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深圳改革人物|方苞:边境贸易和三来一补的推动者

　　文/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

　　百位深圳改革人物方苞：发展边境贸易和三来一补，为特区建设奠定基础

　　人物简介

　　从宝安县委书记到深圳市委副书记，方苞大胆探索、突破禁区，在特区建设初期积极开展边境小额贸易、推广种养殖业和三来一补，加速城乡融合，为特区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奠定基础。

　　深圳建市后，方苞是分管政法、“三农”工作的市委领导。

　　面对屡禁不止的非法偷渡香港现象及当地的贫穷现状，他从实际出发，积极探寻农村改革开放和农民致富的有效途径，为特区的建设发展和创建良好的环境、秩序作出积极的贡献。

　　从宝安开始改革，发展边境贸易

　　过境耕作、小额贸易，曾被认为是典型的向洋、好洋、慕洋，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种表现，因此受到严厉的批评。

　　文革结束后，在方苞的带领下，宝安县委曾多次向上级反映农民诉求，希望恢复和发展边境贸易。省委书记习仲勋1978年7月到宝安调研时表示赞同。

1978年，习仲勋到粤后的第一次基层调研，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陪他在宝安开展了三天的调研。

　　1979年1月方苞参加省委扩大会议时，又再次向省领导习仲勋、刘田夫请示，并送上书面报告。1979年2月广东省革委21号文正式批复同意。

　　1979年3月，在深圳市委成立的第二天，就发出了《关于发展边防经济的若干规定》（3号文）。《若干规定》的主要内容有四：一是恢复和发展边境贸易；二是积极开展补偿贸易，发展以出口为主的种养场；三是引进外资投资设厂，来料加工装配；四是扩大过境耕作，允许过境耕作人员收集境外废旧物资免税进口，交境内供销社或工厂翻新加工出售。

　　这些政策是干部、农民多年的心愿和诉求，百姓渴望扩大过境耕作和恢复边境贸易“走出去”。

方苞任宝安县委书记期间，正是广东偷渡外逃最严重的时候。

　　执行这个文件的结果，扩大了对外开放，又以改革外贸管理体制为突破口，带动计划管理体制改革。

　　过去，进出口贸易是国家外贸公司独家垄断经营的。广东省革委21号文和深圳市委3号文同意恢复边境小额贸易：边境贸易出口和分成外汇进口物资均由市、县小额贸易公司经营；非边境地区农村完成国家任务外的农副产品出口，由国营外贸公司或由小额贸易公司代理。

　　这样，进出口贸易就由国营外贸公司独家经营改革为国营、地方、代理制并行。

　　深圳海关放宽八种物品（电视机、收录机、收音机、电风扇、自行车、照相机、衣车、手表）征税后，入出境人员成倍增加。

图为1980年春节旅客出入境场面

　　竞争突破了国营外贸公司垄断封闭时的压价收购行为，从而推动境内农副产品购销价格的放开。调整部分粮田和调减部分粮食上调任务、发展多种经营，成为农民的迫切要求。

　　允许外商在种养业开展补偿贸易，外商就纷纷进口推土机挖塘养鱼，租地养花种菜，粮食种植和收购计划是死任务的计划管理体制和价格管理体制被突破了。

　　经济规律的运用使农业生产规模化、商品化、集约化和现代化的程度迅速提高，当地农民也因此迅速致富。

　　‘成立“基地办”和“引进办”，让农户收入超过香港新界’

　　方苞曾经多次向中央和省领导建议搞一个万亩农业生产基地，加上过境耕作和小额贸易，用这三个办法帮助农民致富，解决外逃问题。

　　因此，当过境耕作、小额贸易等一系列大胆的尝试收到成效且获得肯定之后，方苞更坚定了信心，要改变一部分水稻田，改种、改养，把宝安建设成为供应香港鲜货食品的万亩生产基地。一方面增加当地农民的收入，一方面让香港市民吃到更新鲜、价钱更便宜的鲜果食品。

　　在他的努力下，深圳成立了专门搞万亩基地建设的“基地办”，后来又成立了专门引进外资的“引进办”。“引进办”早期“两手抓”，既抓工业，也抓农业。

　　农业怎么抓？刚开始也就是挖鱼塘养鱼。然而，挖一亩鱼塘要很多钱，即使有了中央和省里同意深圳出口海沙和供港用水所留下的450万，也根本不够花。靠银行贷款，银行也不愿意贷，当时的情况也还不起。

　　方苞与当时的负责人几经商量后决定引进外资。港资看好香港鲜鱼的市场利润，就主动提出出钱挖鱼塘，然后把鱼塘租七年到十年，每一年象征性支付一点儿租金。七年期满了，鱼塘都归深圳。最早开发的是皇岗那一片，一万几千亩地全部变成了鱼塘，然后就是沙井、福永了。

1983年的深圳湾畔，沙尾、沙头、皇岗一带。

　　看到荒土改成鱼塘获得不菲收益后，方苞再次向省里要面积开发。

　　没想到省里不仅没再对面积进行限制，反而发话，除了五万亩之外，需要多少你就改多少，不要请示了。

　　在当时领导班子有组织的规划下，从五万亩进一步发展，开始保持30万亩土地种水稻，后来减到20多万亩。鱼塘从一开始的6500亩，两三年之就搞到了7万亩，蔬菜面积从7000亩变成7万亩。

　　除此之外，方苞还号召发展养鸡。过去依靠家庭传统养鸡，只能小打小闹，宝安县一年出口活鸡长期在4-6万只徘徊。

　　1978年夏，经请示省领导同意，宝安边境社队与香港五丰行合作，在莲塘村香港新界的插花地上办起第一个年出栏量10万只活鸡的示范鸡场，并以此作为培训境内养鸡人员的实习基地。

供应港澳鲜活冷冻商品快运货物列车，简称“三趟快车”。

　　也就是两三年功夫，到了1981年，深圳市新建5万只以上规模养鸡场达27个，活鸡出口量当年增到114万只。1989年，出口香港活鸡达1800万只，占香港市场的三分之一，还有1000万只活鸡在省内市场销售。

　　淡水养殖也从6千亩发展到10万亩，蔬菜面积从7千亩发展到8.9万亩，垦荒新种荔枝达10万亩，从养鸡、养鱼、种果菜、花卉中获得年收入几十万元、上百万元的种养大户犹如雨后春笋，越来越多农户收入和生活水平超过香港新界农民。

　　主持起草两项文件发展“三来一补”

　　深圳特区建立后，方苞主持起草了《深圳市农村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若干规定》（321号文）和《关于恢复宝安县建制几项政策措施》（11号文）。

　　这两项文件分别于1980年和1981年由深圳市委审核同意并发布实行，两个文件规定：特区政府“尽量把外资‘三来一补’放到宝安县去办”、“特区内的企业也尽量采取发外加工、设立分厂、委托承包等形式，将部分加工生产任务交给县、社企业经营”、“县还可以办进出口贸易货栈”、“县成立进出口服务公司，直接办理本县地方外汇进口业务”、“外资‘三来一补’项目由县审批”，“社队兴办的农工商联合企业免征所得税三年”、“宝安农村上述企业”可享受特区企业同等优惠待遇”等等。

　　市委把国家给予特区的特殊政策，扩大到特区外的宝安县全部农村，大大加快了宝安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

　　“三来一补”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是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初期尝试性地创立的一种企业合作贸易形式，始于1978年。

　　在上述两个文件的政策指导下，宝安县委决定，首先在特区外围，交通便捷的布吉、横岗、龙岗、平湖、西乡、宝安新城创办工业小区，进而沿着西乡至松岗、布吉至公明、横岗至坪山、坪地、坑梓三条公路两旁村镇发展“三来一补”工业。

　　1978年夏，习仲勋视察宝安沙头角镇的来料加工厂时，就充分肯定并鼓励宝安大力发展”三来一补“企业，到1979年底，深圳市已办起约200个“三来一补”企业。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宝安农村引进“三来一补”工业超千宗。

位于宝安石岩街道的劳务工博物馆，其前身是宝安首个“三来一补”企业的厂址。

　　宝安的出口总额，1978年约1000万美元，2000年达289亿美元，工缴费达11亿人民币。宝安农村人均拥有集体资产：从1979年293元，到1990年1.55万元， 2000年达18.7万元。原来1-2千人口的农村，逐步变成几万人口的城镇，宝安农村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城镇化。宝安农村劳动力平均收入也从1979年350元，到1990年4335元，再到2000年达2.25万元。

　　种蔬菜多了，养鸡多了，鱼塘多了，深圳的农业开始往规模化、产业化、集约化、商品化“四化”发展，农村出现大批万元户、十万元户，这就使得原本想偷渡香港的都放弃了念头，原来偷渡出去的也有被吸引回来的，困扰了广东近30年的偷渡“老大难”问题在1980年尾就基本得到解决。

　　深圳农业快速发展为深圳工业化和城镇化积累了一大批原始资金。

　　社会稳定和治安良好的环境，增强了对外资的吸引力。农民从自身迅速富裕的体验中认识到特区发展与自身命运的必然联系，农民廉价为特区建设提供大量集体用地，为特区建设做出重大贡献，成为改革开放的重要动力。

　　方苞不仅帮助农民快速解决温饱，走上致富之路，还解决了农业现代化的问题，加速了城乡融合，进而成功推动深圳快速实现城市化。方苞为特区后期建设积累了丰富而可贵的经验，为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经典语录

　　公务员可以退休，共产党员不能退休。

　　参考资料

　　1．《方苞口述宝安血路》， 一号平台，2016年11月2日

　　2．《原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秘书长方苞访谈录》，解放军报深圳，2011年5月22日

　　3．《广东改革开放决策者访谈录》，中共广东省党史研究室，2008年9月出版

　　4．《总结和传播特区经验有重要现实意义》，深圳特区报，2012年5月7日

　　5．《习仲勋与群众路线》（上册），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主编，中央党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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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谢长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