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若鹏：当民企进军国防军工

　　【致敬改革开放40年40人】刘若鹏：当民企进军国防军工

　　（图片来源：采访对象）

　　编者按：1978年，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倡导下，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

　　40年来，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伟大变革。在这被称为“第二次革命”的惊险一跃中，企业家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见证者和实践者。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崛起，在中国政经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企业是市场经济能够确立的基石和主体，企业家则成就了企业。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这些站在时代潮头的企业家们，为我们的读者铺开过去40年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我们希望这个系列访谈成为一个幻灯：在中国经济社会成长和发展的历史画卷上，投射出光彩夺目的片子，告诉社会，这些造福中国的奋斗者们，他们如何开始、走过怎样一条光荣的荆棘路；而在今天这样一个新时代，他们又如何思考未来中国和企业家承担的责任和使命。

　　经济观察报 记者 沈怡然 眼前这个35岁的青年人声音洪亮，向记者详细介绍着超材料、隐身技术以及与之相应的国防应用，他的身后摆着一件某型号隐身战机的模型。他是光启集团创始人、总裁刘若鹏，采访发生在2018年11月7日下午，他刚刚在上海参加完团队技术研讨会的刘若鹏来不及喘息，便马不停蹄地赶到第十二届珠海航展。他称，希望每个驻足展台的人，都能从这里看到中国国防的实力与民间科研力量的活力，看到中国最新一代武器隐身解决方案和产品。

　　“光启用8年时间把超材料产品应用在尖端武器装备上并定型，下一步，就是在多种尖端武器装备上批量生产”，在光启的展位前，刘若鹏告诉记者，彼时，光启为国家生产先进武器装备的超材料智能工厂已经建设完毕。

　　像所有媒体已经描述过的，这是一家神秘的公司，在过去的8年中，从五位海归科学家团队，成长为从事新一代隐身技术和海量目标追踪技术的尖端技术企业。

　　据多名接近光启的人士表示，这是一家典型的军民融合公司，从某种角度上，光启的历程，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军民融合发展的过程。刘若鹏与某隐形战机总师孙聪院士在湖南卫视《我是未来》节目上公开称“我国超材料已在国际上率先提前应用在我国最重要最先进的装备上”。

　　种种迹象表明，这家不足3000人的企业为中国尖端武器装备做出了贡献，这也被多位接近该公司的人士所认可。

　　光启成立以来的8年时间，是中国国防工业向民企开放的萌芽阶段。通过资本、技术、人才的交融，民企进军国防军工，和国防技术转化到民间，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特区长大

　　作为一个在特区长大、又步入特区建设的人，刘若鹏对特区精神的总结是“不谓艰难”，“没条件自己创造条件，勇于直前，杀出一条血路的创新精神，只要特区精神在，创新就永无止境”。

　　刘若鹏是一个在深圳长大的西安人，1990年他7岁，被父母从西安带到了深圳。“我住进了深圳中兴通讯的大院，发现父辈辛勤忙碌的工作状态与从前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差，父辈们从没有资金、没有任何其他条件的情况下艰苦奋斗、坚持创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高规模企业发展史上的奇迹”。

　　回忆起在深圳长大的经历，刘若鹏有一个深刻的启示：成功不是来自于噱头和关系，而是来自于个人的奋斗、坚持与智慧。没有条件，就自己创造条件，坚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高中时期开始，刘若鹏痴迷于参加物理和数学竞赛，特别是电磁领域的前沿科学，后来在浙江大学读书时，他开始有了一个科学的创意，即如何通过计算机的设计和微纳米的加工制造，实现自然界材料所不能实现的功能，刘若鹏认为，这是他和超材料结缘的开始。

　　从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到美国杜克大学，刘若鹏一直从事超材料相关的研究。2000年前后，超材料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学术体系和科学体系，但是刘若鹏称他对超材料的热情丝毫不受这些因素的影响。

　　辗转回国

　　刘若鹏25岁那年，以第一作者身份在《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引起科学界轰动，这篇文章记录了他利用超材料做出一件隐身衣的过程。简单来说，通过在物体表面覆盖特殊的超材料，引导被物体阻挡的电磁波可以改变原有的反射方向，甚至可以绕着走，从而实现完美隐身。从公开材料看，该成果引起了国际关注。

　　彼时，超材料相关科学正在探索电磁波隐身的技术。隐身技术及隐身飞机的应用都是世界范围内多国军备竞争的角力点。当年刘若鹏25岁，尚未想过自己会置身于国家、尖端技术、军事竞争的浪潮之中。

　　“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国界。在博士毕业后，我和几位联合创始人回到祖国，继续我们的超材料事业”，刘若鹏称，“那一年，我刚过26岁，向我妈妈借来20万启动资金”。

　　刘若鹏的同学、光启联合创始人之一赵治亚说，刘若鹏在美国学习勤奋刻苦，有很多创新思想，并且行动力极强，能将这些创新思想付诸实现，我们与他共事多年，也愿意跟他回到中国创新创业。

　　为将超材料技术产业化，他们在长三角、珠三角寻找多个城市落户，最终来到了深圳。

光启的联合创始人

　　民企参军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家将国防科技工业体制的变革作为关键课题之一，一直以来，军队、军工集团、地方政府、民营企业各有体系，难以融合，国家在政策导向上，努力打破这四大主体自成体系的局面，以中国的国防实力带动经济实力，同时，鼓励国防体系吸纳来自民间的高精尖技术力量。

　　光启作为一家初入军工领域的民营公司，第一个合作伙伴是中航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这是中国首家进入世界500强的军工集团，旗下多家飞机设计、制造厂位于沈阳、成都、西安等地，数十年来垄断着中国军用航空器领域。根据公开材料，双方曾联合开展在武器装备预先研究课题的论证与合作。

　　对于一名80后科学家、创业者而言，民企参军的路上，要克服的艰辛和困难其实难以想象，刘若鹏称“在尖端军事领域，做最顶级的武器装备，就如一把最严苛的尺子卡着你，你如果做的不够优秀，你的技术、人才、资金跟不上，会立刻被淘汰掉。”

　　在完成第一轮0到1之后，刘若鹏认为，下一步是深入的影响到除了武器装备、军民建设之外的领域里面，包括公共安全。在尖端军用技术转民用的过程中，光启已经将海量目标追踪技术应用于城市反恐等垂直领域，发布“海量目标追踪系统”，并已在多地落地应用。

　　改革突破

　　超材料技术的颠覆性以及对国防科技的重要性，让光启从建立之初就成为一家军民融合企业。作为改革开放最早一批进入军工领域的民营企业家，刘若鹏认为，光启发展的8年时间，也是中国军民融合战略从落地到深度融合的关键时期，这令他越发深入地理解改革。

　　对于军民融合，刘若鹏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如何让社会精英、人才开发新的创新科技，去服务国家的国防军工建设，让国防军工领域汲取各个领域，各个行业最新的技术。

　　第二种理解，他认为也是军民融合一个更大的战略意义。几乎所有的前沿技术，它的发展应用都有一个规律，从实验室诞生，在军工领域实现工程化和产业化，然后广泛应用到民用领域，实现普及。芯片、半导体、激光、通信这些高科技无一不是沿着这样的路径发展。

　　纵观历史，飞速发展的汽车工业、飞机工业、半导体、计算机、互联网，无一不是军民融合的产物。正如刘若鹏所言，“如果没有军民融合的体系去牵引，科学家的一个科学创意，就无法以极短的周期实现工程转化，更无法加速大规模的民用过程，激发生产力而带来变革”。

　　访谈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超材料从2009年发表论文后，一直没有产业化？

　　刘若鹏：超材料作为一种技术，可以投入到任何行业，而我们选择优先投入到尖端武器装备。这个行业有一定特殊性，通常需要10—20年迭代周期，大到整体，小到任何一个结构件，只要参与了生产研制过程，都是如此。同时，一些技术和产品是直接应用在国家的尖端武器装备上，都有保密要求。光启花了8年时间把产品定型，认为这样的速度已经很快了。

　　经济观察报：进入尖端武器装备领域，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刘若鹏：民企参军，要克服的艰辛和困难其实难以想象，所有解决方案都要满足极为苛刻的技术要求和复杂的战场环境，无论风吹日晒、雨淋雷击，大到整体，小到任何一个结构件都要经得起各种考验。最顶级的武器装备，就如一把最严苛的尺子卡着你，你如果做的不够优秀，你的技术、人才、资金跟不上，会立刻被淘汰掉。

　　经济观察报：对于民企进军国防工业领域，您有什么经验之谈？

　　刘若鹏：通过近几年的发展，光启摸索出了一套由军方需求直接牵引，军民合作技术驱动，逆向设计迭代优化的发展模式，也形成了三点体会和思考。

　　第一，军方需求直接牵引是技术创新型企业最大限度发挥先进生产力的基础。引领式的技术创新、装备创新与战斗力创新，需要从上至下、从军方作战需求的短链条直接牵引创新机构迭代开发，需要总部机关更深入地推进各项具体进程。

　　第二，针对具有战略意义的装备创新技术的民营企业，军方可以区别对待，在直接引领这种新质技术装备化的同时给予持续的、多渠道的研制经费投入与支持。

　　第三，坚持军民技术相互转化是创新型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军民融合发展的难点在于军品规模、保障周期难以支撑民营企业的市场化发展模式，特别是对于光启这类开展源头创新的科技企业，从预研到列装至少要经历十年以上时间，无论资金还是人才方面对企业发展都存在极大挑战。因此，公司整体技术、市场、品牌、资本规划设计对军民融合企业尤为重要。光启在军品研制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先进技术为高端民用产品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同时，民用整机系统的研发也为企业军品向整机系统过渡提供了技术基础。

　　经济观察报：以企业之力将前沿科技进行产业化，光启有什么样的方法论？

　　刘若鹏：首先，一个原则是，基于最底层的科学，无论是数学、物理学，材料科学等领域，以持续性的创新为核心竞争力，真正要发扬科学的力量去带来变革，而不是一上来就侧重市场。这样的话，便适宜采用最短平快的方法对接市场创业的逻辑，要有不同的商业化路径，这也是光启最开始以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的形式存在的原因。

　　在这样的原则上，光启确定了产业化的路径，就是以尖端的武器装备作为第一步，将技术进行验证和规模化生产，技术催熟后，再逐步应用到军工以外的领域，包括工农安全、大交通。就好像滚雪球一样从顶端向下扩散，由军到民发展。因为纵观我们的汽车工业、飞机工业、半导体、计算机、互联网，无一不是遵循这样的发展规律。

　　经济观察报：商业和技术，哪个对于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起到的作用更大？

　　刘若鹏：都很重要，很难说哪个的作用更大，最理想的状态当然就是两者并驾齐驱。借用一对新名词来说，技术主要是解决供给侧的问题，商业主要是破除需求侧的障碍。近些年来，中国在商业模式的创新上取得了一些成绩，重塑了人们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但在技术创新上，突破还不多。

　　经济观察报：那又为什么两次登陆资本市场呢？

　　刘若鹏：一个基本的原因是融资。波音、罗马、雷神，都是通过上市发展壮大的，借助资本市场是高科技领域进入军民融合的最优模式。其中登陆港股还有一个原因是，进入了武器装备领域，发现其中有两个问题，该领域的国际化交流交往并不像其他领域那样容易，引进人才很难，主要是为了在技术和人才，相当于国际交流和交往的平台。而登陆A股，是计划将超材料规模化生产并应用到海、陆、空多类军事领域，与此同时，将超材料技术应用到城市安防反恐等民用领域。

　　经济观察报：光启也曾受到来自资本市场的质疑，对此您怎么看？

　　刘若鹏：做尖端技术，产业周期长、转化成本高，直接跳过去进入商业是不可能的。这是行业的客观规律。投资有不同行业、领域、周期的分别，从前或许大家只关于消费领域投资、工业领域投资，再后来关注到尖端技术的投资。而尖端技术是个新品类，一直以来没有，大家会慢慢认识到。

　　经济观察报：从五位海归的创业团队到千人规模的尖端技术企业，你觉得光启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刘若鹏：支撑光启发展的是我们的基础研究，基础科学研究是底层科学研究做的事情，只不过大部分的基础研究不由作战进行牵引，所以做完了以后变成论文扔在实验室里面，而我们是用作战场景牵引出来的基础研究，将科学转换成实实在在的战场战斗力。

　　经济观察报：光启的基因是什么？

　　刘若鹏：比较极致的崇尚用科学的力量，不完全依赖用经验的手段解决问题。可能是因为整个组织或者这个团队的基因，包括我自己的问题。后者我们认为充其量只是一种重复和补充，但是，真正要发扬科学的力量去带来变革的话，这也是非常难的过程。

　　经济观察报：你愿意别人称呼你科学家、企业家，还是投资家？

　　刘若鹏：我一直对自己的定义是创新者，从来没有变过。

　　经济观察报：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来总结改革开放40年，怎么表达？

　　刘若鹏：这是一个从0到1的时代，是以科技创造生产力，以创新实践引领社会发展的40年。

　　【历史背景】

　　2010年，刘若鹏等5名海归科学家在深圳建立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这是光启的研究实体，开始了将超材料从基础研究引入商业化的进程。

　　那一年，全球超材料相关科学正在探索电磁波隐身的技术，隐身技术及隐身飞机的应用都是世界范围内多国军备竞争的角力点。

　　那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审议通过了《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实施办法》，进一步推进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建设。而在2007年，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颁布《关于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防科技工业建设的指导意见》，首次开放民资进入国防科技工业领域。

责任编辑：霍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