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蓁：央行独立性与货币政策透明度

　　作者|叶蓁‘中国人民银行’

　　文章|《中国金融》2019年第11期

　　在现代央行治理框架中，独立性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观察独立性的角度很多：有人从人事任命角度来判断，有人从财政赤字融资角度来观察，也有人从货币政策决策程序来分析，还有人从货币投放角度来讨论。不同角度观察到的独立性内涵和边界也不一样，如果将独立性理解为一个由多种指标加权量化后的综合结果，不同的观察者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判断，赋予各类独立性指标一个属于自己的权重向量，根据这个向量计算出的独立性注定因人而异。无论如何，独立性都不应该是一个非此即彼、非0即1的概念，不能因为某央行在某一项具体指标上得分低就判断其不具有独立性。

　　相对较高的独立性，有利于央行更加灵活、高效地实现调控目标；有助于维护币值稳定，避免财政风险货币化，减轻救助道德风险以及防范外部冲击。这对大国央行十分重要。作为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典型案例，阿根廷在上世纪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中的表现已经为此标写了历史注脚。

　　那么该如何提高独立性呢？从独立性的组成指标出发，很容易得出答案。譬如，从人事任命、政策目标制定等角度建立法律约束，减少政府干预；从“不可能三角”关系入手，适当稳定汇率或适度开放资本账户，减轻外部冲击对货币政策的掣肘。这些都是提高独立性应该努力的方向，但是实践中很多事情不太能够一蹴而就，比较好的选择是寻求一个多数人都能认同且阻力不大的突破口。

　　近期的讨论中，很多人开始把独立性和透明度两个概念联系起来，衍生出不少富有趣味的话题。譬如，独立性和透明度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是否有助于提高央行独立性？其实货币政策透明度一直是一个热门的老话题。曾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在《行动的勇气》一书中写道，在当今这个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日益注重透明度和问责制的世界上，美联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神秘色彩已经过时了，而且这种神秘色彩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他甚至认为，货币政策要发挥出影响力，98%靠宣传，2%靠政策本身。

　　将时针拨回到百年前，那时货币政策的“黑箱”则是被牢牢锁死的。1920年，当议会批评央行货币政策过于隐蔽时，性格傲慢的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狂妄地表示“绝不解释、绝不辩护”是中央银行的行为准则。若再将时针拨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总结危机原因时抛出了一个新观点，即货币政策的不透明也是引发危机的重要原因。翌年，IMF在着手制定的《货币与金融政策透明度良好行为准则：原则宣言》中将货币政策透明度纳入准则范畴，并首次赋予其明确的官方定义，即公众能够简单易懂、方便快捷、及时准确地获取货币当局关于政策目标、法律框架、制度框架、经济框架，与决策相关的基本模型、数据、信息以及机构责任条款等方面的信息。IMF提出这一概念后，又有不少这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了透明度的内涵和边界。欧央行的温克勒（Winkler）提出，真正的货币政策透明度必须满足公开（Openness）、清晰（Clarity）、共识（Common-understanding）和诚实（Honesty）四个特征。公开是指央行提供公开信息的数量；清晰是指公开信息的质量，为了提高信息的准确性和可辨识度，央行需要对其进行加工处理，使市场能更清晰更准确接收这些信息；共识是指央行和市场对信息的理解方式和结果是一致的；诚实是指央行向市场公开的信息与内部观点、事实信息是一致的。诚实是提高透明度的首要基础，诚实度不够意味着央行有意扭曲信息，市场就无法得到准确信息。

　　时至今日，央行已经越来越离不开与市场的沟通，离不开透明的信息。这些透明的信息能让意图干扰或影响货币政策的部门产生顾忌，使央行感受到独立性增强的“快乐”，但也能给央行这个掌控巨大公共权力的机器带来约束和挑战，使其感受到“痛苦”。在“痛并快乐”中，央行要保持良好政策透明度的难度实则不小，尤其是在决策机制信息方面。诚如美联储这种富有经验的央行都未必能做到游刃有余。格林斯潘曾说过，“自从成为央行行长之后，我说话时经常会喃喃自语，而且缺乏连贯性。如果你觉得我讲的某句话似乎很清楚，那么你一定误解了我说的话”。事实上不光是格林斯潘，其后的历任美联储主席似乎都感受到这种痛苦，伯南克说，“我早就痛苦地意识到美联储主席的每一句话都可能轻易地遭到误解或过度解读”。

　　也许，随着时针继续向前转动，央行还将继续“痛并快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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