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500年视野里的美国与中国

2020年07月21日10:43    作者:吴晓波  

  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吴晓波

  1980年代的美国,是一个患上了三重焦虑症的“巨人”。

  国内经济因制造业产能的过剩和成本陡增彷徨而找不到出路;在国际上,“日本虎”迅猛崛起,几乎快咬到美国的尾巴了,大有取而代之的气势;而与苏联的长期“冷战”,消耗了大量国力,却似乎看不到胜利的曙光。

  这个时候,需要有人从历史规律中帮助美国人找到勇气。而这个任务,在1988年由一个出生在英格兰的学者完成了。

  他有一个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名字: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其实,他与著名的肯尼迪家族只在血缘上有非常遥远的关系。

  他出版的书名是:《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

  保罗·肯尼迪,1945年出生于一个英国造船工人的家庭,这让他对海洋和海军有天生的兴趣。牛津大学博士毕业后,他专注于海军史的研究,31岁出版了《英国海上主导权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1983年,他定居美国,在耶鲁大学历史系任教。

  肯尼迪后来回忆说,原本只想写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但是很快发现,几乎没有历史学家涉足这个领域,没人把军事史、经济史、国际关系史糅合在一起,提供一幅详实的大图景。他的创作雄心因此被激发了出来,事后证明,这是他在当年做出的最正确的决定。

  关于什么是“大国”,英国学者怀特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义,那就是:

拥有超过全部竞争对手之和的力量的国家,无论遇到对手怎样组合发起进攻,都能从容不迫地策划战争的国家。

  这里所谓的战争,应该包括军事的和经济的。

  史学界有一个共识,在上古、中古和中世纪,世界上只有区域性大国,即便中国的汉唐明清、罗马、奥斯曼等等,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大国。后者的出现是大航海及工业革命的产物。因此,保罗·肯尼迪的叙述起点便是公元1500年。

  肯尼迪通过500年的历史研究,得出一个结论:大国的兴衰不是突变,而是一个渐变的长期过程,其最核心的规律有三条:

   大国的兴衰是相对而言的,取决于当时环境里和其他国家实力升降的比较。

   兴衰的主要和最终决定因素,是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

   不断扩展战略承诺导致军费攀升,最终使国家经济基础负担过重,是一个大国走向长期衰落的开始。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肯尼迪的大国观察,聚焦点正是他刚刚定居的美国。

  他回忆说,新书出版后的那年暑期的某一天,他拿起报纸,看到有一篇报道这样写道:

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将开始亚洲六国之行,以此反驳保罗·肯尼迪提出的美国正在衰落的观点。

  他差点从椅子上跌落下来。

  在后来的两年里,美国国会数次举行专题听证会,召肯尼迪作证陈述。

  这一切的发生,都因为这位英国籍教授用“历史之槌”击中了当时美国的痛点。

  战后的全球格局出现了“两极世界”,美国与苏联的对峙构成了所有国际关系的前提。肯尼迪认为,当今美国正面临两大考验:一是国力与军事支出之间的均衡性,二是产业格局技术变化所带来的挑战。

  在比较了17世纪初的西班牙帝国和20世纪初的大不列颠帝国之后,肯尼迪对美国提出了一个警告:同以往大国的兴衰史十分相像,美国也正面临着可称为“帝国战线过长”的危险。

  《大国的兴衰》让弥漫在美国的焦虑情绪进一步加剧,这位新移民教授当然不是最了解美国的知识分子。在批评的激烈程度上,他不如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战略思考深度上,他不如兹比格涅夫·卡济米尔兹·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策略提供上,他更无法与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比肩。但是,500年的大历史观则让他的声音更加有力。

  日后的事实是,美国以消耗战、甚至虚构的“星球大战”计划的方式终于拖垮了体制僵化的苏联,而硅谷的意外出现,替代底特律和芝加哥成为了新的经济增长极。

  这一切都不在保罗·肯尼迪的预测之中。甚至,他仔细计算了美国的钢铁产能和贸易逆差,但是全书自始至终没有出现“硅谷”这个地方。也就是说,肯尼迪准确地指出了病灶,却没有提供与未来有关的药方。

  《大国的兴衰》这本书2006年在中国再版,2007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种种数据显示,超过日本也将指日可待。保罗·肯尼迪作品的引入,让中国读者产生了好奇的代入感,时政评论员许知远在为引进版做的序言中说:“这本书的名字给我带来的思考比它的内容更多。”

  事实上,《大国的兴衰》的叙述正是从历史上中国的衰落开始的,全书第一章的第一节便是“明代中国”,它成为了西方兴起的背景。1492年,明朝宣布闭关锁国,而哥伦布在这一年发现了新大陆,保罗·肯尼迪惋惜地写道:郑和的大战船被搁置朽烂,尽管有种种机会向海外召唤,但中国还是决定转过身去背对世界。

  不过,当肯尼迪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创作此书的时候,还是敏感地发现了这个东方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他在最后一章“面对21世纪”中,以“平衡发展的中国”为题,专辟一节讨论了当代中国。

  他写道:

中国既是大国中最穷的,同时可能也是战略地位最差的。但是,纵然中国遭受着某种长期困难,它的现领导看来正在推行一种大战略。这个大战略在连续性和向前看方面,比莫斯科、华盛顿或东京的战略都强,更不用说西欧的了。

  肯尼迪因此预言,如果经济发展能持续下去,那么,这个国家将在几十年内发生巨变。

  2006年的中国读者读到保罗·肯尼迪在20年前的这段文字,当然会感慨万千。《大国的兴衰》一度成为中国知识界的热门图书,在公务员和财经媒体界更是几乎人手一本。

  保罗·肯尼迪是一个现实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者,2018年,在一次接受中国记者的采访时,他仍然坚持认为大国兴衰的主旨取决于经济:在国际事务中,包括金融和技术实力在内的经济力量更加持久、更加重要,甚至超越对文化的理解与误解。

  对于中国,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500年甚至更长时间以来,西方没能理解中国,也没有对中国的未来作出准确的预测。时至今日,我们所能够做的,也不比前人好到哪里去。”

  自1988年之后,一战成名的肯尼迪再没有写出过轰动性的大作品。暴得大名的他也陷入过莫名的焦虑,他的妻子回忆说,有好几年,他经常会深夜梦游,一个人爬到家具上自言自语。

  (本文作者介绍:财经作家。本专栏为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内容。)

责任编辑:陈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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