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练：中国经济增长要回到技术驱动 尊重知识产权

北京中青年改革与创新论坛副理事长简练

　　新浪财经讯 由莫干山研究院主办的“2019春季莫干山会议”于4月12日在北京召开。主题为“财政与金融：趋势、挑战和选择”。北京中青年改革与创新论坛副理事长简练出席并发言。

　　简练表示，人口问题必须得到正视，而且政策要全面的大转变，第二，中国的经济增长要回到依靠真正的技术驱动上面，这就要求尊重知识产权，建立良好的国家机制。最后可以考虑结合现在目前供给侧改革方面发力，支撑中国经济增长。

　　以下为发言实录：

　　简练：谢谢主持人。我的发言仅代表个人的意见，刚才前几位包括前面黄江南先生，是老前辈了。还有各位首席经济学家的发言，我觉得非常受教，而且非常有意思。其实这次来我并没有做太多的准备，但是这次我觉得春季论坛的标题是带有一定的方向性，实际上我就此做一个自己观点的阐述。

　　这一次是把财政和金融放在一块，而且把财政放在前面，金融放在后面。像刚才孙司长说的，其实财政系统在中国历来比较低调，2008年出现了金融话题热，谈货币、金融的很多，但谈财政的较少。2019年后有了明显的变化。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从两会开始，财政部的信息很受重视，都在关注财政部的表态，而且明显感觉和以前有所不同。这一点在此论坛的话题选择财政、金融产业，财政放前面就说明了目前我们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一些越来越紧迫的需要讨论的话题。刚才黄江南先生和钟正生先生，都提到了一些他们对于经济现象的解释、对世界经济前景的判断。我自己对此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我想衔接的回应他们的观点，结合财政的话题开始我自己的阐述。

　　刚才黄江南老先生提到了很多命题，我觉得在传统经济学角度来看比较惊世骇俗，货币本身就是财富，投资要依靠外部融资，世界经济的未来主要依靠第三产业，货币发行本身就能够创造财富等等。这其实对于很多在座包括相信有很多学财政金融可能会感到很吃惊因为难以接受。然后钟首席刚才提到的一个观点，我觉得也是过去几年世界经济学的困惑，就是说货币政策没有什么空间，无可奈何，但是尽管无可奈何好像还要继续往下做。其实我觉得这恰恰是反映了在全球化30年之后，支配全球化的主要群体叫建制派，有国际上用一个英文词叫establishment，整个这套体系、这个群体，我个人认为已经难以持续、很难驾驭全球化进程了。全球化在退缩，很多过去三十年看到的现象，比如货币在膨胀但CPI不高（因为在资产内部循环，表现为资产价格膨胀而非物价上涨），进而带来贫富的分化，不会再继续下去，而刚才黄江南先生和钟正生先生恰恰在这套旧体系下去论述，我觉得他们可能忽略了一些现在正在发生的剧变，包括西方社会的运动对这套其实无法可持续的全球化体系的反弹和颠覆，这些剧变正对应我们中国面临的问题。

　　刚才花长春先生，我觉得他提了很重要的问题，也是我本来准备要说的，花长春先生通过分析中国人口结构面临的严峻挑战，推导出了中国在财政、养老、社保上将面临的严峻局面，像呼应了早上的时候苏宁行长提到的1998年，2008年，2018年三次财政变化，看似类似一样都在进行一个财政支出背景下，紧缩转向宽松。但是实际上2018和1998年是不一样的，因为1998年的时候，中国没有直接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而在外部，1998年正好处于全球化的鼎盛期或者说渐入佳境的时代。而2018年中国在国内面临人口老龄化的严峻问题，而且是全面地表面化的局面，在国际上则面对全球化退潮的局面。其实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效应是比人们预期要早的，这里我附带一点补充花长春先生，刚说到中国会在2028年才人口到顶，但事实上根据日本的经验，日本2006年才出现人口绝对下降，可是众所周知，日本国家性质的转变早在2006年前已经先十几年就已经充分表现了，也就是说经济的停滞下行远早于人口顶点，这是因为国内劳动力人口老早就开始下降。所以中国倒推来说，如果中国20028年绝对人口开始下降的话，那么国内受人口老化影响会早的多地开始，很显然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老龄化带来冲击的这个时代了。

　　为什么大家这次为什么把财政放得这么重要？简单地说，就是我们会因为人口老化导致财政结构发生巨变，财政的收支格局发生巨变，我们可能面不同于过去20多年的局面，也就是不同于自90年代末改革渐入佳境之后，然后21世纪中国享受了很长期的经济增长黄金期以来，延续了20多年，人们所熟悉的经济结构。过去二十多年，比如说财政和国际收支结构尤其是国际收支结构，一帆风顺，大好局面完全不太相同的一种局面，我为什么说中国要面临大的变动？就是因为我们会遭遇全新的一个格局。要体会这个全新格局，我们不妨看一下日本的情况，日本80年代的时候根据现在很多经历整个日本从上升再到停滞时代的经济学家，他们的回忆。到1985年为止，日本国内文化氛围和整个经济欣欣向荣的氛围，让人们觉得日本当时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但是到了2000年，经过15年之后，日本当时已经变成了一个暮气沉沉的、债务国债爆棚的这么一个国家。

　　2010年当然更加是这样了。那么根本性的完全气质性的转变，仅仅用了15年，如果我们算日本的增长期，从1955年经过朝鲜特需使日本经济走上增长轨道之后，开始进入高速增长期到1990年到底大概35年，那么从1991年之后那年开始到现在为止已经28年，所以上升35年，下降或停滞28年。基本走完了一个山型的格局。

　　这实际上是很让人感慨的事情和很严峻的局面，这样也实际上是国运的变化，中国会不会面临这样的情况？其实我觉得值得正视和严肃探讨的。那么我来勾勒一个情景，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景？也就是说由于人口的老化导致我们财政赤字在未来很长时间是很明显的显著上升，那么会不会导致中国的国债存量激增不管每年的新增赤字还是现在又提出来的说要把地方隐性债务进行国债化，两个一累加，那么中国的国债从现在看起来占GDP百分比不高，到日本在90年代末达到的水平，已经到GDP已经到百分之一百二十以上，现在日本达到200~250%以上有多远？中国到了国债存量占GDP200%这样一种情景还距离多少？有没有这种危险？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可能我们比日本更严峻的情况。日本当时已经解决的问题，我们中国目前没有解决的一个挑战，就是日本在经济结构转换之后，日元本身没有受到影响，因为日元具有一定的国际威信，本身是一种国际货币，虽然20多年以后百分比下降，但是日元的汇率基本稳定，所以日本的情况经济收缩加债务累计的情况。

　　而我们中国如果现在通过赤字货币化的方式，又叠加国际收支现上的剧变，中美之间谈判要求经常项目从盈余走向平衡的情况下，再叠加资本项目下如果我们有资本外流，那么我们的人民币可能会产生压力，可能要借外债维持我们的储备，加上人民币的威信没有像日元当年的威信那样达到一定的程度，很可能会有贬值的压力，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局面会不会更加地被动？所以这是我想提出来的一些问题。

　　时间有限，对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也有思考，但这里只能很快地说一下，我只做一个结论。用财政或者货币政策处理这些问题本质上可以称之为“财技”，是用短期或者技艺上的发力，但是现在来看这些技艺的发力肯定难以解决根本性的问题，解决根本性问题还是从经济根本面上，从实质生产力上解决问题。第一是人口问题必须正视，而且政策要全面的大转变，第二是在本质上中国的经济增长要回到依靠真正的技术驱动上面，而这上面我相信尊重知识产权，建立良好的一种国家机制是很重要的，中国今天经济基本面的很多问题，都源于不尊重知识产权所带来的扭曲，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有价值的创新能够产业化，我觉得这还是根本的一个出路。最后可以考虑结合现在目前供给侧改革，事实上形成了一些社会资金在中上游部分的聚集的格局，将其中一些资金变成战略储备资金，用于通过某种制度机制，投入到对于社会中那些在边缘地带产生，但是有极大创新、有极大的潜力、甚至会改变世界的的技术上来，转化为产业，可能在未来十几年的挑战期内是一个能够支撑中国经济的方案，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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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谢长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