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克集团欧思明：世卫组织不可或缺但所获资金明显不足|新冠肺炎_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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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主办的“CDF TALK”于7月9日在线举行。默克集团执行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欧思明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杨锐：尊敬的嘉宾欧思明先生，万分欢迎您做客访谈。欧思明先生是默克的执行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该公司在德国，乃至全世界颇负盛名。如今，默克是一家领先的科学技术企业，在健康，生命科学，性能材料领域。默克总部位于德国的达姆施塔特。

　　在此，我们邀请欧思明先生做精彩的发言分享。现在，请开始您的演讲。

　　欧思明：谢谢杨锐。感谢邀请我参加今天的这个环节，我对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这个高端对话非常赞赏，并很荣幸受邀参加今天的连线。我也很高兴看到CDF以另一种方式展现它的活力。

　　因为疫情的影响，此时此刻，我们还不能面对面相聚，但是，对中国而言，正在经历一个重要时刻。中国政府刚刚成功召开了“两会”，对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做出了周密的部署，我要对中国政府在应对和控制新冠肺炎疫情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我也为默克在中国的4000多名员工深感自豪，这个团队在疫情当中所表现出的坚毅和责任，为全球的默克同仁做出了表率。

　　同时，我很高兴地看到中国更加坚定的改革承诺和宏图，以及为国际合作伙伴在华投资兴业，打造有利环境所付出的努力。

　　鉴于近几个月来众所周知的挑战，接下来我来谈一谈“我的2020”。

　　当前的特殊时期，不禁让我想起，我一直认为非常神奇的一个汉语词汇，我要说的这个中文词就是“危机”二字，“危机”的“危”，字面上是危险，，有意思的是，后面紧跟着的“机”字又代表着机遇。这两个字合起来，代表着在挑战中发现并抓住机会。

　　在不同寻常的2020年，这两个字成为我的年度关键词。下面的时间，我将分享一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三个机遇：相互学习的机遇，在科技方面取得进展的机遇，以及团结、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机遇。

　　首先我想谈一下相互学习的机遇。毫无疑问，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默克公司上下都在向中国学习。因为我们的中国团队是默克公司克服疫情挑战、实现业务复苏的先锋，中国同事反应敏捷，快速组建了跨部门的应急团队，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危机处理工作中。

　　从第一天起，他们就专注于每位员工的安全和健康，同时与我们的客户和合作伙伴保持了密切的沟通，不遗余力地确保业务正常运转，为的是服务于依赖我们产品的广大患者、科学家和行业客户，当然包括中国。

　　早在二月初中国疫情最严峻的时期，我们设在上海的高性能材料生产基地就成为最早复产复工的外资企业之一。目前，默克在华各业务实体在各级各地政府的支持下，已经全面恢复了正常运营。

　　我们致力于全力支持中国政府的复产复工努力，助力新兴产业发展，中国团队的勇气和坦诚的经验分享令整个默克公司都获益良多。

　　反过来，我们也一直致力于和中国分享我们的知识和经验。默克源自德国，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科技公司，至今已有352年的历史，我们在华运营也已有87年之久。面向未来，我们需要加强的还有很多，包括更多的相互学习。

　　大家都知道，古代中国创造了四大发明——火药、印刷术、造纸术和指南针，可以说中国就像一位老师，书写了世界历史。现在，作为拥有全球最大互联网人群的国家，中国对于技术和创新的开放性值得学习。

　　中国迅速崛起的科技能力令世人瞩目，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人工智能、数字化平台和电动汽车方面已经领先全球。从高性能计算到全球最大的基因测序能力建设，中国在大规模研究项目方面的能力令人震惊。此外，中国在生物科技和未来技术方面都拥有领先优势，比如说基因编辑和CAR-T细胞治疗等，在提高医疗服务可及性方面，中国把生物科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合并发力，令人印象深刻。

　　默克公司在上述领域和其它相当多的创新领域都十分活跃，我们的产品不仅包括基本药物和创新性专科治疗解决方案，还是生物科技公司科研人员的重要伙伴，这其中就包括CAR-T细胞疗法。我们还提供显示材料和半导体材料，为数字革命赋能。简言之，中国的创新生态给以创新为源动力的默克公司提供了绝佳的环境。

　　接下来我想谈谈这次危机下我观察到的第二个机遇，推动科学技术的进程，并以此推动人类的全面进步。我一直深信，任何一个全球性的重大挑战，最终都需要科技创新来解决，包括气候变化、健康可及性以及粮食安全。

　　默克的公司宗旨与之高度契合，那就是“好奇心为人类进步做出贡献”，也就是通过对科技产品的研发、生产和经营改善人类福祉。对默克而言，新冠疫情带来的危机让我们对于使命更加坚定。

　　凭借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我们在多个领域为全球抗疫做出贡献：我们是诊断试剂、疫苗和药物研发所需原材料和设备的重要供应商，我们是众多重症患者信赖的基本药物提供者，我们的电子材料让世界保持连接，我们是创新预防和治疗领域全球合作的重要合作伙伴。

　　概括来说，当今世界的希望寄托于科技，而我们的专长就是服务从绘制蓝图到实践的整个过程，助力全球科技发展。我们在中国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因为中国的科技发展环境与我们的理念高度契合。

　　几十年来，中国以巨大的决心和惊人的速度，实现了在科技、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宏图。帮助中国实践这些宏图也是我们的目标，作为一家全球领先的科技公司，我们的目标是为每个中国人带来积极影响。

　　除了暂时的挑战，我们认为新冠疫情也给全球共同推动创新带来了许多机遇。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数字化的加速，当今世界的数字化连接水平早已今非昔比，中国在“新基建”方面的投资计划是这一趋势的最好反映。

　　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它专注于包括5G，物联网和云计算等未来科技。对于默克而言，我们将以三个业务部门的优势力量全力服务于这一趋势。

　　在医药健康领域，我们有幸与很多颇具影响力的网络平台，比如阿里健康、平安好医生等达成战略合作，以提升我们在数字医疗领域的贡献。在生命科学领域，我们通过电子商务平台，不断以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供应市场。在高性能材料领域，我们以多种方式助力数字化生活。不仅如此，去年，我们在中国的上海和广州设立了默克中国创新中心，以践行我们“植根中国，服务中国”的创新理念。

　　疫情还带来了另外一个机遇，那就是在日常工作和与同事及合作伙伴的交流中采用更多的数字化技术和方式，比如说我们的中国创新中心就成功举办了多场线上论坛，吸引和凝聚了众多的合作伙伴。

　　最后，我认为合作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不仅是默克与中国的合作，还包括全球各地的各个行业和社会的方方面面。我的意思是说在全球范围内以团结合作为基础，建立一个体系化的基础以防范未来类似的疾病大流行。

　　我要讲的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是，几年前曾有专家预言类似的全球性危机可能爆发健康、全球安全和世界格局的稳定紧密关联，高度全球化、城市化的当今世界，助长了此类大流行的发生。

　　此刻，世界各国政府都在忙于应急管理，这无可厚非，然而，我们更需要对未来的规划——对于全球大流行的预案。这样的未雨绸缪终将得到回报，且不仅仅是经济上的。目前，国际社会已经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我要强调的一点是，筹划和构建体系化的疾病大流行预防机制，应当引入一些国防和军事思维，那些在应对暴力和恐怖主义方面颇为奏效、以高科技为依托的思维体系，同样适用于医疗健康领域，以保护每一个人。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际合作和协调，这是成功的关键。对于疾病大流行的持续有效应对需要全球化的协作这项协作有赖于政府部门，医疗健康企业和科学界的共同努力，就像之前我提到的专家对于全球疾病大流行的预警，这些观点不算新鲜，我本人这些年来也为这个话题的倡导做出了一些努力，比如说在2016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我们就召开了一个医药健康安全的专题研讨会。

　　今年2月，我有幸再次出席慕尼黑医药健康安全专题研讨，一同出席会议的还有中国外交部的秦刚副部长。我认为，当前的形势对于探讨这样一个话题是非常难得的机会，相关的对话会更有效、也更加国际化。

　　这样说是因为在当前的危机之下，我看到了人们身上最纯粹的东西，疫情期间，我和不同国家的同事，以及我们的合作方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无论是在默克内部还是社会各个方面，我都感受到了前所未见的亲密无间和守望相助，这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还是第一次，这样的状态帮助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让业务复苏并正常运转，并且延伸到从紧急援助到科学研究合作等方方面面。

　　在中国，默克向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捐赠了价值300万人民币的现金和防护物资，全球范围内，默克为不同国家提供了200万只口罩。我们还组织生产并捐赠自制的消毒剂，并为全球的抗疫研究提供支持，其中就包括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通过与盖茨基金会和一些公司的合作，我们为新冠肺炎疫苗和相关治疗药物活性成分的研发生产提供助力。我们还向世界卫生组织捐赠“利比”这个药品用于研究工作，这个药是默克自有的用于多发性硬化的成熟产品．

　　因为有一项将“利比”用于新冠肺炎的临床治疗的研究正在进行中，我在和同事们交流时总喜欢对他们讲，我希望，即使在疫情结束后，我们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这种紧密合作的精神。

　　对于默克中国而言，我十分确信这样的精神一直在那里。翻阅默克352年的历史长卷，有123年里写着中国，真正在华经营也有87年之久，我们经历过许多困难也克服过许多挑战，当然也包括让全社会元气大伤的疫情，无论是过去、现在抑或将来，我们都将继续屹立于此。

　　我们对中国和中国经济的韧性充满信心，我们也坚信默克能够持续助力中国实现美好愿景，通过相互学习、合作创新、建立牢固的合作伙伴关系，合衷共济，在一起，发现机遇、抓住机遇，我们终将战胜和化解危机。

　　谢谢。

　　杨锐：非常感谢，欧思明先生。感谢您鼓舞人心的演讲，在新冠疫情的消极影响下，倡导缔结合作关系和团结一致。

　　下面是我们的问答环节：首先，您认为在无国界的新冠疫情的消极影响下，在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的负面影响下，企业，企业家，跨国公司仍会互联互通？

　　您表现出谨慎乐观的态度。人们讨论了是否需要对世卫组织进行改革，以及是否需要对多边机构进行改革以实现一些西方大国的雄心和蓝图。

　　我想知道，您对合作关系中利与弊的权衡，包括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

　　欧思明：是的，杨锐。我的乐观源于疫情期间我对人的观察，正如在刚才的演讲中提到的，我的确深为所动。

　　连日来我一直通过数字和电子化的手段和公司的同事进行交流，我发现人们的目标意识越来越高，特别是在面对危机时，关注点变得更集中，人们希望做出积极的贡献。如你所说，我的观察来自于企业层面的业务经营层面，我感觉到，目前不同行业领域之间的合作空前密切，这带给我希望。

　　关于你问到的WHO所扮演的角色的问题，我本人与世卫组织的合作已经有很多年了。事实上，我职业生涯的最初阶段，就从联合国开始，也曾负责许多与世卫组织的合作项目。

　　世界卫生组织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组织。我们需要一个运转良好、组织有力的全球性的卫生组织，当前的新冠肺炎危机无疑印证了这一点，然而这并不意味世卫组织没有改进的空间，相反，世卫组织改革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其中一点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范围和广度，世卫组织的任务清单十分庞大。把更多的关注投向当前我们正在面临的挑战，显得十分重要。

　　其次，世卫组织所获得的资金明显不足，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世卫组织有一个传统强项就是“公私伙伴关系”，这种合作方式非常有必要，这方面的例子我见过很多，其中就包括“被忽视的热带病”、疟疾、HIV和艾滋病，世卫组织与私营部门的合作需要一套清晰的规则，而且这样的合作还需要加强，所以，世界卫生组织有待加强的地方还有很多。

　　当然，对于如何改进世卫组织所开展的讨论，不能等同于对这个组织基本任务的否定。

　　杨锐：说得好。我非常欣赏您对世卫组织前景富有洞察力的分析。以及我们通过密切的伙伴关系可以携手合作的项目。新冠疫情爆发后不久，习近平主席就把对疫情的关注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您也提到了在近期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与外交部副部长秦刚的讨论关于冷战后打击非传统威胁的重要性，您还有哪些看法？您觉得您达成或建立了何种共识？关于共同努力对抗大流行疾病的非传统威胁，请分享更多您的见解。

　　欧思明：是的，关于医疗卫生的专题讨论始于2016年，埃博拉病毒肆虐的高峰。当时，G20领导人峰会在即，相关的讨论是为了G20峰会做准备。在德国总理默克尔的邀请下，许多专家汇聚一堂，参会的有比尔·盖茨、世卫组织、国际红十字会，无国界医生等国际组织的代表。

　　我记得也是在2016年，比尔·盖茨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他提出了全球疾病大流行威胁的概念，在当时的文章里，基于从埃博拉危机的教训，基于假设，他提出人类对应对此类危机的重视程度，应该和应对军事冲突或打击恐怖主义的重视程度划等号。

　　举个例子，我看到有关数据显示，要想从恐怖主义袭击下挽救一个生命，需要耗资5亿美元，显然我们对于疾病大流行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过去我们经历过SARS，MERS和其它危机，但有一个怪圈就是人们往往是初时恐慌，进而忽视。

　　我们想要打破这种怪圈，所以我们开发出一系列给政府的建议，也取得了一定成效。比如说在疫苗的研发上，我们在推进研发进程上做了很多工作，使得我们的反应能够更为迅捷，正如我们在这次危机中感到的，目前的进程仍然不够快，于是就有了盖茨基金会新的CEPI项目，这也是一个公私伙伴关系项目，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许多公司都有很大贡献，我们希望通过慕尼黑安全会议实现的是，让这个话题引起主要政府首脑和安全专家们的重视，并且把他们对于此类危机的认识提高上来：具体说就是面对这种危机，应该有相当于军事级的筹划。

　　我认为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是完全做好准备的，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看到许多国家在这场危机中表现得非常负责任，就像一场大型的学习演练，我们都应当积极地从中学习。比如说在我们所从事的产业里，许多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措施。我曾与一些政府首脑、卫生部长、经济部长们进行过沟通，他们对于医药健康和生命科学行业的措施截然不同。

　　一方面，他们都认识到了重要性，因为这关乎重要基础设施，特别是对于本国或本地区的创新和生产能力方面。另一方面，这样的问题还需要一个全球化的视角。

　　杨锐：现在我们看看中国。更近一步看看中国的现状。如今，在许多书籍和文章中，这个最大的新兴市场是最具活力的一个，仅次于美国。如果看中国的市场规模和整体经济水平的话，当然，中国自身也还有待解决的问题，比如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现在，很多人指出，中国未富先老。因此，在生命科学和健康领域，您觉得默克公司在振兴医疗健康产业方面，有什么样的机会和前景。在新冠疫情中不幸罹难的患者中，很多是退休人员，老年人等。因此，人们都在谈论他们的未来，父母，以及老龄化的人口，我想请您谈谈，我们可以和默克公司一起做些什么，来增强中国经济的活力。毕竟我们正面临螺旋式下降的漩涡，有哪些特别明确的机会呢？

　　欧思明：近年来，中国的医疗健康领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此之前，我们知道，普及性问题、质量问题不一而足，在医疗领域的进展是翻天覆地的。

　　我之前也提到过中国正蓬勃发展的创新景象，有许多的初创公司和行业企业，都在为上述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而默克为这些公司和企业提供了支持。

　　特别是新冠疫情危机的应对。我们的生命科学业务在支持全球45个不同疫苗项目的开发，这其中有一些是在中国的，我们所提供的支持包括技术开发和生产工艺开发，我们对相关产业的支持还包括不同的疾病治疗药物，我们需要应对冠状病毒的疫苗，同时我们还需要其它治疗药物，这里即包括抗病毒物质，也包括调整免疫反应的物质。因为有许多患者，包括老年患者和高危患者的死因是免疫并发症而不是败血症之类的。

　　在所有的这些领域，默克公司都有参与，或是直接用到我们的产品，或是通过我们对其它公司的支持。所以说，在这样的环境下和情景下，一个多元创新的生态系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这个领域，中国在近年来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杨锐：最后一个问题，怀疑、恐惧的情绪广泛弥漫，在科学家、普通老百姓、在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也就是说，即使对疫苗生产抱有乐观态度，您的公司也在其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但病毒内部自身在快速的变化，对我们来说，面对这些，我们无所适从。　您为什么确信疫苗的接种可以抵御这个疾病？因为据称新冠病毒未来会和我们人类长期共存，

　　您为什么确信在种种不确定因素存在的情况下，病毒终将被克服，人们可以被治愈？

　　欧思明：有一点我必须得强调，没人能敢打保票我们一定会获得疫苗，这可能得需要一点运气，因为冠状病毒有很多，比如说在动物身上的。多年来，人们试图开发针对这些病毒的疫苗，但尚未取得成功。

　　因此，不敢说一定有保证，然而，目前人们所付出的努力是空前的，而且有许多重量级的参与者投入了相当的资源。因此我认为这件事上取得成功的几率与其它相比还是很高的，不过还有一点就是突变，比如说我们研究HIV疫苗这么多年，始终没有实质性成果，这与病毒的结构等多种因素都有关系，也和HIV病毒变异迅速有关。

　　我从专家那里获得的信息是，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新冠病毒的刺突蛋白有明显的变异，这个刺突蛋白决定病毒的属性，也是大多数疫苗项目直接瞄准的靶点。除此之外，带给我信心的其它因素包括信使RNA（mRNA）这样的新技术。

　　包括美国的Moderna，德国的CureVac，Biontech等都是信使RNA技术的领军者，通过这几家公司提供的早期数据我们了解到，这项技术的先进之处在于你通过赋予患者一个基因信使，就可以使这些患者无须病毒暴露就可以表达抗体了。

　　这是一个绝佳的创新，也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创新，然而我们也要面对一个现实问题：即便我们现有有了疫苗，一个经过成百上千患者验证的疫苗，这样的疫苗也不是立刻就能为广大民众所用的。这中间还要解决生产能力的挑战，这是很多人在从事的工作，还要从风险收益管理的角度看，这样的疫苗应该首先用于高危人群，之后才是对更多更庞大数以亿计的的健康人群的接种。

　　疫苗加上药物再加上或许是中和抗体，可以让我们在一个可预期的时间内，把疾病的负担降到这样一个程度。就像控制流感一样，让我们不必完全停摆。

　　杨锐，非常感谢。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尽管对疫苗的研发和生产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但前面仍有巨大的挑战。但我们感激您的人道主义努力，给我们传递真实的希望。

　　您让我们看到了乌云密布中的一线希望。现在，我相信在很多中国人都在关注，他们也期待任何您向世界所传递的成果。我们期待成果，而不仅是政客的说辞，尤其今年是大洋彼岸的大选年。

　　您懂我的意思。感谢你，欧思明先生。非常感谢您的演讲。

　　欧思明：再次感谢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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