能科技”的表述，“智能科技，现在听，不新鲜了，08、09年的时候，很多人都还以为是做楼宇自动化的。” 转型做智能轨道后，连续4年，佳都每年至少要投资2000万到技术研发中，但在2009年以前，佳都连一张轨道交通方面的订单都没拿下。“佳都不是国有企业，要是再没有技术产品出来，就倒闭了。不光成了笑话，还成了沙滩上的先烈了！”刘伟感慨道。 2005年——2009年，也是刘伟印象中创业以来最艰难的日子，甚至抱了“不成功就成仁”的心态在过活。终于在2009年，佳都独立拿下了第一张广州地铁的合同订单。 智能轨道业务找到突破口后，佳都科技的安防业务也因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打开知名度。2010年，广州亚运会开幕式在海心沙岛举办，总导演想要一个“以城市为背景、以珠江为舞台”的开幕式，很新鲜，但是对安保工作考验很大。佳都科技承建了海心沙主会场的安保平台，获得亚组委颁发的“信息通信保亚运，众志成城铸辉煌”锦旗。 在佳都的员工看来，智能轨道、智能交通和安防行业，客户很看重供应商过往的交付案例，客户的转换成本也非常高，能尽早上路拿下项目的承建权，对于后续竞争非常有利。现在，佳都科技的智能轨道交通业务已经覆盖了中国的20个城市，而中国只有35个城市开通了地铁；新警务视频云平台也在广东省内落地使用；2017年发布的城市交通大脑也成功在安徽省的宣城和合肥进行试点。 在ICT市场消除不对称之前靠产品分销挣一笔，当行业走向衰退期以壮士断腕般的勇气舍弃电子分销业务，闯进完全陌生、没有积累的智能轨道领域，熬过只出不进的前期研发投入，再持续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子，刘伟的创业史，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企业越来越重视核心技术的投入并试图在新兴技术领域找到一席之地。 对于创业以来的几次转折点，刘伟评价“布局早，也有运气的成分在”，“人工智能技术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找到应用场景才被认为有价值，佳都在08、09年要做智能科技时，谁能想到人工智能现在这么火呢？” 访谈： 经济观察报：佳都科技的发展，曾经或者目前遇上哪些时代机遇？可以具体化地描述时代机遇对于佳都科技的影响吗？ 刘伟：佳都的发展与壮大，离不开时代机遇。佳都科技是广州的本土企业，在改革开放的利好下发展，广州因改革开放而腾飞，佳都科技也因改革开放不断前行与蜕变。如今，国家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广州提出IAB战略，粤港澳大湾区政策以及“广深创新科技走廊”政策的利好，都将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创造更大的市场空间。 拿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来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需要新技术的突破，这对佳都是个好机会。广州社会科学院最新发布的广州蓝皮书中指出广州知识创新不仅走在全国前列，部分成果还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说明，广州创新要素不断在集聚，科技创新态势良好。广州市政府推出“IAB”战略，我们作为中国领先的人工智能技术与产品提供商，必然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佳都科技一直都很重视科技研发，可以借助大湾区发展趋势，掌握人工智能更核心的科技，为大湾区建设作出贡献。 粤港澳大湾区交通建设会迎来大的爆发。21条城轨+6座大桥，粤港澳大湾区交通需求爆发。按照2017年签署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将迎万亿级基建投资，中央提出粤港澳湾区城市群建设的国家战略，未来将重点围绕粤港澳大湾区、沿江多中心组团、三大枢纽，打造结构合理、层级清晰、换乘高效的世界级轨道交通网络。构建发达、便捷、高效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是成为交通枢纽湾区城市群的必备条件，也是缓解各城市交通拥堵、拉动周边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粤港澳大湾区必将带动珠三角新城镇化建设与推进，而基础设施建设、交通枢纽的完善，孕育着巨大的潜力。我们也将跟着国家的政策，拓展海外市场，对外输出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包括城市交通大脑和智能轨道交通技术等。 经济观察报：您觉得企业家精神是怎样的？ 刘伟：每个时代，企业家精神都有新的内涵。新时代，我认为企业家精神是创新、奋斗、责任。 创新是决定企业生死的至关因素。无论是产品创新、模式创新，还是管理创新、技术创新，无一不跟企业家有关。如果企业家缺乏创新精神，就很难对企业做出正确且有效的指导，更无法为企业注入新的竞争力，立足于市场之中。 奋斗精神永不过时。老一代企业家经历了物质匮乏、缺乏资源的年代，养成艰苦奋斗精神。新时代企业家有良好的社会资源，再加上互联网时代给予的便利，不像老一辈企业家艰苦，但是中国正处在转型变革的经济环境中，每一个企业都面临着消费群体迭代、生活习惯变化、技术升级加快等挑战，再加上市场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金融环境不稳，更需要不轻易言弃、艰苦奋斗。 担当责任成就大我。民营企业是在党的政策指引下，在各级政府的关心支持下优先发展起来的，企业家具有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和精神，承担社会责任，用自己的辛勤和智慧，带领员工发展企业、报效国家、反哺社会，要为促进社会发展和共同富裕发挥作用。 【时代背景】 1992年，刘伟和6个大学同学一起创业，成立佳都集团。 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南巡，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沿途发表了众多振聋发聩的言论，论述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判断标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指明前进方向。 4月，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 10月，日本天皇明仁访问中国，他是首位访问中国的日本天皇。[详情]
【致敬改革开放40年40人】柳传志：国产电脑的拓荒者 （图片来源：采访对象） 编者按：1978年，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倡导下，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 40年来，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伟大变革。在这被称为“第二次革命”的惊险一跃中，企业家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见证者和实践者。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崛起，在中国政经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企业是市场经济能够确立的基石和主体，企业家则成就了企业。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这些站在时代潮头的企业家们，为我们的读者铺开过去40年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我们希望这个系列访谈成为一个幻灯：在中国经济社会成长和发展的历史画卷上，投射出光彩夺目的片子，告诉社会，这些造福中国的奋斗者们，他们如何开始、走过怎样一条光荣的荆棘路；而在今天这样一个新时代，他们又如何思考未来中国和企业家承担的责任和使命。 经济观察报 记者 沈怡然 1984年，一位四十岁的中年工程师和他的10位同事一起，在中科院计算所一间20平米的传达室内，开办了一家公司，没有开业仪式和悬挂招牌，公司叫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这便是联想的前身，这位工程师名叫柳传志。 按柳传志的说法，“当时一是不愿意看到科技成果被束之高阁，二是想看看自己到底有多大本事”。 如果不是走了这一步，那么他在今后三十多年的人生里，既不会经历创业之初数次被骗的惨痛，也不会经历国外PC品牌汹涌冲击下的焦虑；但是同样，也无法经历带领国产电脑击败洋品牌的光辉时刻，以及站在人民大会堂领取“改革先锋”称号的荣耀。 彼时，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1984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让柳传志及其同僚们兴奋不已。国民经济正成为主战场，他们所在的中科院提出了“一院两制”，在做基础研究的同时，鼓励知识分子、科技人员下海办企业。 而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的计算机产业已经进入商用轨道，IBM、微软等公司也初具规模。据柳传志回忆，在他下海以前尚未看到过真正的个人电脑，“当第一次看见个人电脑是这么小的一个东西的时候，惊得目瞪口呆”。 拓荒时代 多数人评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属于中国企业家的拓荒时代，而柳传志正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1984年下海之初，柳传志和他的同伴们还根本不知道如何把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20万创业资金很快又被骗去了14万。据柳传志说，为了解决生存问题，他们甚至倒卖过电子表和旱冰鞋。 1984年，柳传志等11位科研人员在一间不足20平米的小平房（中科院计算所的传达室）中创办了联想 柳传志带领着公司，从“联想式汉卡”起步，通过代理国外品牌的电脑，积累资金和经验，逐步研发生产自己的主机板，还通过借道香港的方式，来解决在国内没有生产批文的难题。 原来“联想式汉卡”只是公司成长道路上的一个台阶，“微机主板”又是一个台阶，“代理AST还是一个台阶”。根据《联想风云》一书的描述，当时，联想公司的管理层们虽然知道柳传志是个雄心勃勃的人，但是直到柳传志说出“我们要办一个长远的公司，为子孙后代做点事，而不是办成一个短期的尽管能够闪烁光芒的公司”时，才特别清晰地感觉到这个人脑子里的梦想非同一般。 柳传志和联想当初的的选择，也引发了日后外界关于“贸工技”还是“技工贸”的讨论。或许在历史环境中更能找到答案。柳传志告诉记者，“当时公司拿不到生产批文，只能先从贸易开始，即便拿到生产批文也没有足够的钱去做生产，当时科学院没有更多资助，同时社会上也没有风险投资。” 他在回忆这段历史后有过这样的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像是一本书，是一页一页装订而成的。在柳传志看来，制造业的第一页就是张瑞敏口中不许随地大小便的车间，第二页可能就是所谓没有技术含量的中国制造。 这说明中国的经济进步是需要探索、积累、脚踏实地的向前迈进，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 危机四伏 改革中新旧体制的变更，时常伴随着对参与者的冲击。九十年代初，中央政府宣布取消微机进口调节税，还将在两年内取消微机的“进口许可证”。该时期被后来人广泛称为“狼来了”。 1992年开始，从客户竞标、订货会上，柳传志已经强烈感觉到中国市场就要变成国际市场，进口产品质量更好、价格也更有竞争力。同时，国产微机品牌在中国市场的份额逐渐下降，这让柳传志更确定了联想所受到的冲击。 回忆当时，柳传志认为外国电脑大量进入中国，对中国的信息化是有益的，但作为同业者，他充满忧虑，他觉得“人家就相当于是巨型战舰，我们就是一叶扁舟”。 不仅如此，国家内部也正经历非比寻常的改变，包括金融制度、投资体制、物价体制以及税务制度的连番改革。由此，当时围绕在联想内部的一个重要话题是，是继续搞自己的微机？还是退回来做外国品牌的代理商。 而根据柳传志回忆，“自己当时有一点豁出去的劲头”，柳传志称，把联想原来存在的问题好好捋了一遍，把原来的组织架构大规模地进行了改组。1994年3月，联想公司成立微机事业部，并由杨元庆任总经理，一边销售，一边研究如何提高质量和降低成本。柳传志称，自己曾带着公司的高管，到电子工业部去下战表，表态要“高举民族品牌的大旗”。 1994年2月14日，联想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 直到1997年联想电脑在中国市场电脑市占率排名第一。到2013年，联想电脑的市占率在全球市场占首位。 2000年进入新世纪的瞬间，全世界一片沸腾，中国科技力量及制造业的崛起也正被世界所察觉，电脑业也在其中，就联想来看，过去的10年里，联想微机覆盖了中国20%的用户，联想的员工从20人发展到超过一万人，并在期间完成了香港上市及新股发行计划。而创始人柳传志的名字被美国《商业周刊》列为1999年亚洲五十位风云人物，当时不乏有媒体将他称为国产电脑战役中的胜利者。 新的联想 总之，无论改革、市场还是国际形势，都进入了难得的平静时期。只是柳传志的内心并不平静，一个困惑他许久的问题是，如何能让现有的企业敢于创新，同时又能活下来？从下乡、进入计算所、创立联想，柳传志逐渐形成了“要做点事，也要保护自己”的信念。他告诉记者，当时的想法是，不能裹足不前，但进入高科技领域，搞颠覆式的创新，技术创新和业务模式的创新风险又很大。该如何平衡？ 他的答案是多元化。据他所说，一直以来美国的学术派都认为做企业就是要专一，但他曾到美国通用电气（GE）公司访问了十天，发现他们多元化做得非常好，并和总裁杰克韦尔奇详细探讨了开展多元化的结构。回来后，他主导将联想分拆为联想集团和神州数码，设立了母公司联想控股，自己进入到投资领域。 至于进入投资行业的理由，他称希望联想控股能够在除了电脑以外若干个领域，用投资的方式培养出领先企业。今天联想控股已经布局了君联资本、弘毅投资、联想之星、神州租车、拉卡拉、融科智地、正奇金融、佳沃集团等多个企业。 访谈： 经济观察报：改革开放之初，您和周围的人如何看待国家的变化？ 柳传志：当时最大的感觉就是，中国可能会真正结束阶级斗争的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现在的年轻人没法体会，当时，常年以来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所以当提出中国要走向“四个现代化”的口号之后，我想到的是人们可能可以真正地好好安排生产了，只是想到这儿，就已经令我们兴奋不已了。 经济观察报：在联想的道路选择上，外界对“贸工技”与“技工贸”存有争议，希望您结合当时情境，谈谈做出选择时的考虑，“贸工技”的选择具有必然性吗？ 柳传志：中国制造业第一页最典型代表的是海尔张瑞敏在车间里张贴的公约，其中有一条说不许在车间里大小便，你说这车间他得脏成什么样，乱成什么样了？但这就是我们当时起步时的真实情况。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不先生产出东西出来，先把自个养活好了，然后先拿钱去投什么技术，可能吗？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说，“贸工技”其实是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 柳传志：有很多人不理解，认为联想不重视技术，其实是有历史原因的，第一，当时联想拿不到生产批文，只能先从贸易开始；第二，即便拿到批文，也要有资金来做生产。当时做主板实际是赔钱的，而社会上没有风险投资，科学院也没有更多资金给我们，只能做贸易挣钱来弥补这份亏损；第三，在当时计划经济的年代，中国是没有企业的，只有厂，所以要通过给国外的产品做代理，向外国人学习什么是营销，什么是财务等等。 经济观察报：这么说“贸”本身也是一个积累和学习的过程？ 柳传志：今天大家对企业的渠道、营销、财务等都不陌生，其实都是当时那批企业家一步一步学过来的。举个例子，为什么当时一个本土品牌长城一下子就垮了，因为他不懂得“贸”，长城那时候的体制叫订货会，不是真正的面向市场。而联想毕竟卖过东西，知道如何运用市场规则 “贸”可以说既是一个积累资金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经济观察报：2004年联想集团收购IBM的PC业务，当时为什么有了这样的想法？ 柳传志：当时联想在中国已经是第一名了，比第二三四名加起来份额都多，但是我们营业额却只有30亿美元，而计划并购的公司是100多亿美元，就说明当时世界市场很明显要比中国市场大很多。而我认为，一个企业要想长期发展下去，战略上就是两条路，一个就是向世界进发，还有一个就是在中国国内做多元化，两条路联想都试过。最后在2003年的时候决定向世界进发。 经济观察报：能具体谈谈那段经历吗？ 柳传志：是IBM企业在2003年底来找的我们。IBM当时的情况是，在硬件业务上全面赔钱，原因就是同样的业务、同样的人却做不来两件事情，就好像穿着西装去卖油条。 然而，并购IBM全球PC业务这一动议，在当时联想控股的董事会上，没有一个人表示赞成。因为大多数人都认为，像联想集团这样一个30亿美元的公司要并购美国一个100多亿美元的著名世界级大公司是不太可能的，而且也有着非常大的风险。 第一是品牌的风险，我们买的是IBM的ThinkPad笔记本，中国人当了IBM的股东，这牌子人家还认不认；第二就是你买回来的是美国的销售人员、科技人员，这样一支国际团队，是否愿意为中国股东工作；第三个更大的问题是文化磨合的问题，中国人、美国人、欧洲人、印度人等等在一起，高层、管理层、上层下层，能在一块儿好好工作吗？能配合得好吗？后来我经过专门的调研和认真的思考，想明白这些风险是可以克服的，才在董事会上支持这次并购。 2004年12月8日，我们宣布并购IBM PC业务。宣布的场面，我相信当天在场的人会刻骨铭心地记住，因为所有的记者都热烈的、疯狂地鼓掌。一个认识的老记者上来握着我的手说，柳总，这事干得漂亮，将来成不成不管，死了你们也给中国人争光了，我为这个给你鼓掌。 2004年12月8日，联想集团宣布收购IBM全球PC业务 经济观察报：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柳传志：改革开放真的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难得的一次机会。这个时代真的是太了不起的时代，改革开放解开了绑在中国人身上的绳索，让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真正发挥出来。改革开放让我有了充分的施展，人生价值有了充分的体验，酸甜苦辣都尝过了，这真是我这一生中最大的幸运。未来，只要中国坚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像总书记说的，做好顶层设计，珍惜这段我们叫战略机遇期，我相信后边中国、中华民族一定会有光明的未来。 经济观察报：您觉得自己最主要的性格特点是什么？这是否也决定了您的领导风格？ 柳传志：我觉得朋友、同事大概都觉得柳传志是个很靠谱的人，这其实就是企业愿景中所说的，值得信赖、受人尊重。我说努力去做，大家立刻就信我，而每当我说了话做不到，内心会非常纠结、痛苦。因此，凡说过的话，我就一定要努力做到。 比如我们公司里边，规定开会不允许迟到，否则要受到相当难堪的处罚——罚站。一个十几个人的会，迟到的人进来以后，要把会停下来，像默哀似的，看他站一分钟，所以这是很难堪的。我觉得很了不起的是这个制度是90年定的，直到今天。为什么要把这个事定得这么严格，能做到今天呢？这么多年过去了，联想换了这么多的人，但是这些东西要永远记住，制度不定就是不定，定了就一定要做到。 【历史背景】 1984年，柳传志从中国科学院辞职，在北京中关村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公司，也就是联想的前身。 那一年，发达国家计算机产业已经进入商用轨道，市场中IBM、微软等公司初具规模； 那一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次改革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提出确立国家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扩大企业自主权；确立职工和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保证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详情]
【致敬改革开放40年40人】刘若鹏：当民企进军国防军工 （图片来源：采访对象） 编者按：1978年，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倡导下，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 40年来，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伟大变革。在这被称为“第二次革命”的惊险一跃中，企业家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见证者和实践者。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崛起，在中国政经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企业是市场经济能够确立的基石和主体，企业家则成就了企业。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这些站在时代潮头的企业家们，为我们的读者铺开过去40年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我们希望这个系列访谈成为一个幻灯：在中国经济社会成长和发展的历史画卷上，投射出光彩夺目的片子，告诉社会，这些造福中国的奋斗者们，他们如何开始、走过怎样一条光荣的荆棘路；而在今天这样一个新时代，他们又如何思考未来中国和企业家承担的责任和使命。 经济观察报 记者 沈怡然 眼前这个35岁的青年人声音洪亮，向记者详细介绍着超材料、隐身技术以及与之相应的国防应用，他的身后摆着一件某型号隐身战机的模型。他是光启集团创始人、总裁刘若鹏，采访发生在2018年11月7日下午，他刚刚在上海参加完团队技术研讨会的刘若鹏来不及喘息，便马不停蹄地赶到第十二届珠海航展。他称，希望每个驻足展台的人，都能从这里看到中国国防的实力与民间科研力量的活力，看到中国最新一代武器隐身解决方案和产品。 “光启用8年时间把超材料产品应用在尖端武器装备上并定型，下一步，就是在多种尖端武器装备上批量生产”，在光启的展位前，刘若鹏告诉记者，彼时，光启为国家生产先进武器装备的超材料智能工厂已经建设完毕。 像所有媒体已经描述过的，这是一家神秘的公司，在过去的8年中，从五位海归科学家团队，成长为从事新一代隐身技术和海量目标追踪技术的尖端技术企业。 据多名接近光启的人士表示，这是一家典型的军民融合公司，从某种角度上，光启的历程，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军民融合发展的过程。刘若鹏与某隐形战机总师孙聪院士在湖南卫视《我是未来》节目上公开称“我国超材料已在国际上率先提前应用在我国最重要最先进的装备上”。 种种迹象表明，这家不足3000人的企业为中国尖端武器装备做出了贡献，这也被多位接近该公司的人士所认可。 光启成立以来的8年时间，是中国国防工业向民企开放的萌芽阶段。通过资本、技术、人才的交融，民企进军国防军工，和国防技术转化到民间，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特区长大 作为一个在特区长大、又步入特区建设的人，刘若鹏对特区精神的总结是“不谓艰难”，“没条件自己创造条件，勇于直前，杀出一条血路的创新精神，只要特区精神在，创新就永无止境”。 刘若鹏是一个在深圳长大的西安人，1990年他7岁，被父母从西安带到了深圳。“我住进了深圳中兴通讯的大院，发现父辈辛勤忙碌的工作状态与从前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差，父辈们从没有资金、没有任何其他条件的情况下艰苦奋斗、坚持创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高规模企业发展史上的奇迹”。 回忆起在深圳长大的经历，刘若鹏有一个深刻的启示：成功不是来自于噱头和关系，而是来自于个人的奋斗、坚持与智慧。没有条件，就自己创造条件，坚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高中时期开始，刘若鹏痴迷于参加物理和数学竞赛，特别是电磁领域的前沿科学，后来在浙江大学读书时，他开始有了一个科学的创意，即如何通过计算机的设计和微纳米的加工制造，实现自然界材料所不能实现的功能，刘若鹏认为，这是他和超材料结缘的开始。 从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到美国杜克大学，刘若鹏一直从事超材料相关的研究。2000年前后，超材料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学术体系和科学体系，但是刘若鹏称他对超材料的热情丝毫不受这些因素的影响。 辗转回国 刘若鹏25岁那年，以第一作者身份在《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引起科学界轰动，这篇文章记录了他利用超材料做出一件隐身衣的过程。简单来说，通过在物体表面覆盖特殊的超材料，引导被物体阻挡的电磁波可以改变原有的反射方向，甚至可以绕着走，从而实现完美隐身。从公开材料看，该成果引起了国际关注。 彼时，超材料相关科学正在探索电磁波隐身的技术。隐身技术及隐身飞机的应用都是世界范围内多国军备竞争的角力点。当年刘若鹏25岁，尚未想过自己会置身于国家、尖端技术、军事竞争的浪潮之中。 “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国界。在博士毕业后，我和几位联合创始人回到祖国，继续我们的超材料事业”，刘若鹏称，“那一年，我刚过26岁，向我妈妈借来20万启动资金”。 刘若鹏的同学、光启联合创始人之一赵治亚说，刘若鹏在美国学习勤奋刻苦，有很多创新思想，并且行动力极强，能将这些创新思想付诸实现，我们与他共事多年，也愿意跟他回到中国创新创业。 为将超材料技术产业化，他们在长三角、珠三角寻找多个城市落户，最终来到了深圳。 光启的联合创始人 民企参军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家将国防科技工业体制的变革作为关键课题之一，一直以来，军队、军工集团、地方政府、民营企业各有体系，难以融合，国家在政策导向上，努力打破这四大主体自成体系的局面，以中国的国防实力带动经济实力，同时，鼓励国防体系吸纳来自民间的高精尖技术力量。 光启作为一家初入军工领域的民营公司，第一个合作伙伴是中航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这是中国首家进入世界500强的军工集团，旗下多家飞机设计、制造厂位于沈阳、成都、西安等地，数十年来垄断着中国军用航空器领域。根据公开材料，双方曾联合开展在武器装备预先研究课题的论证与合作。 对于一名80后科学家、创业者而言，民企参军的路上，要克服的艰辛和困难其实难以想象，刘若鹏称“在尖端军事领域，做最顶级的武器装备，就如一把最严苛的尺子卡着你，你如果做的不够优秀，你的技术、人才、资金跟不上，会立刻被淘汰掉。” 在完成第一轮0到1之后，刘若鹏认为，下一步是深入的影响到除了武器装备、军民建设之外的领域里面，包括公共安全。在尖端军用技术转民用的过程中，光启已经将海量目标追踪技术应用于城市反恐等垂直领域，发布“海量目标追踪系统”，并已在多地落地应用。 改革突破 超材料技术的颠覆性以及对国防科技的重要性，让光启从建立之初就成为一家军民融合企业。作为改革开放最早一批进入军工领域的民营企业家，刘若鹏认为，光启发展的8年时间，也是中国军民融合战略从落地到深度融合的关键时期，这令他越发深入地理解改革。 对于军民融合，刘若鹏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如何让社会精英、人才开发新的创新科技，去服务国家的国防军工建设，让国防军工领域汲取各个领域，各个行业最新的技术。 第二种理解，他认为也是军民融合一个更大的战略意义。几乎所有的前沿技术，它的发展应用都有一个规律，从实验室诞生，在军工领域实现工程化和产业化，然后广泛应用到民用领域，实现普及。芯片、半导体、激光、通信这些高科技无一不是沿着这样的路径发展。 纵观历史，飞速发展的汽车工业、飞机工业、半导体、计算机、互联网，无一不是军民融合的产物。正如刘若鹏所言，“如果没有军民融合的体系去牵引，科学家的一个科学创意，就无法以极短的周期实现工程转化，更无法加速大规模的民用过程，激发生产力而带来变革”。 访谈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超材料从2009年发表论文后，一直没有产业化？ 刘若鹏：超材料作为一种技术，可以投入到任何行业，而我们选择优先投入到尖端武器装备。这个行业有一定特殊性，通常需要10—20年迭代周期，大到整体，小到任何一个结构件，只要参与了生产研制过程，都是如此。同时，一些技术和产品是直接应用在国家的尖端武器装备上，都有保密要求。光启花了8年时间把产品定型，认为这样的速度已经很快了。 经济观察报：进入尖端武器装备领域，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刘若鹏：民企参军，要克服的艰辛和困难其实难以想象，所有解决方案都要满足极为苛刻的技术要求和复杂的战场环境，无论风吹日晒、雨淋雷击，大到整体，小到任何一个结构件都要经得起各种考验。最顶级的武器装备，就如一把最严苛的尺子卡着你，你如果做的不够优秀，你的技术、人才、资金跟不上，会立刻被淘汰掉。 经济观察报：对于民企进军国防工业领域，您有什么经验之谈？ 刘若鹏：通过近几年的发展，光启摸索出了一套由军方需求直接牵引，军民合作技术驱动，逆向设计迭代优化的发展模式，也形成了三点体会和思考。 第一，军方需求直接牵引是技术创新型企业最大限度发挥先进生产力的基础。引领式的技术创新、装备创新与战斗力创新，需要从上至下、从军方作战需求的短链条直接牵引创新机构迭代开发，需要总部机关更深入地推进各项具体进程。 第二，针对具有战略意义的装备创新技术的民营企业，军方可以区别对待，在直接引领这种新质技术装备化的同时给予持续的、多渠道的研制经费投入与支持。 第三，坚持军民技术相互转化是创新型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军民融合发展的难点在于军品规模、保障周期难以支撑民营企业的市场化发展模式，特别是对于光启这类开展源头创新的科技企业，从预研到列装至少要经历十年以上时间，无论资金还是人才方面对企业发展都存在极大挑战。因此，公司整体技术、市场、品牌、资本规划设计对军民融合企业尤为重要。光启在军品研制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先进技术为高端民用产品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同时，民用整机系统的研发也为企业军品向整机系统过渡提供了技术基础。 经济观察报：以企业之力将前沿科技进行产业化，光启有什么样的方法论？ 刘若鹏：首先，一个原则是，基于最底层的科学，无论是数学、物理学，材料科学等领域，以持续性的创新为核心竞争力，真正要发扬科学的力量去带来变革，而不是一上来就侧重市场。这样的话，便适宜采用最短平快的方法对接市场创业的逻辑，要有不同的商业化路径，这也是光启最开始以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的形式存在的原因。 在这样的原则上，光启确定了产业化的路径，就是以尖端的武器装备作为第一步，将技术进行验证和规模化生产，技术催熟后，再逐步应用到军工以外的领域，包括工农安全、大交通。就好像滚雪球一样从顶端向下扩散，由军到民发展。因为纵观我们的汽车工业、飞机工业、半导体、计算机、互联网，无一不是遵循这样的发展规律。 经济观察报：商业和技术，哪个对于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起到的作用更大？ 刘若鹏：都很重要，很难说哪个的作用更大，最理想的状态当然就是两者并驾齐驱。借用一对新名词来说，技术主要是解决供给侧的问题，商业主要是破除需求侧的障碍。近些年来，中国在商业模式的创新上取得了一些成绩，重塑了人们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但在技术创新上，突破还不多。 经济观察报：那又为什么两次登陆资本市场呢？ 刘若鹏：一个基本的原因是融资。波音、罗马、雷神，都是通过上市发展壮大的，借助资本市场是高科技领域进入军民融合的最优模式。其中登陆港股还有一个原因是，进入了武器装备领域，发现其中有两个问题，该领域的国际化交流交往并不像其他领域那样容易，引进人才很难，主要是为了在技术和人才，相当于国际交流和交往的平台。而登陆A股，是计划将超材料规模化生产并应用到海、陆、空多类军事领域，与此同时，将超材料技术应用到城市安防反恐等民用领域。 经济观察报：光启也曾受到来自资本市场的质疑，对此您怎么看？ 刘若鹏：做尖端技术，产业周期长、转化成本高，直接跳过去进入商业是不可能的。这是行业的客观规律。投资有不同行业、领域、周期的分别，从前或许大家只关于消费领域投资、工业领域投资，再后来关注到尖端技术的投资。而尖端技术是个新品类，一直以来没有，大家会慢慢认识到。 经济观察报：从五位海归的创业团队到千人规模的尖端技术企业，你觉得光启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刘若鹏：支撑光启发展的是我们的基础研究，基础科学研究是底层科学研究做的事情，只不过大部分的基础研究不由作战进行牵引，所以做完了以后变成论文扔在实验室里面，而我们是用作战场景牵引出来的基础研究，将科学转换成实实在在的战场战斗力。 经济观察报：光启的基因是什么？ 刘若鹏：比较极致的崇尚用科学的力量，不完全依赖用经验的手段解决问题。可能是因为整个组织或者这个团队的基因，包括我自己的问题。后者我们认为充其量只是一种重复和补充，但是，真正要发扬科学的力量去带来变革的话，这也是非常难的过程。 经济观察报：你愿意别人称呼你科学家、企业家，还是投资家？ 刘若鹏：我一直对自己的定义是创新者，从来没有变过。 经济观察报：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来总结改革开放40年，怎么表达？ 刘若鹏：这是一个从0到1的时代，是以科技创造生产力，以创新实践引领社会发展的40年。 【历史背景】 2010年，刘若鹏等5名海归科学家在深圳建立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这是光启的研究实体，开始了将超材料从基础研究引入商业化的进程。 那一年，全球超材料相关科学正在探索电磁波隐身的技术，隐身技术及隐身飞机的应用都是世界范围内多国军备竞争的角力点。 那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审议通过了《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实施办法》，进一步推进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建设。而在2007年，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颁布《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防科技工业建设的指导意见》，首次开放民资进入国防科技工业领域。[详情]
【致敬改革开放40年40人】英特尔杨旭：40年，见证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 编者按：1978年，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倡导下，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 40年来，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伟大变革。在这被称为“第二次革命”的惊险一跃中，企业家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见证者和实践者。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崛起，在中国政经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企业是市场经济能够确立的基石和主体，企业家则成就了企业。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这些站在时代潮头的企业家们，为我们的读者铺开过去40年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我们希望这个系列访谈成为一个幻灯：在中国经济社会成长和发展的历史画卷上，投射出光彩夺目的片子，告诉社会，这些造福中国的奋斗者们，他们 如何开始、走过怎样一条光荣的荆棘路；而在今天这样一个新时代，他们又如何思考未来中国和企业家承担的责任和使命。 经济观察报 记者 沈建缘 邓晓蕾 在过去近三十年，英特尔经历了与中国PC产业共同成长的阶段。作为参与者，英特尔见证了中国ICT企业逐渐成熟壮大，从早先追求产业速度，到如今着力创新。作为英特尔中国战略的制定者，英特尔公司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杨旭深信，与中国市场携手共进，对于正在试图翻开新一页创新篇章的英特尔来说，具有特殊意义。 1986年，就读美国GMI工程管理学院（美国通用汽车工程管理学院）主修电机工程的大二学生杨旭，怀着对集成电路的巨大热情，以实习生的身份加入了英特尔。彼时，英特尔刚刚在北京的民族饭店设立代表处不到一年。推销其在全球的非核心产品：工控机与单片机，并与当时的中国航空航天部建立深度合作关系，计划成立第一家合资公司。 当时仍在上大学的杨旭回忆起来仍非常激动。“刚加入时，听说英特尔准备和中国企业建立合资公司。我非常兴奋，想参与进来，可以有一点贡献。” 1987年，杨旭还作为翻译接待了当时到访英特尔的15人的中国代表团。 1992年，杨旭正式踏上回国的征途。为英特尔在中国本土的个人电脑OEM业务开疆辟土。开始了与英特尔近三十年的渊源。九十年代初，刚刚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都在努力适应市场。对于杨旭来说那是一段特别美好的时光。“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改革开放的‘开放’。市场以开放的心态，张开双臂欢迎你。”他说，“当时我每天都去拜访客户，当时与刚成立个人电脑部的联想走的很近，中午与杨元庆午饭，一起聊产品怎么定位，市场、渠道策略，如何销售等等。”当时，杨元庆正带领联想个人电脑业务，开启大刀阔斧的改革。 1985年英特尔在北京设立代表处。 1993年5月，随着英特尔推出的内含300万颗晶体管的经典作品“奔腾Pentium微处理器”，主宰整个世界PC市场的“Wintel联盟”（奔腾芯片与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组成的）像风暴一样席卷了整个市场。成为高科技产业史上一个重要的利润引擎。 联想抓住了这个机会。当年第二季度联想电脑的市场份额就猛增到70%，年销量翻番达到22.8万台。到1997年，联想的销售量达到45万台，全中国PC销量为180万台，其中95%的电脑中装着英特尔芯片。而在一年多前，整个中国PC市场的容量也就50万台左右。联想电脑百万台下线仪式上，联想创始人柳传志将第100万台电脑赠送给时任英特尔CEO安迪·格鲁夫。安迪·格鲁夫先生在时还承诺，“只要美国休斯敦有的东西，中国也要第一时间有”。如今，这台电脑被收藏在英特尔博物馆。 经历过在中国的第一个10年的“摸索适应”阶段，英特尔进入“与产业一起高速增长”阶段。后发的中国市场，崛起势头强劲。正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英特尔全球的第二大消费市场。英特尔意识到，中国不再是产品倾销地，而是战略重心。未来让中国市场能够分享其更为广泛的全球资源。2007年1月1日，中国“升级”为英特尔全球五个独立报告区域之一。新的英特尔中国区成立，与美国、欧洲、中东部非洲、和亚太区等区域并列。杨旭与蒋安邦（John A． Antone）共同出任英特尔亚太区总经理。 杨旭认为，英特尔三十多年的发展轨迹始终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遥相呼应。英特尔所经历的中国电脑产业、计算机产业、信息产业的变迁，正是改革开放的缩影。“我们目前的战略是‘不变’与‘变’，即：响应中国国策的方针不变，但会随时根据中国ICT产业创新趋势的变化而变。”在2015年元宵节所写的一篇署名文章中，杨旭曾说。 2015年，正值英特尔进入中国市场三十周年。英特尔正在努力布局中国市场，而有效运转的生态体系是其中的关键。截至目前为止，英特尔是在华高科技领域最大的外国投资企业之一，协议总投入约130亿美元，拥有美国总部之外最为全面的业务布局，包括前沿研究、产品技术开发、精尖制造、产业生态合作、市场营销、客户服务、风险投资和企业社会责任等。 在此之前，英特尔正在进行一场面向移动市场的“冒险”。2012年底，PC市场出现了11年来的首次下滑，随着各种新应用和产品的面市，英特尔将面对不同以往的道路和挑战。与此同时，中国正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PC市场和全球最大的手机市场。 从过去与OEM厂商一起提供个人电脑，到智能终端的用户体验；从销售产品到赋予用户能力；从向中国市场提供产品，到与中国的合作伙伴追求技术和产品的协作共赢；从技术转换到合作创新。 2014年底，英特尔宣布投资16亿美元升级英特尔成都工厂，将全球最先进的封装测试技术部署在中国。同时展开了在华历史上最密集的投资与合作布局。 2015年，英特尔将最新的非易失性存储技术引入中国，落地在英特尔大连制造。英特尔计划升级改造其大连工厂现有设施、并依托于多年来在大连所建立起的世界级的工厂运营能力和精尖制造专长。未来，英特尔预计对此项目投资高达55亿美元。 如今，进入中国33年，英特尔的在华策略也与中国宏观发展战略相配合。对杨旭和他的英特尔中国团队来说，如何在未来的人工智能、无人驾驶、物联网、云、5G等领域，成为新技术的整合者，并拓展更为庞大和完整的生态系统，是他们面对的真正的挑战。 在采访时，他还提及最近中医给他号脉说“现在用脑有点过度。” 他说， “你在五年前问我，我也很惶恐，怎么转型，英特尔究竟能不能转过去，什么叫转型，怎么转，我们为什么转？因为没有看见问题的实质，大家都是瞎子摸象，摸到一小块儿就说这是未来。后来发现摸着条腿也是类似，摸着鼻子也像，最后才逐渐地通过五年的时间才发现数据的一些规律。你说现在是不是百分之百摸清楚了，我们是大概摸出一个框架了。” 杨旭表示，“英特尔要帮助中国的产业在人工智能的时代进行快速、更有效地增值和创新，提供最好、最强的计算和分析平台。”他相信，一旦英特尔能与这些看似彼此有巨大差异的企业伙伴协同合作，就能取得突破性的成功。作为创新者和整合者，英特尔将最终汲取各家之长，再次建立新的生态联盟，进而释放巨大的可能性。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英特尔成立50周年。英特尔的布局也会因为这种开放式的合作创新而进入到各个行业和领域。这不仅会改变整个行业，更将再造英特尔。而中国，在其中将扮演重要角色。 访谈： 经济观察报：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变化，如果用三词概括，您会用哪几个词？ 杨旭：“受益者”肯定是一个，从公司到个人，到产业的发展，我们都是共同的受益者。我们也是“参与者”“见证者”，同时还是“贡献者”。从我自己的感受来说，我能想到的就是这个经历很独特。那时候，我还在初中升高中的时候，出现一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的歌曲，对我们那一代人影响非常深，本身这就是一种见证。 从个人到后来自己从事的这个行业，包括英特尔公司本身在华发展，我觉得真的是很幸运，在一个这么激动人心的年代。 经济观察报：作为改革开放初期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一批科技领域跨国公司，在英特尔看来，过去几十年中国科技领域最显著的变化体现在哪些方面？英特尔对此有何贡献？有何收获？ 杨旭：我从92年开始就回中国。当时还是出差。但整个产业、整个市场对高科技就表现出极大的渴望。即使到今天也还是这样。这个产业从无到有，变化最大的就是（中国企业和行业参与者）学习能力特别强，进步的速度特别快，像海绵吸水一样。在过去二三十年走过的路，中国比其他国家很多产业快得多，是走在一条加速的快车道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中国的芯片产业不仅和世界接轨了，而且在多领域已经有世界数一数二的市场规模，对未来技术的走向和需求有主导作用。现在，中国产业已经不是简单的跟随者了，已经从跟随者向引导者过渡。 在改革开放40年的时间点上，全球范围内很多技术已经很成熟，未来的趋势也很明显，我们应该要练内功了。我相信，高科技产业是要一代一代要做下去的，这是没有终点的马拉松。产业需要不断的持续创新和延展。所以，一定要有长远的投入，多做事，少说话，最后去市场验证成功，这才是高科技很重要的文化。 经济观察报：如何看待英特尔在华业务的发展机会和挑战？ 杨旭：改革开放40年，实体经济将迎来一次新的腾飞。我们不断谈论企业数字化转型、寻找新的增值点。那么增值从哪里开始呢？那就是 “+互联网”。作为高科技企业，我们要想如何通过高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在智能基础上完成增值。让企业和消费者，和他的客户更近，可以让他为客户提供更多的以前除了产品之外的服务。 很多人知道我不参加“互联网+”的活动，只参加“+互联网”的活动。为什么呢？因为在“互联网+”上不断创新，那也是一种模式，但是风险更大。然而，实体经济其实才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如果说我们这些高科技技术可以帮助实体经济找到未来的创新增值空间，那就是改革开放到今天一次新的腾飞。 当然，英特尔现在面临很多挑战。虽然在过去30多年，与国内产业合作验证了的很多成功的模式，当然这当中也有很多的教训。有一点，需要明确，在看不清楚未来的时候要去研究历史。 现在英特尔处于转型期，从传统的供应PC芯片、服务器芯片的信息技术时代，到现在云计算、数据洪流的时代。但云计算也好，数据洪流也好，无外乎是完成一个从采集数据到传输数据到挖掘处理数据，最后使数据完成增值，最后把增值业务推给用户。它是在完成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已经在提前布局，提前研发、也为并购做好了准备。 经济观察报：如何看待目前跨国公司在华营商环境的变化？ 杨旭：我觉得一定有变化，有很大的变化。因为路是越走越宽，不是越走越窄。我们看到所有的产业在融合，这也是改革开放40年来非常大的一个变化，行业和行业之间的界限不再那么明确，而且很多的行业都在融合。 现在是到了考验跨国公司的时候。技术加工这已经是40年前的模式。我们的心态一定要变，这是跨国公司要去探索的。探索对了，那这个企业就找到了新的发展空间，如果说找不到那是你自己的能力不行。 英特尔的策略就是做正确的事儿，跟随国家政策走。英特尔在大连、成都都有非常成功的投资和发展，我们深刻感受到了当地政府提供的高效、务实、专业、诚信的重要支持与出色合作。相信未来中国的环境会更加开放，知识产权的保护会加强，在这些方面对政府有信心。希望和合作伙伴保持长远互信的关系，合作不是短期的，互信也是要长久的相互信任才能走得更远，国际关系是这样，企业之间也是这样。 我们目前在寻求新互补性的合作模式，这是一个双赢策略。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哪些是跨国公司可以做得好的，哪些是中国这些企业不断建立起来的能力，找到双方的特征，形成互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才是更长远的合作模式。 经济观察报：作为“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首批跨国企业的本土领导人，英特尔的职业生涯，对您个人而言意味着什么？ 杨旭：第一，我觉得这么多年来最关键的是信任，公司可以信任这样一个中国背景的人，从一线的销售做到后来管一个小团队，后来管一个大的团队，现在可以帮助公司未来的大的战略策略进行一些布局，能够这么多年下来，还在不断给你这样的信任，这是最难能可贵的。英特尔中国在英特尔的话语权是很强大的。 第二，公司给你这个平台，这个是最了不起的。你不仅可以影响到他，而且他在你去施展的时候，去做事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来告诉我说，你怎么去做，从来没有。我20年前回来怎么做的，总部始终是百分之百信任。 这么多年来，英特尔延续了这样的文化，他的连续性、稳定性以及信任的加强，我觉得是很难能可贵的。 经济观察报：目前，英特尔进入了数据为中心的智能互联时代，大力推进AI、无人驾驶、5G等领域。你认为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你与团队讨论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杨旭：改革开放40年来，英特尔在中国30多年，跟中国真正深度融合。未来，从大的方向来说就是如何与中国深度合作。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技术创新帮助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我们都希望在这里继续推动落地，突破。 对于英特尔中国而言，我们经历了初期迅猛的增长之后，后来到了一个稳定发展期，现在到了一个很挑战，很复杂的环境。当然路越来越多，大家想不清楚应该怎么走了，到这个时候要经历一个惶恐期，继续找到未来的路，再在一些新的路上去尝试，这是一个调整期，一旦找对了，这就是一个深入合作，互相依赖，更长远的战略合作了。 当然，想好方向的同时，还要为未来提前布局。首先自身要布局。 现在每个公司都在想通过数据能做什么？英特尔想的是，以前是处理信息技术当中的数据，办公数据，现在面临个人数据，人工智能的训练和推理，还有未来的加速、深度学习、神经拟态计算，量子计算等，对这些的处理是不是也要布局？ 其次要合作。这些东西不是你一个人在做，全世界很多人都在做。这个时候中国的发力点和时间一点都不滞后，我们寻求双方都认可的共同点，我做这个，你做那个，最后加在一起，互补性很强，而且双方都认可，这是我们现在要探索的。 经济观察报：英特尔在华研发、多元化的创新合作以及革新性产品线的已有布局和未来规划是什么？是否会有新的投资计划？ 杨旭：我经常说永远是要动态来看而不是静态来看。比如说我们对外公布了和澜起科技、清华大学共同合作的项目（备注：指2016年英特尔和清华大学和澜起科技联手研发融合可重构计算和英特尔 x86 架构技术的新型通用处理器）。 以前照理说是很敏感的领域，英特尔拿一个我们的核心技术，和清华大学的IP他们开发出来了可编程架构进行对接，在我们的芯片上共同开发，做出一个可以满足中国市场需要的安全可控的技术。这个案例很经典，说明了我们对未来的信心和展望，这样的合作在未来很多领域，国内的创新，国内的能力，我们共同的能力加在一起真的可以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在这个领域的合作，在全球是首屈一指的。证明我们与中国的合作已经进入了“深水区”。但共同发展，不能为了深度合作而深度合作，深度合作的目标是为了在新的领域找到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仅靠英特尔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详情]
【致敬改革开放40年40人】陈东升：一个企业家的诞生 （图片来源：采访对象） 编者按：1978年，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倡导下，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 40年来，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伟大变革。在这被称为“第二次革命”的惊险一跃中，企业家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见证者和实践者。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崛起，在中国政经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企业是市场经济能够确立的基石和主体，企业家则成就了企业。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这些站在时代潮头的企业家们，为我们的读者铺开过去40年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我们希望这个系列访谈成为一个幻灯：在中国经济社会成长和发展的历史画卷上，投射出光彩夺目的片子，告诉社会，这些造福中国的奋斗者们，他们如何开始、走过怎样一条光荣的荆棘路；而在今天这样一个新时代，他们又如何思考未来中国和企业家承担的责任和使命。 经济观察报 记者 文钊 从一个南方小县城的科学青年到一家世界500强公司的创始人和掌舵者。如此形容62岁的陈东升过往的人生经历，未免过于简单和粗暴。如果不把他的个人经历和这个国家走过的这段波澜起伏的历史放在一起，恐怕我们根本没法理解这种外人眼中的成功是如何发生的。 采访结束，陈东升问我们，你们今天看到的我，跟你们了解的一样么——我从来都是这样的。他这样说。当天的采访在泰康商学院的一间会客室里，阔大的会客室里，正面的墙上挂着一幅《黄河颂》的复制品。那是陈逸飞的作品，画面上，一个红军战士在崖边持枪而立，身体挺直，他的身前是奔流不息的黄河。 这是他最喜欢并收藏的作品之一。采访前的那个下午，他跟一批来自各地的公司高管做交流，还跟下属们谈到了“革命理想高于天”——这是革命史诗《东方红》的一章。有一次他跟记者谈起这个话题，唱起“雪皑皑，路漫漫”，真情流露。 陈东升，泰康保险集团的创始人，他还创办了嘉德拍卖。他对自己的定位是九二派企业家——事实上，这种对中国企业家的断代方法也来自于他。他并非惯常意义上的好的访谈者——那天下午，他甩开了我们的提问，按照自己的思路一路谈下去。有时候他仿佛是在沉思，当然他还是会常常回到问题中来。窗外，天色渐暗。有几个瞬间，你会觉得他是在跟自己对话。在几个小时的谈话中，他试图告诉我们的只有一点，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陈东升，他从何处来，他怎样成为今天的自己，成就今天的事业。 1996年9月16日，陈东升在泰康人寿开业庆典上致辞。 这当然是我们想知道的。每一个企业家都有自己的来处，每一代企业家都有自己孵化成长的土壤。在陈东升的描述中，这是在宏阔的时代大转折中，一个来自最基层中国县城的年轻人的奋斗故事。他始终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对自己可以成为更优秀的人充满期望，因而从未放弃。 陈东升在县城机关大院长大，是个“孩子王”。就像他自己所述，其他的同龄人经历了一个文艺青年或者少年的阶段，而他是一个科学青年。他读《马克思传》，读整版的人民日报理论文章，他也读自然科学，订了《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杂志。 陈东升1957年出生在湖北天门县。即使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陈东升对周边的世界发生的变化保持了高度敏感。他说他在县城经历了完整的农业文明，但他也见证商业文明的侵入和洗礼。他记得一家人如何热切地迎接第一盏电灯在家中点亮——那是一盏25瓦的白炽灯。他眼见县城的石板路何时变成了柏油路。天门商场开张的时候，数万人疯狂涌入，挤碎了柜台玻璃。他后来说，只有边缘文明的人才有动力。而县城就是个边缘文明，他的世界是城市又是乡村。陈东升见证现代化缓慢但却不可阻滞的到来。 陈东升是早熟的。他说，他很早就想上大学。因为酷爱读书，这个十多岁的少年和当地新华书店的员工打得火热，他们会告诉他新来了什么书，会放他进入书店的仓库，他可以在新书上架前任意在那里翻看自己感兴趣的图书。 陈东升是一个骄傲的男生——他曾用过“狂傲”这个词形容年轻的自己。在不同的年龄段，他都自认眼界和见识超出了同龄人。这让他有一种源自学习的优越感。不过他并非一帆风顺。在特殊的年代，他也曾经历人生冷暖。1977年，第一次参加高考，他就经历了从未有过的人生挫败。他因为政审不合格而失去进入大学的机会，原因只是因为他跟朋友议论了几句国是。他当时觉得“天都塌下来了”。不过这并没有能够击倒这个自负和骄傲的年轻人。他在1979年考入武汉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这时候他22岁。在同学中，他是那个掌控议题和方向的人。后来他说，武大就是我们心中的圣山圣城，我们就是这座圣山的信徒和使者。他系统地学习了政治经济学和各种西方的经济学流派，在同学的指引下，他还选修了哲学系的课程。他说，修西方哲学史改变了他的人生。 陈东升说，他的心目中始终有一个清晰的目标。无论经历过什么，都要成为国家栋梁。当时我觉得这个县城怎么能够容纳我呢？他这样说，“你今天可以想到的就是在那样一个奇特的年代，一个上进青年的成功路径，非常的传奇。” 这样说或许并不夸张。他在8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进入北京，从此赶上了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潮流。原本他可能成为一个卓有建树的学者，创立他心目中的“珞珈学派”。他也可能成为一个体制内的精英——他做《管理世界》副总编辑，一手开创了中国企业500大评选，成为既被体制高度评价也是当时最成功的商业实践之一。然而，最终他却成为一个现代公司制度意义上的企业家。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陈东升最终选择下海。多年后，陈东升用“九二派”来定位他以及和他一样的那一批企业家。 一个时代开始了，而陈东升是那个开始的一部分。 这样的企业家代际划分到底意味着什么？下海的时候，他已是副局级干部。他可以跟那些可能决定他的企业未来命运的人顺畅地沟通。这一点大概也是时代印记的一部分。所以陈东升后来说，用计划经济的余威，抢占市场经济的滩头。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很难真切地理解这句话的五味杂陈和复杂含义。陈东升说：所有的成功人士都有开始。英雄不问出处。 在陈东升的世界里。1992年是一个伟大的节点。他说，企业家阶层诞生了——80年代是改革的年代，90年代是企业家崛起形成的年代。这时候，他是一个对自己的判断深以为傲的经济学者——你看，没有第二个人这样讲。 这位曾经的经济学人对他的商业帝国的畅想，从未离开他对这个国家未来趋势的判断。陈东升创办的企业，从嘉德到泰康，从一开始就是对最好的模仿，这种模仿成立的基础，一是对现有体制的突破，二则是国家经济与社会的茁壮成长。他很早就相信，中国的中产社会必然到来，人们对保险的需要，会成就一个真正的从摇篮到天堂的保险帝国。2018年，泰康保险首次进入世界500强。这是他从1996年创立泰康保险就坚信的梦想。陈东升从来没有怀疑过。 他计划写一部自传。在这部自传中，他想把他的个人成长和对社会政治经济的研究放在一起来写。在他的设想中，这既是一部学术著作，同时也是一部自传。“我特别想把我从小到大的成长，我对真实世界的看法、分析和我的研究贯穿起来，我觉得会是一部非常具有历史感的作品。” 2018年11月22日的下午，宽阔的玻璃窗外，阳光逐渐褪去。室内，聚光灯下，陈东升正在讲述。 —访谈— 经济观察报：从您的大学说起吧。您1977年参加高考，报考的是吉林大学的考古系，1979年上大学却进入了武大的经济系。 陈东升：其实我青少年时代是个科学青年。几乎所有人都经过文学青年的阶段，但是我没有，一下子就跳到社会科学青年了，读《马克思传》、黑格尔、但丁、雨果，如数家珍。那时候兴趣很广对什么都很好奇，还订了《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杂志。 我从小就喜欢跟老师在一块，那时候老师几乎都住在学校，我就跑到老师宿舍里去聊天。我在高中时辅导我班上的干部学马列，我记得最清楚，我讲的是共产主义，还有列宁的一个薄册子里的东西。我觉得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记忆深刻的还是《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句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徘徊。今天我作为市场经济中被表彰的民营企业家，经历人生与社会的这种大尺度变迁，依然走在时代的潮头上。这两个时代在我（身上）不矛盾也不冲突，很和谐。 经济观察报：您上大学是八十年代。武大在您心目中是什么样的？ 陈东升：我对武汉大学的总结是天人合一，质朴和浪漫是武大的特质。四年里，我传承中学的习惯，往老师家里跑，所以武大的名教授特别是经济学的名教授都很熟悉。那时我的形象应该很清晰——我不是一个只会考试的青年，而是一个充满理想，有很高的学术追求的学术青年。 我参加多学科讨论会，参加百科知识竞赛，二年级的时候就获得三等奖，当时挺得意。因为博览群书，我反对专才提倡通才，所以写了一篇通才论，发表在《人才》杂志上——大学三年级就在全国报刊上发表文章，我很得意，但有些同学就觉得我不务正业。 那时候的武汉大学，确实就是意气风发，各种学派开花，接应不暇，脑瓜子都炸了。对我来说，在武大最重要是系统地学习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学说史，还有西方的经济理论。一个同学带我们去哲学系，哲学最重要就是启蒙时代，伏尔泰和卢梭，讲人生来就平等的，一下子我感觉豁然开朗。 经济观察报：关于中国企业家的断代，“九二派”是您提出来的，您自己是怎么考虑的？ 陈东升：九二派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就是在《经济观察报》刊登的。所以后来我去哈佛演讲，就有了九二前、九二派、海归派的划分，之后我又提出了后WTO派。这次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表彰百名优秀民营企业家，他们用的词很好：改革开放初期创业的企业家，我们叫知识分子下海（下海这个词肯定是92年，不能用在别人身上），留学回国人员创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四个时代，这四个时代更符合老百姓的理解，但是这四个断代肯定是陈东升的发明，一直是我坚守。 我是用产权理论来看这四十年的。1984年没有清晰的产权理论，没有企业法，是混沌的，所以那一代企业家我用了“悲怆”这个词。九二派为什么是现代企业的试水者呢？ 1992年6月，国家体改委颁布了《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我们开始用有限公司、股份公司来组建公司了，但是还没有解决创始人和核心团队的劳动成果和利益的问题。所以海归派的贡献就是引进了founder和option——创始人和期权制度。我当时就觉得创始人和期权制度是有法律依据的，法律依据就是把一个商业点子可以把它溢价，然后管理团队期权共享，你达到业绩就有期权，达不到没有。关键一点，创始人是把你的原始商业模式，把你的想法溢价，多少倍乘出来。用法律进行制度化是一种很好的方法，所以我反复讲这个制度是海归派的贡献。 后来我还提到后WT0派，从有限公司、股份公司到公司法，这些都建立起来了。关键是资本体系，就是天使、创投、PE，有一些成长性大基金的投资支持，就有了完整的法律、资本两套体系。我创业的时候是“化缘”，是没有规律可循的，找你熟悉的人，去游说你来入股吧。 2000年11月21日，泰康人寿在北京钓鱼台举办圆满完成海外募股新闻发布会。 经济观察报：我们觉得九二派有一点不一样，比如说您讲的保险和拍卖，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很多创业者是走在边缘地带的，就是没有政策，但是我可以去干。但您做的几件事情，都是说我得先有规则和法律，你们直接参与了规则的确立。 陈东升：九二派下海的时候，在政府我们都算是优秀分子。我们从政府出来，又跟政府共同学习市场经济，共同推动市场经济发展。92派到今天为止没有人写这一段。比如嘉德拍卖填补了现代拍卖的空白，形成以股份制为基础的这一整套体系制度。没有嘉德就没有中国今天的艺术品拍卖市场。虽然我不是第一个拍卖公司，也不是第一场艺术品拍卖，嘉德的拍卖它是一个现象，带动了整个艺术品市场。 到今天仍然是。 比如跟拍卖有关的星号制度、海外文物回流，这个都是嘉德遇到这些问题跟他们反复沟通之后形成的。所以嘉德拍卖是典型的案例。当到了泰康保险，因为有平安保险在我们前面，我们也做一些比方次级债，内含价值也是我们引进的。 经济观察报：但是很多人会觉得，凭什么是九二派做这些事情？因为你们当时在体制内。 陈东升：很多人不了解整个历史过程。所以我们是很奇特的一群人。我说，九二派的代表，有武大三剑客（指陈东升、田源和毛振华），复旦五同学（指郭广昌等），还有冯仑他们“万通六君子”。我一直说九二派分北派、南派，南派就是冯仑他们，能做什么做什么，比较多元。 北派其实讲的就是我们武大这三个人，就是寻找一个空白产业，去创一个产业的领头企业，带动一个产业的发展。嘉德拍卖是，中诚信也是。拍卖公司里好几家是嘉德的人出来办的，也带动了行业发展。田源搞期货，更是这样。我们这三家是拿着有限公司股份公司的文件——我不是说像红宝书揣在怀里吗？我们是严格按照这去抢中国字头，我们三个创办的企业都是中国字头。 从1992年到国务院通知同意办一批保险公司，这中间唯一申请办人寿保险公司的就是我。就是不放弃。当时也有人对我说可以申请信托和证券公司牌照，我说我就办人寿保险公司。 我想办泰康保险，所有人说我神经病，你又不是搞金融的，你也没有钱，你又不是高干子弟，你凭什么办保险公司？这是我的性格，我想做的事情，就是踏破青山。我现在搞医疗，搞医院是很难的。我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就是一种坚韧的毅力。 所以说，为什么我反复强调九二派，反复强调有限公司股份公司的文件不亚于三中全会——就是这两个文件让中国企业家阶层崛起了。我就拿这两个文件跟主管部门游说，一点点地说服他们。一般人这时候就放弃了。我没放弃。我说现在国家鼓励股份公司有限公司，应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办企业。 经济观察报：您怎么定位您个人呢？ 陈东升：对我的看法，我的定位就92派的典型代表。知识分子下海的典型代表。 嘉德成立的时候，东方时空当时报道说，嘉德这声槌响，预示着纽约、伦敦和北京三大艺术品拍卖交易中心的形成，三足鼎立的时代到来，那时候觉得是个梦想。为什么我老用这个词——现实比理想来的更伟大呢？我的人生经历是这样的。 我做嘉德，做泰康，都是我的梦想。想做保险时，写一个天文数字，注册资本1500万美金——那时候是我心中的天文数字。后来泰康人寿成立，注册资本6亿元人民币。我第一次引进外资是瑞士丰泰保险，一个跨国保险公司，管理着1000亿美金的资产，大约5亿美金的利润。我觉得我这一辈子能不能像他们这样？泰康现在管理2000亿美金，去年税后利润20亿美金。当年我去台湾学国泰人寿，今天我们全面超过国泰人寿，但是我也没有觉得骄傲。台湾2300万人口。这里13亿人的大市场，你做这样是应该的。 为什么我说时代好、命运好、机会好？时代好感谢这个国家，感谢这个民族。没有时代就没有我。我不认为英雄创造历史，而是英雄顺应历史，推动历史发展。 机会好、命运好就不说了。你抓住了保险公司这样一个大产业，多少年下来，你坚持专业和价值观，你一路走稳。所以都是有逻辑的。 经济观察报：您很多年前就在讲中产社会的来临，讲消费升级，这也决定了泰康集团产业板块的基本逻辑，但是今年我们也听到类似对中产忧虑和消费降级这样的讨论？ 陈东升：第三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服务业的繁荣，这也意味着中产人群的壮大。服务业是靠智力和体力，靠专业，完全靠自己获得收入。服务业里面最核心的，也是中产人群最重要的最庞大的部分就是律师、会计师、医生，房屋汽车保险代理人，这些构成了服务业就业的主体，靠知识和专业获得报酬，这个报酬就是工资。所以服务业时代工资一定是上涨的，他一定会有剩余，消费、理财的需求就起来了。与此同时，科技把蛋糕做大，就把金字塔形的社会变成了橄榄型的社会，这些逻辑没有变。如果不是一个中产人群为主体的社会就没有中国梦，也没有美国梦。 还有大公司。像中国这么大的体量，一定是大公司带中小公司。这个逻辑也没有变。 2009年，陈东升带领团队考察了很多国家和各种形态的养老模式。 经济观察报：您说1992年是一个伟大的节点，除了我们说的九二派，还有什么原因？ 陈东升：我喜欢用节点这个词。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握手是最大的节点，1978年也是一个很大的节点。这两个节点是有关联的。1972年决定了整个世界的逻辑，1978年决定了中国发展的逻辑。1992年是一个伟大的节点，是因为它让这个逻辑更加制度化了，就是把市场经济确定下来了——企业家阶层诞生了。 所以我说，80年代是改革的年代，90年代是企业家崛起形成的年代。本世纪初十年，是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融入国际和全球化的年代。现在十年是什么年代，我还没有看清，但从经济角度讲，基本完成工业化，是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转型，从出口投资驱动向内需消费驱动转型，是从高速度到高质量，这些话都是对的，包括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都是对的。 所以改革开放四十年，我认为是两个伟大改革，宏观层面是价格改革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和体系；微观层面是产权和所有制改革，形成了中国企业家和企业家阶层。企业家精神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此外，还有企业家精神泛社会化，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GDP来考核党政干部，他们也成了企业家，所以他们身上的企业家精神也是很浓厚的。我老讲，省委书记是这个省的董事长，省长是总经理，就是这么来的。 为什么我说九十年代是企业家崛起形成的年代呢？九二派、海归派其实都在90年代形成，现代企业是从九二派开始的，海归派是1996年前后。其实张朝阳1994年就回来了，创办搜狐是1996年，田溯宁、丁健、吴鹰他们1995年也回来了，阿里巴巴和腾讯，一个是1999年一个是1998年。所以我最近总结80年代改革完成了制度——就是我说的两个伟大改革，到1992年，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个办企业的文件出来，从这时候开始就进入了企业家崛起形成的年代。 【时代背景】 泰康保险集团创立于1996年。 那一年1月，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Chinanet）全国骨干网建成并正式开通，全国范围的公用计算机互联网络开始提供服务。 7月5日，世界第一只“克隆羊”多利诞生。 12月1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当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 12月17日，科菲·安南出任第7任联合国秘书长。 12月31日，冶金部部长刘淇宣布，1996年我国钢产量突破一亿吨，产量达到世界第一位。[详情]
40年40个瞬间 | 高尚全：中国改革步入新阶段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50期） 全面深化改革 2013年11月9日 2013年11月9日至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中国历史上最系统、最全面、最完善的一份改革开放宣言书。 2013 年11 月9 日至12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新华社） 面对十分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2013年11月9日至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是中国历史上最系统、最全面、最完善的一份改革开放宣言书，它提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中国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 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必须长期坚持。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018 年10 月11 日，中国宣布放宽汽车、船舶、飞机等外资股比限制之后半年，宝马集团官方发布：斥资36 亿欧元（ 合41 亿美元） 增持华晨宝马股份，股比从50% 提高至75%。（视觉中国）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而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其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到2020年，全面深化改革要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决定》对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来更好结合提出更高的要求，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要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 “综合研判世界发展大势，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我要明确告诉大家，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2018年4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向全世界做出庄严承诺。 随之，一直严格控制的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被大幅放宽，汽车、船舶、飞机等同样放宽外资股比限制；靠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开始转向更多依靠投资环境改善，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对外贸易更加对接国际规则，加大透明度，依法办事，鼓励竞争，反对垄断成为趋势；中国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加大执法力度，让知识产权违法成本显著提升，大大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主动扩大进口，汽车等大批商品进口关税有效降低，并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进程。 一系列对外开放重大举措正在加快落地。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亲历者 高尚全 中国改革步入新阶段 以党的十八大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全面深化阶段。 据改革领域权威人士统计，十八大以来的5年，是改革开放以来改革举措出台最密集、改革力度最大、改革成果最多、改革成效最显著的时期。 从 2014 年 1 月 22 日至 2017 年 8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 38 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和军队、党的建设等方面重大改革事项，出台了 1500 多项改革举措。 这位权威人士表示，5年来，各领域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主体性框架已经确立，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任务。 其中，最为关键的转折点是十八届三中全会。 2013 年 11 月，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具体部署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制定了我国在新的发展阶段全面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宏伟蓝图。 中国的改革从此步入了新的阶段。 作为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高尚全是中国经济改革重要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他两次给中央提出建议，包括建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名称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建议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 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两次给中央提出建议 高尚全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回忆了他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两次给中央提建议的过程。 第一次是2013年5月，高尚全给中央提出《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主题的建议》。建议主要有三个内容： 一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名称建议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 二是，关于《决定》的主要内容。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的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而是对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都要作出部署。例如政治体制改革，可把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作为突破口推出。为了减少阻力，在操作上可实行三个“率先”：新当选或新任命的官员率先公示：新任官员中领导干部率先公示；财产中不动产先公示。 三是，建议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总书记任组长，国务院总理任副组长。 最后，中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成立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组长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第二次建议是在2013年7月，高尚全向中央提出《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建议》，内容主要有两点： 一是进一步发挥智库的作用，建议中央选四五个智库，限期交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这样，起草小组和智库两条腿走路，可以丰富中央文件的内容。 二是，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建议中央设立专门网站，让广大干部群众来参与献计献策。同时，还呈送了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关于全面深化改革30条建议供中央参考。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前，我的两次建议，上报后都得到了中央的肯定、批示，并吸收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去，这是作为一个改革者梦寐以求的事情。”高尚全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他告诉记者，2014年10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多次强调要发挥智库的力量，我想与我这次建议是分不开的。”高尚全说。 >>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最大亮点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除引言和结束语外，共 16 个部分、60 条改革任务。其中，关于经济方面的有 6 个部分，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有 20 条以上。 因此，无论从篇幅安排还是任务部署上，经济体制改革都占了最大的比例。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高尚全认为，这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十九大又进一步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可以看出，我们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中央认为这个问题从理论上做出新的表述，条件已经成熟，应该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高尚全认为，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最大的亮点，是解放思想带来的重大突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创新，也是下一个阶段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工作重心。 >> 过去五年重大的改革进展及突破 在他看来，以这份全面推进改革的《决定》为基础，中国改革事业在战略布局、改革难点以及市场的地位上都获得了一些重大进展乃至突破。这些进展和突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获得重大突破。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明显进展。3．国家政治体制顶层设计适应了新的要求、获得新的突破。4．反腐倡廉效果显著，依法治国有效推进。5．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创造绿色环境打下了基础。6．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为增强国防能力、实现国防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7．文化体制改革推动了文化事业的繁荣。 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突破为例，价格市场化改革步伐明显加快是一个例证。 根据国家发改委对价格市场化程度进行的测算，2012—2016年，我国价格市场化程度分别为94.33%、94.68%、95.16%、96.45%和97.01%。其中，2016年比2012年累计提高2.68个百分点，而2016、2015、2014年价格市场化程度分别比上年提高0.56、1.29和0.48个百分点，明显大于2013年0.35个百分点的水平。 而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其深层次着力点，就是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其中，通过放管服改革，进一步理顺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政府的不当干预，也最大程度地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 据上述权威人士的统计，“放管服”改革这几年，国务院部门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比例超过 40%，不少地方超过 70%；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终结；国务院各部门设置的职业资格削减 70%以上； 中央层面核准的投资项目数量累计减少90%；外商投资项目95%以上已由核准改为备案管理；工商登记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前置审批事项压减 87% 以上，企业注册登记所需时间大幅缩短。 中央和省级政府取消、停征和减免收费 1100 多项，其中中央设立的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减少 69%、政府性基金减少 30%。2013—2016 年累计为企业减轻负担 2 万多亿元。 过去5年的改革成效显著。但由于改革已经处于深水区，已经到了动辄触及利益格局的啃硬骨头的阶段，改革的推进也遇到诸多挑战没。 针对这些问题，高尚全于2017年1月26日向中央提出 《关于深化改革提升民心的三点建议》： 第一，在我国反腐败斗争已形成压倒性态势的条件下，要把反腐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来，其中重点是把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建立起来。 第二，反腐败工作罚没了大量贪腐财产，应当把反腐中罚没的财产建立扶贫基金。 第三，必须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清理行政性收费，大幅度减轻企业税负，着力振兴实体经济。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这些建议也收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积极回复。 >> 建言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用“一二三”理论来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改革是我这一生的追求，也是一生的牵挂。”年届90岁高龄的高尚全，仍然保持对改革的极高热情。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针对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高尚全谈了他的思考和建议。 高尚全指出，在实际中改革还有不到位的地方。比如，往往不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而是行政决定资源配置。 对此，高尚全提出了用“一二三”理论来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一”即政府需要解决一个矛盾——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的矛盾。 “二”即政府要搞好两个服务。政府要更好地为市场主体创造平等竞争机会和提供服务。同时，政府需要为人的生存和发展创造良好、和谐、可持续的环境。 “三”即政府需要坚持三个创新。第一个创新，应当坚持人民群众是创造财富主体的理念。第二个创新，坚持“非禁即入”的理念。政府不应该层层审批，法律不禁止的，企业都可以干。第三个创新，坚持依法行政的理念。政府按照法律授权干好应当做的事情，不能有随意性。“政府管的事要尽量少一点，不该管的事要让市场去管。”高尚全说。 [详情]
【致敬改革开放40年40人】汪海：双星是中国国企改革的“小岗村” 编者按：1978年，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倡导下，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 40年来，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伟大变革。在这被称为“第二次革命”的惊险一跃中，企业家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见证者和实践者。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崛起，在中国政经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企业是市场经济能够确立的基石和主体，企业家则成就了企业。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这些站在时代潮头的企业家们，为我们的读者铺开过去40年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我们希望这个系列访谈成为一个幻灯：在中国经济社会成长和发展的历史画卷上，投射出光彩夺目的片子，告诉社会，这些造福中国的奋斗者们，他们如何开始、走过怎样一条光荣的荆棘路；而在今天这样一个新时代，他们又如何思考未来中国和企业家承担的责任和使命。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张恒 从刺破手指、写血书参军，经历越南战火，到任职国企锐意改革，受威胁持手枪上班，汪海一步步将一家濒临倒闭的国企铸造成一面旗帜。 汪海是中国第一代企业家。1988年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评选中，20位企业家只有他走到了最后。历经改革开放40年，汪海是幸存者，他见证了市场经济改革浪潮中的无数羁绊、无奈和喜悦。 汪海带领下的双星创造了很多第一。第一个下海偷着卖鞋、第一个改革企业管理机构、第一个脱离计划经济统购包销的商业体制、第一个获得自营进出口权、第一个涉足多元化经营、第一个创造出中国自己的世界品牌、第一个获得鞋业股票上市…… 这些背后是突破旧体制的种种艰辛，在一次次的抗争中，汪海被扣上了足足30顶“黑帽子”。诸如“无法无天”、“目无组织”、“挥霍国家钱财”、“国有资产流失”等等攻击，他从未放在心上。 “我这个人从年轻时候就是爱斗，用现在的词来讲就是从来不示弱，好强，这是性格决定的。我经历过越南战场，和美国人较量过，都没有死，现在来讲活着就是多的，我还有什么怕的。”汪海的办公室里仍然挂着“敢为天下先”的书法作品，今年78岁的他精神矍铄、侃侃而谈。 突破体制 1921年，现双星集团总部所在地海滩上搭起了几间简陋的厂房，支起了破旧的机器，这就是企业最前身—维新 双星集团的前身是青岛橡胶九厂。橡胶九厂是中国最早的制鞋企业，最早可以追溯到1921年的维新织带厂。1951年，这家企业历经多次更名为大元橡胶厂， 政府部门多次交给大元橡胶厂加工军鞋的任务，中国第一双解放鞋就诞生于此。 1974年，汪海进入橡胶九厂，任政治部主任。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份薄弱的家底——这里仍是20世纪30年代的老设备、老工艺、老技术、老厂房。 “橡胶九厂首先受到的就是国有企业的制度约束，造成企业濒临倒闭，开不出工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时买100本8分钱一本的教育材料，都拿不出来钱。你说严峻不严峻。”汪海说。 1956，原橡胶九厂门头 很快，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信号的传出，原来的生产方式已经无法适应市场。汪海发现这一点后，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机构改革。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第一个改革对象就预示了一路的坎坷。 当时的背景是，橡胶九厂2000人，40多个部门，在一线只有800人，1200人在这些辅助部门。真正做鞋的就800人，其他人都是服务这些人，“所以就造成人浮于事的情况”。 改革是从安全科开始的，汪海的做法是将安全科和劳工科（人事科）合并，人事科有6人，安全科有23个人，合并的目的是减人。日常生产并不需要23个安全科的人，所以合并就要精简人，把安全科的人减下来。 “这个事情惊动了国家安全劳动部。”汪海说，由于企业安全科员工直接告到国家安全劳动部，后者派了一个30多岁的处长来青岛调查。 因为体制改革惊动上层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保卫科和武装部合并的改革中，上级部门曾向省、市多级部门施压。汪海向市委书记汇报时的解释是：和平年代民兵是干什么，不就是先保卫企业吗？保卫科和武装部合并，实际上是加强了武装力量。在和平时期，武装部和保卫科性质本质上没有区别。 直到今天，老双星人仍记得“砸三铁”改革。“三铁”分为旧三铁和新三铁，在第一阶段改革中，“铁工资、铁饭碗、铁交椅”被破除，而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阻碍生产力的条条框框、陈旧观念被称为“铁关系、铁栏杆、铁锁链”。即使汪海在一次次与上级部门的抗争中，打破了这些约束，但是他仍然意识到，这些约束并不能短期内全部破除，而是需要市场经济的完善发展。 实际上，橡胶九厂的改革中，汪海遇到的阻碍还有很多。“内部员工不理解，向我扔黑石头，下班打电话，写诬告信告我，背地骂我，晚上去我家抹大便，这种行为我是可以理解的。”汪海说，“我的目的是把工厂救活，谁反对，我就和谁斗争。体制改革，精简人员，组织一个新的适应于新发展的团队，就要面对这些阻碍。” 1983年，商业部门停止收购青岛橡胶九厂生产的200多万双解放鞋。对于当时“统购统销”的国企来说，原料和销路均由国家提供，停止收购直接影响到后续生路。多次沟通无望后，汪海几乎陷入绝望。 然而，一个后来被认为改革开放中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改变了僵局。1984年春节前夕，邓小平第一次南巡，对此前的改革与开放、经济建设思路做出肯定。 汪海看到了曙光，于是在企业生死关头决定融入市场经济——动员职工走向市场卖鞋。而当时，市场经济尚处于萌芽阶段，私自销售产品属于违法行为。 1983年，汪海带职工偷偷卖鞋，开始进入市场 橡胶九厂员工夜间出动，偷偷卖鞋的做法激怒商业部门，后者以以后不再统购橡胶九厂的解放鞋相威胁。但是进入市场的效果是好的，仅仅一年时间，200多万双库存被销售一空，员工不仅发了工资，还领到了奖金。汪海第一次体会到“市场”的力量。 也就是在1983年，双星商标注册成功，标志着双星在中国企业中最早有了品牌意识，开始实施名牌战略。 对于企业界和新闻届来说，1984年11月4日，中国第一场由企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无疑具有历史意义。这场招待会的主角仍然是汪海，目的是宣传企业改革、宣传双星鞋。这件具有开创性的营销事件引起青岛市纪委的质问，“假公济私、挥霍无度”等帽子扣向汪海。“后来在时任青岛市委书记刘鹏的协调下，我才得以洗冤”。 这一年还发生了两件事。橡胶九厂第一个成立对外开放的劳动服务公司，标志着双星是中国乃至全国国有企业第一家涉足三产，开始多元化经营的企业；第一个实施横向经济联合，短时间内在青岛周边和山东地区设立13个联营分厂，标志着双星开始“出城、下乡、上山”大转移、大调整战略开始实施。 国际风云 很多年以后，汪海依然清楚地记得1986年的那个夏天。6月23日5点30分，最后一双解放鞋从生产线上运出，汪海亲自为这双鞋系上红绸带。也正是这双解放鞋的退役，双星完成新老产品的过渡，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到来。 1986年，双星总部结束了生产鞋的70年的历史，这是最后一双胶鞋走下流水线 1986年6月23日下午3点，双星最后一双解放鞋 第一次给双星提供大步跨越发展的是当时世界三大运动鞋制造商之一，美国布瑞克公司。该公司选择和双星合作生产，但仅提供样鞋和有限技术材料。汪海团队经过4个多月的无数次尝试，终于生产出第一批国际高档名牌运动鞋“抛尼（PONR）”鞋。 随之而来的合作是美国凯斯CVO运动鞋、美国布鲁克斯（Brooks）等国际名牌。经过努力奋战，这三种高档鞋终于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全部研制生产成功，每年返销欧美市场100万双。这种来料加工形式的成功，让双星品牌在国际上有了口碑基础。 1988年国家就自营进出口工作在青岛试点，双星作为试点企业被选中。这年起，双星在美国、香港、俄罗斯、波兰、匈牙利，以及中东、南非等国家和地区兴办海外公司，开始了全球化战略。 1989年亚运会前夕，有了研发基础的汪海决定研发“亚运”系列篮球鞋。这款定价偏高，职工和订货商都不看好的新产品，首批15万双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据汪海回忆，济南一家百货商场甚至出现柜台被抢购顾客挤坏的场景。 1992年，双星集团公司成立剪彩仪式 1992年，双星集团公司成立，他的野心更大了。这年，他决定赴美国纽约召开新闻发布会。由于当时中美正处于“最惠国待遇”争论的敏感期，发布会承受了额外的政治压力。 不出意外，《纽约美东时报》记者威廉·查理提问称：大家都叫你中国鞋王，请问您脚上穿的皮鞋是双星鞋吗？这个提问的背景是，双星当时以运动鞋著称，但是汪海穿的却是皮鞋。 当所有人为汪海担心时，他突然弯腰脱下皮鞋，举在手中说，感谢这位美国朋友提供这么好的宣传机会，“你们看到鞋底的双星商标了吗？我穿的是双星鞋，我不穿中国鞋，还配叫中国鞋王吗？” 第二天，汪海手举皮鞋的照片出现在美国报纸的显要位置，一位外国人对汪海说，社会主义国家在美国脱鞋的一个是前苏联主席赫鲁晓夫，一个就是汪海。不同的是，赫鲁晓夫是在联合国发火，而你是用中国自己的产品向美国市场挑战。 汪海在青岛办公室向经济观察报谈起外国人对自己的评价时说，“我觉得这是他们的看法，当时的场合他们没有想到，他们想出中国人的丑，没想到我会利用这个机会打广告。” 汪海将1983年到1992年定义为双星发展的初级阶段，以淘汰解放鞋为标志，对产品进行不断地更新换代，从最初的追随模仿到后来的创新超越，成为全国制鞋业的领头羊；将1992年到2000年定义为发展阶段，建立了一支专业化的产品研发队伍，成为全国鞋类首家驰名商标获得者，企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双星的国际化进军渐入佳境，1992年双星参加第124届国际鞋业博览会，收到300多万双订单；1995年科索沃战争爆发，汪海逆向思维，执意要将双星鞋卖到科索沃，结果销售近200万双。随着双星进入轮胎行业，2001年，汪海又开发了非洲轮胎市场。 1995年，汪海被美国名人传记协会与美国名人研究所推荐为1995年世界风云人物，在此之前，中国仅有邓小平一人获此殊荣。 汪海对双星的目标是做“世界名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经过10年努力，2000年双星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量超过了耐克和阿迪达斯。在当年一份中国市场质量调查表明，制鞋行业中“品牌知名度”、“服务满意度”、“质量美誉度”、“市场占有率”、“2000年市场首选”等五项指标中，双星均名列第一。而在几年前，这五项指标的第一名均为耐克。 直到后来双星布局轮胎和机械战略，汪海对鞋业的精力投入减少，才给了安踏、李宁等后起之秀超车的机会。 多元布局 双星1997年就决定进军轮胎行业，第一个关键机会出现在1998年。山东省胶南市轮胎制造企业华青公司1997年获准在青岛证券交易中心（1998年关闭）挂牌交易，但1998年，由于国务院和中国证监会“关于清理整顿场外非法股票交易”的规定，作为“场外交易”上柜公司的华青公司被要求股票停牌。 根据当年中国证监会的规定，类似于华青公司的上柜交易公司，按规定停牌后可以允许行业相同或相近的上市公司合并。于是，双星集团和胶南市政府共同向青岛市政府报告，请求双星与华青合并，得到同意吸收的回复。 “给汽车做鞋子”，发展壮大双星的宏伟项目开始了。从1999年到2001年，汪海利用双星上市融得的资金，分四次向华青投入1.45亿元。对于一个县办企业来说，这笔资金无疑是天文数字。 华青很快壮大起来，借助双星的品牌影响力和资金注入，2000年销售额从1998年的3亿元猛增至14亿元。2001年6月6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发文，同意双星和华青按照1：1换股吸收。 2001年，青岛双星鞋业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青岛华青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获中国证监会批准 然而，在接近“双星轮胎”梦的过程中，胶南市政府提出，在新设公司中无偿持有华青493.2万股的股权。汪海认为这是在“打劫”，因为这些股权属于华青工会，市政府从未出过资金，无偿划归是不合法的。 据汪海介绍，在双方长达数年的拉锯战中，胶南市政府相关人员出现要求持股、阻挠华青公司注销、拿走印章、拒开证明等行为。后经青岛市委的介入，华青股份公司才正式注销，双星轮胎总公司成立，结果了长达4年的纷争。 “所以我说在中国这种环境下，有双星的出现，汪海的出现就不正常。按照当时一些官员的做法，就不应该有双星，但我还是挺过来了。”汪海说。 从2002年开始，双星集团对华青公司的吸收合并正式完成，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过短短两年发展，2004年双星轮胎获中国名牌称号，成为轮胎行业的一匹“黑马”。 华青公司的吸收，使得双星顺其自然地进入机械行业。2005年，双星机械产业的发展已经取得明显。这年双星机械是中国铸机行业品种最多、技术含量最高、产销量最大的铸机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远销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主要经济指标居于全国同行业第一位，企业的主要产品“表面清理设备”市场占有率在70%%以上。 2004年，双星中原工业园轮胎工程项目奠基，使双星形成了全面参与子午胎、斜交胎、农用胎竞争的格局 对双星来说，另一起轮胎行业的重组案，使得双星的发展和口碑在业界再一次让人惊艳——2005年，双星完成了对国内轮胎“四大天王”之一的东风轮胎厂的兼并。然而，完成的过程可谓惊心。 东风轮胎厂是1969年化工部投资2亿元，调集全国轮胎生产精英组成的骨干企业，“东风”二字为毛泽东所题名。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东风轮胎厂发展为全国轮胎行业的“四大天王”之一。 1993年，随着外资开放，东风轮胎厂与马来西亚金狮集团合资组建了东风金狮轮胎有限公司，但是发展到2004年，东风金狮轮胎已经因效益下降被迫停产，闲置资产8亿元，4000名职工下岗回家。 彼时，国企重组国企尚是市场经济的新生事物，但是2003年，当时的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表示，要充分发挥国有大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在并购重组中的作用。加上东风金狮轮胎已陷入绝境，其所在的湖北省十堰市着急寻找拯救者。 汪海出手了，然而当他到达东风轮胎厂时，迎接他的是喊着“双星滚回去”、“汪海滚回去”的人群，职工对新生事物产生了恐惧，不理解、不支持。 “当时市长，市委书记都在街上，交通三天堵塞。他们不理解，我当时说，只要省委支持，市委支持，我相信都够解决，明天我就去动员。”汪海说，后来，他通过广播向职工发表了数小时的讲话，讲了企业未来的发展，自己的看法，问题才得以解决。 双星接管东风轮胎开辟了橡胶行业“国企救国企”的先例。东风轮胎在成功移置双星企业文化和管理模式后，很快起死回生，工人重新上岗、产品热销市场、效益迅速增长。 激活东风轮胎是双星集团战略棋局中的重要一步，双星通过吸收合并华青轮胎、东风轮胎等企业，进入轮胎和机械行业，找到了新的利润增长点。2007年底，双星上市公司剥离制鞋业务，专心发展轮胎和橡胶机械产业，经济实力居全国同行业前列。 此后，双星轮胎一直做到全球知名的轮胎制造企业之一是中国一汽、中国重汽等几十家国内著名汽车厂家的主要供应商，产品出口欧美、非洲、东南亚、中东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中国同行业获准进入国际市场范围最大的企业之一。 而这种拯救东风轮胎的双星管理模式，也是汪海从一路走来总结的独特企业文化。早在1980年，绝大多数中国企业还不知管理为何物时，汪海就提出了“企业不能搞无政府主义，企业更不能处在无管理状态”这样令人瞠目结舌的话。 汪海超前的“九九管理法”体系，使得双星在成本管理、人员管理、技术创新等方面都有了标准和规则。他提出的ABW管理理论，被人们称为东方式中国管理哲学、管理方法、管理模式。 山东即墨，在1990年代双星建起的制鞋车间内，仍然可以看到员工自己总结的工作“三字经”、汪海提出的企业理念，比如“质量等于人品、质量等于道德”、“干好产品质量就是最大的行善积德”等。 汪海认为，他是企业文化最早的创新者，也是中国管理模式的创造者（双星九九管理法、ABW），也是双星这个民族品牌的缔造者，是改革开放初期提出创中国人自己名牌的第一人。 “社会媒体、专家、学者评价，中国的小岗村以18名农民按下血手印的方式，开启了农村改革，在国企改革战线，双星冲破计划经济的束缚，敢于冒险，主动进市场，探索出适合中国企业的独特管理新模式。中国农村改革看小岗村，国企改革看双星，双星是国企进市场改革的一个典范。”汪海这样评价自己缔造的双星。 【对话】 经济观察报：双星的改革遇到很多阻碍，有没有考虑过对自己的影响？ 汪海：对我来讲，我怎么想的，可能你想都想不到。我最后自己总结一条就是无私无畏。因为当时我接这个摊子连工资都开不出来。既然市委班子相信我，为了我这个职位斗争这么激烈，为了感恩书记，我一定把这个事做好。从个人来讲，我这个人从年轻时候就是爱斗，用现在的词来讲就是从来不示弱，好强。这是性格决定的。 另外，我经历过越南战场，和美国人较量过，都没没有死，现在来讲活着就是多的，我还有什么怕的。我知道，这一步走不好，橡胶九厂不可能成功。当时的改革是为了整个员工，没有自己的私心。如果说有私心，那也是自己编的。因为不进行改革，就没有希望。 经济观察报：当时承担了很多骂名，您怎么看待？ 汪海：当时整个青岛市，议论完书记、市长，就议论汪海了。这是一种自豪和骄傲，我作为一个鞋匠，这是多了不起的事情，我感到了存在的价值。这就是我的心态。说明我在干事，和他们不一样。我不在乎他们认为是对是错，只要我认为是对的，对企业发展有好处，我就去做。 经济观察报：什么时候开始有市场操作意识？ 汪海：80年代中期，中国女排创下“五连冠”成绩，看到女排运动员穿着日本运动鞋出现在赛场，我希望他们穿上自己的民族品牌。当我拿着“百日会战”赶制的红色运动鞋找到女排主教练时，却得知中国女排和日本品牌有商业合作，后者提供女排出国的一切费用，每年给女排20万美元的补助。我一听吓一跳，当时我出国得提前申报，每天花多少钱，坐的公共汽车，地铁的票都得对起来还得去外汇局审核。我当时哪有那个权力。所以在体制上我们和日本的企业是有差别的，我们是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体制上的束缚使得双星无法操作这种模式。 随着国家的政策放开，企业的权力大了，双星才开始进行市场运作。所以说改革必须给企业松绑，比如人事问题、体制问题等都被捆绑，企业能怎么办。 90年代末科技热。但是进入传统的轮胎行业，出于什么考虑？ 汪海：当时中关村已经火起来，当时也有人找我（合作），但是根据我的专长和考察，还是做了老本行。轮胎也是橡胶行业，无非是原来是给人做鞋现在是给车做鞋，首先在我这行道里我不外行。再一个，当时欧美国家几乎家家都有汽车，我认为中国的汽车行业前景巨大。所以1997年就做了决定，吸收胶南县（市）的华青轮胎厂。但是就像刚才说的，只吸收合并就斗争了多年，华青一直到2002年才真正合并到双星。 您认为企业家是怎样一群人？ 汪海：企业家称号发源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在中国阶级斗争为纲的计划经济时期是没有的。198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10年后，评选出我们首批企业家，企业家由此而诞生。 企业家的成长道路非常艰难坎坷，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企业家才逐步的被认可，当时社会上、人们不理解、不接受企业家。特别是个别企业家犯错误后，人们对企业家产生了偏见，要求企业家十全十美，不能有任何错误。 很多人对企业家的认识一直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只要今天宣布当厂长、总经理，明天见面就叫企业家。我认为这是对企业家一个不正确的看法，也是对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不理解，也是对企业家概念不清楚。 我认为企业家不是职务，也不是职称，是改革开放初期敢冲破计划经济的做法，在全国各地国有企业搞得比较好的，才当了企业家的。 您曾提到企业家应该做市场的企业家，怎样理解？ 汪海：企业家要有发展的头脑，不能有发热的头脑，在市场过热时，能保持冷静的思考，市场过冷时，能激发出战胜一切困难的火热的激情。我还有一个观点，对企业家来讲，只要疲软的产品，没有疲软的市场。所以我认为，真正的企业家是市场的企业家。 市场的企业家能够把科研者的成果、设计者的构想、生产者的制造，员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各类信息提炼完善起来，工匠精神培养起来，把各种生产要素完善的汇总起来，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强大的生产力。 市场的企业家要有超强的综合指挥能力、综合协调能力、是综合的组织者、指挥者、决策者和实践者。能够带出一支有战斗力、竞争力的员工队伍，领着一个工匠团队扎扎实实的去做，干出一流的产品，创出一流的品牌，为社会做出一流的贡献。 市场竞争是看不见流血的战争，这场战争更残酷、更难打，为什么这样讲呢，战场上打输了可以举手投降，可是商战中打输了找不到人举手投降。所以说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拼杀出来的、能打赢的企业家，应该叫市场将军。 所以，企业家是稀缺人才，中国制造加工业要强盛起来，企业家的作用必须发挥好，企业家队伍必须建立和完善起来。 2050年中国要建成世界强国，必须有一支强大的企业家队伍来实现。 您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汪海：我没什么爱好，我就是一辈子做了一双鞋，当了一辈子鞋匠。你在全中国找不到，国有企业一个厂长，一干就是45年，没有变位置。我从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到国有企业，一直到现在45年，就是做了一双鞋，创造了一个品牌，45年没有动。 回首45年，怎样评价自己？ 汪海：市场经济合格的共产党员，真正的企业家，市场经济的企业家。用我的话讲，也是地地道道的一个鞋匠。 在双星的改制过程中，有什么遗憾的地方吗？ 汪海：我觉得有某些目标没有实现，为中国争光的几个大项目没有实现。这个就不多说了，没有必要说。 改革开放和国企改革，双星的经验是什么？ 汪海：改革永远在路上，没有终点。企业家永远在竞争的路上，不要把自己看太高。市场每天都在变化，企业家觉得自己成功了，就是退步的开始。 【时代背景】 1992年，双星集团正式成立，汪海任党委书记兼总裁。从此，双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汪海的带领下，双星从昔日一个专业制作“解放鞋”的中型鞋厂，发展壮大为全国规模最大、效益最高、信誉最好的国有制鞋集团，创出中国人自己的名牌。 那一年，邓小平第二次“南巡”，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谈话，明确回答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南巡讲话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判断标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做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全面明确的阐述。 那一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确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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