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从何而来 终于何方 混搭双雄 当地时间10月8日上午11点45分，2018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瑞典皇家科学院揭晓。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D.Nordhaus）和保罗·罗默（PaulM.Romer）因他们对“创新、气候和经济增长”的研究而分享了这一奖项。 两人获奖的消息一公布，就有不少人大呼奇怪。倒不是说大家对两位新科得主的学术水平有所怀疑，而是说两人的“混搭”让人不太看得懂。按照惯例，同一年份的诺奖一般会由在同一领域有过合作，或者说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学者共同获得，但这次的经济学诺奖却没有遵循这一套路。 从研究领域看，诺德豪斯侧重于环境经济问题，而罗默则更关注知识和创新问题，两人似乎并无交集。事实上，不仅旁观者对本次的获奖组合看不懂，就连两位得主本人也对此表示意外。据说，当诺德豪斯得知和自己分享今年诺奖的是罗默时，曾喃喃地说：“我没有想到会和他一起。”而罗默知道诺德豪斯和自己一起获奖后，也只是客套地表示了自己对此很荣幸，一直对对方的研究感兴趣。 今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五十周年，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获奖人的组合会如此奇怪呢？其实细思之下，就不难发现其中的深意。尽管诺德豪斯和罗默的研究看起来相差很远，但究其根本，他们都是在从不同角度探究经济学的最古老主题——经济增长。所不同的是，罗默思考的是增长究竟从何而来，有什么方法可以促进增长；而诺德豪斯考虑的则是增长的限度在哪里，有什么方法可以去突破这个限度。换言之，一个关心的是“始”，一个关心的是“终”。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气候变暖等全球性问题不断出现的背景下，通过将诺奖颁给这一“始”一“终”两位学者，可以引领整个学界重新思考增长问题，共同寻找相关全球性问题的破解之道——或许，这正是诺奖评委会的良苦用心之所在。 增长往事 1、索洛之前 根据教科书上的标准定义，经济增长指的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上，一个国家（或地区）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尽管在今天看来，每年百分之几的经济增长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宽到整个人类历史，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一件寻常之事。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Maddison）曾对各国的历史GDP状况进行过估算和复原，结果发现从公元前后开始到十七世纪，整个世界的经济规模并没有发生过显著的变化。而从人均的层面上看，近两千年间的个人收入状况则更是处于停滞状况，始终在维持生存的水平上徘徊。换言之，如果一个罗马人穿越到文艺复兴时期，或者一个汉朝人穿越到明朝初年，他们并不会感觉到自己的境遇有太大的改善。 直到工业革命的发生，一切才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蒸汽动力等新技术的协助下，人们终于打破了加在自己身上的魔咒。先是欧洲，然后是美洲和亚洲，世界各地陆续告别停滞，走上了持续增长的道路。 随着增长代替了停滞，人们开始对增长的奥秘产生了兴趣。增长是怎么开始的？为什么有的国家增长快、有的国家增长慢？增长到底会不会有终点？……一大批有志之士开始投入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他们后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称——经济学家。事实上，经济学能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最初就是源于对增长和分配这两大主题的思考。 被誉为经济学创始人的亚当·斯密（AdamSmith）就是最早研究增长问题的代表之一，他的著作《国富论》全称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从标题就可以看出其对增长问题的关注。在这部不朽的名著中，斯密向人们详细阐释了他对经济增长的认识。他指出，市场的扩大导致了分工的细化、分工的细化促进的创新的发生和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的提高导致了收入的提高，而收入的提高又反过来促进了市场的扩大。在他看来，只要一个国家走上了这样一个良性的循环，其经济就能获得持续的增长。显然，斯密的这番论述给人们画出了一张美好的图景。它让人们认识到，停滞不是必然的，增长也不是偶然的，通过良好的政策激活市场，增长就可能持续下去。 但在亚当·斯密之后不久，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就对增长给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看法。在他看来，经济增长会受到资源、环境的限制。随着经济增长，这种矛盾会不断加剧。最终，饥荒、瘟疫和战争会摧毁增长的成果，将人们的生活水平推回到仅够生存的境地。在思想史上，马尔萨斯的上述理论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显然，这套理论给人们展示的是一个灰色的未来。 经济增长的故事究竟是会像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走上良性的循环，还是会最终落入马尔萨斯陷阱？这个问题几乎让古典经济学家们争论了大半个世纪。包括李嘉图、穆勒、马克思在内的一大批顶尖经济学家都曾卷入过这场讨论。直到随着“边际革命”的发生，经济学这个学科关注的焦点从宏观转向微观，相关的讨论才慢慢归于沉寂。 此后，随着萧条和战争的接踵而来，经济学的关注焦点则更是转向了对经济周期和危机的解释，增长问题变得少有人问津。尽管在这段时间内，也有一些学者做出了十分卓越的贡献，产生了诸如拉姆齐模型（RamseyModel）、哈罗德-多玛模型（Harrod-DomarModel）、冯·诺依曼模型（vonNeumannMod-el）等重要的理论成果，但经济增长作为一个研究话题却并不受到重视。 2、索洛的贡献 增长问题重新成为经济学关注的焦点是“二战”之后的事情。在“二战”后，西方的主要国家迎来了一段空前的发展时期，经济繁荣、就业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再次开始对增长问题好奇，希望找出增长背后到底有什么秘密、想知道经济增长到底会不会有极限。 在这个时期的众多理论工作中，最需要提及的是罗伯特·索洛（RobertSolow）的研究。尽管在索洛之前，已经有大量经济学家从各自的角度谈到了对增长问题的见解，但都没有形成一套公认的基本研究框架。直到索洛模型，这个工作才得以完成。 在195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索洛将经济增长这个宏大的故事用一个十分简单的模型表达了出来。在这个模型中，经济体可以通过储蓄部分产出来实现资本的积累。这些积累的资本会有两个用途：一方面它会被用于资本的“广化”，即为新增的人口提供资本；另一方面它则会促进资本的深化，即让经济中的人均资本存量得到提升。由于资本的边际产出是递减的，所以随着资本的积累，经济会运行到一个均衡：资本的深化正好等于0，新的储蓄全部被用于资本的广化。在均衡状态，经济体中的人均资本，以及对应的人均产出都会保持固定不变，经济体中人们的生活水平会保持不变。而整个经济体的产出就由这个人均产出水平和人口决定。 那么，什么决定了均衡的人均资本存量和人均产出呢？在索洛模型中，它取决于几个因素：人口增长率、储蓄率和技术水平。人口增长率越高，就需要有更多的资本用于“广化”，因此它会让均衡资本存量降低；更高的储蓄率则会带来更高的资本积累，因此会让均衡的资本存量更高；更高的技术水平可以用同等资本投入得到更多产出，从而产生更多积累，因此也会让均衡的资本存量更高。 根据索洛模型的预言，一旦人口增长率、储蓄率和技术水平这些因素给定，无论经济体的起点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人均资本水平和人均产出都会向均衡水平收敛。由于从经验上看，经济体的人口增长率和储蓄率通常会在很长时间内保持不变，因此最终决定经济体均衡发展水平的变量就只有一个——技术，或者更确切地说，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以下简称TFP）。 索洛模型虽然简单，但却抓住了增长问题的要害——TFP。后来的很多实证研究都证明，TFP是决定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状况的最本质因素。例如，由霍尔和琼斯进行的一项跨国比较研究表明，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组和最贫穷的国家组的人均收入相差32倍，但如果排除了TFP的差异，这种差距就会缩小到4倍，TFP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索洛模型也并非完美无缺：一方面，索洛虽然让人们认识到了TFP在增长过程中的重要性，但却没有告诉我们它是怎样决定的——事实上，在索洛模型中它完全是一个外生变量。由于人们并不确知TFP究竟由什么决定，用什么方法可以提升TFP，更不知道TFP的增长能否抵消资源的约束，因此对于增长的可持续性依然充满了怀疑。例如，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布了一份名为《增长的极限》，就认为技术的革新将最终不敌资源的短缺，增长最终将达到极限。 另一方面，一些经验结论也和索洛模型的预言存在冲突。例如，根据索洛模型的预言，各国的经济水平应该向稳态收敛，穷国和富国之间的收入应该会趋同。但实际上，不少富裕国家的人均收入一直在持续增长，而穷国和富国之间的趋同似乎也并不明显。 应该肯定，索洛的工作是重要的，他为研究增长问题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但他并没有指明增长究竟从哪里来，也没有说明经济增长究竟会去到哪儿。而这两个问题，正是罗默和诺德豪斯分别要回答的。 增长之“始”：罗默与内生增长模型 在经济学圈中，罗默是个出了名的“坏孩子”。他于1955年出生于美国丹佛市，是七个孩子中的老二。他的父亲是一名做过农民、经过商、搞过研究院的政治家。罗默自小就很淘气、叛逆，在中学的表现很差。在申请大学时，只有一所大学——芝加哥大学愿意录取他。 入学时，罗默选的专业是数学和物理，但他很快发现自己对这两门学科并没有兴趣，于是决定转学法律。为了进入法学院，他需要修一些“文科”课程作为准备，其中当然也包括经济学课程。就在这个时候，罗默遇到了改变他整个职业路径的萨姆·佩尔茨曼（SamPeltzman）教授。佩尔茨曼的授课内容和风格深深打动了罗默，他很快意识到相比于成为一名法学家，他可能更适合成为一名经济学家。于是，他就转入了经济学的学习，并先后在麻省理工、加拿大女王大学等多所名校辗转求学。1983年，罗默最终在其本科母校——芝加哥大学拿到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大约在1980年前后，罗默开始对增长问题着迷，并开始研究怎么敲开索洛模型中那个TFP的黑箱——当时，他正从女王大学回到芝加哥大学，开启在那儿的博士研究生生涯。经过了数年的思考，他对增长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这些思考后来被写成论文《规模报酬递增与长期增长》，于1986年发表在顶级的经济学刊物《政治经济学杂志》上。 在这篇经典的论文中，罗默引入了“规模报酬递增”的概念来对持续的增长进行解释。在传统的经济学中，投入要素的规模报酬通常被假定为是递减的。例如，资本或劳动力投入越多，其在边际上的产出就会越低。这样的特征决定了经济增长的过程最后只能导致人均产出的均衡，而不会出现持续增长。但如果有某个要素的规模报酬是递增的，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它的积累将会导致持续增长的产生。 那么，这样的投入要素是否存在呢？答案是肯定的。这种要素就是知识。从经济学角度看，知识是一种公共品（PublicGoods），是非竞争（Nonrivalry）、 非 排 他 的（Nonexcludability）——一个人使用知识，并不妨碍别人使用知识，同时每个人也无权排除他人使用和自己一样的知识。当这种要素被作为投入品用于生产时，它就会产生强大的正外部性，从而导致规模报酬递增的出现。一旦有了规模报酬递增，持续的增长也就成为了可能。由于知识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单纯依靠市场力量，可能会导致知识生产过低的次优结果。因此，从政策角度看，就需要政府对科研、教育增加投入，从而保证有足够的知识被生产出来。 在1990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内生技术变迁》中，罗默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在这篇论文中，他构造了三个经济部门：生产最终产品的部门、研发部门，以及生产中间品的部门。研发部门负责生产知识或创意（idea），并将其卖给中间产品部门，而中间产品部门则产出耐用资本设备并将其租给最终品生产部门以获得租金，最终品生产部门负责生产经济体中的最终产品。很显然，要让经济体的增长顺利进行，就要合理安排在三个部门中投入的资源，包括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等。在这个框架下，就可以讨论很多政策性问题。举例来说，在这个模型中，研发部门生产的知识是具有外部性的，其社会收益和其给研发部门带来的私人收益并不一致。在罗默看来，为了鼓励研发的进行，就需要尽可能消除这种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之间的差值，因此引入专利、版权等一些激励手段就是十分必要的。 以上两篇论文的思路，主要是从知识（knowledge）和创意（idea）的外部性角度来看待规模报酬递增，并用它来解释长期增长。在1987年的另一篇短文《由专业化引起的规模收益递增为基础的增长》则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规模报酬的产生。对于专业化的强调，其思想渊源至少可以追述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斯密就曾用制针厂的例子来说明分工和专业化的重要性。但在很长时期内，这一重要思想却并没有引起经济学家的足够重视（或许杨格、舒尔茨是少数的例外）。在这篇短文中，罗默在一个垄断竞争的框架下对这个重要的思想进行了重要的表述。利用数学模型，他向人展示，如果生产的专业化（表现为经济中中间产品的增多）会导致规模经济的出现，进而让持续增长变为可能。尽管这篇论文只有短短几页，但其中的思想是十分深刻的。既然专业化可以导致规模报酬，从而造成持续增长，那么国与国之间通过专业化，然后进行贸易，就有可能造成各国之间的共同繁荣，这一观点为从国际贸易理论去思考增长问题奠定了基础。 尽管在今天看来，罗默的很多结论是十分显然的，但在当时，这种打开TFP黑箱的尝试却是具有革命性的。对于习惯了传统经济学思维的人来说，罗默的这几篇论文无疑是对增长现象的“疯狂解释”（CrazyExplanation）。不过，也有一些人很快认识到了罗默这些工作的价值，并加入到他的阵营当中来。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罗默的博士导师罗伯特·卢卡斯（RobertLucas）、从国际贸易角度研 究 增 长 的 格 罗 斯 曼（GeneGrossman） 和赫尔普曼（ElhananHelpman）、以及继承了熊彼特创新思想的阿吉翁（PhilippeAghion）和霍伊特（PeterHowitt）。和罗默一样，这些人都试图从各个角度去对增长的动力给出“内生化”的解释。尽管这些人的工作各有侧重，但由于其“内生化”增长动力的共同特点，人们通常把他们的理论统称为内生增长理论。 遗憾的是，正当内生增长理论方兴未艾时，罗默“坏孩子”的本性却显露了——作为这一领域开创者的罗默竟从学术界消失了！此后二十多年，他再也没有发表过重量级的论文。到底是他江郎才尽了，还是上帝不想通过罗默告诉我们更多增长的知识？关于这点，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在罗默淡出学界的日子里，他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很精彩。在这段时间里，他创过业、搞过“宪政城市”实验，还在2016年出任了世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不过，由于他鲜明的个性，很快又离开了这个外人看起来显赫异常的位置。 有人说，根据罗默的贡献，如果他乖一点，恐怕早就获诺奖了。我想，这一点应该是确切的。不过，与洒脱地生活相比，早拿诺奖真的那么重要吗？谁知道呢！ 增长之“终”：诺德豪斯、环境与奇点 与罗默的天马行空相比，诺德豪斯的人生要平淡得多。他于1941年出生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阿尔布开克，早年曾在法国求学，并就读于巴黎政治学院，回美国后就进入耶鲁大学学习。在耶鲁时，他选修了詹姆斯·托宾（JamesTobin）的课程，并受其影响爱上了经济学。从耶鲁毕业后，他继续进入麻省理工深造。当时，他的导师正是索洛教授。从麻省毕业后，他回到了母校耶鲁，并一直执教至今。 在耶鲁的几十年里，诺德豪斯可谓成就无数：他获得了学院最高的教授头衔——斯特林讲席教授，成为了萨缪尔森经典教科书《经济学》的钦定合作者，教出了著名的诺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但众多成就并没有改变他的谦逊和低调。即使当他获诺奖的消息传来，校方要为其举行庆祝时，他也因正在上课而要求推迟仪式。 或许是受导师索洛的影响，诺德豪斯一直对增长问题抱有极大的兴趣。在职业生涯的最初几年，他就发表了多篇关于增长问题的论文。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出版，将马尔萨斯关于人们能否突破资源限制、获得持久增长的问题重新摆到了人们面前，引发了很大的争论。自然，这场争论也吸引了诺德豪斯的关注。 在《增长的极限》中，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有限的资源必将导致增长的停滞，尤其是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耗尽后，将会对经济带来致命的打击。对这个观点，诺德豪斯给予了针锋相对的反驳。虽然资源数量表面上是有限的，但科技潜力能提供近乎无限的能源。在1974年的一篇论文中，诺德豪斯进行了一项测算：根据测算，虽然当时的化石能源仅能够使用520年，但如果开发使用核燃料，现有的资源储量就足够使用530亿年。而如果进一步开发太阳能，可用的能源则更是无穷无尽的。如果套用索洛的框架，那就是只要TFP增长足够快，即使是资源有限制也不怕。 尽管诺德豪斯并不赞同罗马俱乐部对于增长的悲观观点，但他对于潜在的增长障碍一直充满了警惕。而在这些潜在的障碍中，气候变化显然是最需要引起关注的。为了搞明白气候变化可能对增长带来的威胁，他尝试着把气候这个因素纳入到传统的增长模型当中。他的做法很简单：影响气候的CO2等气体的排放可以被作为一种影响产出的“存量”纳入现有的增长模型，而人类活动的进行则会产生“流量”。随着“流量”的逐渐引入，这些“存量”将会产生变动，进而会引起环境的变化。应用这套思路，就可以在人类活动、环境存量、环境变化及其产生的经济效应之间建立起一套因果关系。而一旦建立起了这套关系，就可以利用简单的边际分析法来考察温室气体的最优排放了。 在构筑了理论模型后，诺德豪斯教授及其合作者历时多年，在大量的资料的基础上，先后建立了两个分析经济对气候变化的“可计算模型”——RICE模型和DICE模型。利用这两个模型，诺德豪斯等人详细分析了碳排放对于气候变暖的影响。这一系列的工作为减排的经济和环境效益分析提供了难得的实证证据。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诺德豪斯教授以对气候变化的研究著称，但在政策主张上，他并不像很多同行学者那样激进。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和尼古拉斯·斯特恩教授（NicholasStern）的争论。在气候变化的研究领域，斯特恩教授以著名的《斯特恩报告》（SternReview）闻名。根据这份报告，不断加剧的温室效应将会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发展，其严重程度不亚于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因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阻断气候变暖的进程。对于《斯特恩报告》，诺德豪斯提出了尖锐了批评，认为斯特恩选择了明显过低的社会贴现率水平，因此大大高估了气候变化的可能威胁。在他看来，气候变暖固然可能带来危害，但其影响要远远低于斯特恩的估计，因此采取激进措施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显然是因噎废食。相比之下，采用开征碳税、建设碳排放交易市场等市场化的手段，则可能在增长和环保之间建立更好的平衡。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作为索洛的得意门生，诺德豪斯一直坚信技术的进步、TFP的增进足以抵消资源和环境的限制，从而保证经济增长的持续进行，但他并不是一名盲目的技术狂热者。对于技术究竟能达到什么，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审慎的态度。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一种与“增长停滞论”截然相反的“经济奇点论”开始盛行。一些人认为，拜先进技术所赐，在不久的将来经济的年均增长将可以持续达到20%以上。对于如此乐观的观点，多数学者选择了一笑了之，而诺德豪斯则选择了用数字来验证这个观点。2015年，诺德豪斯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们正在接近经济奇点吗？》的工作论文，在文中，他从七个角度考察了“经济奇点”到底会不会来。结果表明，大部分的经济指标都不支持“奇点即将来临”的判断。 结语 罗默和诺德豪斯分别研究了增长的“始”与“终”，但增长之谜并没有彻底被解开，还有太多的奥秘等待人们去挖掘。可以想象，这次诺奖垂青诺德豪斯和罗默，将会重新激活人们对于这一激动人心的领域的关注，也必将激发新的学术成果的产生，而这一切本身也将成为增长故事的一部分。 未来的增长会怎样？是走向亚当·斯密所言的持续增长，还是跌入“马尔萨斯陷阱”，抑或是突破“奇点”？对这一切的思考实在太迷人，也太烧脑。正如1995年的诺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Lucas）曾感叹的：“这一问题（指经济增长）是如此有趣，以至于人们一旦开始思考这一问题，便很难再去想其他问题了！”[详情]

　　从罗默获诺奖谈无形资产的重要性 吴晨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由耶鲁大学的威廉·诺德豪斯和纽约大学的保罗·罗默两位教授获得，以奖励他们在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创新领域中经济学研究的贡献。诺德豪斯教授为如何量化绿色经济学作出了杰出贡献，罗默教授的内生增长理论则第一次把知识和创意列为推动经济发展重要要素之一。 两位获奖经济学家的研究都涉及到“外部性”这样一个常见的经济学概念。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污染与温室气体排放带来了负的外部性，由整个社会来承担，要想“青山绿水”，就必须建立一个机制来让全社会共同承担这种负面的外部性，碳排放税就是一种制度设计。知识和创意带来正的外部性，知识是一种公共品，具有非竞争和非排他的特点，知识的分享会让更多人获益。罗默教授提出，恰恰是知识和创意拥有外部性的特点，和资本或者劳动这样的要素相比，才有着规模效益递增的效果，也就是更多知识的边际贡献更高，而不是像资本那样边际效益递减。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去理解知识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知识与创意，引申而言，就是不同于机器、厂房这些有形资产的无形资产。罗默提出的四要素增长理论，在传统的两大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体力劳动）之外，又增加了人力资本（以教育年限衡量）和新思想（以专利来衡量，强调创新），而人力资本和新思想也都可以被认为是无形资产。 什么是无形资产？《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withoutCapi-tal）这本书中给出了定义。具体而言，无形资产的表现形式可能是专利、品牌、商业机密、专有技术，也可能是企业的特定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比如星巴克的门店管理特点或者沃尔玛整合物流的能力，也涵盖社会资本和制度设计，当然也包括对员工的培训。 发达市场正在经历从后工业时代向数字经济时代的转型，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让无形资产变得愈发重要。软件、数据库、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都是数字经济时代重要的无形资产。在1970年代，全球80%的资产仍然是有形资产，而现在80%的资产已经变成了无形资产。这是全球经济经历的最大改变。 无形资产与固定资产有着本质的不同，理解这些不同，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去驱动未来的经济发展。 无形资产的四个特点 相对于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具有四方面的特点：可扩展性、沉没成本、溢出性和协同性，可扩展性是推动数字经济和IT巨头快速规模化发展背后最重要的推手，溢出性和协同性是为什么罗默认为知识与创意具备推动经济发展的规模效益递增的属性，沉没成本则是是在保护和鼓励无形资产投资需要注意的问题。 先来谈可扩展性。无形资产的可扩展性是因为知识的“非竞争、非排他”的属性，知识并不会只被一个人占有，知识也不会因为一个人使用之后另一个人就无法获益，知识天生就是可以被分享被传播的，而在数字经济时代，任何以数字形态存在的知识，无论是软件还是视频，都可以被无限制地拷贝。 可扩展性的特点在数字经济时代催生出了“网络效应”，推动大型平台型的高科技企业获得飞速的发展。网络效应可以理解为一种规模效益递增的表现形式，简单解释就是当一项产品和服务用的人越多，下一个使用者使用它就会变得更方便更便捷也可能更便宜（如果这项服务不是免费的话）。比如使用微信的人越多，下一个使用微信的人就会更方便，因为他能跟更多的人联系，而且微信生态圈里的产品创新也更丰富。 溢出性，顾名思义，就是知识和创意很容易被效仿，投资一个点子，别人抄袭很容易。竞争对手可以通过反向设计研究来了解一家公司的新技术，即使有知识产权保护，竞争对手仍然有可能钻空子，变相抄袭。 恰恰由于无形资产具有溢出性，就更需要制度设计来保护。有形资产的产权保护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两河流域的汉谟拉比法典，相比之下，无形资产比如说专利的保护历史只有500年，没有强大的习惯法来支撑，而且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的差别也非常大。 协同性则是无形资产最具创造性的属性，因为知识和创意在碰撞和跨界的过程中最容易产生新的火花。举一个不大为人知的案例。最早发明CT（医用计算机断层扫描仪）的公司并不是什么大的制药公司，而是百代唱片公司（EMI）。在1960年代唱片业最繁荣的时代，现金流充沛的百代公司开始多元化发展，生产商用电脑、彩色电视摄像机、录音机等等，它为此创建了自己的研发团队，把拥有计算机、图像技术和电子工程背景的人才熔于一炉，CT就是这个跨界团队很偶然的发明。《理性乐观派》的作者科技记者里德利（MattRidley）就有这么一句名言：创新与发明，产生于思想的杂交。言下之意，要鼓励创新与发明，就需要让背景和专业不同的人，来自五湖四海三教九流的人，聚集在一起，碰撞出思想的火花。百代的案例也凸显出，对无形资产的投资如果能够把不同领域的创意和想法合并起来的话，效果和投资回报都会激增。 溢出性和协同性让无形资产给无形资产的管理提出了一个需要不断去权衡的问题。一方面，需要有足够强的制度设计来保护和鼓励无形资产的创造者。罗默就提出，因为研发部门的知识具有外部性，很容易被仿效被抄袭，它的私人收益可能大大小于社会收益，因此需要版权和专利来激励和保护。但是另一方面，恰恰因为无形资产在协作过程中可能挖掘出巨大的潜力，无形资产的保护不应该过度，而且应该有足够好的“思想市场”鼓励无形资产的交换、协作与交易。 无形资产的最后一个特点是沉没成本。作为行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决策者常常被提醒，在决策的时候不要考虑沉没成本。为什么说无形资产是沉没成本呢？因为与有形资产相比，无形资产中有很大比例只对创造无形资产的企业有用，对其他企业没有太多用处，比如说一个企业的品牌，还有那些不可以用专利保护的无形资产，比如说组织结构、企业文化和管理经验。此外，相对于发达的有形资产市场，无形资产缺乏交易的市场，也缺乏有效的定价机制，即使是专利也不是那么容易定价。 无形资产的这一系列特性，让构建“思想的市场”变得特别重要，一方面要防止“网络效应”所带来的高科技企业潜在的寡头支配地位，另一方面也需要有效挖掘知识和创意的协同效应。 如何构建“思想的市场” 相对于有形资产的市场，无形资产的市场要弱小地多。我把这种鼓励无形资产交换和交流的市场比喻为“思想的市场”，它的作用有两点，一方面鼓励开放式创新，让不同领域不同背景的思想和创意有相互碰撞和激发的机会，另一方面鼓励对无形资产产权的保护，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挖掘无形资产的价格，通过交易给予无形资产创造者以足够的激励。 越来越多高科技企业已经意识到无形资产交流的重要性。知识碰撞产生的合力是开放与合作的最大动力，也能避免企业固步自封或者画地为牢。特斯拉开放无人驾驶平台与谷歌对安卓平台的开源就是很好的例子，两者都有意识地放弃了对特定知识产权的保护，换取开放式地创新。 恰恰因为无形资产的溢出性，与其过度保护特定的无形资产，不如站在更大的生态圈里去收割创新的果实。谷歌和特斯拉都意识到了，围绕特定开源技术构建一个拥有合力生机勃勃的产业集群，比单纯收割特定技术的版税要划算得多，也是对公司专注的领域最好的保护。能够持续推动开放式创新的企业一定是能够有计划地链接起公司外部的思想与创意，并从中受益。恰如太阳微系统公司的首席科学家乔伊（BillJoy）所言，“无论你是谁，大多数最聪明的人都为其他人工作。” 思想市场的另一面则是作为思想交易的市场。狭义上讲，类似的市场已经出现，比如版权交易市场，再比如大数据交易市场。广义而言，更多人开始从有形资产交易的市场中汲取构建思想市场的灵感。 罗默就提出，既然经济分工的专业化带来了大规模生产的效率，以及全球化进程中外包与贸易带来的低成本与高效率，在思想领域分工的专业化也应该带来同样的规模递增效应。MIT斯隆商学院教授马龙（ThomasMalone）更是提出了超级专业化（Hyperspecialization）的概念，认为脑力劳动也可以像体力劳动那样更细分。这种细分在共享经济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共享经济的目标就是创造更多更有效的机会去使用每个人的富裕时间。 马龙在新书《超级大脑》（Super-minds）里把超级专业化的概念又朝前推进了一步。他提出，既然供应链网络推动了全球化的外包和贸易大发展，为什么不能借用供应链的思路创建一个他称之为竞赛网络（contestweb）的平台来促进知识产品的交易。 汽车行业是供应链网络的经典案例。每一家厂商虽然品牌不同，产品各异，但是都离不开汽车领域内一级和二级的供应商。供应商之间相互竞争，但是不同的供应商会为同一家车厂服务，因此它们之间又会有合作的关系。车厂通过在供应链网络里的采购来支付供应商的产品和服务。不同层级的供应商也有明确的细分，有的专注于解决特定的问题，比如电动车电池的研发与生产，有的则是整合者，比如说电动车电池驱动系统的研发。 竞赛网络的思路也是如此，希望构建一个知识产品的市场，既鼓励竞争，又促进合作，让很多人能够同时考虑各种不同创意的搭配组合。马龙教授把竞赛网络应用在自己创建的气候合作实验室（ClimateCoLab）里。实验室的不同参与者既可以选择去解决特定的小问题，比如减少火电发电厂碳排放的技术，也可以选择成为整合方案的提供者，比如说研究某个国家或者某个地区火电厂碳排放交易平台。气候合作实验室会让不同的整合方案提供者相互竞争，但是这些方案提供者与专注于特定技术的团队又是合作的关系，会“采购”他们认为最好的技术。 竞赛网络与供应链网络作为同时鼓励竞争与合作的市场有相似性。在统一层级，比如技术层面或者整合方案层面，都会有不同的团队在竞争；但是在垂直领域，比如整合方案利用技术的领域，却会有大量的合作，而促进这种合作的方式是市场。实验室创建了一种名叫“太阳元”的数字货币，方便整合方案的团队采购特定的技术解决方案。 马龙设计的竞赛网络一个核心点就是用市场的方式，鼓励创建出可以在多种不同场景下重复使用的创意模块。罗默也曾经特别强调，恰恰因为市场有价格发现机制，思想的市场才能够蓬勃发展。 当然，思想市场要挖掘合力，也必须要遵守约定的标准和规范，其中既有技术规范，也有专业规范，还需要有一定的社会共识，比如软件要能匹配——共同的标准，又比如个人隐私与公司使用个人数据之间需要有所平衡。而且，因为科技带来巨变影响巨大，所以需要有持续深入的公共讨论，比如说对隐私问题和个人数据使用问题就需要不断地讨论。 构建新的基础设施 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好的基础设施一样，支持思想市场发展的标准、规范和社会共识也是支持无形资产成长的基础设施。无形的基础设施与道路、电网、下水道这样的有形基础设施有很多类似性，它们都创建不易，持久耐用，而且有着公共和社会的属性，支持经济发展更有效率。 无形基础设施中最重要的一类无形资产是制度与管理。前者包括法律法规、保证市场公平效率的游戏规则，让经济平稳运行的流程、共识和各种社会组织机构。后者涵盖的面也很广，包括积累下来的知识、管理的思维与经验，对推动经济发展的认知等等。 历史的经验表明，关键科技带来的变革需要时间去消化去推广，改变社会习惯、改变管理方式、改变认知都需要时间。向无形资产为主的经济转型，因此更需要强化制度的建设和管理的创新。 无形资产的溢出性让聚合特定产业和多元人才的大都市变得日益重要，因为它们是收集企业溢出效应最好的地方。大都市的创业者可以抓住无形资产有溢出性的特点，搭便车或者套利，找到新点子碰撞的机会。当年，乔布斯如果没有机会去施乐在硅谷的研究中心（PARC）参访，看到友好的用户图形界面，就不可能启发他为麦金塔电脑配上图形界面和鼠标。而等到乔布斯看到微软的Windows系统之后指责盖茨从苹果剽窃时，盖茨却一脸冷漠地回答说说：“应该说我们都有一名叫施乐的有钱领居，我闯进他家里偷电视，却发现原来早就被你偷走了。” 无形资产变成主导也让吸引和保留人才变成重中之重，也对大都市的城市规划提出新思路。 新的都市规划一方面需要强调宜居，在创建特定产业集群的大都市圈让人才能找到负担得起的住所和办公场所。而宜居正在成为全球大都市创业者面临的最大挑战。硅谷的一名投资人最近有一句话，道出了宜居与创业的关系。他说“现在估计没办法在车库里创建公司了，因为车库都值几百万美元了。”当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的时候，创新和创业必然受损。 人才是思想市场最重要的参与者，新的都市规划另一方面则要符合新的工作方式，鼓励构建更多思想碰撞的场所，比如说书店、咖啡馆、共享办公室，让不同背景的人能够聚在一起，共享信息，相互切磋。 （作者为《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详情]

　　来源：秦朔朋友圈 每年十月，都是诺贝尔奖的开奖时刻，包括物理、化学、医学、和平、经济和文学（2018年文学奖将延期到2019年颁发）等各大奖项陆续出炉，接到诺贝尔委员会电话的各位大家立刻成为了媒体和大众追逐的巨星，绝对是全球的焦点。 如果说诺贝尔奖是世界上最受瞩目的奖项，那么这些奖项中，经济学奖无疑是最受关注的奖项之一，毕竟相比较于物理、化学这样高冷的科学，热闹的经济学还是大众能够看懂一二、跟每个人生活更加息息相关的理论。而经济学家们又往往需要具备古怪科学家的天才智慧和对世俗世界过人的洞察力，这两者的结合让经济学家们显得既玩世不恭又可爱接地气。在聪明人扎堆的地方，当然少不了八卦趣事，今天就来讲讲那些大名鼎鼎的诺奖经济学家们的囧事和趣事。 新晋诺奖得主的两次乌龙 几天之前，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两位美国经济学家耶鲁大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纽约大学教授保罗·罗默（Paul M． Romer）共同获此殊荣。这也意味着今年的诺奖奖金两人只能各拿一半。对于罗默来说，有一半奖金可拿当然是比没有好。2016年，他就曾经因为诺奖闹出过乌龙。 在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之前，罗默所在的纽约大学商学院在奖项揭晓的前三天，就挂出了“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奖新闻发布会”的网页。这让外界猜测，是否该院教授、内生增长理论先驱保罗·罗默（Paul Romer）已经被内定为获奖人了？ 当然，这个网页很快被撤下，而且事实也证明2016年诺奖花落另外两位教授。虽然闹了这么一个乌龙，但是可没有人笑话罗默教授，毕竟人家的实力就摆在那里，拿诺奖是迟早的事情嘛。 而这次正儿八经获奖，罗默又闹了一个乌龙。他自己透露，完全没料到瑞典会给他打电话，而且他甚至把奖项公布的时间记成了礼拜一。所以周日的时候，诺贝尔方面给他打了两次电话，他都以为是骚扰电话，直接给摁掉了。打到第三回，罗默估计才极不情愿地接起来电话吧！ 保罗·罗默 相信在诺奖的历史上，应该有各种错过电话的段子，理由肯定是非常奇葩又搞笑，真是很替诺奖委员会打获奖通知电话的那个工作人员心疼啊，估计是各种哭笑不得。 当然，除了因为接电话闹乌龙之外，经济学家们还有很多其他好玩的段子。比如华西里·列昂惕夫的乌龙故事。 列昂惕夫出生在俄国，后在哈佛经济系任教，是当时非常知名的经济学家，研究的领域是“投入—产出”。大名鼎鼎的熊彼特对他的理论非常推崇，他的学生里就有后来也拿到诺奖的保罗·萨缪尔森。上世纪60年代，列昂惕夫收获了一大堆的经济学奖项，唯独还没有获得过诺奖。因此到了70年代，列昂惕夫很有自信应该能够获得197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当然很多人预测他就是当年诺奖的大热门。 华西里·列昂惕夫 所以当1971年诺奖公布那天，列昂惕夫正在纽约的电梯里，他听到广播说是一位出生在俄国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获奖，顿感这获奖人绝对是自己呀。于是出了电梯就去买了一份报纸，自信满满地打开才发现，获奖的竟然是他的哈佛同事、俄国老乡西蒙·库兹涅茨。可以想象一下列昂惕夫当时的表情。 但是他也不用难过太久。仅仅过了两年，到了1973年，诺奖委员会便给他打来了祝贺电话。 其实，对于最顶级的经济学家来说，圈子其实很小，在各自领域都是最高水平，所以究竟是谁获奖，真的只是运气问题，偶尔来个乌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情。 诺奖经济学家最爱用奖金来买房！ 千万不要以为当了经济学家，就很会理财和赚钱，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区。事实证明，很多经济学家，经济学模型做得一套一套的，但是没办法让他们发大财。 出生于塞浦路斯的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A． Pissarides）便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他2010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自然是喜出望外，这么家族荣耀的事情，那自然是要全家都沾喜气。于是教授带着全家去血拼购置新衣服、新家具，并包下了全家去瑞典参加颁奖典礼和旅行的费用。除了快速消费升级以外，皮萨里德斯还做了一件非常不明智的事情，就是把一部分诺奖的奖金换成了塞浦路斯货币，存在了当地的银行。结果2013年，塞浦路斯遭遇金融危机，银行里的钱当然也是打了水漂。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 皮萨里德斯绝对不是最惨的。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绝对算得上经济学家里的倒霉汉。虽然他拿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最高兴的人估计应该是他离婚多年的前妻。 1989年，卢卡斯的前妻在跟他离婚的时候，脑洞大开提出要求：如果卢卡斯在1995年10月31日之前拿到诺奖，奖金要分她一半。对于这个不着边际的要求，卢卡斯自然觉得太不靠谱了，反正也拿不到，或者即便能拿到，也不一定是在1995年之前嘛。因为即便是到了1995年，卢卡斯也才58岁，这个年纪拿上诺奖的概率是很低的。所以卢卡斯答应了。 罗伯特·卢卡斯 结果最神奇的事情竟然发生了。卢卡斯竟然是1995年10月9号得到诺奖委员会的通知，只比最后的截至时间早了21天。对于这个结果，卢卡斯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无奈地表示：愿赌服输，只能接受。 虽然卢卡斯是凭借“理性预期”领域的重要贡献获得诺奖的，但是在财富管理方面，他的确不如自己那位非常“不理性预期”的太太做得好。 虽然诺奖得主们使用奖金的方式五花八门，有亏有赚，但是综合一下，会发现买房竟然是最多人花费的一个领域。 比如，2003年获奖者美国经济学家美国罗伯特·恩格尔（Robert Engle）便用自己奖金的一部分在纽约哈德逊河谷买了一座乡村别墅。 就连大名鼎鼎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也不能免俗，拿到奖金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为自己在旧金山买了一栋房子。 看来全世界人民对买房的爱好，都是一致的。 罗伯特·恩格尔、米尔顿·弗里德曼 为什么经济学家最长寿？ 有好事者把不同奖项的诺奖得主的平均年龄计算出来了，其中经济学家得主以67岁的平均年龄夺冠。也就是说，拿到诺奖的经济学家平均年龄要远高于拿到其他奖项得主。更厉害的是，甚至还有几位年龄过百岁、依然精神矍铄地奋斗在科研一线的诺奖经济学家。 众所周知，想要拿到诺奖的最重要能力之一，就是活得足够长。因为诺奖只发给那些在世的科学家，那么寿命比其他人长，拿到诺奖的概率就更高。在这件事情上，经济学家做得是最好的。 为什么这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寿命普遍更长呢？中国经济学家姚洋在谈及产权理论创始人科斯的时候，提到为什么科斯能够年岁过百，而且还能保持高质量的学术思考，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心态平和。 在《经济学家茶座》里有一篇名为《经济学家为什么长寿》的文章，做了更为详尽而有趣的解释。作者还总结了三个经济学家的长寿原则，读来颇有道理，也很有趣。 第一条是成本收益原则。经济学家们深谙经济学原理，他们知道如何花费最小的成本使得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因此心态平和地活在自己的理论世界里，对于他们来说是抵抗外界压力、延年益寿的好办法。 二是边际最优原则，它告诉你做多少合适，即一切都是均衡。就是我们常说量力而行，适可而止。所以经济学家不会竭泽而渔、过度索取。 三是风险收益原则，虽然经济学家们的投资水平参差不齐，但是他们对风险都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这个经济学最基本的常识帮助经济学家们获得了更长的寿命。 以上三个原则，大概是经济学最接地气的用途了吧。[详情]

　　2018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思想综述及对中国发展的启示 原创： 任泽平 来自微信公号：泽平宏观 文：恒大研究院  任泽平  罗志恒  马家进 实习生马燕妮对此文有贡献 核心观点 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耶鲁大学的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罗默（Paul M． Romer），以表彰其在创新、气候和经济增长研究中的贡献。此次获奖的两个主题共同指向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当前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从依赖要素转向依靠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建设；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增强，“污染防治”提高到三大攻坚战的位置，经济不再片面追求GDP规模，注重环境保护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梳理两位诺奖得主的主要经济思想和理论贡献，同时提出对中国经济的启示与建议。 经济学围绕“经济为什么会增长？”、“经济为什么会波动？”形成了经济增长和周期理论。各流派的经济学家提出各种理论解释分析，尤其是对经济增长的探索不断推进，亚当·斯密的社会分工、马尔萨斯的人口决定、马克思的两部门再生产理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等均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动力，但现代增长理论的起点是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出现，索洛模型意味着现代增长理论的成熟。索洛模型提出人口增长率、储蓄率和技术水平决定经济增长，但是技术水平（全要素生产率TFP）是外生变量，该模型并未回答什么决定技术水平，没有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真正来源。与此同时，新古典增长理论始终无法解释两大现实问题：各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问题、不同国家人均收入存在的巨大差异问题。直到1980年代中期，以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全新经济增长理论。罗默建立了内生技术变化的长期增长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大部分的技术进步源于市场激励而致的有意识的投资行为，即技术是内生的；创新能使知识成为商品，知识和人力资本具有规模收益递增，从而能够促进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核心主张是投资教育和提高研究开发的人力资本存量等促进技术进步的政策措施十分必要。 经济学的核心是实现有限资源的最优配置，追求资源约束下的效用最大化。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约束之一是其所处的自然环境。诺德豪斯致力于研究的问题是人类的经济活动如何影响自然环境，自然环境变化又将如何作用于人类社会，人类要怎样才能实现与自然的良性互动，具体表现为碳排放、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主张建立全球碳税机制和用“净经济福利指标”衡量经济产出，奠定了“绿色GDP”核算的理论基础。 当前我国正转型高质量发展，两位诺奖得主的经济思想对我国发展具有重要启示和政策意义：1、加强科技研发和教育投入，向基础科研倾斜，降低高科技企业的增值税税率，探索人力资本和知识密集型行业人员工资的增值税抵扣，落实并继续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的措施，提高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2、改革科技管理体制，赋予研究人员更大的自由度，预算管理上放宽薪酬发放的限制，赋予科研人员科研产权以激发积极性。3、加强产权保护，稳定科研人员和企业家信心以利于长期投资。4、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加强国际间的知识、科技交流与合作。5、通过大幅降低关税、减税清费、放开行业管制、打破垄断等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开放，引起外资和民间资本，促进市场竞争、知识外溢、技术研发和产业升级。6、完善环境保护相关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执行，适时开征碳排放税，作为地方税，提高资源税税率，将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并提高消费税税率。7、提高环保政策制定的专业性，避免一刀切式的懒政和惰政，尤其要避免对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误伤。 正文 一、罗默与诺德豪斯生平简介 罗默（Paul Romer）是内生增长理论的创建者，提出“宪章城市”理论，集学者、创业者、世行官员身份于一身。罗默于1983年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在罗彻斯特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和纽约大学任教。1986年，罗默在《收益递增经济增长模型》中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认为人力资本、知识投资和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内生增长理论的创建者。罗默在城市化研究方面提出“宪章城市”理论，认为制度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发展中国家可以香港为蓝本，辟出一块试验区，借用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将该实验区交给发达国家托管，并计划在洪都拉斯将该理论付诸实践，但因被质疑为“殖民主义”的新形式而未能实现。罗默还是成功的创业者，2001年创立以“知识付费”为主要模式的Aplia，Aplia汇集各类科目与权威教科书相对接的网上预习、复习、网上测验等功能。罗默曾专任总裁，后将Aplia出售给Cengage Learning。2016年10月至2018年1月，罗默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 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是环境经济学的开拓者，奠定“绿色GDP”核算的理论基础，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美国经济周期，提出“机会主义周期理论”，因与萨缪尔森合著教科书《经济学》为公众所熟知。诺德豪斯于196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萨缪尔森和索洛等经济学大师，其间接触的“外部性”理论成为其后续经济学成就的重要思想来源，此后他一直在耶鲁大学任教，现为耶鲁大学的“斯特林经济学教授”。诺德豪斯运用“负外部性”研究环境与经济的关系，并将家政服务、社会义工等活动纳入GDP核算，奠定“绿色GDP”核算的理论基础。诺德豪斯相对其他经济学家，重视政治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美国经济周期，提出“机会主义周期理论”，认为政党政治与经济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布鲁金斯经济活动小组的成员和高级顾问，于1977-1979年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并曾在国家科学院的多个委员会任职。其研究领域覆盖宏观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资源经济学，并因与萨缪尔森合作著名教科书《经济学》而被公众所熟知。 二、主要经济思想与理论贡献 罗默与诺德豪斯研究的主题共同指向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一）罗默“内生增长理论”：知识、技术和创新是经济增长动力 亚当·斯密的社会分工、马尔萨斯的人口决定、马克思的两部门再生产理论、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等均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动力，但现代增长理论的起点是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出现，索洛模型意味着现代增长理论的成熟。索洛模型提出人口增长率、储蓄率和技术水平决定经济增长，但是技术水平（全要素生产率TFP）是外生变量，该模型并未回答什么决定技术水平，即未能够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真正来源。与此同时，新古典增长理论始终无法解释两个现实问题。第一，各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问题。经济增长率的长期数据表明人均产出的增长是递增而非递减的，而新古典增长理论建立在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前提，资本的边际产品增长率是趋于下降的，而技术是外生变量得不到解释。第二，不同国家人均收入存在的巨大差异问题。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从长期的发展看，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是可以与发达国家趋同的。但根据以往资料，随着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收入有不断拉大的趋势。经过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末期经济增长理论的黄金时期，1970年代初期以来，有关增长理论的文章突然从西方各主要学术期刊上基本消失了。直到1980年代中期，以罗默（1986）、卢卡斯（1988）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摒弃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核心假设，提出了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全新的经济增长理论，探讨了长期增长的可能前景，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1、第一个内生增长模型：技术内生，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 1983年罗默在芝加哥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动态竞争分析中的外部性和收益递增》，被视为新增长理论的代表作。该文提出了经济学中最古老的问题之一：在以收益递减和稀缺为特征的物质世界中是什么维持经济的增长？ 1986年罗默在此基础上发表了著名的论文《收益递增和长期增长》，文章构建了一个具有内生技术变化的长期增长模型。该模型假定完全竞争并采用收益递增和技术外部性来解释经济增长。罗默认为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知识和人力资本不仅能使自身形成递增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保证了经济的长期增长。 该模型的经济意义和政策含义在于：（1）知识能够提高投资收益率，解释了收益率随着时间变化以及各国经济增长率不一致的原因。（2）与资本一样，知识是一种生产要素，国家必须以对待机器投资的同样方式对待知识投资。（3）由于过去的资本对知识积累是有益的，因而存在着投资促进知识、知识促进投资的良性循环。这意味着，投资的持续增加能够长期地提高一个国家的增长率，这一点突破了传统理论的观点，同时说明规模经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国总可以比小国增长得快，从而推 翻了新古典绝对趋同的结论。 该模型的缺陷：完全竞争的假设条件限制了模型的解释力和实用性，无法较好地描述知识和技术商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的特殊属性。因此，罗默开始在垄断竞争的假设下研究经济增长问题。 2、第二个内生增长模型：四要素三部门模型，投资教育和提高研发的人力资本存量能够促进技术进步，引致经济增长 1990年罗默在《内生技术进步》中又提出了他的第二内生增长模型，即四要素三部门模型。该模型有三个基本前提或假定：第一，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第二，大部分的技术进步源于市场激励而致的有意识的投资行为，即技术是内生的。第三，创新能使知识成为商品。罗默特别强调知识商品的特殊性：使用上的非竞争性（nonrival）和占有上的部分排他性（partially excludable）。由此产生了两个重要结果：（1）使用上非竞争性的商品可以无限地累积增长；（2）不完全的排他性和不完全的独占性使知识可以产生溢出（spillover）效应，经济具有长期的收益递增性。 该模型的经济可分为三个部门：研发部门、中间品生产部门和最终品生产部门，研发部门把知识产品卖给中间品部门用于生产机械等，中间品部门将产品卖给最终品部门，研发部门因知识的部分排他性（有期限的知识产权保护期）获得利润。有四种投入要素：有形资本、非熟练劳动力、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人力资本指熟练劳动力，用受教育的时间来表示，人力资本水平在所有经济中短期是固定的，技术水平隐含在先前的创新产品之中。知识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人力资本，它具有竞争性；二是技术水平，它是非竞争性的，可实现无限的增长。模型假定人口是固定的，人力资本用于最终品生产和新知识的生产。 该模型的经济含义和政策结论是：（1）增长率随着研究的人力资本的增加而增加，与劳动力规模以及生产中间产品的工艺无关。大力投资于教育和研究开发有利于经济增长，而直接支持中间品的投资政策无效；（2）人力资本的规模是至关重要的，居民的文化程度对产出的收益递增必不可少。一个国家必须尽力扩大人力资本存量才能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经济落后国家人力资本低，研究投入的人力资本少，增长缓慢，经济将长期处于“低收入的陷阱”。（3）由于知识的溢出效应和专利的垄断性，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政府可通过向研究者、中间产品的购买者、最终产品的生产者提供补贴的政策，实施有期限的知识产权保护，以提高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4）开放有利于增加知识和技术的生产与积累。 3、罗默的政策主张：投资教育和研发，促进技术进步 罗默的政策主张核心观点是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投资教育和提高研究开发的人力资本存量等促进技术进步的政策措施十分必要。 罗默既不赞成新古典市场调节的政策建议，也不同意凯恩斯主义的主张。他认为，政策不应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周期的治理上，而应着力促进发展新技术的各种政策，忙于进行“微调”和寻求操纵“软着陆”的方法是不对的。政府应较少地投资基础设施，使基础设施投资私人化是正确的选择。政府应补贴以大学为基地的科学和技术的开发，或建立法律框架以鼓励风险资本和资本的自由流动等。对于科技政策，罗默认为大学的作用在于探索基本的概念，着眼国家的安全和需要，追求长远利益。大学不应以商业和经济为目的，应给大学提供良好的环境，不能把大学里的研究推向私人部门。  （二）诺德豪斯：开拓环境经济学，研究碳排放、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 经济学的核心是实现有限资源的最优配置，追求资源约束下的效用最大化。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外部约束之一是其所处的自然环境，某地能源或矿产的发现带来繁荣，资源的耗竭又引发衰落，不同地区之间通过自由贸易交换资源，或发动战争掠夺资源。在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时，经济学家更关注能源矿产等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典型代表如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而往往忽视自然环境承载力的有限性，低估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产生的不良后果。 近年来极端气候出现的频率不断上升，几十年一遇的灾害时有发生，其中一个重要诱因便是全球变暖，背后则是人类活动带来的大量碳排放。诺德豪斯致力于研究的问题是人类的经济活动如何影响自然环境，自然环境变化又将如何作用于人类社会，人类要怎样才能实现与自然的良性互动，具体表现为碳排放、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1、气候-经济综合评估模型：经济活动与气候变化的交互影响 诺德豪斯对该领域的研究始于1970年代，当时科学家越来越关注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带来的全球变暖问题及其可能引发的后果。该领域属于交叉学科，自然科学可以查明全球变暖的前因后果，但缺乏对经济活动与政策制定的理解；经济学擅长于后者，但对前者无能为力。诺德豪斯集自然科学与经济学之所长，在索洛增长模型中纳入碳排放带来的全球变暖的负外部性，开创性地构建了一个关于全球经济-气候系统的简单、动态且量化的模型框架，即综合评估模型（IAMs），以研究经济活动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双向反馈循环。该模型框架能够模拟经济和气候在不同的自然、市场与政策假设下如何共同演化，进而在不同的全球场景和政策干预中做出最优选择。 诺德豪斯的综合评估模型（IAMs）包含三大相互作用的模块： 碳循环模块分析了全球的CO2排放如何影响大气中CO2的浓度，刻画了CO2排放如何在三个碳库（大气、海洋表面和生物圈、深海）之间循环。该模块构建了大气中CO2浓度的时间曲线。 气候模块分析了CO2及其他温室气体的大气浓度如何影响进出地球的能量流之间的平衡，刻画了全球能量收支随时间的变化。该模块构建了气候变化关键指标（全球气温）的时间曲线。 经济增长模块分析了经济主体如何运用资本、劳动和能源进行生产活动，描述了不同的气候政策（碳税或碳配额）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和CO2排放。该模块构建了GDP、社会福利和全球CO2排放的时间曲线，以及气候变化造成破坏的时间曲线。 上述三大模块共同组成了一个简单、动态交互的世界模型，有两大版本：区域综合气候-经济（RICE）模型以及动态综合气候-经济（DICE）模型。诺德豪斯的综合评估模型（IAMs）能够模拟出保持现状或者采用不同政策干预产生的结果，有助于将市场经济引向平衡社会成本与收益的合理碳排放水平。  2、诺德豪斯的政策主张：碳税和绿色GDP核算 诺德豪斯建议，解决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的最高效方式是建立全球碳税机制。环境污染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性，一国的温室气体排放进大气层，引发全球变暖，最终造成他国受损。环境污染的总成本并不完全由污染者自身承担，从而导致污染高于均衡水平，社会福利减少。政府需要通过征收庇古税来纠正负外部性，使用碳税或碳交易等政策干预抑制温室气体排放。诺德豪斯的量化模型为计算最优的碳税安排提供了条件。 考虑到外部性问题，诺德豪斯和托宾提出了“净经济福利指标”（net economic welfare），主张把城市中的污染、国防开支和交通堵塞等经济行为产生的社会成本从GDP中扣除；同时加入以往通常被忽略的经济活动，例如家政服务、社会义工等，奠定了“绿色GDP”核算的理论基础。 3、机会主义周期理论：政党政治对经济周期的影响 诺德豪斯是一位研究兴趣广泛且高产高质的经济学家，除了上述环境经济学方面的卓越贡献以外，他在宏观经济学领域也有突出表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75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周期》，被引次数高达4786。诺德豪斯在该文中提出了“机会主义周期理论”，认为政党政治会对经济周期产生显著影响。 在以往的经济周期理论当中，政府通常扮演超然无私的社会计划者的角色，其主要职责是进行逆周期调控以平抑经济波动。但是事实上组成政府的政党和官员都是理性自利的经济个体，其机会主义行为是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来源之一。对于执政党和在任官员来说，最重要的是下届连任。而选民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根据通胀和失业等经济表现选择是否支持，二是较为短视，近期的经济表现对其投票决策影响更大。因此执政党和在任官员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在选举之前通过财政扩张等方式刺激经济来吸引选票，在选举之后再进行政策紧缩弥补赤字抑制通胀。定期选举和政党操纵导致经济出现周期性的扩张和收缩，从而使经济呈现出显著的政治周期。 三、对中国发展的启示 罗默提出的经济增长动力源于知识技术的生产，诺德豪斯提出的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有诸多启示。 1、加强科技研发和教育投入，降低高科技企业的增值税税率，探索人力资本和知识密集型行业人员工资的增值税抵扣，落实并继续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的措施，提高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近年来我国科研投入增速较快，研发支出/GDP达到2.1%，但与美国的2.7%仍有差距，更低于韩国和日本，总投入为美国的1/2，每百万人口拥有的研发人员仅为美国的1/4。在研发支出构成中，我国侧重应用研究，基础研究与美国比低11.8个百分点。因此，第一，继续加大研发和教育投入，调整支出结构，向基础科研倾斜，提高经费使用效率。第二，降低高科技研发企业的增值税税率。第三，针对人力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企业难以取得足够增值税抵扣的情况，探索员工工资的增值税抵扣。第四，目前研发支出加计扣除比例已经提高到75%，需全面落实并加大力度逐步提高至100%。 2、改革科技管理体制，赋予研究人员更大的自由度，预算管理上放宽薪酬发放的限制，国外经验表明人员费是基础科学研究经费支出的主要部分，赋予科研人员科研产权以激发积极性。强化多来源的成果评价机制，区分基础科学研究与应用基础科学研究的评价体系。基础科学成果由学术共同体评价，聘请国际科研人员，主要考核其对学科发展的意义；应用基础研究成果由第三方应用部门根据实际应用情况评价。加强基础研发，降低政府机构研发的比重，提高高等院校研发经费的比重。改革教育管理制度，夯实基础教育，提高高等教育投入，放开教育行业管制，改革教育理念，充分给予学术讨论的自由，生产思想与人才。与美国比，我国学前教育较好，但高等教育严重滞后。 3、加强产权保护，稳定科研人员和企业家信心以利于长期投资。知识技术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产权保护的缺失将导致技术创新放缓，研发投入不足。要实现由“中国制造”转向“中国智造”，除了支持高校等科研机构的基础性研究以外，还要建立适当的产权保护制度，充分保障技术创新的未来收益，激励科研人员和企业家积极投入应用性研究，实现长期可持续的良性发展。 4、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加强国际间知识、科技的交流与合作。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开放经济有利于知识的积累，从而促使经济发展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经验也表明，开放的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显著快于封闭的国家。 5、通过大幅降低关税、减税清费、放开行业管制、打破垄断等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开放，引入外资和民间资本，促进市场竞争、知识外溢、技术研发和产业升级。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引入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所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当前中国的生产效率相比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进一步开放带来的竞争和技术引进将助力中国实现经济和产业的转型升级。 6、完善环境保护相关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执行，适时开征碳排放税，提高资源税税率、改革消费税。习 近 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污染防治”被列入三大攻坚战之中。为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和加强环保，可以适时开征碳排放税，作为地方税，提高资源税税率，将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并提高消费税税率。 7、提高环保政策制定的专业性，避免一刀切式的懒政和惰政，尤其要避免对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误伤。环境污染的外部性存在代际和区域之间的不平衡，经济和环境之间存在复杂的动态交互作用，因此环保政策的制定需要科学的分析框架和专业的智力支持。制定环保政策时要考虑经济个体的激励约束，通过激励相容达到最优效果。要通过完善而长期的制度安排抑制污染排放，而不是采取运动式的行政手段一刀切关停相关企业。 四、代表性文章 罗默主要的学术论文： “Growth Cycles”， with George Evans and Seppo Honkapohj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 1998）．  “Preferences， Promises， and the Politics of Entitlement” （Individual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Child Care， Education， Medical Care， and Long-Term Care in America， Victor R． Fuchs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New Goods， Old Theory， and the Welfare Costs of Trade Restriction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No． 43 （1994）， pp． 5–38． “Looting： The Economic Underworld of Bankruptcy for Profit” with George Akerlof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 William C． Brainard and George L． Perry （eds．）， 1993， pp． 1–74）．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Endogenous Growth，” with Luis Rivera-Batiz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CVI， May 1991， pp． 531–55）．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October 1990）．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 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October 1986）．  “Cake Eating， Chattering and Jumps： Existence Results for Variational Problems” （Econometrica 54， July 1986， pp． 897–908）． 诺德豪斯主要的学术论文： “Resources as a Constraint on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ume 64， No． 2， 1974． “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April 1975． “Economic Growth and Climate： The Case of Carbon Dioxid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1977． “How Fast Should We Graze the Global Comm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ume 72， 2， May 1982． “A Sketch of the Economics of the Greenhouse Effec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1991． “To Slow or Not to Slow： The Economics of the Greenhouse Effect，” The Economic Journal， July 1991， vol． 101， pp． 920-937． “Rolling the ‘DICE’： An Optimal Transition Path for Controlling Greenhouse Gases，” Resource and Energy Economics， vol． 15， 1993， pp． 27-50． “A Regional Dynamic General-Equilibrium Model of Alternative Climate-Change Strategies，” with Zili Ya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6， No． 4， September 1996， pp． 741-765． 论文列表来源： https：//ideas.repec.org/e/pro45.html https：//sites.google.com/site/williamdnordhaus/cv[详情]

　　 聚焦长期宏观经济分析 诺贝尔经济学奖更接地气 观察家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两位美国经济学大咖威廉·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获得，以表彰他们将气候变化与技术创新领域纳入长期宏观经济分析的贡献。 长期宏观经济分析曾被认为是高大上的空洞理论，且重复性研究较多。诺德豪斯和罗默化陈旧为新奇，在长期宏观经济分析中将气候因素、技术创新注入其中，不仅实现原创性突破，还与当下的经济生活息息相关，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诚如颁奖词所说，这两人设计创造了经济研究模型，来解决我们时代最基本和最紧迫的问题——全球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和保障全世界人口的福祉。 生存和发展是人类休戚相关的两大议题。如今，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更重要的挑战，是如何提供增长动力与如何降低增长代价的问题。 经济增长的动力靠经济体的内生活力，而创新是必由之路。只有依靠经济体自主创新精神、自身完善机制，特别是通过人力资本的投入，以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注入市场，促进内需消费，发展对外贸易，吸引民间投资，使规模投资不受自然环境的制约，从而保持一个收益合理增长的格局和趋势，以期经济行稳致远。 而降低增长代价的锦囊妙计包括减少碳排放、注重环境改善，努力做到环境友好，资源合理利用，莫要危及全球环境以求可持续发展。须知，当超高速经济增长把资源耗尽的时候，其经济增长就会呈现后劲不足的软肋，导致经济增长趋缓，给税收、就业、分配带来挑战。 可以说，相比以往，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更接地气。诺贝尔经济学奖正从神秘的理论殿堂走向现实经济，有关对长期宏观经济的分析，将深刻影响各国的经济战略决策。 □蔡恩泽（财经评论人）[详情]

　　 聚焦诺奖：真正的经济学家不是“量产化”的论文机器 治道变革 真正的经济学家，是有理论创新价值的经济学家，是对真实世界有持续影响的经济学家，而不是论文和著作生产机器。 2018年10月8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奖人选公布，奖项为美国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分享。原因是他们两人分别在气候变化、创新和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方面有杰出贡献。 两人共同特质：关心时事和数学 威廉·诺德豪斯教授在中国名气很大，学过经济学课程的很多学生知道他，因为萨缪尔森新版《经济学》教科书的第二作者就是他，这本书在大学里流传甚广，其最新中文版是第19版。遗憾的是，诺德豪斯教授英文著作很多，但基本没有译成中文。 保罗·罗默教授的经济理论——罗默模型，也是非常著名的。但他的学术成果主要是几篇学术论文，基本没有大部头的著作，且核心理论贡献是他的博士论文。和很多大学者著作等身相比，其特色很明显。这对重视新论文和新著作发表和出版数量的中国来说，确实很“特别”。 这两位经济学家的共同特点是：数学都很好，还关心时事。罗默要求他的学生每天都阅读华尔街日报，至少阅读第一版摘要。 这有点像我的美国老师——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和她的丈夫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教授，订阅了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白天在办公楼的厨房里放着，供学生们和同事们阅读，晚上下班带回家自己看。他们认为，研究经济学，不仅要关注文献，还要对新发生的事情保持直觉和敏感性。 他们也都喜欢数学，但对滥用数学依然保持警惕。非数学的方法，经济学也要重视，这不妨碍他们很好地用数学。实际上，会用数学方法，往往是得诺奖的重要影响因子。 两人理论贡献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完成了 保罗·罗默因为罗默模型而著名，该模型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这是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基础上的改进。 因为该经济增长模型非常有名，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制定经济发展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所以很多人都预料他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所在的大学在过去曾经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宣布前三天，就把他得奖的消息放在网站上。结果却成了乌龙，令他很不高兴。以至于这次获奖后，他都没有接获奖通知电话。 威廉·诺德豪斯的经济学贡献比较丰富，所以许多人对他的关注不像对保罗·罗默教授那样主要关注其经济增长模型，而他和萨缪尔森合著的经济学教科书影响又太大，他其他的经济学贡献反而在此光环下被遮蔽。 但其研究领域比较广泛，成果也非常重要。有研究气候变化经济学的人七八年前就已经在中文期刊上发表文章，介绍他的气候变化经济学的贡献，且文章标题就称他是最有可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之一。 诺德豪斯和罗默此次双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诺贝尔奖通常会有“延时性”。而他们的理论贡献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完成了，到现在为止已经有了近40年的历史。这说明，经济学理论从象牙塔的专业秩序里走向市场，走向社会，走向政府，产生巨大影响，然后修成正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所承认，大致需要一个周期三四十年的历史。 这也说明，中国经济学家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多理论贡献不仅在学术界获得持续的关注，还要在现实中对经济增长产生世界性影响，经过长时间检验。 而在这个过程中，仅仅靠经济学家的努力仍不够，这还需要经济学专业秩序自身从封闭的行政秩序走向开放的公共秩序。现在像过去生产队那样计算当年产出数量的行政化的封闭评价体系，只会扼杀年轻学者的理论创新的动力。 真正的经济学家，是有理论创新价值的经济学家，是对真实世界有持续影响的经济学家，而不是当年度、三年度、五年度一次评估的论文和著作生产机器。其理论创新应具有自身价值，而不仅仅体现在发表在什么杂志上，有多少数量的论文和著作，是不是新发表的。 只有专业上的公共秩序，才能让经济学家保持本心，不因短期的功利追求而牺牲理论创新的长期价值。只有这样，中国经济学家才能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水准更近。 □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详情]

　　诺奖得主 为何总与特朗普政府唱反调 经济参考报 □王龙云 瑞典皇家科学院8日宣布，将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在获奖感言中，两位经济学家秉承了美国知识精英的一贯立场，将火力集中在特朗普政府身上。 作为“碳排放税”的倡导者，威廉·诺德豪斯批评特朗普政权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倒行逆施。 特朗普曾经宣称，所谓的气候变化，是一场“骗局”。在本次新闻发布会上，诺德豪斯批评说：“考虑到气候变化的科学早在19世纪就已确立，因此这种观点是极为愚蠢的。” 另一位获奖者是保罗·罗默，于1955年在美国丹佛出生，现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此前曾担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 与威廉·诺德豪斯一样，在纽约大学的发布会上，罗默言语间吐露出并不赞同特朗普政府“逆全球化”的政策倾向。罗默强调了全球化之于世界经济的重要性，以及通过共享创意和新知，来推动技术创新的深刻意义。 其实，有所克制的罗默也会“火力全开”。2016年，当时还是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他，与400多位经济学家在发出的联名信中表示：“对美国来说，特朗普是危险的、破坏性的选择。他将对美国民主制度、美国经济机构的运转以及美国的繁荣构成特殊威胁。” 实际上，作为美国知识精英阶层的代表，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们，对特朗普政府一系列只顾短期利益、增加远期风险的经济政策失望透顶，而抨击特朗普政府违背原理颠覆常识，也成为诸多学者的“日常”。 在批评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的诺奖得主名单上，可以看到一大堆耳熟能详的名字，比如2001年获此殊荣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08年获奖的保罗·克鲁格曼，2013年获奖的罗伯特·希勒以及去年获奖的理查德·塞勒等。 在这当中，克鲁格曼堪称旗手。与特朗普同为“推特狂人”的他，还在《纽约时报》开设专栏，时时刻刻把敲打特朗普政府视为己任。他骂过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减税政策，声讨过放宽金融监管的议案，还对美国政府掀起的贸易战口诛笔伐。 是什么原因，令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总是批评政府？ 首先，特朗普上任后出台大规模减税和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希望刺激美国经济增长，但却埋下了一个大雷。这个问题特朗普不理不睬，但经济学家们担心美国经济将被提前透支，未来数十年要给特朗普的这些短视政策“背锅”。 根据无党派非营利机构美国尽责联邦预算委员会估计，在现行政策安排下，未来十年美国公共债务规模将增加9万亿美元至23.1万亿美元，公共债务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将从2016年的约77%升至2026年的近86%。此外，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方案将令未来十年美国公共债务进一步增加至28.4万亿美元，到2026年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将升至105%，公共债务状况将继续恶化。 其次，特朗普政府挑起贸易争端，看似“美国优先”占到了便宜，但最后吃亏的也有美国自己。这笔账经济学家们算到了特朗普政府的头上。在他们看来，提高保护性关税是一个错误。这将导致商品价格上涨，国内消费者将为此埋单，令多数美国公民受到伤害。经济学家们还认为，高关税措施将不可避免地影响美国的国际关系，也不利于世界和平。 再次，特朗普经常把美国经济稳健增长的功劳挂在嘴边，这一贪功之举让经济学家们感到相当无语。在后者看来，美国经济得以在今年持续增长，是奥巴马时期各项救市措施最终收到了成效，也得益于美国经济韧性较强，经历数年蹉跎最终完成自我修复。如果非要归功于某些人，伯南克和耶伦治下的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收放自如，现任主席鲍威尔保持政策独立性，萧规曹随地推进货币政策正常化，都应记上一功才是。[详情]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暗批美国政府：敌视环保 “污蔑”中国 参考消息网10月10日报道 台媒称，2018年诺贝尔奖最后一个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0月8日揭晓，分别颁给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和纽约大学史登商学院教授保罗·罗默，以表彰2人分别致力研究气候变化与科技对经济影响。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10月9日报道，诺德豪斯于1970年代初期开始研究环境问题，尝试计算气候变化对经济的冲击与成本，首创整合经济活动与其环境问题的“DICE（持久、整合、使命与努力）”及“RICE （气候与经济区域性整合）”模型，分析经济、能源耗用与气候变化的交互作用，并且评估碳税等最有效应对方法。 诺德豪斯对此发表不少著作，严肃主张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灾难性冲击，获得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专家的引用。报道称，在得奖感言中，诺德豪斯暗批“有人声称气候变化是中国为制造业炮制的骗局”很可笑，美国政府如此敌视环保与气候变化的政策“很反常”。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字句之间都在批评特朗普。 报道表示，罗默是“内生性经济成长理论”先锋，主张“浪费危机（的教训）是可怕的事情”，研究聚焦于思路及知识如何促进经济成长，凸显经济力量如何支配公司产生新想法与发明的意愿。罗默提出，创新者经常没有获得的全部利益，因此市场经济留给他们自己的方法倾向于无法产生足够的新想法；决策者应该停止尝试微调景气循环，转而透过补贴等充分设计的行动刺激更多研究与开发，吸引更多学生进入科学和工程领域，才能确保经济的长期成长。 报道称，诺德豪斯与罗默的研究方向不同，但都秉持长期而言，政府与公共政策在促进经济繁荣扮有一定角色，也能克服市场失灵，对自由市场学者主张政府不应干涉经济的想法做出辩驳。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奖词指两人构建模型，解释市场经济如何与自然和知识互动，显著地扩大经济分析的领域范围，两位获奖人将平分9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4万元人民币——本网注）奖金。[详情]

　　特稿 | 诺奖经济学得主、耶鲁教授诺德豪斯：“不能因得奖而耽误给学生上课” 来源：耶鲁北京中心 “不能因为得了诺贝尔奖而耽误给学生们上课。”当获悉被授予2018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照常给学生们上课。他不愿因此耽误课程，故推迟了新闻发布会，校长、院长等一大批人只能等新科诺奖得主讲完课再正式向他道贺。 当获悉被授予2018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照常给学生们上课 周一早晨，诺德豪斯教授一如既往来到耶鲁大学Dunham实验楼准备给本科生上宏观经济学的课。就在几个小时前，他刚刚得知自己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当他步入课堂时，教室里顿时爆发出一片热烈的掌声。“祝贺诺德豪斯教授！”几个大字写在220教室的黑板上。一名同学走上前来向这位新晋诺奖得主献上一束鲜花，其他同学则拿着手机拍照。 “今天可以破个例：你们可以拿着自己的手机。”伴着欢呼声，诺德豪斯笑着说。“作为耶鲁的学生和教职员工，你们要学会如何应对纷扰。不要让任何人扰乱你目前手头的工作。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经济增长。我可能一会儿再谈一谈那件事，但现在我们该讨论测试二了吧？” 10月8日，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公布。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该奖授予美国经济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M． Romer），以表彰二人将技术创新和气候变化引入长期宏观经济模型分析框架所作出的贡献。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词中写道： 威廉·诺德豪斯与保罗·罗默设计出了新的研究方法以解决我们时代最基础、最紧迫的问题，探究如何创造长期持续而稳定的经济增长。 诺德豪斯的研究成果涉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20世纪70年代诺德豪斯决定研究这一主题，因为科学家们越来越担心化石燃料的燃烧导致的气候变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成为第一位成功创建综合评估模型的人，即用于描述全球经济与气候之间相互作用的一个定量模型。这一模型整合了物理学、化学和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证结果。诺德豪斯的模型现已广泛传播，用于模拟经济和气候如何共同演进。 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 诺德豪斯现任耶鲁大学斯特林经济学教授，其主要研究领域是气候变化经济学，该研究重点表明人类因忽视不作为所带来的灾难性高代价。 诺德豪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很荣幸能够因为在环境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更重要的是，我很感激耶鲁的学术环境，我曾在这里求学，后来在这里任教和科研，这里给了我很大的自由，让我可以献身于这个重大课题的研究。” 诺德豪斯（左）与耶鲁大学校长苏必德（右）在新闻发布会上 对此，耶鲁大学校长苏必德（Peter Salovey）表示，“这是对威廉·诺德豪斯在气候变化经济学领域研究成果理应的认可。耶鲁大学非常高兴地看到我们的一位杰出教授，同时也是耶鲁的杰出校友，获得这一殊荣。” 人物故事 1941年5月31日，诺德豪斯出生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市（Albuquerque）。他早年曾在法国求学，并就读于巴黎政治学院，在那里接受了良好的法语和欧洲历史的教育。 回到美国后，他选择了父亲的母校——耶鲁大学继续深造。本科的高年级时，诺德豪斯开始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选修了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等名师的课程。诺德豪斯说，托宾的课程对他的思维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促进作用，这对于他日后的经济学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托宾后来也成为了诺德豪斯最为重要的合作者之一。 青年诺德豪斯 1963年，诺德豪斯从耶鲁本科毕业，选择到麻省理工学院进修，得到了保罗·萨缪尔森、罗伯特·索罗（Robert Solow）等经济学大师的指导。1967年从麻省理工毕业后，诺德豪斯回到母校耶鲁任教。此后，他一直没有离开耶鲁，从助理教授一路做到了教授。现在，他的头衔是耶鲁大学“斯特林经济学教授”（Sterling Professor of Economics），这是耶鲁大学最高的教授荣誉头衔。同时，他也担任耶鲁森林与环境学院教授。 在任教与科研的同时，诺德豪斯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在1977-1979年卡特执政期间，他曾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1986-1988年任耶鲁大学教务长，1992-1993年任耶鲁大学负责财务和行政的副校长。1972年起，诺德豪斯担任考勒斯经济研究基金会（Cowles Foundation for Research in Economics）和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研究员。此外，他还担任过国会预算办公室经济专家组成员、国民经济分析局顾问委员会主席等职务。 诺德豪斯与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合作修订的《经济学》 诺德豪斯的著述颇丰，其中最为中国读者熟悉的是他与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合作修订的经典教科书《经济学》，目前最新版为2009年的第19版。他还著有《发明、增长与福利：增长过时了吗？》、《能源的有效利用》《改革联邦监管》等。他的两本专著《平衡问题：衡量全球变暖政策的选择》（被Choice杂志评为2008年度学术著作）和《气候赌场：风险、不确定性与一个变暖世界的经济学》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 学术研究 诺德豪斯的经济学研究范围很广，包括环境、价格、能源、技术变革、经济增长、利润和生产率的增长趋势。主要研究领域是增长经济学、工资与价格、生态管理经济学、转型经济学。 诺德豪斯是全球环境经济学的领军人物，他的研究集中在经济增长的资源约束等领域。20世纪70年代，随着对污染问题的日益关注，诺德豪斯等经济学家开始论证征税是最有效的补救办法：政府应该要求污染者为损害环境和公共健康买单。利用经济手段应对全球变暖，他建立了两个综合性的经济与科学模型（RICE模型和DICE模型），用于确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途径。这两个模型现在被广泛应用于气候变化经济学和政策研究中。 1972年，诺德豪斯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James Tobin）提出净经济福利指标（Net Economic Welfare）。他们主张应该把都市中的污染等经济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成本从GDP中扣除；同时，加上一直被忽略的家政活动、社会义务等经济活动。按此计算，美国从1940年到1968年，每年净经济福利所得，几乎只有GDP的一半。1968年以后，二者差距越来越大，每年净经济福利所得不及GDP的一半。 点评 撰文 | 陈志武（香港大学经济学讲席教授 、耶鲁大学前金融经济学教授） 我对诺德豪斯的研究比较熟悉一些。他是我在耶鲁大学时期的经济学同事之一，不管夏天还是大雪的冬天，经常看着他背着书包，安安静静、若有所思地从我们办公楼前走过。他是一个高度专注学术、充满好奇、全力以赴追求自己兴趣的学者。他对技术变迁如何改变人类社会的历史研究既深又广。比如，他在2014年发表一篇研究，总结自1850年以来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发生了多大变迁，特别是从他的“历史大数据”中看到，从1980年个人电脑出现之初到2008年，计算机的计算速度翻了一百万倍！计算成本也是呈天文数字下降！他据此解释为什么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生存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善、人均收入和福利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他的研究加深了我们对“科学是生产力”的认知，引领各国发展科技、改善生活、丰富人生。[详情]

　　在周一（10月8日）发布的一份关于气候变化的报告中，联合国提出，目前全人类已经站在了气候变化最关键的十字路口，一旦走错一步，就可能给全人类和整个生态系统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若要将全球变暖情况保持在可控范围内，给碳排放定价是一个核心内容。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称，这份报告中最重要的一个发现就是，2050年二氧化碳净排放量必须达到“净零”，并表示“我们现在正站在十字路口，从现在到2030年的作为是极其重要的。” 威廉·诺德豪斯 碳排放定价的概念也是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的重要理论之一。作为一名环境经济学家，诺德豪斯的研究表明，解决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的最有效办法是对所有国家统一征收碳排放税。 联合国报告的作者之一、美国杜克大学气候科学家德鲁·希德尔（Drew Shindell）表示，尽管很多人认为给碳排放定的价格过高，但这确实是把碳排放的影响纳入经济领域考量的最有效办法。 上世纪70年代，就在气候科学家发出对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的警告的同时，诺德豪斯第一次深入研究了全球变暖可能给经济社会带来的损害。诺德豪斯认为，燃烧化石燃料的企业应该被征收碳税，且税率要能够反映他们给全世界带来的危害。 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2018年全球42个经济体的平均碳排放价格为8美元每吨，远低于专家认为足以改善气候变化问题所需要的碳价。 目前全球有超过45个国家已经着手给碳排放定价，包括中国、欧盟和美国加州等地。他们采取的主要途径有两个：一是直接上调化石燃料税，二是出台碳排放限额和交易计划，通过提供经济激励措施来减少污染物排放。2017年12月，中国印发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正式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正式启动。 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碳排放定价计划涉及了110亿吨（Gt）二氧化碳，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20%，总金额达816.8亿美元。 但实践证明，要设定一个足够高的碳价，使其能够有效减少碳排放，在政治上也会遇到不少阻碍，比如去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议》，称这对美国不公平。 有反对者提出，征收碳税给经济带来额负面影响可能更甚于其对气候变化的贡献。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碳税的提高不免带来制造行业工作机会的减少和家庭电费支出增加。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预计，如果对二氧化碳排放征收50美元一吨的税金，到2030年美国家庭电费账单将平均提高22%。美国传统基金会2014年的一份报告也指出，到2030年，37美元每吨的碳税至少将使美国减少2.5万亿美元的经济产出。 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认为，我们更应该看到气候变化可能会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以及采取气候行动会带来的更多的机会。“气候变化已经走在了我们前面，我们快要没有时间了。” 古特雷斯还提到，2019年9月将会举行一次气候峰会，将气候行动在国际日程表上置顶。他表示这次峰会将会聚焦问题的核心，即排放量最高的领域以及具有气候应对弹性的领域。 对抗气候变化，我们还有一条漫长的路要走。诺德豪斯在获得诺奖后的采访中表示，“我们现在做的太少。跟科学还有我们需要做到的一切相比，政策上落后太多太多了。”[详情]

　　 原标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推迟举行新闻发布会：我得先给学生上宏经课 据耶鲁大学官方网站10月9日报道，10月8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耶鲁大学终身教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纽约大学教授保罗·罗默（Paul M。 Romer），以表彰二人在将气候变化、技术创新整合到长期宏观经济分析中所作出的贡献。 大约在获奖几个小时后，正在备课的诺德豪斯才听到了这个消息，他当即决定：推迟举行新闻发布会，因为他得先给学生们上“中级宏观经济”（Intermediate Macroeconomics）。 对于这位耶鲁好老师获奖也不挺课一事，选了中级宏观的学生们还是挺高兴的。学生们在耶鲁大学220教室的黑板上写上“祝贺诺德豪斯教授”。课上，一名学生给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送了一束花，其他人则用手机拍下这一珍贵的瞬间。诺德豪斯教授还给了这群大二或者大三的学生一项本堂课临时的特权：今天上课可以玩手机。 在欢呼声平息之后，他开始向他的学生们传播一些人生的哲理： 作为耶鲁的学生和教师，你要学会如何应对分心。你们要专注于手头的工作，不要让外界的人和事打扰你们让经济持续增长的伟业。这些道理我以后再聊，但现在——同学你刚刚提到的问题是第二次quiz上的吗？ 诺德豪斯教授，学生们都为这位教授到骄傲，耶鲁学生阿曼达·张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道： “上这门课我很紧张，因为我自认为我经济学基础不够扎实……但教授在解释基础知识方面讲的很好，课堂材料也很引人入胜……能够接受这样一位国际知名的经济学教授的培育，我很自豪。” 作为耶鲁的学生和教师，你要学会如何应对分心 图源：耶鲁大学 威廉·诺德豪斯自1967年起，他一直在耶鲁大学任教，并在1973年被聘为终身教授。 现任耶鲁大学惠特尼·格里斯伍尔德经济学教授和考尔斯经济学研究基金会理事。诺德豪斯教授在耶鲁大学主讲经济学原理课程——从处级经济学到高级经济学他都有所涉猎。诺德豪斯是美国最有影响的50名经济学家之一，全球研究气候变化经济学的顶级分析师之一。 随着全球变暖、气候异常频发，以及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经济发展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环境经济学开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但远在环境经济学成为显学之前，诺德豪斯教授早已开始致力于环境和经济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 在诺德豪斯教授看来，环境变化和人类的经济行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如果将目前的一些环境指标视为一个“存量”，而人类的经济活动则会产生一个让环境变动的“流量”。显然，随着“流量”的逐渐引入，“存量”将会产生变动，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环境变化。在建立了这个框架后，诺德豪斯教授就可以借鉴宏观经济理论中用来分析该类问题的标准手法，在人类理性决策的假设前提下，分析人类行为对环境造成的变化。 诺德豪斯教授先后建立了“区域气候和经济综合模型（RICE）”模型和“气候和经济动态综合模型（DICE）”模型。 保罗·罗默曾任斯坦福大学教授，目前为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他被认为是经济增长方面的专家，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他被《时代杂志》选为1997年美国最具影响力的25人之一。 在之前的诺奖经济学奖的预测中，这两位经济学家获奖就是热门，最终获奖可谓是众望所归。 威廉·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 [详情]

　　北京时间10月8日，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详情]

　　“土豪”的经济学诺奖与我们的“土著”生活真的接轨吗 来源：北京商报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啦。 获奖的是两个人，大家或许都听说过： 一个是保罗·M·罗默，他建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现在是经济学教科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模型。 诺贝尔官网主页 另一个是威廉·D·诺德豪斯，他和保罗·萨缪尔森合著的《经济学》，是我们很多高校本科经济学的教材。 而他们的获奖理由是：将气候变化和技术革新的因素融入了宏观经济学分析之中。 颁奖词表示，这两人设计了一系列方法来解决我们时代最基本和最紧迫的问题——如何创造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看似很高大上的获奖主题，实际上可是非常接地气的内容。 01 接地气的经济学奖 从儿时起，小编就认为诺贝尔奖是个非常高大上的奖项，不管是什么奖项，只要和“诺贝尔”这三个字挂钩，就肯定很牛！ 而实际上呢？实际上，奖项的称号虽然很高大上，但是研究的内容却非常接地气。 现在小编就抛开今年经济学奖获奖者的学历背景，先看看他们的研究内容，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接地气”了。 威廉·D·诺德豪斯的经济学研究范围很宽，包括环境、价格、能源、技术变革、经济增长、利润和生产率的增长趋势。但他的主要贡献发生在一个原本相对冷门、如今却相当热门的经济学分支领域——气候变化经济学。 什么是气候经济学？ 简而言之，就是气候的变化对于人产生的影响，从而改变人们对于消费习惯、以及商品选择方面的学科，它属于传统经济学的一个边缘分支。 那么气候和经济加在一起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呢？ 在《气候经济学》一书中曾提出过一个例子：如果夏天变得比较温暖，那么每十个德国人中就有一人会比去年多买一件T-Shirt，如此一来，T-Shirt的生产与销售总额就多了八百多万件。 天气的改变虽然不会对人们产生即时立刻的影响，但是在几年之后却会改变我们的天气经验，而这些经验就会对我们从决策到消费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 比如某些地方因为气候相比往年变得更炎热了，同时又有舆论不停鼓吹气候将会持续上升，那么第两年、第三年当地的薄衣以及消暑清凉类商品的销售额就会提前性的、大幅度的上升。 所以，气候怎么和经济学挂上钩的，你明白了吗？ 威廉·D·诺德豪斯1982年的论文被认为是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开山之作。此文虽短，但二氧化碳的特性、减排的国际合作、政策手段、不确定性等相关问题，都有所论述。文中所表述的许多忧虑，30余年来逐渐在现实中一一呈现。 而与威廉·D·诺德豪斯共享荣誉的保罗·M·罗默现年62岁，近年来他一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热门候选人。 经济增长理论在上世纪50至60年代曾经显赫一时，出现了以索洛（Solow）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但是，或许难以摆脱经济均衡增长的条件是被人口自然增长率所决定这一结论，经济增长理论随后沉寂了十余年。 保罗·M·罗默在经济增长领域的长期研究之中，构建了两个内生增长模型，简单来说就是研究如何在以稀缺资源为代表，收益递减的物质世界中维持一个经济的持续性发展，保罗·M·罗默的第一个模型就对我们所有人的世界与生活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知识付费。 它使得知识成为能够提高投资收益率，像资本一样的一种生产要素，推翻了新古典绝对趋同的结论。 这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这两位，可谓实至名归了！ 02 最年轻的奖项 与其他奖项比起来，经济学奖是诺贝尔奖中的“小老弟”。 而今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的第50周年，这个“最年轻”诺奖有何特殊之处？ 听起来“高冷”的各项研究成果，又是如何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1968年，瑞典国家银行在成立300周年之际，设立“瑞典国家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简称诺贝尔经济学奖。该奖于1969年首次颁发，比其他奖项的设立和颁发足足晚了半个多世纪。 经济学奖获奖者中，最年轻的是在51岁得奖的美国经济学家阿罗，年龄最大的是获奖时90岁的美国经济学家赫维克兹，他也是所有诺贝尔奖得主中年龄最大的。 不过，纵观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主要涉及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以及经济分析方法三大领域。 获奖的经济学理论听上去高深莫测，实则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002，“锚定效应” 具有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的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内曼的这一理论是指当人们做出判断时，会不由自主地受到第一印象的支配。例如，餐厅在制定菜单时，会故意设置一个价格特别高的菜品，让其他菜品看起来更实惠。 2012年，“博弈论” 2012年获奖者美国经济学家阿尔文•罗斯的“博弈论”帮助纽约高中生解决择校难题，为美国医疗机构和医学院毕业生合理配对，还用于设计医院的肾脏捐赠系统，提高器官匹配率。 与罗斯一同获奖的美国人罗伊德•沙普利更是将匹配算法用于男女约会，计算出如何在集体相亲中让所有人都配对成功。 2017年，“心理账户” 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提出，同等数目的钱在人们的心中是有差异的，不同途径获取的钱会被存入不同的心理账户。同样是10万元，辛苦赚来的会花得小心翼翼，而意外中彩票得来的钱花起来就会更大方。 03 离不开的数学 需要明确的是，尽管经济学越来越靠近人的现实感受，但达到这一目标的方式是更多地依赖数学。 根据数据显示，在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的专业背景中，数学仅次于经济学。 201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就有很强的数学背景；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沙普利实际上也是一位数学家，他的博士专业是数学而非经济学。 而从近些年的得奖成果来看，数学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如安格斯·迪顿最主要的学术贡献在于提供了定量测量家庭福利水平的工具，以此来更准确地定义和测量贫困；2013年的3位得主因对资产价格的实证分析而获得殊荣。 长期以来，经济学被认为是依赖实际观察的经验科学或是更依赖推理的思辨性哲学。而现在，诺贝尔经济学奖更多授予那些从事数理统计分析的经济学家，深耕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们或许更难被诺奖垂青。 所以，想要拿诺贝尔经济学奖，还是得从数学抓起。 04 巨额奖金怎么花 说了那么多诺贝尔奖的事，大家肯定好奇奖金吧？ 每年，诺贝尔奖的奖金会因经济形势、通货膨胀等原因而有所变化，2018年的经济学奖金是900万瑞典克朗。 光是看看都眼红 那么，拿到了巨额奖金的经济学家们都是如何花掉的呢？ 方法一：“买买买” 买房是不少诺奖得主的首选。2003年获奖者美国经济学家美国罗伯特•恩格尔用奖金在纽约哈德逊河谷买了一座乡村别墅。 2010年得奖者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具有英国和塞浦路斯双重国籍，他用奖金买了新衣服，支付了全家陪同他去瑞典领奖的旅行费用，并购买豪华家具。皮萨里德斯还把一部分钱存在塞浦路斯的账户里，结果该国在2013年遭遇银行危机，这些钱所剩无几了。 方法二：大方捐献 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在2004年得奖后开玩笑说，他和妻子都是很“大方”的人，所以他们把一半的钱都捐给了政府，“当然是以税的形式”。这并不是抱怨，因为他说：“社会对我很友好，我喜欢现在边教书边做银行家的生活。” 2013年获奖者美国经济学家尤金·法玛把奖金捐给了自己工作的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以感谢 “优秀的同事”。 方法三：给前妻分一半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在1995获得诺贝尔奖经济学奖。然而，早在1989年他的前妻就已经预测到他会得奖，于是在他们办理离婚手续时，她提出“若卢卡斯在1995年前获得诺奖，她应该分得一半的奖金”。 卢卡斯认为这是个天大的玩笑，于是他答应了，没想到在1995年的时候他真的获奖了，所以卢卡斯在欣喜之余，不得不按照之前的约定支付前妻一半的奖金。 如果是你获得了这比奖金，你会怎么花呢？ 小编在此友情提示一下，首先，你得先拿到诺贝尔奖！ 小编只能帮到这了！[详情]

　　 10月8日周一，瑞典皇家科学院揭晓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与耶鲁大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 消息公布后，以“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ies）”闻名的罗默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直言，将继续对经济学界同僚们“懒惰的思维”采取零容忍的态度。 如果我认为这可能是错的，那我的工作就是指出错误。 我们必须对自己和同僚们都十分严格，对任何可能缺乏知识完整性的事情都要采取零容忍的态度。 这不像是诈欺，与有人试图伪造数据也不尽相同，但这就是在努力寻找真理的道路上缺乏活力的表现。 罗默为何有此感慨？他对彭博社表示，在2016年发表《宏观经济学的困境（The Trouble with Macroeconomics）》一文后，他认为此文过于犀利，但同僚们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反驳他，让他改变想法。 令我惊讶的是，我没有收到任何有关此文的批判式评论。 2016年9月14日，罗默在《宏观经济学的困境》当中抨击主流经济学，称宏观经济学主流的DSGE模型脱离现实，而各国央行及其他政策制定者正是依赖这一有缺陷的模型进行决策。 如此一来，可能导致误导性结论出现，政府层面的举措无法解决大问题。 此文引发学界关注，不少人认为其影响力堪比他的成名作——28年前发表的《内生性技术变革（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他认为宏观经济学像一门30年止步不前的科学，其理解阐释现实的能力甚至发生了退化。 罗默将经济学精英与理论物理学家相对比，指出两者存有相同问题：过于自信、“一个硕大无朋的共同体”、有着近乎宗教团体的虔诚、倾向于忽视与理论不相匹配的结果——以及对出错可能性考虑得少之又少。 他在文中指出，主流宏观经济理论，已经变成只有假设“巨魔、小鬼和以太（物理学家假想的物质）”存在，才能解释得通的理论。 他说这些问题不只存在于经济学领域。罗默提到，将糟糕的物理学与糟糕的经济学相对比，结果显示，在所有过于依赖数学的学科中可能存在一种“通用失败模式”。基本上，“荣誉”归于那些处在数学模型设计前沿的人物，而非正确运用模型描述现实的人。[详情]

　　 文章来源：日经中文网 获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位美国经济学家8日分别召开记者会，明里暗里对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评。由此可以看出第一线的美国经济学家与特朗普政府的紧张关系。 作为“碳排放税”倡导者而广为熟知的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批评怀疑气候变化学说的特朗政府“愚蠢”，并表示“有必要在艰难时期坚持推行（气候变化对策）”。 另一位获奖者、在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方面确立新理论的保罗-罗默（Paul Romer）则指出，“必须铭记在心的是全球化并不是单纯的货物交易，而是创意的共享”。对特朗普政府的孤立主义倾向表示担忧。 诺德豪斯在康涅狄格州的耶鲁大学召开记者会，回顾了启动研究之初的艰难，表示“当时虽然存在气候变化的科学，但不存在气候变化经济学”，关于对排放温室气体征税的碳排放税，他表示碳排放税能够遏制气候变化，并且是“目前为止最为有效的实践性方法“。 在此基础上，诺德豪斯指出“问题之一是，在这个国家（美国）围绕气候变化出现了巨大的杂音”。他同时称，“美国如此敌视环保政策和气候变化政策极为异常”。 诺德豪斯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批评特朗普，不过提及了特朗普“气候变化是中国为了扶持本国制造业而发明的‘骗局’”的主张。反驳称“考虑到气候变化的科学早在19世纪就已确立，这种观点极为愚蠢”。 此外，诺德豪斯强调“在美国以外地区，气候变化背后的科学、经济学和政策被广泛接受”，表示“期望贯彻不会对环境等造成巨大危害的对策。我对今后的积极前景很有信心”。 他同时指出，“研究的最后边界是如何让（状况和想法）不同的国家携手采取行动”，显示出今后将致力于研究促进国际协调的框架。 与此同时，在纽约大学召开记者会的罗默主张，推动技术创新的秘诀是“人们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努力学习新事物”。他表示“越是建立更大的团队，越能共同快速进步”，强调了国际协调的必要性。 罗默强调称“对于全球化多么重要，这显示出更加深刻的合法性和逻辑依据”。他认为通过“共享创意和我们学到的新知识”来推动技术创新才是全球化的真正含义。虽然避免了具体提及，但透露出对以美国政府为核心导致贸易摩擦日益加深的危机感。 罗默还提及对科学和经济学者的信赖正在下降的现状。指出在2016年英国决定退出欧盟时，很多人产生了“因为经济学者联袂主张（留在欧盟内），所以自己要反对”的情绪，显示出的看法是，“对经济学者来说，这是对思考自身正当性正在丧失的一个严重警告”。 罗默表示要改变这一状况，“（经济学者）确认采取一致行动是第一步”。他表示有时可能存在意见不一致，但即便如此仍要朝着“事实”迈进。与此同时，他带着自我反省地表示“对于每个人真正了解的事情、以及我们作为集体智慧能够了解的事情，必须保持谦虚”。[详情]

　　经济学诺贝尔奖：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市场失灵 澎湃新闻见习记者 徐路易 来源：澎湃新闻 在讨论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前，可以从一个小故事说起。 从前有一个中世纪的小镇，很多居民靠着养羊为生，每个牧羊人都希望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在小镇的公共草地上，每增加一只羊会有两种结果：一是获得增加一只羊的收入；二是加重草地的负担，并有可能使草地过度放牧。有一个牧羊人思考了一下，由于自己的收益会因为羊只的增加而增加，所以应当选择增加羊群数量，而不用考虑草地的承受能力。然而其他牧羊者也是这么想的，于是大家纷纷加入这一行列。由于羊群的进入不受限制，所以牧场被过度使用，草地状况迅速恶化，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回溯半个世纪前的1968年，加勒特·哈丁（Garret Hardin）在《科学》杂志发表论文，此后环境、气候变化等由“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在资源分配有所冲突”而造成的问题，被称为“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是“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恰好也是在196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 此后的50年，属于“公地悲剧”的市场失灵，以耕地面积萎缩、全球气温升高等更为显著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而斩获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和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的研究，“将技术创新和气候变化纳入长期宏观经济分析中”，则开辟了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和全球人口福利的解决之道，宣示着公地的“悲剧”正慢慢变为人们有能力改写结局的“正剧”。 “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把技术进步看作是给定的，从而探讨产出在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分配比例对资本积累和增长的影响。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可以解释很多经济增长特征，却不包括大比例及持久的增长率差异。而罗默发现，这个理论无法解释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源，但经济增长率的长期差异后果惊人。如果两个经济体起初人均GDP相同，但其中一个的年增长率持续比另一个高4%，那么在40年后它的财富，将是另一个经济体的5倍之多。而正是由于将技术变化看做参数而非自变量，使得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无法解释这一长期增长的差异。 1960年各国经济年增长率的差异 来自：诺贝尔奖官网 因此在罗默解释经济增长的理论中，如果研发是有利可图的，那么市场经济就会激励人们投入更多在新研究和新技术上。他的解答成为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石。该理论认为“创意（idea）”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非外部推动因素，并阐述了创意产生的先决条件。 罗默认为，创意与大多数市场上的商品不同在于：一个人使用了这个点子，并不会妨碍其他人使用这个相同的点子（通过法规或专利实现技术保护的“点子”除外）。而“排他性”是在市场中产生“创新理念”的重要因素。 罗默推论，并非所有“创意”都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决定性因素。比如，某些基础性学科研究不应该由市场推动，而最好是由大学推动。罗默认为，创意的产生通常需要提高规模收益，由于初始成本很高，而后期重复这项操作的边际成本可能很低，因此罗默强调，创意和市场力量应当齐头并进——市场力量保证了一个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这使得公司能够收回初始的固定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垄断利润就是刺激市场研发的动力（纯市场的情况，价格等于边际成本）。而一个富有成效的想法如果具有“废排他性”，就可以被视为具有（潜在的）积极溢出，即正外部性。由于该市场经济的解决方案涉及一定程度的垄断力量和外部性，因此很容易产生低效的结果。所以，不受监管的市场将产生技术变革，但这种变革是低效的。 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这意味着经济政策这个来自“看得见的手”的力量将起到重要的作用，而由于技术的高流动性等不同于其他要素的特点，以技术创新带动经济增长的政策不应局限于国与国，还需要全球性的协议和合作。 “气候变化”纳入经济增长的循环 2007年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发布了《斯特恩报告》，成功地引起世界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广泛关注，他曾用一句犀利的评语总结道——气候变化，是全世界见证的最严重的市场失灵。 而这份报告中不断引用的同一个名字就是诺德豪斯。诺德豪斯长期关注全球范围内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比如自然资源的有限性。然而，他最有深度和广度的贡献是研究气候变化如何阻碍经济增长，这是将自然科学与经济学的深度融合。他发现，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没有考虑到在长期经济发展中可能产生的限制和阻碍。于是，诺德豪斯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加入了来自物理、化学和经济学的实证结果：经济系统在运转过程中产生二氧化碳排放，二氧化碳排放使得全球气温发生变化，全球气候的变化再影响到经济系统和人口福利，如此形成一个循环流。如今研究气候变化的主流工具——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IAM），就是秉承了这一框架。 根据诺德豪斯的研究，解决温室气体排放引起问题的最有效措施是全球碳税计划。 不同碳税计划的有效性分析 来自：诺贝尔奖官网 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有三个交互模块：碳循环模块、气候模块和经济增长模块。 碳循环模块从基本的化学角度，描述了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对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影响，包括二氧化碳的排放在大气、海平面、生物圈之间的循环。该模块输出的是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时间曲线。 气候模块从基本物理的角度，描述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浓度怎样影响了出入地球的能量流之间的平衡，以及整个地球能量收支随着时间的变化。该模块输出的是全球温度的时间曲线，也是气候变化的关键指标。 经济增长模块则从经济学角度，整合了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全球市场经济，市场产出商品，消耗资本、劳动力和能量，其中一部分来自造成二氧化碳排放的化石燃料，而不同的气候政策（比如税收或者碳信用）对经济和二氧化碳排放影响也不同。该模块的输出是GDP、社会福利以及全球CO2排放的时间曲线，还有一个由气候变化造成的破坏的时间曲线。 站在“索洛模型”的肩膀上看得更远 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内生增长理论和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都是“踩”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肩膀”上的新认识。拓展了无论是将“技术进步”还是将“气候变化”纳入了长期经济发展的分析中，其核心都是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又称“索洛模型”。该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默顿·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于二战后提出。1987年索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理由是“在研究产生经济增长与福利增加的因素方面所作出的特殊贡献”。 两位经济学诺奖得主的研究均建立在“索洛模型”上 来自：诺贝尔奖官网 二战后殖民体系的瓦解，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有的实现了经济上的飞速发展，另一些经济体则因局部战争、政策不当等因素陷入泥潭。观察到不同国家的不同经济表现，索洛开创性地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他认为经济体无论从何状态开始发展，其必然经过一条逐渐放缓的增长路径像一个稳态发展。在稳态下，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存量都保持稳定。而技术进步是唯一能够推进人均产出永久增长，推动稳态向新稳态发展的外生因素。因此，“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又被称为“外生增长模型”或“索洛模型”。 时至今日，索洛模型也依然是现代发展经济学的基石之一，仍影响着人们对宏观经济学和经济发展的基础认识。而如今，面对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和人口福利等未来的核心问题上，尽管罗默和诺德豪斯的成果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但这两位获奖者提供的方法，或许已为今后的研究者们指出了找到答案的道路。[详情]

　　 2018诺奖得主 保罗•罗默 | 宏观经济学的困境（万字长文） 本文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报》第8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年6月。译者：秦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校对：齐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讲师。转载自CPEER微信公众号。 编者按：2018年诺贝尔经济科学奖已经揭晓，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与纽约大学经济学家保罗-罗默获奖，前者获奖的理由是“将气候变化纳入长期宏观经济分析”，后者获奖的理由是“将技术创新纳入宏观经济学分析”。就编者而言，对保罗-罗默的研究更熟悉一些。本文为其2017年发表在《The American Economist》的论文“The Trouble with Macroeconomics”的中译本。 罗默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创始人。罗默说，他观察到宏观经济学在过去30多年中实际上是倒退的。其中一个主要标志就是，忽视了货币的重要性，这一点，在金融危机之后，宏观经济学家们有了更深刻的反思。除罗默之外，另一位经济增长理论的集大成者索洛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批评意见。 保罗-罗默 问题并不是宏观经济学所说的与事实不符。真正的问题是其他经济学家并不在意宏观经济学家不关心事实本身。比起坚定地维护错误，冷漠的容忍一个明显的错误对科学更具有腐蚀性。 如果我必须在背叛科学和背叛朋友间做出一个选择，我希望我有勇气背叛我的朋友 ——保罗-罗默 正文 摘 要：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宏观经济学发生了倒退。如今，宏观经济学对识别问题的处理并不比20世纪70年代早期更值得信任，但它却因为更加不透明而逃避了质疑。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家们忽略了明显的事实，假装不知道诸如“紧缩的货币政策可以引起经济衰退”这样简单的道理。他们的模型把宏观变量的波动归因于假想的原因，而这些原因不受任何个人行为的影响。通过把宏观经济学与物理学中的弦理论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在科学中的一种一般的失败模式——当对德高望重的领导者的尊重演变成对权威的顺从，当这种顺从取代了客观事实在科学真理中的最终决定性地位时，这种失败模式就会发生。 李·斯莫林（Lee Smolin）只是注意到，在他二十五年的研究生涯中，物理学在其核心问题上没有任何进展，于是他开始写作《物理学的困境》（Smolin，2007）一书。然而，宏观经济学的困境更加严重——我已经观察到超过三十年的知识倒退了。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早期，许多宏观经济学家对识别问题不屑一顾。他们没有意识到，在一个方程组中根据变量的观测值对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做出判断是多么困难。到20世纪70年代末，宏观经济学家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是正如卡纳瓦和萨拉（Canova and Sala，2009）在近期一篇文章的标题中指出的那样，我们现在“回到了原点（Back to Square One）”。目前的宏观模型使用令人难以置信的识别假设以得到令人困惑的结论。为了让本文的读者感受一下这些结论有多么奇怪，我们可以看看一位重要的宏观经济学家在一篇发表于2010年的文章中是如何评述的： “……出于公开透明的目的，我必须承认，我自己并不完全相信货币的重要性，除了在严重通货膨胀的情况下。” 一、事实 如果想要对“货币政策并不重要”这一观点做一个直截了当的检验，那么沃克尔（Volcker）的紧缩政策就是可用于检验的事件。要记住，美联储直接控制着基础货币，即公众持有的通货与银行存款准备金之和。美联储可以通过买卖有价证券来调控基础货币。 图1给出了在沃克尔紧缩政策前后20年中历年的基础货币和消费价格指数（CPI）。图1上半部分的实线（在线版本是蓝线）是基础货币。实线下面的虚线（在线版本是红线）是CPI。这两个变量的初始时间为1960年，其初始值都标准化为1，所以纵轴表示了倍数，每向上移动一小格意味着变量是以前的2倍。由于纵轴表示的是倍数，所以通货膨胀率就是CPI曲线的斜率。 图1下半部分更详细地给出了每年的通货膨胀率，如图中的长虚线所示。图中的直虚线是对沃克尔紧缩政策前后通胀率的线性拟合。图1上下两部分都用阴影标明了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所判断的经济收缩时期。我用颜色更深的阴影标明了沃克尔紧缩政策时期的两次衰退。从上下两图中可以看到，通胀的水平和趋势在两次衰退发生时出现了突然的变化。 图1 1960-2000年的基础货币和价格水平 当一个银行向另一个银行借入准备金时会按照名义联邦基金利率支付利息。如果美联储让准备金变得稀缺，联邦基金利率就会上升。表明货币政策宽松程度的最佳指标是实际联邦基金利率，即名义联邦基金利率与通胀率之差。在沃克尔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时候，实际联邦基金利率比战后任何时期都要高。 沃克尔担任美联储主席两个月后，他采用了一种非同寻常的行为，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联储将改变其运行方式。在克里斯蒂娜•罗默和大卫•罗默（Christina Romer & David Romer，1989）的研究中对导致这一变化的美联储内部商讨进行了总结。美联储官员预计这一变化会引起“联邦基金利率的迅速上升”并“抑制经济中的通胀压力”。 在图2中，横轴的时间以1979年8月沃克尔上任时为0时刻。图2中的实线（在线版本是蓝线）显示实际联邦基金利率在沃克尔上任后不久从接近于0增长到了5%左右。实际联邦基金利率是名义联邦基金利率减去图2中断点线（在线版本是红线）所表示的通胀率之后的结果。断点线表示月度同比通胀率，即CPI在12个月之中的增长率。虚线（在线版本是黑线）表示失业率。与GDP数据不同的是，月度失业率数据是可得的。在第一次衰退期间，随着失业率从6.3%增长到7.8%，产出下降了2.2%。在第二次衰退期间，随着失业率从7.2%增长到10.8%，产出下降了2.9%。 图2 沃克尔的紧缩政策 图2的数据对美联储官员所预料到的事件提出了一种简单的因果解释： 1．美联储致力于实现高于现行通胀率约500个基点的名义联邦基金利率，只在第一次衰退期间偏离了这一目标。 2．较高的实际联邦基金利率降低了产出，增加了失业。 3．通胀率下降了。要么是较高的失业率与较大的产出缺口相结合导致了通胀率下降，要么是美联储的行为改变了人们的预期导致了通胀率下降。 如果美联储能够使利率发生500个基点的变化，那么对货币政策重要性的质疑就是很可笑的了。面对图2的数据，对“货币政策并不重要”这一教条保持忠诚的唯一途径就是证明不管美联储的官员怎么想，他们并没有改变联邦基金利率；改变联邦基金利率的是一种虚构的冲击，这种冲击使得利率恰好在这个时间恰好提高了那么多，使得美联储的官员误认为是他们自己改变了利率。 据我所知，没有经济学家认为提高沃克尔任期内实际利率的是一种虚构的冲击，但许多人却赞成那些表达这种观点的模型。 二、后真实模型 在基德兰德和普利斯科特（Kydland & Prescott，1982）建立起真实经济周期模型（RBC）后，宏观经济学家习惯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宏观变量的波动是由虚构的冲击造成的，而不是由人们所采取的行为造成的。究其本质，RBC模型依赖于两个恒等式。第一个恒等式将通常的增长核算残差定义为产出Y的增长率与生产投入指数X的增长率之差： 众所周知，阿布拉莫维茨（Abromovitz，1956）将这一残差称为“对我们无知程度的衡量”。为了表示对他的敬意，也为了提醒我们自己的无知，我把变量A称为“燃素”。 第二个恒等式，即货币数量论，将流通速度v定义为名义产出（即实际产出Y与价格水平P之积）与货币总量M的比值： 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将经济衰退解释为“燃素”的外生性下降。给定产出Y，货币总量M的变化所产生的唯一影响就是价格水平P的同比例变化。在这个模型中，货币政策的效果是那么微不足道，正如普利斯科特在明尼苏达大学教给研究生的那样：“就理解经济问题而言，邮政经济学比货币经济学还要关键”（Chong，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iefer，2014）。 真实经济周期模型的支持者把这一模型的微观基础当作模型的主要优势之一。这样问题就来了：这一模型所采用的负面“燃素”冲击并没有微观证据支持，对负面“燃素”冲击究竟是什么意思也没有合理的理论解读。 在一封私人信件中，一个曾与普利斯科特在明尼苏达大学有过交往的人告诉我一个故事，在我们都变得麻木之前帮助我记住了遇到“负面技术冲击”是什么样子的： “普利斯科特邀请我担任他的一个学生预答辩的第二考官……我还没有见过或想过世上还存在那个学生所做的校准工作。我认为出于很多原因这种工作没有什么科学价值，但是在学生报告进行的过程中，我还算认真地去理解报告内容。当轮到我提问时，我（甚至没有去想技术性冲击这个概念并不是那个学生的研究所针对的问题）问道：“这些技术性冲击是什么？普利斯科特紧张地就好像刚刚中了一颗子弹。在经过了大约四五秒的尴尬后，他咆哮着说：“技术性冲击就是那拥挤的交通。”（我们所在的房间能够看到外面一座桥上在午后时段的拥堵，这座桥在几十年之后垮塌了。）很显然，倘若他真正所想的东西有效说明了这个概念的话，我是会听下去的……” 这段引文特别能够反映的是，倘若有任何人严肃对待微观基础的问题，那么这种懒惰的理论构建就会得到遏制。假定一个经济学家认为交通拥堵是对宏观波动打的一个比方，或者认为交通拥堵就是宏观波动的原因，那么显然，这种理论继续发展的方向就是去探讨司机们决定何时开车以及走什么路线。从这些决策的相互作用中就会出现看起来随机的交通流量波动。这是考察波动的一种合理方式。这种方式与假设存在一种虚构的、不是由人的行为所造成的交通冲击是完全对立的。 作为对虚构冲击的回应，标准的辩护会引用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53）来自于未知权威的方法论主张，即“理论越重要，其假设就越不切实际（p.14）”。近些年来，“所有模型都是假的”这一论断似乎已经被普遍用作一种理由来抛弃那些与流行模型不相符合的事实。 这些来自方法论的托辞，这些“无法令人信服的”对事实的抛弃，反映出模型对真理不置可否的关系，这种关系远远超越了后现代主义的讽刺，使得这些模型应该得到它们自己的标签。我给它们起名叫作“后真实模型（post-real models）”。 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对RBC核心模型的扩展 （一）更多虚构的冲击 一旦宏观经济学家认为采用一个虚构的冲击变量是合理的，他们就会使用更多这样的变量。由此，连同我建议名字一起形成了一个“大观园”： 一种一般型的“燃素”：能够增加由给定投入生产的消费品数量。 一种“投资专用”型“燃素”：能够增加由给定投入生产的资本品数量。 一种“巨魔”：能够随机改变支付给所有工人的工资。 一种“小鬼”：能够随机改变产出的价格水平。 “以太”：增加投资者的风险偏好。 “热质”：使人们想要减少闲暇。 （二）粘性价格 为了让货币政策有可能产生作用，DSGE的经验模型用粘性价格“妆扮”RBC模型。粘性价格使货币政策有可能影响产出，但是，拟合或校准的模型所得出的结果从来没有远离RBC的教条。也就是说，即使货币政策有作用，它的作用也非常小。 正如我将说明的，当模型中变量的数量增加时，模型识别问题将会更为糟糕。在实践中，这意味着计量经济学家在决定出现什么结果上具有更大的自由度。 识别问题的意思是：为了得到结果，计量经济学家必须要在方程组中加入除数据之外更多的东西。我把加入的东西称为“未知真相的事实（Facts with Unknown Truth Value，FWUTV）”，是为了强调以下这一点：虽然计量的估算过程把FWUTV假设为已知真相的事实，但是估算过程并没有反映出真相是什么。当前，DSGE经验模型的做法是通过“校准”一些参数的值加入一些FWUTV，或施加紧绷的贝叶斯先验分布。正如布兰查德（Blanchard，2016）所观察到的那样：“在很多情况下，紧绷的先验分布最多具有较弱的合理性，估算结果所反映的更多是研究者所施加的先验分布而不是似然函数。” 这个说法细想起来极为恐怖。对一个参数施加的先验分布可以对其他参数的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这意味着，计量经济学家可以去搜寻一些先验分布施加给看似次要的参数上，以找到那些给经济学家所关心的参数带来预料结果的先验分布。 （三）一个例子 斯迈茨（Smets）和乌特斯（Wouters）的模型（以下简称SW模型）被誉为DSGE计量经济方法的一个突破性成果。斯迈茨和乌特斯把模型应用于包括沃克尔紧缩政策时期在内的一段美国历史时期的数据，得出了以下结论： ……货币政策冲击在所有情况下只对产出的预测变化中的一小部分产生影响。（p.599） ……货币政策冲击只对通货膨胀波动产生一小部分的影响。（p.599） ……[在对产出和通胀的相关性的解释中]：货币政策冲击不起作用的原因有两个，其中之一是货币政策冲击对通胀和产出变化只产生一小部分的影响。（p.601） 在这个模型中，重要的不是货币而是虚构的冲击力。下面就是两位作者关于这些冲击力的说法，我只是修改了斜体字的部分： “需求”冲击，比如以太（亦称为风险溢价、外生支出）和投资专用型燃素（亦称为技术性冲击）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短期产出预测的变化，而巨魔（亦称为工资加成）或热素（亦称为劳动供给）以及产出专用型燃素（亦称为技术性冲击）在相对较小的程度上解释了中长期产出预测的变化……第三，通胀的变化大部分受小鬼（亦称为短期价格加成冲击）和巨魔（亦称为长期工资加成冲击）所驱使。（p.587） 在随后的一篇文章的评论中（Linde，Smets，Wouters 2016，脚注16），文章的作者强调了虚构的驱动力给后真实宏观经济学所带来的自由度（同上面一样，我只增加了斜体字部分）： 小鬼的价格加成和巨魔的工资加成在解释SW模型中的通胀和实际工资变动时的突出作用受到了查理、基欧和迈克格莱坦的研究（Chari，Kehoe & McGrattan，2009）的批评，他们认为这两个因素的解释力过大了。然而，加里、斯迈茨和乌特斯（Galí，Smets & Wouters，2011）的研究说明价格加成冲击的解释力大小可以通过允许热素（亦称为对家庭偏好冲击）的存在而大幅度减小。 图3 一个假设的劳动市场 四、识别问题 由于允许虚构冲击的存在而使模型含有更多变量的建模策略使得识别问题更加严重。这给决定怎样获得实证经验的结果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 （一）最简单的供求模型中的识别问题 考虑任何有关识别问题的方式就是先把它放到一个有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市场中去考虑。假设我们有图3中的数据，纵轴是工资的对数值w，横轴是劳动量的对数值l。为了预测一项政策变化的影响，经济学家们需要去了解劳动需求的弹性。在这里，识别问题的意思是：只根据这些分散的点无法计算劳动需求的弹性。 为了生成图中的数据点，我用一个带有随机冲击的对数线性需求曲线和对数线性供给曲线生成数据。然后，我尝试只用这些数据来估计其背后的曲线。我建立一个具有供求曲线和独立误差项的模型，然后用我的统计软件计算供求两条曲线的截距和斜率。结果，统计软件报错了。（软件工程师严肃地向我确认，这是在表示错误。） 接下来，我施加了“供给曲线是垂直的”这一限制条件，即在模型中加入了一个未知真相的事实（FWUTV）。（说的更明确一些，这个限制条件是真是假你们是不知道的，因为我并没有告诉你们我所知道的用于生成数据的曲线的真实情况。）有了这个FWUTV，统计软件得出了结果，如图3下半部分粗线（在线版是蓝线）所示。如果统计软件不报错，这个可接受的做法就好像一个人在说“这个模型被识别了”。 再下一步，我通过施加“供给曲线穿过原点”这一限制条件加入了另一个不同的FWUTV。模型再一次被识别，统计软件没有报错。这时得到的结果如图3下半部分细线（在线版是红线）所示。 你并不知道这两个FWUTV是否为真，但你知道至少其中有一个一定是假的，但估计结果并不能告诉你哪一个可能是假的。因此在没有任何额外信息的情况下，根据统计软件是否报错来进行识别所得出的需求弹性是毫无意义的。 （二）参数量放大问题 假设x是关于m个变量观测值的一个向量。我们将m个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的线性联立方程模型写为： 矩阵S对角线上的数值为0，因此等式说明了x的每一项等于其他各项的一个线性组合，加上一个常数，再加上一个误差项。为简单起见，假设基于其他一些信息来源，我们知道残差εt在每一个时期都是独立产生的。同时假设x的任何一项都不是其他项的滞后值。这个等式有m⊃2；个参数要估计，因为矩阵S有m（m-1）个非对角线斜率参数，且常数c有m个元素。 这个系统中的误差项可能包括遗漏变量，这些遗漏变量会影响已经观测到的变量。因此，假设“x中不同变量所对应的误差项是不相关的”这一判断是没有一个先验基础的。（供求曲线误差项不相关的假设是另一个FWUTV，我把它混入了产生图3下半部分曲线的估算过程中。）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用对x的方差-协方差矩阵的样本估计所得出的所有信息，来计算描述ε的方差-协方差矩阵的参数。 因此，这个方程组需要从m个方程中计算m⊃2；个参数，这些方程让x的期望值等于从观测数据得出的x的平均值为： SW模型一共有7个变量，就有7⊃2；=49个参数要估算，但只有7个等式，因此模型内需要加入42个FWUTV才能保证统计软件不报错。 （三）加入预期使得识别问题变得加倍糟糕 在卢卡斯和萨金特（Lucas & Sargent，1979）对传统凯恩斯主义模型的批判中，他们通过引入一套新的“跨方程限制条件”提出理性预期将有助于解决识别问题。 为了看看预期影响决策时会发生什么，假设预期工资对劳动供给有一个影响，且这个影响独立于现时的工资，因为人们是根据预期工资决定是否参加现时劳动市场的。为了体现这个影响，劳动供给等式中必须包含依赖预期工资的一项。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在原来的线性系统中加入另一个m*m的参数矩阵B来体现μ（x）的影响： 这样的变化对匹配数据中的均值的m个方程式带来了一点变化： 从这些m个等式中，现在的挑战是计算多一倍的参数，也就是2m⊃2；个参数。在一个有7个变量的方程组中，这意味着有2*7⊃2；-7=91个变量需要通过时间序列x之外的信息来确定。 此外，如果参数没有变化或者误差分布没有变化，x的期望值将保持不变，即使x有再多的观测值，即使我们知道所有关于S中的斜率系数的知识，从中也不能解出常数项c。 所以，允许预期有可能影响行为会使识别问题变得至少双倍糟糕。这可能是西姆斯（Sims，1980）写下面的话时心里所想的事：“然而在我看来，理性预期对识别所具有的颠覆作用比起人们已经认识到的还要严重。”西姆斯写于1980年的文章在今天仍然重要，它也注意到我在前面部分提出的问题，也就是说参数的数量是模型中变量数量的平方；同时，西姆斯写于1980年的文章将从预期项中无法分离出常数项这一问题归因于索洛（Solow，1974）的研究。 五、对待识别问题上的倒退 后真实宏观经济学家并没有对卢卡斯和萨金特（Lucas and Sargent， 1979）所说的识别问题给予认真的关注。他们仍然依赖于FWUTV。他们目前所做的一切似乎是为了寻找加入FWUTV的新方式。 （一）自然实验 面对一个估计劳动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的挑战时，弗里德曼和施瓦茨（Friedman & Schwartz，1963）的方法是寻找两个相邻的时期。这两个时期条件非常相似，除了有这样一个变化，使之前的劳动供给曲线相对于之后发生了位移。为了找到这样的两个时期，他们会仔细审视历史证据，并在散点图中加入信息。 如果历史环境真的提供了这样一对时期，那么他们就会忽略所有其他数据点，仅基于这两个时期的一对数据点进行估计。如果卢卡斯和萨金特（Lucas & Sargent，1979）的观点——识别问题是宏观经济学的经验分析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正确的，那么抛弃那些数据就是有道理的。比起一个有着更小的标准误的无意义的估计来说，一个有着较大标准误的有意义的估计是更好的。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方法加入了一个其他人可以对其真伪进行评价的事实。这个方法允许对证据进行积少成多的科学分析。当然，允许这种科学分析意味着要让结果面向批评和修正。 当我读研究生时，我对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关于准备金增加的观点印象深刻——他们声称，准备金增加造成了1938-1939年严重的经济衰退。克里斯蒂娜•罗默和大卫•罗默（Christina Romer & David Romer，1989）挑战了这种对历史以及大萧条阶段其他几个时期的解读。他们认为最可靠的识别信息应来自于战后时期，尤其是沃克尔紧缩政策时期。目前我对美国货币政策对产出影响的估算更依赖于最直截了当的实验，即沃克尔紧缩政策时期。 （二）通过假设识别 随着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模型建立者在他们的模型中增加变量的数量，他们就会碰到“从m个等式中估算m⊃2；个参数”的问题。这些经济学家们以给许多参数赋值的方式加入FWUTV来回应这个问题，主要做法就是将参数赋值为0。如卢卡斯和萨金特所注意到的，在很多情况下，不存在独立的证据可以检验这些FWUTV的真伪。但值得称赞的是，凯恩斯主义模型的建立者对于他们对模型的处理是公开透明的。 （三）通过数学推导识别 卢卡斯和萨金特（Lucas & Sargent，1979）似乎提出解决识别问题的一个关键就是，数学推导可以确定联立系统中的一些参数。但是解决识别问题意味着加入可检验其真伪的事实，然而数学并不能建立这样一个事实，而且从来不能，永远也不能。 在实践中，数学所做的就是让FWUTV远离对识别问题的讨论。凯恩斯主义者往往说：“假设P为真，那么这个模型就被识别了。”依赖于微观基础的作者会说：“假设A……假设B……等等，所以我们证明了P为真，那么这个模型就被识别了。” 为了在劳动市场的例子中用足够的“假设A……假设B……等等”说明这个过程是怎样进行的，想象一个代表性当事人从消费得到的正效用为 从劳动得到的负效用为 劳动负效用取决于由随机变量γ表示的“以太”水平的波动。 产出Y=πAL的生产技术就是劳动乘以流行水平的“燃素”π，再乘以一个常数A。社会计划者的问题就是： 为了导出劳动供求曲线，我们将上面的最大化问题分离成由工资W连接的两个分开的最大化问题： 接下来，对虚构的随机变量γ，π做一些分布假设。具体来说，假设他们是对数正态分布，即 在一些代数转换后，最大化问题的一阶条件就还原为下面这个方程组： 上式中，lD是LD的对数，lS是LS的对数，w是工资的对数。这个方程组有一个标准的、弹性不变的劳动需求曲线，以及一条截距为0的劳动供给曲线——这好像是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做到的。 有了足够的数学推导，作者就会有足够的自信认为大部分读者将永远找不到FWUTV隐藏在模型中哪一部分。一个论文评审人如果不知道FWUTV是什么或者羞于开口问，那就不能说识别中的假设是不可信的了。 在这个例子中，FWUTV就是的log（γ）中值为0。误差项的分布假设是隐藏FWUTV的好地方，因为很少会有人关注这个地方。而且，如果一个批评者确实看到这是识别假设，他又如何能进一步赢得关于“以太”的真正期望值的争论呢？如果作者可以编造一个虚构的变量，“我说这样就这样”似乎成为了回答任何有关虚构变量属性问题的相当有说服力的答案。 （四）通过模糊处理识别问题 我从不明白识别是怎样在当前的DSGE经验模型中实现的。在某种程度上，DSGE经验模型依赖于上面一部分提到的通过推导处理识别问题的类型。DSGE经验模型也依赖于校准——校准其实是通过假设识别的别称。但我从不知道FWUTV是否会隐藏于模型的其他地方。报告这些经验结果的论文并不讨论识别问题。例如，在斯迈茨和乌特斯（Smets & Wooters，2007）的文章中，并没有“识别”这个词出现。 为了重新做出那个模型的结果，我阅读了作者使用的统计软件Dynare的使用指南。在介绍贝叶斯方法的优点时，使用指南上写到： 第三，先验信息的加入也会帮助识别参数。（p.78） 这是一个启示。使用贝叶斯方法意味着你的统计软件永远不会报错。 回想起来，这一点应该很容易看到。为了生成图3中的细线，我使用了一个FWUTV作为限制条件，即供给曲线的截距为0。这就像给截距的分布加上了一个紧绷的先验条件。如果我把先验条件放宽一点，并用贝叶斯估计取代最大似然估计，我应该得到一个几乎相同的需求弹性值。 如果我这样做，贝叶斯估计过程将表明供给曲线截距的后验分布接近于我所加入的先验分布。因此用专业术语讲，我可以这样说“数据并没有给供给曲线截距的值提供信息。”但另一方面我可以说“需求曲线的斜率有一个不同于它的先验分布的后验分布。”通过省略，读者会推断是数据包含了关于需求弹性的信息，如同似然函数所做的那样，可事实上是在供给函数的截距上施加的先验条件将需求曲线的弹性固定下来并产生了一个紧绷的后验条件。通过改变我加进供给曲线的先验条件，我可以改变我得到的需求弹性的后验条件，直到得到我喜欢的那个弹性。 先验条件就是FWUTV的向量，这对我来说是一件新鲜事。但是，一旦理解了这件事并且开始认真阅读后，我意识到这在计量经济学家之间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在本文引言部分中提到的那篇论文中，卡纳瓦和萨拉（Canova & Sala，2009）写道“不加批判地使用贝叶斯方法，包括使用并没有真正反映分布不确定性的先验分布，这会隐藏识别所存在的毛病。”奥纳茨基和威廉姆斯（Onatski & Williams，2010）表明，如果你将不同的先验条件加入早期的SW模型，你会得到不同的结构性估计结果。伊斯科里弗（Iskrev，2010）、科缪恩杰和恩格（Komunjer & Ng，2011）注意到，如果没有任何来自先验条件的信息，SW模型就是不可识别的。瑞克（Reicher，2015）赞同西姆斯在讨论哈坦纳卡（Hatanaka，1975）的结果时的观点。鲍梅斯特和哈密尔顿（Baumeister & Hamilton，2015）指出，在一个利用贝叶斯办法估计的供求市场的双变量自回归模型中，“即使有无限的样本数据，任何关于需求弹性的推断也只能来自于先验分布”是非常有可能的。 六、关于经济学家和物理学家的问题 从“当经济学家试图回答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些标准问题时会做什么”的元问题（meta-question）中，可以帮助我们分离出这些标准问题，比如美联储是否会增加实际联邦基金率。元问题的一个例子就是“为什么宏观经济学家开始用虚构的驱动力解释波动”。另一个例子就是“为什么他们似乎忘记了已经被发现的关于识别问题的事情”。 我发现一个更具有启示性的根本问题就是“为什么粒子物理学中的弦理论家们和后真实宏观经济学家们之间有如此惊人的相似之处”。为了说明他们的相似性，我将复制斯莫林（Smolin，2007）在其书的第16章所列出的弦理论家们的七个鲜明特点： 1．极大的自信； 2．一个异常牢固的群体； 3．对团体的认同感类似于对宗教信仰或政治平台的认同感； 4．本团体和团体外专家间强烈的界限感； 5．对不在本团体的专家们的想法、观点和工作的漠视和无视； 6．倾向于乐观地解释证据，倾向于相信夸大的或不完全的结果陈述，忽视理论可能是错误的可能性； 7．对一个研究项目应该涉及风险的程度缺乏认识。 斯莫林的观点中一个令人惊讶之处就是他拒绝弦理论家们提出的借口，即弦理论家们之所以不注意数据是因为没有可行的方法在弦理论所考虑的层次上收集关于能量的数据，斯莫林在其书第13章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认为对于大量未被解释的事实来说，如果理论家们想要解决，那就可以被解决。在物理学中和在宏观经济学中也一样，对事实的忽视应该被理解为是一种主观选择。 斯莫林的观点几乎完全与马里奥•邦奇（Mario Bunge，1984）提出的人类集体努力的分类法相一致。邦奇首先将“研究”领域和“信仰”领域区分开来。在研究领域，例如数学、科学和技术，追求真理是协调手段。而在信仰领域，如宗教和政治行动，则是权威协调团体成员的努力。 通过权威协调并非天生不好。有时候我们也别无选择。废奴运动就属于信仰领域，就是依赖于权威来做出决定，这些决定诸如运动的成员是否应当将受监禁的罪犯视为奴隶。一些权威人士必须做出决定，因为既没有一个合乎逻辑的论证，也没有任何事实能让运动的成员独立解决问题。 在邦奇的分类法中，伪科学是信仰领域的一个特殊类别，它声称自己是科学。由于信仰领域不同于研究领域由规范来维系，因此它很危险。因为规范通过社会互动传播，混入科学家队伍的伪科学家们可以破坏科学生存所需的规范。受人敬重的人在塑造一个领域的规范上异常重要，特别是能给这一领域带来新成员的教师这一角色。出于这个原因，一个对科学领域有效的防御办法就是让最受人尊崇的研究者恪守最高标准的科学品性。 七、忠诚可以腐蚀科学规范 这种不应该采纳的科学的失败模式是指，当有些人受自身利益驱动时，对科学的威胁就产生了。人们总是受自身利益的驱使的。如果科学要求它的参与者是无私的圣人，那它永远也不会存在。 就像市场一样，科学是一个使用竞争把个人私利导向集体利益的社会制度。问题是，在科学中的竞争就像市场竞争一样容易出现互相勾结。 卢卡斯、普利斯科特和萨金特推动了后真实宏观经济学的发展。1980年以前，他们对宏观经济学理论做出了重要的科学贡献。当这些贡献引起可能是讽刺的、蔑视的、过了头的批评时，他们就都“躲到了洞里”。结果，他们发展出了一种忠诚的纽带，这种忠诚在很多社会环境下都是令人钦佩而富有成效的。 下面两个例子说明了忠诚可以在科学中引入偏见。 （一）例1：卢卡斯支持普利斯科特 在卢卡斯于2003年在美国经济学协会的主席演讲中，他强烈支持了普利斯科特关于“货币经济学是微不足道的”的观点。 这个态度与卢卡斯于1995年所做的诺贝尔获奖演讲很不一致，他在1995年的演讲中对认为“货币政策确实重要”以及这个观点给宏观经济理论带来挑战的原因做了一个细致的讨论。这个态度也与卢卡斯（Lucas，1994，p． 153）对鲍尔和曼昆（Ball & Mankiw，1994）的一篇论文的评论不一致。在那个评论中卢卡斯写道，科克莱恩（Cochrane，1994）提出了一个准确的观点，即“至少对战后的美国来说，关于货币不稳定性的真实效果的重要性及性质很少可以说是牢固确定下来的。” 科克莱恩指出，如果货币按照他的向量自回归模型所认为的那样具有系统性影响，那么，比起“评价使货币政策更加可预测可以如何进一步稳定产出”来说，研究诸如最后贷款人角色的货币政策以及存款保险这样的金融制度是更加重要的。根据科克莱恩（Cochrane，1994，p.331）的观点，如果上述评价得到的结果是货币政策的好处很小，那么“可能不是答案错了，而是我们问错了问题。” 然而，卢卡斯（Lucas，2003，p.11）考察了使货币政策更可预测的效应，并得出了潜在福利收益确实很小的结论，规模“大约是消费的万分之几。” 在卢卡斯对他2013年出版的论文集的介绍中写道：他2003年演讲的结论是在美国的战后时代，货币因素并不是“这一时期实际不稳定性的一个主要来源，也不是说货币因素并不重要，或者说货币因素从来也没有重要过。我赞同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对1929-1933大萧条时期的观点，而且这也是我现在看到的雷曼破产后2008-2009年经济衰退的方式。”（Lucas，2013，p． Xxiv，italics in the original）事实上，他退了一步并承认了科克莱恩的观点，也就是研究美联储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是更重要的。 卢卡斯（Lucas，2003）也冒险支持了普利斯科特（Prescott，1986）的估计结果：84%的产出变动是由于“燃素”或称技术冲击造成的，即使科克莱恩的同一结果显示这个估计的t值大约为1.2，所以标准误置信区间包含了从0%到100%的所有值。事实上，科克莱恩报告说，试图通过其他方法估计这一结果的经济学家们得到了从0%、0.002%、0.003%到Prescott估算的约80%的各种各样的估计值。 相对于他在演讲前后的文章，对于卢卡斯在2003年的演讲中对普利斯科特的强烈支持来说，我所能看到的唯一解释就是他在尽他自己最大的努力支持他的朋友普利斯科特。 （二）例2：萨金特支持卢卡斯 超越科学要求之外的第二个例子就是萨金特为卢卡斯（Lucas，1980）关于货币数量论的一篇文章提供的辩护。在1980年的文章中，卢卡斯估计了名义货币的需求，并且发现它与价格水平成正比，与货币数量论的预测一致。他发现了一种过滤数据的方法，用他所关注一个历史时期的美国经济数据（1953-1977）来得到货币数量论的结果，并且似乎暗示这样的结论：任何施加到他的过滤方法中的识别假设都必须是正确的，因为用这些假设得出的结论支持了货币数量论。怀特曼（Whiteman，1984）说明了如何明确找出卢卡斯的过滤方法所对应的那些识别假设。 萨金特和苏瑞可（Sargent & Surico，2011）重新审视了卢卡斯的方法，并且表明当这个方法被应用到Volcker紧缩政策时期后的数据上时，这一方法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他们表明变化可能产生于货币供给过程的变化。 在论述这个论点的过程中，他们用最有利的方式描述卢卡斯在1980年的文章。卢卡斯写道，他的研究结果对“在何种程度上用纯古典的、货币的驱动力来理解评估战后的通胀和利率的程度”（Lucas，1980，p.1005）是有意义的。萨金特和苏瑞可对这句话做了不太合理的解释，他们说“卢卡斯的目的……正是为了说明他的结果依赖于1953-1977年这一时期的货币供给过程。”（p.110） 他们还误读了卢卡斯关于货币数量论可能会不成立的条件所做的评论。从上下文可以清晰地看出卢卡斯的意思是指，对于他的过滤方法所去除的高频变动来说，货币数量论将不再成立。这并不是如萨金特和苏瑞可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警告，即如果美联储采用一个不同的货币供给规则，过滤方法将产生不同的结果。 对萨金特和苏瑞可的结果最简单的描述就是，只有在关于货币供给的严格限制假设下，使用卢卡斯的估计量，货币需求中价格水平的指数就是可识别的（即得到了真实参数的一致估计量）。萨金特和苏瑞可并没有通过这个方式描述他们的结果。事实上，他们从没有提过识别问题，即使他们估计自己的结构性DSGE模型，因而他们可以进行政策实验并询问“如果货币供给规则改变会发生什么”这一问题。他们表示，他们依赖于贝叶斯估算方法，并且像往常一样，一些参数具有紧绷的先验条件，这些先验条件产生了非常相似的后验条件。 倘若是一个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者在1980年写了一篇文章，提供了一个估计出的货币需求曲线，这个曲线作为方程可以被加入一个1970年老式的多方程凯恩斯主义模型中，我估计萨金特会对这样一篇文章做出更清晰的回应。尤其是，我怀疑在这种情况中，他就不会在脚注2中对某个人（可能是一个论文评审人）提出的识别问题做这样一个含糊的回应了： 此外，就像我们正在使用模型一样，DSGE模型就是被设计成使用跨方程限制的模型，这些跨方程限制源自卢卡斯（Lucas，1972）和萨金特（Sargent， 1971）所提倡的理性预期模型的方式，以解释包含通胀的回归将如何依赖于货币和财政政策规则。我们认为，我们正在以模型设计者所想要的一种方式使用我们的结构模型（p.110）。 当卢卡斯和萨金特（Lucas & Sargent，1979，p.52）写道“任何人如果声称具有给出定量经济政策建议的能力，那么就必须解决时间序列的结构模型中的识别问题”时，他们使用“任何人”这个词意味着，没有人可以得到拒绝回答识别问题的通行证。没有人会说“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八、回到原点 我同意卢卡斯和萨金特（Lucas & Sargent，1979）的严厉批评，即以前大型凯恩斯主义宏观模型依赖于并不可信的识别假设。现在的情况更严重。宏观模型使假设更不可信、更不透明。 我也同意卢卡斯和萨金特对那些凯恩斯主义模型的预测做出的严厉批评，比如说通胀率的增加将引起失业率的下降的预测。而卢卡斯（Lucas，2003）提出了一个事实论断，其错误更严重： 我此次讲座的论点是，宏观经济学在这个原始意义上已经成功了，即它预防衰退的核心问题已经解决了，所有实践中的目标都已经解决了，而且事实上已经解决很多年了。（p.1） 使用全球产量损失作为一个度量标准，2008-2009年金融危机表明，比起凯恩斯模型有错的预测，卢卡斯的预测是更严重的失败。 所以，卢卡斯和萨金特对凯恩斯主义宏观模型的以下判断同样适用于后真实宏观模型，适用于生成后真实模型的程序： 这些预测非常不正确，并且以前它们基于的原则从根本上说是缺陷的，这些现在是明摆着的事实…… ……处在经济周期中的当代学生面临的任务是整理残骸……（Lucas &Sargent，1979，p.49） 九、我的元模型（meta-model） 在关于宏观经济学状况的各种评论中，我关于宏观经济学倒退成为伪科学的悲观评价处于十分极端的位置。大多数评论承认宏观经济学存在改进的空间，也赞同稳步的推进，这个进步起码是用看重更复杂的工具的后真实模型的标准来衡量的。元问题很自然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很少有人说我所说的这些话，以及我所做的评论是否是一个应该被拒绝的异类。 要用模型来解释我为什么做出不同选择，那就应该追溯到不同的偏好、不同的价格或不同的信息上。其他人也看到相同的文章并且已经参与相同的讨论中，所以我们可以消除信息不对称。 在初步的分析中，假设所有经济学家有相同的偏好似乎是合理的。我们都从做好我们工作的专业精神中得到满足。做好工作意味着当有人做了一个似乎是错误论断的时候应当公开反对。 当做出错误论断的人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具有斯莫林列举的特点的团体领导者时，存在一个与公开反对相关的代价。这个代价对我来说是比较低的，因为我不再是一个学术研究者。我是一个实践者，这意味着我想让有用的知识起作用。我不在乎我是否再次在重要经济学期刊上发表文章或赢得任何专业荣誉，这些对实现我的目标没有太大的帮助。于是，在具有斯莫林提出的特点的团队中，成员所面临的威胁对我来说并不适用。 一些在私下谈话中同意关于宏观经济学现状描述的经济学家们在公开场合下并不会这么说。这也符合基于不同代价的解释。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劝阻我不要公开反对，这种劝说需要其他一些解释。 如果他们不得不亲眼看到批评一个受人尊敬的领导者所引起的不愉快的反应，他们可能觉得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代价。毫无疑问不愉快反应的情绪是激烈的。在我批评了卢卡斯的一篇文章后，我有机会遇到了一个非常生气以致于一开始气得说不出话的人。最终，他对我说，“你这是在谋杀Bob。” 但我的感觉是，问题比逃避更严重。一些我认识的经济学家们似乎已经开始吸收后真实宏观经济学家们积极推进的规范，即公开批评一个权威人士对任何人来说是一个严重违反品行准则的行为，而无论事实是真是假、预测是对是错，还是模型是没有意义的都不足为虑。 一个不能批评的权威机构所设置的规范有助于人们作为一个追求政治、道德、宗教目的信仰领域的成员而互相合作。就像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2012）观察到的，这种类型的规范具有存在价值，因为当一个群体的成员受到另一个群体攻击时，这个规范帮助成员们发起协同防御。这个规范由两个内在的道德观念支持，一个道德观念鼓励我们服从权威，而另一个则迫使人们自我牺牲以捍卫神圣的纯洁。 科学，以及其他所有的研究领域都由启蒙运动催生，因这些内在的道德观念上的“一切从零开始”而存活下来。成员们培养的是一切都不是神圣的和权威应该永远受到挑战的信念。在这个意义上，比起笛卡尔或牛顿，伏尔泰对启蒙运动的研究领域的知识奠基更加重要。 拒绝对权威的任何依赖，一个研究领域的成员只通过保持对真理矢志不渝的追求来协调成员各自独立的研究成果。通过来自对大量公开披露的事实和逻辑的独立评价形成的基本共识，这种对真理的追求才能逐步建立起来。这些事实和逻辑的评价来自于崇尚开诚布公表达异议的人，来自于接受自己错误的人，以及抓住机会推翻权威的错误论断的人。 即使科学运作良好，它也不是完美的。涉及到人的事物都不是完美的。科学家们致力于追求真理，即使他们知道绝对真理永远不会被揭示。他们所希望的是确立判断一个论断是不是真理的共识，这种共识的宽松程度如同在股票市场上确立一个公司的价值。这个共识可能会误入歧途，也许偏差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最终，它会被自由挑战共识的反叛者和仍然认为正确的事实很重要这一共识的支持者拉回到真实中来。 尽管存在明显缺陷，科学已经相当擅长于生产有用的知识了。科学也是协调很多人的信仰的一种好方式，也是不使用强制在亿万人中间建立共识的唯一方式。 十、经济学今后的困境 一些经济学家表明后真实宏观经济学是一潭死水，完全可以忽略它，并以此来反击我的担忧；毕竟，“有多少经济学家真的相信极其紧缩的货币政策对实际产出没有影响呢？” 对于我来说，这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盲点。问题并不是宏观经济学所说的与事实不符。真正的问题是其他经济学家并不在意宏观经济学家不关心事实本身。比起坚定地维护错误，冷漠的容忍一个明显的错误对科学更具有腐蚀性。 可悲的是，在早期职业生涯做出重要科学贡献的经济学家们走上了一条远离科学的道路。当这些经济学家们是我所认识的和我所喜欢的人的时候，当那么多其他我所认识的人将这些领导者当做偶像崇拜的时候，我这么说是很痛苦的。 但科学和启蒙运动的精神是人类最重要的成就。他们比我们任何人的感情都重要的多。 你可能不会和我分担我对科学的追求，但是问问你自己：你想要你的孩子被更忠于朋友而不是医学的医生诊治吗？如果不想，你为什么会期待那些想要答案的人们在知道我们更忠于朋友而不是事实后还会继续关注经济学家们呢？ 很多人似乎很欣赏福斯特（E． M． Forster）的论断：对于他来说，他的朋友比他的国家更重要。对于我来说，如果他这样写，“如果我必须在背叛科学和背叛朋友间做出一个选择，我希望我有勇气背叛我的朋友”，我将更钦佩他。[详情]

　　他俩靠什么摘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两位美国诺奖得主的主要贡献在于创新、气候和经济增长研究，扬子晚报记者特约专家解读马燕 徐兢 威廉·诺德豪斯 保罗·罗默 北京时间10月8日17：50左右，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和保罗·罗默（Paul M·Romer）两名美国经济学家，以表彰二人将技术创新和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相结合。今年恰逢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50周年，奖项颁给这两位大咖有着什么样的意义？扬子晚报记者连线采访了业内专家。  扬子晚报/扬眼记者 马燕 徐兢 两位诺奖得主的创见 对应生存和发展两大议题 南京大学商学院名誉院长、著名人力资源管理学专家赵曙明教授接受扬子晚报记者采访时认为：总体来看，威廉·诺德豪斯的研究成果针对的是人类的生存问题；保罗·罗默的研究成果针对的是人类的发展问题。生存和发展是人类休戚相关的两大议题。对于处于后工业化、环境危机、能源危机、消费主义时代的我们，两位教授的创见具有重大时代意义。 他介绍，威廉·诺德豪斯的研究成果对全球变暖、碳排放等能源、环境、生态经济学的政策和实践带来重大启示。保罗·罗默是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新增长理论的主要奠基者。两位得主都高度关注中国的经济转型、经济发展、货币金融政策、城市化建设、能源和环境等问题。 保罗·罗默强调研发和教育投入 对中国经济有现实意义 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经济学家、长江商学院教授周春生接受扬子晚报记者连线采访时认为，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保罗·罗默，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他最大的贡献就是对于经济增长的重新解释，而经济增长与一个国家和经济体的进步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认为，在当前中国特别强调创新增长的经济形势之下，保罗·罗默的主张对我们有很大助益。周春生教授介绍，保罗·罗默的一个著名的理论是“内生增长理论”。而“内生”强调的就是技术进步、技术创新、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 什么叫“内生”？打个比方说，农民种庄稼，庄稼长得好不好，跟日照时间长短有关系，而这些条件是“外生”的。而“内生”，强调的是经济增长靠教育和研发上的投入。比如在经济低迷的时候，通过学习教育来累积知识和技能，也会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的支持。 周春生教授认为，“内生增长理论”和中国现在的经济形势发展非常契合。“中国正在转型升级，从过去靠外延式扩大再生产转型为靠技术进步，进入到数据和技术驱动的新经济时代。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这些行业的发展，都与研发能力、劳动力的技能提升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重视研发和教育投入的“内生增长理论”，对我们很有现实意义。 两位得主曾多次来访中国 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在接受扬子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对这两位经济学诺奖得主较为熟悉，他们曾经多次来访中国。其中保罗·罗默在上世纪90年代，就曾是《时代周刊》年度最有影响力的25人之一，当时他获得诺奖的呼声就很高。这次获得诺奖也说明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的。 威廉·诺德豪斯教授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也并不陌生，他是萨缪尔森的经典教科书《经济学》最新版本的合作者。 宋清辉认为，两位诺奖得主的主要贡献是将技术创新和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相结合，让经济学分析的范围得以大大拓宽。这次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奖给他们意义重大，有助于夯实经济学“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间接地改变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总体而言，罗默和诺德豪斯的贡献主要集中于“方法论”，他们的研究成果为经济学提供了日后研究技术创新和气候变化的因与果的基本视角，对中国经济建设也大有裨益。[详情]

　　原标题：今年的经济学诺奖颁给了这两个人，了解一下 来源： 瞭望  ◆ 2018诺贝尔经济学奖于北京时间10月8日17时55分在瑞典皇家科学院揭晓 ◆ 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保罗·罗默（Paul M． Romer）获得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理由是创新、气候和经济增长的研究 ◆ 关于威廉·诺德豪斯： 诺德豪斯为耶鲁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气候变化经济学。 诺德豪斯的DICE模型将经济学，碳循环，气候科学等一系列研究实现了对接，这就让温室效应和气候变暖的成本和收益都可衡量，继而采取措施放缓温室效应。 诺德豪斯认为，解决温室效应的最有效办法是在全球对所有国家征收碳税。 诺奖评委会的人解释说：如果将DICE进行实际应用，情景一是政府不作为，不改变现有的政策，可以看到二氧化碳排放的演变和全球工业排放之间的利害关系；情景二是政府有更多的政策倾向，再来看对于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此时就可以做出优劣对比。 ◆ 关于保罗·罗默： 保罗罗默为美国经济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 罗默说：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人们总觉得保护环境如此昂贵，如此艰难，所以他们只想忽视这个问题，假装这个问题并不存在。人类有能力取得令人惊叹的成就，只要我们愿意做。而且长期来看并不会以经济增长为代价。一旦我们开始尝试减少碳排放，我们就会惊叹于这根本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 诺奖主委会的人说：此次传达出的主要信息就是全球协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这需要一个全球性的解决方案，每一个国家都需要意识到应对此难题的重要性。 诺德豪斯的气候变化研究是否与罗默的健康、可持续经济增长放在一个篮子里？对此，皇家瑞典科学院评审委员会认为两位宏观经济学家研究领域的内在联系远超过表面。Per Krusell说两位学者所思考的其实是同一个议程，即应对长期和国际性的难题。他们对于经济政策，市场失灵都有相同的见解。尽管表面看起来二人的研究并不相同。（注：以上内容摘自新浪财经） ◆ 附：二人生平及成就的详细介绍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相关知识 2018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生平及成就 来源/“比较”微信公号 作者/陈永伟 先来看看两人的生平介绍： 威廉·诺德豪斯 1941年5月31日，诺德豪斯出生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阿尔布开克（Albuquerque）．他家世居美国西南部，据说其家族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期。不过，诺德豪斯的父母都有在美国东海岸求学和生活的经历，其父亲就毕业于耶鲁大学。 诺德豪斯早年曾在法国求学，并就读于巴黎政治学院，在那里诺德豪斯接受到良好的法语和欧洲历史的教育。回到美国后，他选择了父亲的母校——耶鲁大学继续深造。刚刚步人大学时，诺德豪斯并没有对学术表现出过多的热情，他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课余的休闲活动上。据他回忆，他“把二年级的大部分时光都用来滑雪了”。本科的高年级时，诺德豪斯开始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并开始把时间集中到学习经济学上来。这段时间里，他选修了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1918年--2002年，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等名师的课程。诺德豪斯回忆说，托宾的课程对他的思维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促进作用，这对于他日后的经济学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托宾后来也成为了诺德豪斯最为重要的合作者之一。 年轻时的威廉·诺德豪斯 1963年，诺德豪斯从耶鲁毕业。决定继续求学的他选择了麻省理工学院作为自己的进修地。麻省理工的经济系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大批名师都在此任教。因此，对于想进一步提高经济学修养的诺德豪斯而言，选择去麻省理工求学“是一生中做出的最容易的决定”。在麻省理工学院求学的日子里，他得到了保罗·萨缪尔森、罗伯特·索罗（Robert Solow）等经济学大师的悉心教导，接触到了大量的前沿知识。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诺德豪斯学习到了关于“外部性”的有关理论，而这一理论的思想将贯彻于他整个学术研究。 1967年，诺德豪斯从麻省理工毕业后，回到了母校耶鲁任教。此后，他一直没有离开耶鲁，从助理教授一路做到了教授。现在，他的头衔是耶鲁大学的“斯特林经济学教授”（Sterling Professor of Economics）。在担任大学教授的同时，诺德豪斯也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在1977年——1979年卡特执政期间，他曾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1986年——1988年任耶鲁大学教务长，1992——1993年任耶鲁大学负责财务和行政的副校长。1972年起，他是考勒斯经济研究基金会（Cowles Foundation for Research in Economics）和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研究员。此外，他还担任过国会预算办公室经济专家组成员、国民经济分析局顾问委员会主席等职务。 保罗·罗默 罗默于1955年出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在七个孩子中排行老二，他的父亲是一名做过农民、经过商、搞过研究院的政治家。罗默自小就很淘气、叛逆，在中学表现很差。在申请大学时，只有一所大学——芝加哥大学录取了他。 开启经济学之旅对罗默来说完全是个意外。当罗默还是一名本科生时，其学习的专业是数学和物理。但或许是对枯燥的数理推演产生了厌倦，他最终决定放弃自己对这两门学科的追寻，转而去法学院继续深造。为了进入法学院，他需要修一些“文科”课程作为准备，正是在其中的一门经济学课上，他遇到了改变他整个职业路径的萨姆·佩尔茨曼（Sam Peltzman）教授。佩尔茨曼的授课内容和风格深深打动了罗默，他很快意识到相比于成为一名法学家，他可能更适合成为一名经济学家。于是，他就转入了经济学的学习。先后在麻省理工、加拿大女王大学等多所名校辗转求学之后，罗默终于于1983年在芝加哥大学拿到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此后，他先后执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罗切斯特大学、斯坦佛大学和纽约大学。期间，他还创办过自己的公司Aplia。2016年，他被任命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 再了解一下二人的经济理论及贡献： 威廉·诺德豪斯的贡献： 其一，从政治的角度看经济 耶鲁大学素有“美国的中央党校”之称，其政治氛围和从政治角度思考问题的方法对于诺德豪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在他的研究中，经常引入被传统经济学所忽略的政治因素。 经济周期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财富和人民的福祉，因此一直是宏观经济学家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经济不可能一直稳定地增长，而总是周而复始地经历危机、萧条、复苏、繁荣的循环？又是什么力量在决定GDP、失业率、物价水平等经济变量的起起落落？经济学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形形色色，总体来说，对于经济周期的解释还主要集中在“经济”这个范畴的内部。但是，在现实当中，影响经济周期的力量又怎么可能经济地来自于“经济”方面呢？政治对于经济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在诺德豪斯之前，一些学者已开始了将政治因素用于经济周期分析的尝试。例如，学者卡莱茨基就认为政府的干预政策对国民经济运行起着很大作用，尤其是在兼有市场与计划体制的混合经济制度下，政府主动抑制和推动经济会造成新型周期。诺德豪斯将卡斯滕的以上观点进行了进一步阐发，结合美国的政党政治，提出了所谓的“机会主义周期理论”。按照这一理论，经济的状况和执政党的行为有很大的关联。政党主要不是从长期经济发展出发来考虑经济政策，而更多是着眼于下一轮选举的政治目标。执政者都希望能在一个强劲的经济基础上进行竞选。结果在每一次大选即将来临之前，执政党为了取得选民支持以求连任，就把制定经济政策变成吸引选票的工具，比如采取扩大财政支出、减少失业、增加福利等政策，以使经济出现短期的繁荣景象。一旦选举结束，为了弥补赤字、提高效率、抑制通货膨胀，又会采取紧缩政策，并一直把这一过程延续到下次大选之前。于是，经济周期影响大选，大选又反过来促成经济周期便成为一种或强或弱，时隐时显的趋势。 总体而言，虽然诺德豪斯的理论并不十分精密，但是从预测的角度看，却有着很好的效果。后来经济学家们的大量经验研究表明，诺德豪斯指出的“机会主义周期”确实存在。在诺德豪斯之后，政治模型成为了经济分析的重要工具。 其二，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改进 作为政府对国家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计量与诊断的一项重要指标，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是否进步的最重要的标准。但是从衡量人民福祉的角度看，GDP这个指标有着很多难以克服的缺陷。例如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刨坑把全世界的钞票都埋到地下，再把它们挖出来，可以极大增加GDP——这显然是对于GDP这种核算指标的一个巨大嘲讽。此外，GDP中没有考虑对于环境的影响，因此在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同时，可能导致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严重恶化，这也是以GDP度量经济的缺陷之一。 基于GDP作为一种经济指标，存在众多缺陷的现实，不少经济学家主张提出一种新的经济指标来代替GDP的使用，而诺德豪斯和托宾的工作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1972年，托宾和诺德豪斯提出了“净经济福利指标”（net economic welfare）。和传统GDP核算中“做加法”的逻辑不一样，净经济福利指标在“做加法”的同时，也“做减法”。其主要思路是，将环境污染列入考虑之中。国家制定出每一项污染的允许标准，超过污染标准的，列出改善所需经费，将这些改善经费从GDP中扣除。同时，净经济福利指标还加进去被忽略的家政活动、社会义务等经济活动。 其实，诺德豪斯这种净经济福利指标的想法很大程度上和他在耶鲁求学期间学到的有关“外部性”的理论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在经济过程中对于环境和资源产生的破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负的经济外部性——这些破坏会产生高昂的社会成本，但经济主体并不需要为这种破坏买单，而把这些成本从GDP中加以扣除，就相当于是一个将负外部性“内部化”的过程，其逻辑和让一个对渔场造成污染的工厂将渔场收购，并重新计算工厂的利润是一个道理。同时，家政活动、社会义务等，就是一种正的外部性——这些活动带来社会收益，但是却没有人为这些活动支付费用。因此，一个合理的经济核算指标必须把这些活动产生的收益加以考虑，将这些正外部性“内部化”。 托宾和诺德豪斯利用净经济福利指标对于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进行了重新核算，发现用这种指标核算的经济增长率和用GDP进行衡量的经济增长率有着显着的差异。例如，美国从1940年到1968年，每年净经济福利所得，几乎只有GDP的一半。1968年以后，二者差距越来越大，每年净经济福利所得不及GDP的一半。 托宾和诺德豪斯的研究启发了后来众多经济学家们的思路，一系列新的衡量经济活动的指标被陆续提了出来。例如，l973年日本政府提出净国民福利指标（net national welfare）；1989年卢佩托（Robert Repetoo）等提出净国内生产指标（net domestic product）；l990年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戴利（Herman Daly）和科布（JohnCobb）提出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虽然这些指标形式各异，但是其根本的思路是和托宾、诺德豪斯二人一脉相承的，都是尽力在把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加以“内部化”。在“绿色GDP”概念盛行的今天，他们二人作为这一概念的先驱，是应当被人铭记的。 其三，环境经济学的领军者 随着全球变暖、气候异常频发，以及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人们开始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到了环境问题上，环境经济学开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但远在环境经济学成为显学之前，诺德豪斯教授早已开始致力于环境和经济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 在诺德豪斯教授看来，环境变化和人类的经济行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如果将目前的一些环境指标视为一个“存量”，而人类的经济活动则会产生一个让环境变动的“流量”。显然，随着“流量”的逐渐引入，“存量”将会产生变动，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环境变化。这个道理就好像传统经济学对于财富和投资关系的分析一样，只不过在诺德豪斯的分析框架中，用环境变量代替了财富，而将人类经济行为对环境的影响看做是某种意义上的投资而已。在建立了这个框架后，诺德豪斯教授就可以借鉴宏观经济理论中用来分析该类问题的标准手法（这种建模方法被称为拉姆齐模型，是由英国的天才经济学家弗兰克·拉姆齐，Frank Ramsey，1903—1930，于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这一分析方法后来成为了现代宏观学分析的主流），在人类理性决策的假设前提下，分析人类行为对环境造成的变化。 为了定量考察这种关系，诺德豪斯教授及其合作者历时多年，在大量的资料的基础上，先后建立了两个分析经济对气候变化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RICE模型和DICE模型。利用这两个模型，诺德豪斯等人详细分析了碳排放对于气候变暖的影响。这一系列的工作为减排的经济和环境效益分析提供了难得的实证证据。在诺德豪斯教授看来，目前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是正确和必要的，但对于减排的力度，他个人并不主张过大。例如，哥本哈根会议试图达到“到2020年，全球温度升高低于2℃ 或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小于450PPM的目的，而这一目标对于诺德豪斯教授而言，可能是过高了。在他看来，温室气体浓度只要小于700PPM都没什么问题。用科学而非政治的立场来对待环保，这充分体现出了诺德豪斯教授作为学者的独立风范。 保罗·罗默的贡献： 内生增长理论 在经济学界，罗默的名字基本上是和“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ies）联系在一起的。 经济增长的动力究竟何在？为什么有的国家穷，而有的国家富？这些问题从古典时期就困扰着无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密尔、马克思、熊彼特等顶尖经济学家都曾对此发表过自己的见解，但真正把经济增长问题转化为一套现代意义上的理论，是从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上世纪60年代的工作开始的。（注1：这个论断略显武断，但却是有理由的。尽管在索洛之前，就曾经出现过著名的哈罗德·多玛增长模型。但如果仔细考察这个模型，就会发现它其实是对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动态化，它更适合用来刻画危机和周期，而不是长期稳定的增长。天才拉姆齐的工作后来成为了研究增长的标准问题，但其原始论文讨论的其实并不是增长话题。直到卡斯和库普曼斯重新挖掘了这篇论文后，拉姆齐模型才成为了研究增长问题的标准模型。此外，著名的冯·诺依曼模型虽然颇具启发性，但它依赖于投入产出，线性规划的建模方法实在难以被后来的学人效仿和拓展，因此其影响其实非常有限。） 索洛构建的增长模型很简单。在这个模型中，经济体可以通过储蓄部分产出来实现资本的积累。这些积累的资本会有两个用途：一方面它会被用于资本的“广化”，即为新增的人口提供资本；另一方面它则会促进资本的深化，即让经济中的人均资本存量得到提升。由于资本的边际产出是递减的，所以随着资本的积累，经济会运行到一个均衡：资本的深化正好等于0，新的储蓄全部被用于资本的广化。在均衡状态，经济体中的人均资本，以及对应的人均产出都会保持固定不变，经济体中人们的生活水平会保持不变。 那么，什么决定了均衡的人均资本存量和人均产出呢？在索洛模型中，它取决于几个因素：人口增长率、储蓄率和技术水平。人口增长率越高，就需要有更多的资本用于“广化”，因此它会让均衡资本存量降低；更高的储蓄率则会带来更高的资本积累，因此会让均衡的资本存量更高；更高的技术水平可以用同等资本投入得到更多产出，从而产生更多积累，因此也会让均衡的资本存量更高。 根据索洛模型的预言，一旦人口增长率、储蓄率和技术水平这些因素给定，无论经济体的起点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人均资本水平和人均产出都会向均衡水平收敛。由于从经验上看，经济体的人口增长率和储蓄率通常会在很长时间内保持不变，因此最终决定经济体均衡发展水平的变量就只有一个——技术，或者更确切地说，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以下简称TFP）。（注2：在索洛的原始论文中，将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完全归结为技术的演化，而后来的经济学家则发现配置效率等因素也会对其产生影响。） 索洛模型虽然简单，但却抓住了增长问题的要害——TFP，才是理解“国富国穷”的关键。后来的很多实证研究都证明了这点。例如，由霍尔和琼斯进行的一项跨国比较研究表明，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组和最贫穷的国家组的人均收入相差32倍，但如果排除了TFP的差异，这种差距就会缩小到4倍，TFP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索洛模型也并非完美无缺：一方面，索洛虽然让人们认识到了TFP在增长过程中的重要性，但却没有告诉我们它是怎样决定的——事实上，在索洛模型中它完全是一个外生变量。另一方面，一些经验结论也和索洛模型的预言存在冲突。例如，根据索洛模型的预言，各国的经济水平应该向稳态收敛，穷国和富国之间的收入应该会趋同。但实际上，不少富裕国家的人均收入一直在持续增长，而穷国和富国之间的趋同似乎也并不明显。 大约在1980年前后，罗默就对索洛模型存在的上述问题开始了反思——当时，他正从女王大学回到自己的本科母校芝加哥大学，开启在那儿的博士研究生生涯。经过了数年的思考，他对于增长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这个解释后来被写成论文《规模报酬递增与长期增长》（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于1986年发表在顶级的经济学刊物《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 在这篇经典的论文中，罗默引入了“规模报酬递增”的概念来对持续的增长进行解释。在传统的经济学中，投入要素的规模报酬通常被假定为是递减的。例如，资本或劳动力投入越多，其在边际上的产出就会越低。这样的特征决定了经济增长的过程最后只能导致人均产出的均衡，而不会出现持续增长。但如果有某个要素的规模报酬是递增的，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它的积累将会导致持续增长的产生。那么，这样的投入要素是否存在呢？答案是肯定的。这种要素就是知识。从经济学角度看，知识是一种公共品（Public Good），是非竞争（Nonrivalry）、非排他的（Nonexcludability）——一个人使用知识，并不妨碍别人使用知识，同时每个人也无权排除他人使用和自己一样的知识。当这种要素被作为投入品用于生产时，它就会产生强大的正外部性，从而导致规模报酬递增的出现。一旦有了规模报酬递增，持续的增长也就成为了可能。由于知识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因此单纯依靠市场力量，可能会导致知识生产过低的次优结果。因此，从政策角度看就需要政府对科研、教育增加投入，从而保证有足够的知识被生产出来。 在1990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内生技术变迁》（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中，罗默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在这篇论文中，他构造了三个经济部门：生产最终产品的部门、研发部门，以及生产中间品的部门。研发部门负责生产知识或创意（idea），并将其卖给中间产品部门，而中间产品部门则产出耐用资本设备并将其租给最终品生产部门以获得租金，最终品生产部门负责生产经济体中的最终产品。很显然，要让经济体的增长顺利进行，就要合理安排在三个部门中投入的资源，包括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等。（注3：在罗默的论文中，人力资本指的是熟练劳动。）在这个框架下，就可以讨论很多政策性问题。举例来说，在这个模型中，研发部门生产的知识是具有外部性的，其社会收益和其给研发部门带来的私人收益并不一致。在罗默看来，为了鼓励研发的进行，就需要尽可能消除这种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之间的差值，因此引入专利、版权等一些激励手段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以上两篇论文的思路，主要是从知识（knowledge）和创意（idea）的外部性角度来看待规模报酬递增，并用它来解释长期增长。在1987年的另一篇短文《以由专业化引起的规模收益递增为基础的增长》（Growth Based on Increasing Returns Due to Specialization）则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规模报酬的产生。对于专业化的强调，其思想渊源至少可以追述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斯密就曾用制针厂的例子来说明分工和专业化的重要性。但在很长时期内，这一重要思想却并没有引起经济学家的足够重视（或许杨格、舒尔茨是少数的例外）。在这篇短文中，罗默在一个垄断竞争的框架下对这个重要的思想进行了重要的表述。利用数学模型，他向人展示，生产的专业化（表现为经济中中间产品的增多）会导致规模经济的出现，进而让持续增长变为可能。尽管这篇论文只有短短几页，但其中的思想是十分深刻的。既然专业化可以导致规模报酬，从而造成持续增长，那么国与国之间通过专业化，然后进行贸易，就有可能造成各国之间的共同繁荣，这一观点为从国际贸易理论去思考增长问题奠定了基础。 尽管在今天看来，罗默的这一观点是十分显然的，但在当时，它却是具有革命性的。对于习惯了传统经济学中“规模收益递减”的人们而言，罗默的这几篇论文无疑是对增长现象的“疯狂解释”（Crazy Explanation）。不过，也有一些人很快认识到了罗默这些工作的价值，并加入到他的阵营当中来。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罗默的博士导师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从国际贸易角度研究增长的格罗斯曼（Gene Grossman）和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以及继承了熊彼特创新思想的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霍伊特（Peter Howitt）。和罗默一样，这些人都试图从各个角度去对增长的动力给出“内生化”的解释。尽管这些人的工作各有侧重，但由于其“内生化”增长动力的共同特点，人们通常把他们的理论统称为内生增长理论。 原题《诺德豪斯、罗默获得2018诺贝尔经济学奖》，瞭望新媒体播发有编辑 延伸阅读 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唯一一个不是根据创始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遗愿设立的奖项，而是瑞典国家银行在成立300周年之际，为纪念化学家诺贝尔而设立的奖项，全称为“瑞典国家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 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于1969年颁发给了拉格纳·弗里希（Ragnar Frisch）与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以表彰他们在计量经济学领域特别是在“发展和应用动态模式于经济过程分析”中的贡献。而简·丁伯根的弟弟尼可拉斯·丁伯根（Nikolaas Tinbergen）于1973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尽管成功整合进了诺贝尔奖的评选体系里，但诺贝尔经济学奖争议辈出。包括弗里德里希·哈耶克（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四名获奖人，皆曾经呼吁废除此奖。哈耶克领奖时表示，倘若当年征询他的意见，肯定不建议设奖。199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机构呼吁瑞典皇家科学院废除经济学奖。2001年，诺贝尔家族成员在《瑞典日报》上发表公开信，批评诺贝尔经济学奖，认为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降低了诺贝尔奖的格调。 2018年诺贝尔奖只颁发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和平和经济学五个奖项，文学奖推迟颁发，替代方案为“计划于2019年颁发”。 生活中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尽管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过包括约翰·纳什在内的诸多数学家，但随着经济学与其他领域的结合，行为经济学、心理经济学等分支的兴起，也让高深的经济学理论变得更接地气。 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的获奖理由正是“在行为经济学方面的贡献”。（延伸阅读：理查德·塞勒获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对行为经济学有何贡献？）他曾提出“心理账户”的观点，指同等数目的钱在人们的心中是有差异的，不同途径获取的钱会被存入不同的心理账户。同样是10万元，辛苦赚来的会花得小心翼翼，而意外中彩票得来的钱花起来就会更大方。 2012年，埃尔文·罗斯（Alvin Roth）获奖，理由是“创建‘稳定分配’的理论，并进行‘市场设计’的实践”。他最为著名的设计是“全国住院医生配对程序”，通过这一程序，每年美国约有 20000 名医生找到了心仪的医院作为自己职业生涯的起点；他还帮助设计了纽约高中配对系统，每年有约9万名高中生通过这一系统择校。 2002年，以色列/美国双重国籍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成为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理由是“把心理学分析法与经济学研究结合在一起，为创立一个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卡内曼曾提出著名的“锚定效应”，指当人们做出判断时，会不由自主地受到第一印象的支配。例如，餐厅在制定菜单时，会故意设置一个价格特别高的菜品，让其他菜品看起来更实惠。 1992年，盖瑞·贝克（Gary Becker）获奖，理由是“将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扩展到对于人类行为的分析上，包括非市场经济行为”。贝克将经济学思维引入了社会学，以解释犯罪、婚姻、嗑药、和歧视等问题，是“经济帝国主义”的开创者。他曾以出租车司机对乘客的“歧视”举例说明“歧视方也有成本”的观点，如果出租车司机因为歧视而拒绝载一位乘客，那么司机也会因此而蒙受继续空载产生的损失。 数说诺贝尔经济学奖（1969年-2017年） 49次： 1969年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共颁发过49次。有25次诺贝尔经济学奖只颁给一位获奖者，18次由两位获奖者共享，6次由三位获奖者共享。 1名： 迄今为止，有一名女性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2009年，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因对公共经济管理行为的卓越分析，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奖。当年的另一位获奖者为美国经济学家奥利姆·E·威廉森（Oliver E． Williamson）。 0个： 迄今为止，没有人多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67岁： 1969年至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获奖时的平均年龄是67岁。 90岁： 迄今为止，最年长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是里奥尼德·赫维克兹（Leonid Hurwicz），获奖时已90岁。他也是所有诺贝尔奖项中最年长的获奖者。 2007年，因对“机制设计理论”领域的贡献，赫维克兹与另外两名美国经济学家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08年6月，也就是在获得该奖项的第二年，赫维克兹去世。 原题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花落气候变化与技术创新：两位美国教授获奖》 来源/澎湃新闻[详情]

　　 本文作者陈永伟去年曾撰文预测他们将获诺奖，系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之前，纽约大学曾摆出过一个大乌龙。该校的商学院在奖项揭晓的前三天，就挂出了“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奖新闻发布会”的网页。这让外界猜测，是否该院教授、内生增长理论先驱保罗·罗默（Paul Romer）已经被内定为获奖人了。尽管这个网页很快被撤下，但却让罗默又被话题了一番。 生平 罗默于1955年出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在七个孩子中排行老二，他的父亲是一名做过农民、经过商、搞过研究院的政治家。罗默自小就很淘气、叛逆，在中学表现很差。在申请大学时，只有一所大学——芝加哥大学录取了他。 开启经济学之旅对罗默来说完全是个意外。当罗默还是一名本科生时，其学习的专业是数学和物理。但或许是对枯燥的数理推演产生了厌倦，他最终决定放弃自己对这两门学科的追寻，转而去法学院继续深造。为了进入法学院，他需要修一些“文科”课程作为准备，正是在其中的一门经济学课上，他遇到了改变他整个职业路径的萨姆·佩尔茨曼（Sam Peltzman）教授。佩尔茨曼的授课内容和风格深深打动了罗默，他很快意识到相比于成为一名法学家，他可能更适合成为一名经济学家。于是，他就转入了经济学的学习。先后在麻省理工、加拿大女王大学等多所名校辗转求学之后，罗默终于于1983年在芝加哥大学拿到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此后，他曾先后执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罗切斯特大学、斯坦佛大学和纽约大学。期间，他还创办过自己的公司Aplia。2016年，他被任命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 内生增长理论 在经济学界，罗默的名字基本上是和“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ies）联系在一起的。 经济增长的动力究竟何在？为什么有的国家穷，而有的国家富？这些问题从古典时期就困扰着无数经济学家。 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密尔、马克思、熊彼特等顶尖经济学家都曾对此发表过自己的见解，但真正把经济增长问题转化为一套现代意义上的理论，是从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上世纪60年代的工作开始的（注1：这个论断略显武断，但却是有理由的。尽管在索洛之前，就曾经出现过著名的哈罗德·多玛增长模型。但如果仔细考察这个模型，就会发现它其实是对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动态化，它更适合用来刻画危机和周期，而不是长期稳定的增长。天才拉姆齐的工作后来成为了研究增长的标准问题，但其原始论文讨论的其实并不是增长话题。直到卡斯和库普曼斯重新挖掘了这篇论文后，拉姆齐模型才成为了研究增长问题的标准模型。此外，著名的冯·诺依曼模型虽然颇具启发性，但它依赖于投入产出，线性规划的建模方法实在难以被后来的学人效仿和拓展，因此其影响其实非常有限）。 索洛构建的增长模型很简单。在这个模型中，经济体可以通过储蓄部分产出来实现资本的积累。这些积累的资本会有两个用途：一方面它会被用于资本的“广化”，即为新增的人口提供资本；另一方面它则会促进资本的深化，即让经济中的人均资本存量得到提升。由于资本的边际产出是递减的，所以随着资本的积累，经济会运行到一个均衡：资本的深化正好等于0，新的储蓄全部被用于资本的广化。 在均衡状态，经济体中的人均资本，以及对应的人均产出都会保持固定不变，经济体中人们的生活水 平会保持不变。 那么，什么决定了均衡的人均资本存量和人均产出呢？在索洛模型中，它取决于几个因素：人口增长率、储蓄率和技术水平。人口增长率越高，就需要有更多的资本用于“广化”，因此它会让均衡资本存量降低；更高的储蓄率则会带来更高的资本积累，因此会让均衡的资本存量更高；更高的技术水平可以用同等资本投入得到更多产出，从而产生更多积累，因此也会让均衡的资本存量更高。 根据索洛模型的预言，一旦人口增长率、储蓄率和技术水平这些因素给定，无论经济体的起点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人均资本水平和人均产出都会向均衡水平收敛。由于从经验上看，经济体的人口增长率和储蓄率通常会在很长时间内保持不变，因此最终决定经济体均衡发展水平的变量就只有一个——技术，或者更确切地说，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以下简称TFP。注2：在索洛的原始论文中，将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完全归结为技术的演化，而后来的经济学家则发现配置效率等因素也会对其产生影响）。 索洛模型虽然简单，但却抓住了增长问题的要害——TFP，才是理解“国富国穷”的关键。后来的很多实证研究都证明了这点。例如，由霍尔和琼斯进行的一项跨国比较研究表明，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组和最贫穷的国家组的人均收入相差32倍，但如果排除了TFP的差异，这种差距就会缩小到4倍，TFP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索洛模型也并非完美无缺：一方面，索洛虽然让人们认识到了TFP在增长过程中的重要性，但却没有告诉我们它是怎样决定的——事实上，在索洛模型中它完全是一个外生变量。另一方面，一些经验结论也和索洛模型的预言存在冲突。例如，根据索洛模型的预言，各国的经济水平应该向稳态收敛，穷国和富国之间的收入应该会趋同。但实际上，不少富裕国家的人均收入一直在持续增长，而穷国和富国之间的趋同似乎也并不明显。 大约在1980年前后，罗默就开始对索罗模型存在的上述问题开始了反思——当时，他正从王后大学回到自己的本科母校芝加哥大学，开启在那儿的博士研究生生涯。经过了数年的思考，他对于增长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这个解释后来被写成论文《规模报酬递增与长期增长》（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于1986年发表在顶级的经济学刊物《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 在这篇经典的论文中，罗默引入了“规模报酬递增”的概念来对持续的增长进行解释。在传统的经济学中，投入要素的规模报酬通常被假定为是递减的。例如，资本或劳动力投入越多，其在边际上的产出就会越低。这样的特征决定了经济增长的过程最后只能导致人均产出的均衡，而不会出现持续增长。但如果有某个要素的规模报酬是递增的，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它的积累将会导致持续增长的产生。那么，这样的投入要素是否存在呢？答案是肯定的。这种要素就是知识。 从经济学角度看，知识是一种公共品（Public Good），是非竞争（Nonrivalry）、非排他的（Nonexcludability）——一个人使用知识，并不妨碍别人使用知识，同时每个人也无权排除他人使用和自己一样的知识。当这种要素被作为投入品用于生产时，它就会产生强大的正外部性，从而导致规模报酬递增的出现。一旦有了规模报酬递增，持续的增长也就成为了可能。由于知识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因此单纯依靠市场力量，可能会导致知识生产过低的次优结果。因此，从政策角度看就需要政府对科研、教育增加投入，从而保证有足够的知识被生产出来。 在1990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内生技术变迁》（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中，罗默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在这篇论文中，他构造了三个经济部门：生产最终产品的部门、研发部门，以及生产中间品的部门。 研发部门负责生产知识或创意（idea），并将其卖给中间产品部门，而中间产品部门则产出耐用资本设备并将其租给最终品生产部门以获得租金，最终品生产部门负责生产经济体重的最终产品。很显然，要让经济体的增长顺利进行，就要合理安排在三个部门中投入的资源，包括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等（注3：在罗默的论文中，人力资本指的是熟练劳动）。在这个框架下，就可以讨论很多政策性问题。举例来说，在这个模型中，研发部门生产的知识是具有外部性的，其社会收益和其给研发部门带来的私人收益并不一致。在罗默看来，为了鼓励研发的进行，就需要尽可能消除这种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之间的差值，因此引入专利、版权等一些激励手段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以上两篇论文的思路，主要是从知识（knowledge）和创意（idea）的外部性角度来看待规模报酬递增，并用它来解释长期增长。在1987年的另一篇短文《以由专业化引起的规模收益递增为基础的增长》（Growth Based on Increasing Returns Due to Specialization）则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规模报酬的产生。对于专业化的强调，其思想渊源至少可以追述到亚当·斯密。 在《国富论》的开篇，斯密就曾用制针厂的例子来说明分工和专业化的重要性。但在很长时期内，这一重要思想却并没有引起经济学家的足够重视（或许杨格、舒尔茨是少数的例外）。在这篇短文中，罗默在一个垄断竞争的框架下对这个重要的思想进行了重要的表述。利用数学模型，他向人展示，如果生产的专业化（表现为经济中中间产品的增多）会导致规模经济的出现，进而让持续增长变为可能。尽管这篇论文只有短短几页，但其中的思想是十分深刻的。既然专业化可以导致规模报酬，从而造成持续增长，那么国与国之间通过专业化，然后进行贸易，就有可能造成各国之间的共同繁荣，这一观点为从国际贸易理论去思考增长问题奠定了基础。 尽管在今天看来，罗默的这一观点是十分显然的，但在当时，它却是具有革命性的。对于习惯了传统经济学中“规模收益递减”的人们而言，罗默的这几篇论文无疑是对增长现象的“疯狂解释”（Crazy Explanation）。不过，也有一些人很快认识到了罗默这些工作的价值，并加入到他的阵营当中来。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罗默的博士导师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从国际贸易角度研究增长的格罗斯曼（Gene Grossman）和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以及继承了熊彼特创新思想的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霍伊特（Peter Howitt）。和罗默一样，这些人都试图从各个角度去对增长的动力给出“内生化”的解释。尽管这些人的工作各有侧重，但由于其“内生化”增长动力的共同特点，人们通常把他们的理论统称为内生增长理论。 下海经商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内生增长理论成为了宏观经济学，甚至整个经济学的显学。但令人奇怪的是，在内生增长理论风头最劲的时候，它最重要的创始人罗默却在这个时候逐渐淡出了学界。有一段时间，他很少发表文章，也很少在学术场合抛头露面。 罗默去哪儿了？答案是，他下海了。 从1996年，罗默开始在斯坦佛商学院任教。或许是整天和来自商界的学生打交道，罗默内心的“企业家精神”被开始逐渐唤醒了。他发现，提供网上教学服务似乎是一个赚钱的商机，于是就开始花费精力从事这项工作。2001年，他成立了Aplia公司。该公司提供了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甚至生物学等各个学科的在线辅导，包括预习、复习、在线测试等功能。 对于这个提供“非竞争”，但却部分“排他”的知识产品的公司，罗默本人看来十分上心。在很长时间内，他放下了自己手里的全部工作，专心当起了公司的总裁。按照这样的故事走向，罗默看来会发展成为一名优秀的企业家。但是，他似乎又和大家开了一个玩笑——2007年，他把自己的公司卖给了Cengage Learning，结束了自己的企业家生涯，因为接下来他要开始忙另一件大事了。 疯狂的乌托邦 罗默又要忙什么大事呢？他想做一个“疯狂”的实验，说服一些发展中国家拿出一些地区，建立“宪章城市”（Charter Cities），交给发达国家进行托管。据他自己在一次TED演讲中所言，这个疯狂的想法来自对香港的观察。他发现，香港这个城市由于复制了英国的一整套法规和经济制度，因此在很长时期内都得到了超乎寻常的发展。那么，香港的这项经验是否可以复制呢？如果制度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那么发展中国家直接接受发达国家的制度不就可以了吗？ 为了验证自己的这个想法，罗默开始游说一些发展中国家来开展这个乌托邦式的实验。据说，洪都拉斯等一些国家曾对这一想法表达过兴趣，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设想至今为止并没有变成现实。 关于数学的滥用 罗默再次轰动学界，是在2015年。但这一次轰动，并非是因为他又提出了什么新理论，而是因为他写了一篇“吐槽文”《数学在增长理论中的滥用》（Mathines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在这篇论文中，罗默痛心疾首地表示，现在的增长理论中用的数学太多、太滥了，而对于逻辑性、思想性的重视则不足，与实证证据的连接也比较缺乏。 有意思的是，在文中，罗默指名道姓地把好多位大师作为数学滥用的典型来加以批判，其中不仅包括诺奖得主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风头正劲的皮凯蒂（Thomas Piketty），甚至还包括自己的博士论文导师、宏观经济大师卢卡斯。正可谓弹无虚发、刀刀见血。 抛开那些师徒反目的八卦，其实罗默的这次吐槽是很有价值的。尽管这些年经济学的发展很快，但正如罗默所言，现代经济学可能花费了太多精力在形式化上，而忽略了对更为根本的、思想性内容的追寻。这种削足适履的发展显然是不健康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数学对于经济学来说确实是一个十分好用的工具，因此如何用数学、用好数学，恐怕还需要经济学家们根据自身的禀赋进行更好的权衡（trade-off）。 世行首席 据说在2008年时，世界银行曾经邀请罗默出任首席经济学家。但当时的罗默正在致力于自己的“宪章城市”实验，同时帮助自己的老爸为奥巴马竞选连任，因此就拒绝了这个邀请。世行无奈，只得转而邀请林毅夫担任首席经济学家。 不过，世行好像一直惦记着罗默。2016年，它再次向罗默扔出了橄榄枝。这次，罗默答应了。2016年7月18日，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宣布，罗默将接替考希克•巴苏（Kaushik Basu）出任首席经济学家一职。同年9月，罗默正式走马上任。与历位学院派的前任相比，罗默这位做过研究、经过商，同时又有狂野梦想的继任者显得更有棱角，也更能带给人们想象空间。究竟他能不能想世行的领导们当初预想的那样，更好地促进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投资和研发投入，可能由于时间尚短，我们还不得而知。但他的个性为其带来的麻烦却已经见诸报道——有消息称，罗默由于要求员工使用更简洁的书写方式，在报告或邮件中不能过多使用“和”（and）字，而遭到了世行员工的集体抵制——看来，这位曾经的天才学者、霸道总裁想要玩转世行这样的官僚机构，经验还是略显不足啊。 代结语：为什么不涨价？ 在上博士时，我读过很多罗默的论文，但印象最深的并不是他关于内生增长的那几篇经典论文，而是他和巴罗（Robert Barro）合写的一篇小文《滑雪缆车定价，及在劳动力和其他市场的应用》（Ski-lift Pricing， with Applications to Labor and Other Markets）。据说，这篇小文的灵感来自于他和巴罗的一次度假。在这次度假中，他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美国的滑雪场的缆车在旺季和淡季收取的价格是一样的。这样的结果是，在旺季，坐缆车要排很长的队；而在淡季，缆车则很空。那么，为什么滑雪场不根据季节来调整价格呢？两位作者在一番思考后给出了答案：其实滑雪场已经调价了。因为在旺季时，你需要排很长时间队，玩的时间少了，所以事实上对于每次乘坐缆车而言，价格已经涨了不少。 恰逢国庆长假，关于高速公路是否应该收费的争议又起。我想，在这种情况下，把罗默的这篇小文重新拿出来读一下是有意义的。收费或许能减少人们开车出行的动机，但对于能忍受几个、甚至十几个小时拥堵的人来说，要收取多大的费用才能让他们打消这个动机？我不敢想，也不知道那些收费的倡导者有没有想过。换个角度，即使你可以通过非常高昂的过路费让大家都不外出了，安心呆在家里看电视，那这样的道路通畅又有什么意义？而这种简单粗暴的所谓价格机制的背后，又会掩盖多少交通规划的失败？收费的成本又如何计算？细思恐极！ 太多人鼓吹“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了”，但真正能像罗默那样，对真实世界进行深入思考的人，其实还很少。[详情]

　　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花落两名美国教授，他们有何贡献？ 来源：中新经纬 2018年诺贝尔奖收官，经济学奖花落两名美国教授，他们有何贡献？ 2018年10月8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公布仪式稍微延迟了一些。 新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Paul M． Romer）在当天早上忽略了两个电话，他以为那是垃圾电话。 而事实上，在正式宣布获奖名单前，诺贝尔奖的评委惯例上会给获奖者打个电话……事情的发展正如之前有人分析的那样，“如果奖项被颁给美国学者，那么可能因为美国时间过早，而出现一些‘联系上的问题’”。 保罗·罗默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与他同获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还有耶鲁大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他们获奖的理由是在创新、气候和经济增长研究方面作出贡献。 ▲图片来源：诺贝尔奖官方网站 诺贝尔奖将于12月10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颁发，获奖者除了证书与奖牌，还将获得900万克朗（约100万美元）的支票。 1、他们有何贡献？ 此前就有人预测称，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将归于研究气候与经济发展方面的专家学者。 威廉·诺德豪斯出生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是耶鲁大学经济学的斯特林教席（耶鲁大学特有的教授席位，只用于奖励在某个领域最杰出的在职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气候变化经济学，该研究领域重在阐明人类因忽视不作为所带来的灾难性高代价，他的气候经济动态综合模型显示了采取措施减缓温室效应的成本和收益。 保罗·罗默则被认为是经济增长方面的专家。他在1977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学士学位，并于1983年在该校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先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罗切斯特大学、斯坦福大学和纽约大学执教。这位话题性的学者还创办过自己的公司，并担任过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曾被《时代杂志》选为1997年美国最具影响力的25人之一。 总而言之，威廉·诺德豪斯被认为是现代环境经济学的创始人，而保罗·罗默则创立了经济增长的现代创新研究方法。而官方的说法是，他们“通过构建解释市场经济如何与自然和知识相互作用的模型，大大扩展了经济分析的范围”。 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保罗·罗默向人们展示了知识如何成为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以往的宏观经济研究强调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没有模拟经济决策和市场条件如何决定技术的创新，而罗默解决了上述问题，证明了经济力量如何驱使公司产生新想法和创新意愿。 罗默可以说奠定了当代“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该理论解释了创新需要特定条件才能在市场中茁壮成长，催生了大量对鼓励新思想和长期繁荣的法规政策的研究。 而诺德豪斯的研究成果涉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由于科学界越来越担心化石燃料的燃烧导致气候变暖，诺德豪斯在20世纪70年代决定研究这一领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成为了第一个创建综合评估模型，以描述全球范围内经济与气候间相互作用的人。 诺德豪斯的模型整合了物理学、化学和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证结果，现已广泛传播，用于衡量气候政策干预的后果，例如碳税。 威廉·诺德豪斯的与保罗·罗默的研究成果看似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但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认为，两位宏观经济学家的研究在事实上拥有共同点。 评委会委员Per Krusell认为，两位学者研究的实属同一议程，即“长期的、全球性的”问题，他们“对经济政策和市场失灵有着相似的看法，尽管从表面看起来可能会有所不同”。 2、经济学奖的“社会化” 值得注意的是，对气候领域的研究已成为前沿经济学家目前的重点关注方向。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国际著名经济学家拉尔斯·彼得·汉森（Lars Peter Hansen）在此前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提及自己一直以来的研究方向是量化模型，并应对经济环境中的不确定性，而另一个研究方向是针对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他表示，“我们希望建立一个更好的框架，来评估碳排放的社会成本。我们不会很快得到准确的答案，但我们希望提供有效的定量方法”。 如今，这一研究方向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的肯定。 与其他诺贝尔奖项一样，诺贝尔经济学奖“神秘”的提名和审议制度持续了50年，很难提前预知委员会每年的“口味”。 那么，通过近几届获奖者的研究领域，是不是可以找到如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中更为看重的方向呢？ 有人认为，目前瑞典皇家科学院更有意于奖励研究个人行为机制、而非宏观经济理论的学者。 2017年，芝加哥大学教授、行为金融学奠基者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就因对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的研究贡献摘得殊荣。 “近年来，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经济学家获得同样多的关注，趋势呈现多样化，获奖的研究领域更加广泛。”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经济学家Gabriel Soderberg表示。 Soderberg在此前就预测到威廉·诺德豪斯将获得今年的奖项。他认为，诺贝尔奖的核心是科学、和平与文学奖，“经济学奖不是正式的诺贝尔奖”，而这种本质可能使评委会更加关注公众舆论，也就是为什么“社会问题反映在经济学奖项中”。 3、50年风云 事实上，Soderberg说“经济学奖不是正式的诺贝尔奖”，也有一定的依据。 今年已经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的50周年了，而诺贝尔经济学奖与诺贝尔奖的关系还在饱受争议。 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在该行300周年庆典上，为纪念诺贝尔而设立了一个奖项。 这一奖项通常被称为“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也遭到许多人反对，因为它并不属于诺贝尔遗嘱中所提到的5大奖励领域，其实际上的全称为“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 但是，该经济学奖仍被广泛认为是经济学的最高奖项，评奖机构也是瑞典皇家科学院，并与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等在同一典礼上颁发。因此，一般认为该奖项与其他诺贝尔奖地位相同。 纵观诺贝尔经济学奖的50年（1969-2018）历史，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 性别：共有81位获奖者，其中仅有1位女性。 年龄：获奖者平均年龄为67岁，远高于物理学奖的55岁和化学奖的59岁。 国籍：拥有美国国籍的学者达55名，占据绝对优势。 机构：28位获奖者来自芝加哥大学，超过其他任何机构。 领域：9届获奖者的研究领域包含宏观经济学，比其他任何领域都多。 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家人也不容小觑。1969年，66岁的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1903-1994，出生于荷兰海牙）获得了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4年后，简的弟弟尼可拉斯·丁伯根（Nikolaas Tinbergen，1907-1988）又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974年，贾纳尔·马尔德尔（Gunnar Myrdal）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1982年，他的妻子阿尔瓦·马尔德尔（Alva Myrdal）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曾颁发给一些“非经济学家”。自从1994年被授予约翰·福布斯·纳什后，诺贝尔经济学奖被重新定位为“社会科学奖”，奖励对象涉及政治学家、心理学家与社会学家等。1974年的获奖者哈耶克是一名政治学博士，他也是首位获奖的“非经济学家”；2002年的获奖者丹尼尔·卡内曼是一名心理学家，从未接受过任何正规经济学课程；2009年的获奖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是一名政治学家。 4、文学奖明年再发 经济学奖的公布为2018年的诺贝尔奖颁奖季画下了句点。到目前为止，瑞典皇家科学院已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以及和平奖公布完毕。 当地时间10月1日，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授予两位免疫学家——美国的詹姆斯·艾利森（James P． Allison）与日本的庶佑（Tasuku Honjo），以表彰他们“发现负性免疫调节治疗癌症的疗法方面的贡献”。 10月2日，20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被授予美国科学家阿瑟·阿什金（Arthur Ashkin）、法国科学家热拉尔·穆鲁（Gerard Mourou）与加拿大科学家唐娜·斯特里克兰（Donna Strickland），以表彰他们“在激光物理领域的突破性发明”。斯特里克兰成为了第三位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女性，亦是55年来的第一人。 10月3日，2018年诺贝尔化学奖被授予美国的弗朗西丝·阿诺德（Frances H． Arnoid）、美国的乔治·史密斯（George P． Smith）和英国的格雷戈里·温特（Sir Gregory P． Winter），其中弗朗西丝·阿诺德因研究酶的定向进化而取得一半奖金；乔治·史密斯和格雷戈里·温特因研究缩氨酸和抗体的噬菌体展示技术而共享另一半奖金。 10月5日，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刚果医生穆克维格（Denis Mukwege）和伊拉克雅兹迪族少女穆拉德（Nadia Murad），以表彰他们为提升对“战争中的性暴力罪行”的关注度和打击力度做出的重要贡献。根据诺贝尔遗嘱，诺贝尔和平奖不与其他奖项一同在瑞典颁发，而是在挪威首都奥斯陆颁发。 而201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早在5月8日就已确定暂停颁发，并预计在2019年补发，这是该奖项自1943年以来首次缺席。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被取消的原因在于负责颁发该奖项的瑞典学院自2017年11月起持续发酵的性侵丑闻：法国裔瑞典摄影师让-克洛德·阿尔诺作为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弗洛斯坦森的丈夫，因涉嫌在2011年强奸而受审。而在阿尔诺的性侵丑闻爆发后，瑞典文学院对事件的处理方式导致内部出现严重分裂，多个院士愤而辞职，并最终导致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工作无法正常进行。 记者 袁源[详情]

　　新浪财经讯  北京时间10月8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1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 其中保罗·罗默出身政治世家，其父曾任科罗拉多州州长，有四个兄弟和两个姐妹，他的兄弟之一克里斯·罗默曾任科罗拉多州参议员。克里斯虽然后来从政，但也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系。 有媒体报道，罗默自小就很淘气、叛逆，在中学表现很差。但实际上，在进入芝加哥大学之前，罗默高中毕业于菲利普斯艾克赛特学院，该学校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挑剔的选拔制度闻名，2017至18学年，该学校的录取率为17%，一度被评为美国最好的私立高中。 学校位于美国新罕布什米尔州，是美国历史最为悠久的一所寄宿中学，知名校友不仅包括美国第14任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前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等政要，还有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作家丹·布朗等各界知名人士， 根据外媒报道，截止至2014年11月，该学校总共培养了19位州参议员、5位联邦参议员、5位奥林匹克运动员、2位诺贝尔奖得主和1位美国总统。 罗默能够被这样一所中学录取并顺利毕业，一定程度上说明他中学时并不是一位所谓的“学渣”。 在得知获奖的这天早晨，罗默发推特表示自己的个人博客由于突如其来的新增流量而陷入瘫痪：“我和我的小服务器都无法承载这么大的流量啦。” 多伦多大学教授Joshua Gans发文祝贺两位诺奖得主，他称，在有关气候变化的政策讨论中，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如何衡量政策实施的成本，但这种不确定性不该成为阻碍行动的理由，甚至被特殊利益集团所利用、成为他们不作为的武器；反而，不确定性也许成为了经济学家们在无意中拿起的武器。 Gans称赞本次诺奖的两位得主就是“拿起武器”的经济学家，诺德豪斯将气候变化政策纳入了经济增长均衡模型，并找到办法量化成本，让阻碍推行气候政策的利益集团无话可说而罗默将技术创新纳入经济增长模型，阐明并确定了创新回报中的关键决定因素。 Gans总结道，他们都展示了如何严谨地利用经济学力量减少不确定性、推动政策进步。  （新浪财经 魏天谌 发自纽约）[详情]

　　致力于经济可持续增长研究美国两位大咖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 中国证券报 瑞典皇家科学院8日宣布，将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以及保罗·罗默（Paul M． Romer），以表彰他们在经济学中气候变化与技术创新领域的贡献。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由瑞典银行在1968年为纪念诺贝尔而增设的奖项。此前从1969年至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已经颁发了49次，获奖者人数累计达79人。最新的两位获奖者在业界可谓成绩斐然，诺德豪斯是全球研究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最顶级分析师之一，罗默则是“内生经济增长”大师。 诺德豪斯： 顶级气候变化经济学家 此次的获奖者之一威廉·诺德豪斯出生于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开克，他本科毕业于耶鲁大学，1967年在麻省理工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逊和罗伯特·索罗。 从1967年起，他一直在耶鲁大学任教，并在1973年被聘为终身教授。诺德豪斯的经济学研究范围很广，包括环境、价格、能源、技术变革、经济增长、利润和生产率的增长趋势。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增长经济学、工资与价格、生态管理经济学、转型经济学等。 当然，作为美国最有影响的50名经济学家之一，诺德豪斯最为重要的身份还是全球研究气候变化经济学的顶级分析师之一，他此次获奖也源于此。 他极力主张从排放许可制度转向征收碳排放税。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发展了研究全球变暖的经济学方法，包括整合的经济和科学模型的构建（DICE 和RICE模型），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有效途径。 罗默： “内生经济增长”大师 另一位获奖者保罗·罗默生于1955年，曾任斯坦福大学教授，目前为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他被《时代杂志》选为1997年美国最具影响力的25人之一。 在经济学界，罗默的名字基本上是和“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ies）联系在一起的。罗默在1986年建立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把知识完整纳入到经济和技术体系之内，使其做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罗默提出了四要素增长理论，即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资本和劳动（非技术劳动）外，又加上了人力资本（以受教育的年限衡量）和新思想（用专利来衡量，强调创新）。 保罗·罗默此次获奖使关注的人联想起两年前的一个小乌龙事件。在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之前，纽约大学商学院在奖项揭晓的前三天，就挂出了“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奖新闻发布会”的网页。这让外界猜测，是否该院教授保罗·罗默已被内定为获奖人。尽管这个网页很快被撤下，但却让罗默被各界“关注”。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在过去79位获奖得主中，仅有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一位女经济学家。此前有不少观点预计，哈佛大学第一位女性终身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今年可能获奖，但最终并未如愿。戈尔丁关注女性与劳动领域，以女性相关的经济学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她从经济理论出发，结合大量经济史数据对现实问题进行研究，在性别歧视，教育发展史以及工资解构差异化演变方面做出重要贡献。[详情]

　　 新京报讯 （记者顾志娟）北京时间10月8日17：50左右，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正式揭晓，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两名美国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和保罗·罗默（Paul M.Romer），以表彰二人在创新、气候和经济增长方面研究的杰出贡献。 二人平分684万元奖金 诺德豪斯是耶鲁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气候变化经济学；罗默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还曾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以“内生增长理论”著名。诺德豪斯的获奖理由是“将气候变化纳入长期宏观经济分析”，罗默的获奖理由是“将技术创新纳入长期宏观经济分析”。 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组委会发布的新闻稿，威廉·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最基本、最紧迫的问题创造了解决之道，即我们如何创造长期、持续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威廉·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通过构建解释市场经济如何与自然和知识相互作用的模型，显著拓宽了经济分析的范围。 诺贝尔奖官网显示，奖金为900万瑞典克朗（约684万人民币），由两位获奖者平分。 关注气候变化与技术创新两大领域 在技术变革方面，罗默证明了知识如何作为经济增长的长期驱动力。此前的宏观经济研究曾强调，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没有对经济决策和市场状况如何决定新技术的创造进行建模。保罗·罗默通过分析经济力量如何控制企业产生新想法和创新的意愿，解决了这个问题。其解决方案于1990年发表，奠定了现在所谓的“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催生了大量关于鼓励新思想和长期繁荣的法规和政策的新研究。 在气候变化方面，诺德豪斯的研究涉及社会与自然的互动。诺德豪斯在20世纪70年代决定研究这个话题，因为科学家们越来越担心化石燃料的燃烧会导致气候变暖。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成为第一个创建综合评估模型的人，即描述经济和气候之间全球相互作用的定量模型。其模型综合了物理、化学和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证结果。其模型现在得到广泛推广，并被用来模拟经济和气候如何共同进化。它被用来检验气候政策干预的后果，例如碳税。 【人物】 保罗·罗默 “乌龙得主”两年后成功获奖，多次造访中国 保罗·罗默（Paul M.Romer）于1955年出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是科罗拉多前任州长Roy Romer的儿子。 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永伟曾撰文写道，他的父亲是一名做过农民、经过商、搞过研究院的政治家。在七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的罗默自小就很淘气、叛逆，在中学表现很差。在申请大学时，只有一所大学——芝加哥大学录取了他。 罗默在1977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学士学位，并于1983年在该校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先后执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罗切斯特大学、斯坦佛大学和纽约大学。 他还曾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后于今年1月辞职，赴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 1997年，罗默被《时代杂志》选为当年美国最具影响力的25人之一。 2001年，罗默曾暂时离开教学生涯，将精力投入自己成立的初创公司Aplia——这家公司致力于开发面向高校学生的在线作业教具，后于2007年被Cengage Learning收购。 在业内，罗默被认为是内生增长理论的先驱。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罗默在2009年的一次TED演讲中提出了自己关于“宪章城市（charter cities）”的构想，认为通过较优的秩序与机构，不够发达的国家与地区亦可走上一条与众不同且更佳的发展路径。罗默曾提出，自己所构想的“宪章城市”形态最有趣的雏形是香港和深圳。 2016年，罗默曾因获奖乌龙而成为话题。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布前，他所任教的纽约大学挂出了“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奖新闻发布会”的网页，引发外界猜测罗默是否已被内定为获奖人。后来罗默并未在当年获奖，他曾于2016年10月6日在个人博客发布了一篇题为“诺贝尔骚动”（Nobel Noise）的博文，其中提到，近二十年来，每到十月，任职高校行政部门就会为了提前准备自己获得诺贝尔奖的各项工作而变得稍加兴奋。 据悉，保罗·罗默曾多次造访中国，2016年3月19日，保罗·罗默在北京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在论坛中，保罗·罗默表示，对于城市来说，最好一开始做好规划，如果没有做好规划的话，城市就会不断无序地扩张。 新京报记者 朱玥怡 张思源 威廉·诺德豪斯 曾与美国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合作著书 威廉·诺德豪斯于1941年出生于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于1963年和1973年先后在耶鲁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 诺德豪斯撰写了20余本书籍，他也是经济领域经典教科书《经济学》（Economics）的共同作者之一——他与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Paul Samuelson（保罗·萨缪尔森）撰写了这部书的初版，目前该书已再版至第19版，并被翻译成超过17种语言。 此外，诺德豪斯亦撰写了数本关于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的书籍。他1994年出版的著作《管理全球共同体：气候经济学》（Managing the Global Commons：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获得过美国环境与资源经济学会颁布的奖项。 据纽约时报报道，在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的同一天，联合国气候变化小组发布了一份报告，警示气候变化将会带来的灾难后果并敦促各国政府更积极应对环境问题，这份报告正是基于诺德豪斯的研究，并对他的工作有所提及。 蚂蚁金服首席战略官陈龙告诉记者，诺德豪斯将气候变化纳入了宏观经济的研究体系。 诺德豪斯还因对GDP作为一种衡量国家收入指标的批判而知名。1972年，诺德豪斯和同事托宾提出了“净经济福利指标”（net economic welfare）。和传统GDP核算中“做加法”的逻辑不一样，净经济福利指标在“做加法”的同时，也“做减法”——其主要思路是，将环境污染列入考虑之中。国家制定出每一项污染的允许标准，超过污染标准的，列出改善所需经费，将这些改善经费从GDP中扣除。同时，净经济福利指标还涵盖了被忽略的家政活动、社会义务等经济活动。 新京报记者 朱玥怡[详情]

　　2018诺贝尔经济学奖开出“双黄蛋” 两名美国经济学家共获殊荣 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10月8日上午11点45分，全球瞩目的诺贝尔经济学奖（Nobel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在瑞典皇家科学院正式揭晓。两名来自美国的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和保罗·罗默（Paul Romer）共同获得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理由是两人分别将气候变化和科技创新融入了长期的宏观经济研究。 对此，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经济学家Justin Wolfers表示：“两名获奖者的研究表明了社会经济要想获得长期良好的发展，政府制定合理的经济发展政策尤为关键。而他们的研究为政府提供了重要参考。”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到，两名获奖者将会共同分享900万克朗（约合101万美元）的奖金。 诺德豪斯气候研究独树一帜保罗多年呼声高昂最终如愿 在诺贝尔奖的官方推特上，诺奖委员会阐述了其颁奖理由：“获得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威廉·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设计创造了经济研究模型，来解决我们时代最基本和最紧迫的问题——全球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和保障全世界人口的福祉。” 路透社报道称，威廉·诺德豪斯是首位创造出定量研究模型，来描述社会经济活动与气候变化的相互影响关系的经济学家。 “保罗·罗默的研究和创立的经济研究模型拓展了经济研究领域的边界，向人们展示了社会经济活动与知识和创新之间的互动关系。”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声明中表示。 现年77岁的威廉·诺德豪斯，1941年5月31日出生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现任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气候变化经济学。 诺德豪斯早年就读于耶鲁大学，在那里取得了学士与硕士学位。1967年起在耶鲁大学任教。同时，他还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72年起为布鲁金斯经济活动小组成员。从1999年起，他正式成为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 过去100年中，全球平均气温不断上升，逐渐威胁到人类的生存空间。诺德豪斯教授从基础化学以及物理学等层面深入地研究了经济活动对于气候产生的深刻影响，并将气候变化研究与宏观经济研究结合起来。 现年63岁的保罗·罗默任职于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New York University’s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他曾短暂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一职。他最突出的贡献在于经济增长研究领域。因其著名的“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ies），保罗·罗默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力候选人。今年他终于如愿以偿。 保罗·罗默在1977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学士学位，并于1983年在该校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6年，保罗·罗默建立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把知识完整纳入到经济和技术体系之内，使其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同时，他还提出了四要素增长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资本和劳动（非技术劳动）外，又加上了人力资本（以受教育的年限衡量）和新思想（用专利来衡量，强调创新）。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到，保罗·罗默还在1997年被《时代杂志》选评选为当年美国最具影响力的25人之一。 “如果我们的经济学研究能够推动政策的制定与调整，那么我们就能够在更好地保护环境的同时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保罗·罗默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 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第50周年超半数为一人独得 诺贝尔奖，是根据瑞典化学家、企业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于1901年开始颁发的奖项。最初，诺贝尔经济学奖并没有囊括在内。 1968年，瑞典国家银行在成立300周年之际，设立“瑞典国家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简称诺贝尔经济学奖。于1969年才首次颁发，比其他奖项的设立和颁发晚了半个多世纪。 从那以后，经济学奖就成了诺贝尔奖的压轴奖项。而今年正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的第50周年。 与其他奖项比起来，经济学奖是诺贝尔奖中的“年轻人”。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可都是在各自领域举足轻重的“长者”。 记者从诺贝尔奖官网了解到，从1969年起，诺贝尔经济学奖已颁发49次，有超过一半的次数都是单独一人获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者平均年龄更是超过了65岁。 其中，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1972年获奖的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他获奖时“年仅51岁。 肯尼斯·阿罗被认为是二战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对许多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产生过影响。 最年长的得主是俄罗斯裔美国经济学家里奥尼德·赫维克兹（Leonid Hurwicz），他在2007年以90岁高龄获奖。 细数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2009年获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是唯一的女性获奖者。 据路透社报道，今年已经有三名女士获得诺贝尔奖，比往年人数有所增加。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也是来自美国。 去年，美国学者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因为其对行为经济学的贡献摘此桂冠。[详情]

　　 保罗-罗默：防止城市无序扩张必须提前规划 保罗-罗默：城市规划区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更好 保罗-罗默：要反思地产发展模式是否正确 保罗-罗默：工业化可能需要更多的监管 保罗·罗默建言中国城镇化：引入竞争机制 新浪美股讯 北京时间10月8日消息 保罗-罗默（Paul M.Romer）与威廉-诺德豪斯共同获得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理由是创新、气候和经济增长的研究。保罗-罗默在1955年出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是科罗拉多前任州长Roy Romer的儿子。 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永伟曾撰文写道，保罗-罗默的父亲是一名做过农民、经过商、搞过研究院的政治家。在七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的罗默自小就很淘气、叛逆，在中学表现很差。在申请大学时，只有一所大学——芝加哥大学录取了他。 罗默在1977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学士学位，并于1983年在该校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先后执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罗切斯特大学、斯坦佛大学和纽约大学。 他还曾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后于今年1月辞职，赴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 1997年，罗默被《时代杂志》选为当年美国最具影响力的25人之一。 2001年，罗默曾暂时离开教学生涯，将精力投入自己成立的初创公司Aplia——这家公司致力于开发面向高校学生的在线作业教具，后于2007年被Cengage Learning收购。 在业内，罗默被认为是内生增长理论的先驱。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罗默在2009年的一次TED演讲中提出了自己关于“特区（charter cities）”的构想，认为通过较优的秩序与机构，不够发达的国家与地区亦可走上一条与众不同且更佳的发展路径。罗默曾提出，自己所构想的“特区”形态最有趣的雏形是香港和深圳。 2016年，罗默曾因获奖乌龙而成为话题。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布前，他所任教的纽约大学挂出了“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奖新闻发布会”的网页，引发外界猜测罗默是否已被内定为获奖人。后来罗默并未在当年获奖，他曾于2016年10月6日在个人博客发布了一篇题为“诺贝尔骚动”（Nobel Noise）的博文，其中提到，近二十年来，每到十月，任职高校行政部门就会为了提前准备自己获得诺贝尔奖的各项工作而变得稍加兴奋。 据悉，保罗·罗默曾多次造访中国，2016年3月19日，保罗·罗默在北京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在论坛中，保罗·罗默表示，对于城市来说，最好一开始做好规划，如果没有做好规划的话，城市就会不断无序地扩张。 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经济系教授谢丹阳为保罗·罗默的学生，谢丹阳第一时间发文祝贺导师荣获诺奖。谢丹阳回忆自己初到美国时，英文听力勉强应付课堂内容，只有在罗默教授的数理经济学课堂中才觉得游刃有余。该课不设期中和期末考试，以一系列小测验代之。 “我在哪些方面需要强化，他看得很清楚，并要求我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谢丹阳说。 谢丹阳表示，在与保罗罗默的聊天中知道，“他原来是高干子弟，其父当时是科罗拉多州长，后来更成为民主党党魁。罗默教授一向很平实，绝想不到他有这样的家庭背景。”谢丹阳说。[详情]

　　漫画解读诺贝尔经济学奖：经济学中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 直击诺奖 来源： 果壳 牛顿告诉我们， 一个物体受到外界的作用力时， 也会对外界施加反作用力。 这个道理在经济学中也适用。 1  科技推动经济增长， 经济政策如何保护科技创新？ 谁都知道这句名言： 那么反过来讲， 经济如何影响科技创新呢？ 美国经济学罗默提出， 自由放任经济其实不利于创新。 这是因为，搞创新通常会造福社会， 但是社会占走了一块， 创新者自己的收益就没那么多了， 这就打击了创新者的积极性。 因此，罗默提出， 政府需要积极奖励科技创新， 比如发放研发补贴， 或保护知识产权。 这样才能让科技创新 持久地促进经济增长。 2  大自然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经济政策如何保护大自然？ 经济增长从大自然中来， 而它同样会反作用于大自然。 那么，一项新的经济政策， 长远来看对大自然是有益还是有害呢？ 没有人知道如何计算这个问题。 美国经济学家诺德豪斯 将化学、物理学与经济学相结合， 发明了“给大自然算经济账”的方法。 简单地说，就是 经济活动产生CO2， CO2改变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再影响经济活动。 有了这种方法， 我们甚至能够计算出， 不同的CO2征税政策， 将如何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 最终又如何改变大气CO2的浓度！ 从上图可以看出， 2015年后如果不采取新政策， 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将越来越多！  由于将科技创新和气候变化 与长期宏观经济分析相结合， 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了可靠的计算方法， 诺奖委员会授予 罗默和诺德豪斯 2018诺贝尔经济学奖！ ． ． ． ． ． ． 作者：Sheldon 对白、美指：牛猫 绘制：赏鉴、胡豆 [详情]

　　诺奖解答全球经济增长难题：技术与环境背后蕴藏不竭动能 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花落两位预测得奖名单上的常客：耶鲁大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纽约大学教授保罗·罗默（Paul M． Romer）。 诺贝尔经济学奖全称“瑞典国家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世界经济学领域的最高荣誉。瑞典当地时间10月8日上午11：45，颁奖揭晓环节出现稍许延迟之时，现场已猜测此次获奖的恐是身在美国的经济学家——彼时美国正值午夜梦回时分，等待获奖人接通电话的耗时较长。 幸运的是，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工作人员至少拨通了罗默的电话，而曾经多次和诺贝尔经济学奖擦肩而过的他表示，完全没想到能获奖，且还认为此前两个电话是骚扰电话直接忽略了。 瑞典皇家科学院阐述了此次的颁奖理由：两人的工作均建立在198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索洛（Robert Solow）的索洛增长模型的基础之上，其中诺德豪斯的获奖理由为“将气候变化纳入长期宏观经济分析之中”，而罗默的获奖理由为“将技术创新融入长期宏观经济分析之中”。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执行院长、金融学教授钱军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诺德豪斯此次获奖，原因为他是最早、最系统地提出将环境和气候变化因素纳入对经济增长模型考量的第一人；而罗默在前人基础之上，将内生性增长经济模型做得更完善了，其重心则放到了观察技术作为核心对微观主体的影响。 诺奖给气候变化议题打强心针 11月8日当天，还有一份报告的意义亦深远：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特别报告《全球升温1.5℃》，在报告中IPCC指出如果全球温室效应保持目前的速度继续发展，那么在2030年~2052年之间，全球将升温超过1.5℃。然这份报告在全球媒体上激起的水花并不大。 在2017年6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正式退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后，气候变化议题在全球陷入低谷，而此次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方似乎希望用此次奖项，给气候变化议题打强心针。 在宣布诺贝尔经济学奖之时，瑞典皇家科学院即指出，此次传达出的主要信息为全球协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这需要全球性解决方案，每一个国家都需要意识到应对此难题的重要性。 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纽约参加第73届联合国大会发布主题演讲时表示，面对气候失常，没有“投机取巧”的捷径或简单的解决方案。那些质疑现实情况的人同其他人一样承受气候变化的恶果。现在每一天都在发生极端天气事件。 “我们挫败了宣布《巴黎协定》瓦解的阴谋，因为即使美国决定退出协定，我们仍然能够保持团结。”马克龙表示。 考虑到这样的时机，诺德豪斯能获奖也并不意外。钱军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他最早且最系统地考虑气候变化以及环境对经济增长造成的重大变化，即在考虑经济增长时，不能不考虑气候变化以及能源因素，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增长不能光看速度，还是要看质量。” 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时，诺德豪斯还是耶鲁大学一名年轻教师，在了解到有关全球变暖及其可能成因的证据后，他觉得必须要做点什么，即开发一个可以分析气候变化在成本和效益方面的框架。 这是非常重要的。钱军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一旦将上述因素加入经济学模型，就可以做到引导政策，这意味着可以采取用定量分析的方式保护环境，同时也获得发展。 诺德豪斯对此议题进行了约15年的研究，并最终在1982年发表了一篇被公认为是气候变化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开山之作的短小论文，在其中诺德豪斯指出气候变化应同经济学相连的原因：第一，减排政策需要经济决定；第二，包括极端天气等在内的气候变化对经济系统最终会产生影响。 虽然在现在看来这篇论文的论点已尽人皆知，然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这样的观点可谓具有足够的突破性，且彼时环境研究同经济学界之间的“任督二脉”并未全面打通，诺德豪斯将气候变化纳入经济学研究的杰出成就也在稍后令IPCC逐渐采取了其开发的模型。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诺德豪斯成为了第一个创建描述经济与气候之间相互作用定量模型的经济学奖家，即开发了目前学界研究气候变化的主流工具——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IAM），譬如在现实中，IAM模型就可以检验实施碳排放税的后果等问题。随后诺德豪斯又开发出DICE和RICE模型。 这些模型都在为解读和预测在碳排放情景下，国家作为决策主体之间会做出如何的博弈选择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即为诺德豪斯使用RICE模型对哥本哈根协议草案所作出的学术判断，即便各国按照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做出的承诺进行减排，也无法实现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以内的目标。 在现实中，与使用超级计算机来模拟全球生态系统的IPCC相比，诺德豪斯使用的是普通台式电脑，然而由于考虑到了更多的经济环境变化因素，诺德豪斯的模型更胜一筹，这也使得曾经与诺德豪斯“竞跑”的IPCC，从2001年开始，在自己的模型内添加了更具有微观基础的经济系统模块。 罗默终于不再陪跑 而罗默为何此次成为并列的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之一呢？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瓦格纳在得知结果后在推特上迅速给出了解释，即在维持全球升温在1.5℃的过程中，需要“大规模创新，而这正是罗默所擅长的”。 “罗默所研究的经济增长是所有经济学家要研究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即经济要如何持续地增长。”钱军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增长是经济学永恒的话题。 在此方面的代表人物就包括索洛以及罗默的博士导师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等人。 简单而言，索洛模型又称作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外生经济增长模型，是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的经济增长模型，强调资源的稀缺性，强调单纯物质资本积累带来的增长极限。 但该模型没有考虑企业在不同环境和政策阶段，会采取不同的增长模式。钱军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卢卡斯以及罗默的内生性增长经济模型则指出要考虑到微观主体的决策。 钱军分析道，譬如，卢卡斯指出，如果经济不好，政府决定采取宽松政策，但是不能不考虑若企业也预见到了宽松政策，则有可能采取反向操作，最终企业有可能还是不投资，因此卢卡斯提出了理性预期。 到了罗默，其提出的最核心因素是技术。钱军表示，罗默的贡献在于指出，技术以及企业的选择等微观内生性的问题，如在宏观政策下个别企业会去选投入多少研发、什么时候拥抱新技术、投资多少在新技术上……而这样的因素叠加后，又会对国家会造成何种影响，也就是所谓的以技术引导的内生性增长经济模型。 瑞典皇家科学院则在获奖缘由中指出，罗默展示了知识是如何可以作为长期经济的驱动力的，以往的宏观经济研究强调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却没有对经济决策和市场条件如何决定新的技术进行建模， 罗默则解决了这个问题。 罗默常年在诺奖人们候选者榜单上陪跑，因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期间和世行工作人员屡屡传出“气场不合”事件，且还曾经被“得奖”（纽约大学在2016年闹出乌龙事件）的罗默在得知这次是真的获奖后，相当淡定。当膜拜者纷纷涌入他的博客，他在推特上写道，“运行我博客的小型云服务器无法负载了。如果你看到404，在几分钟后再试试吧。” [详情]

　　 相关新闻： 保罗-罗默：防止城市无序扩张必须提前规划 保罗-罗默：城市规划区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更好 保罗-罗默：要反思地产发展模式是否正确 保罗-罗默：工业化可能需要更多的监管 保罗·罗默建言中国城镇化：引入竞争机制 学霸+“官二代”，多次造访中国，平分684万奖金，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他们 顾志娟 朱玥怡 张思源 二人平分684万元奖金 诺德豪斯是耶鲁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气候变化经济学；罗默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还曾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以“内生增长理论”著名。诺德豪斯的获奖理由是“将气候变化纳入长期宏观经济分析”，罗默的获奖理由是“将技术创新纳入长期宏观经济分析”。 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组委会发布的新闻稿，威廉·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最基本、最紧迫的问题创造了解决之道，即我们如何创造长期、持续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威廉·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通过构建解释市场经济如何与自然和知识相互作用的模型，显著拓宽了经济分析的范围。 诺贝尔奖官网显示，奖金为900万瑞典克朗（约684万人民币），由两位获奖者平分。 关注气候变化与技术创新两大领域 在技术变革方面，罗默证明了知识如何作为经济增长的长期驱动力。此前的宏观经济研究曾强调，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没有对经济决策和市场状况如何决定新技术的创造进行建模。保罗·罗默通过分析经济力量如何控制企业产生新想法和创新的意愿，解决了这个问题。其解决方案于1990年发表，奠定了现在所谓的“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催生了大量关于鼓励新思想和长期繁荣的法规和政策的新研究。 在气候变化方面，诺德豪斯的研究涉及社会与自然的互动。诺德豪斯在20世纪70年代决定研究这个话题，因为科学家们越来越担心化石燃料的燃烧会导致气候变暖。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成为第一个创建综合评估模型的人，即描述经济和气候之间全球相互作用的定量模型。其模型综合了物理、化学和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证结果。其模型现在得到广泛推广，并被用来模拟经济和气候如何共同进化。它被用来检验气候政策干预的后果，例如碳税。 保罗·罗默 “乌龙得主”两年后成功获奖 多次造访中国 保罗·罗默（Paul M.Romer）于1955年出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是科罗拉多前任州长Roy Romer的儿子。 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永伟曾撰文写道，他的父亲是一名做过农民、经过商、搞过研究院的政治家。在七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的罗默自小就很淘气、叛逆，在中学表现很差。在申请大学时，只有一所大学——芝加哥大学录取了他。 罗默在1977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学士学位，并于1983年在该校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先后执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罗切斯特大学、斯坦佛大学和纽约大学。 他还曾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后于今年1月辞职，赴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 1997年，罗默被《时代杂志》选为当年美国最具影响力的25人之一。 2001年，罗默曾暂时离开教学生涯，将精力投入自己成立的初创公司Aplia——这家公司致力于开发面向高校学生的在线作业教具，后于2007年被Cengage Learning收购。 在业内，罗默被认为是内生增长理论的先驱。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罗默在2009年的一次TED演讲中提出了自己关于“特区（charter cities）”的构想，认为通过较优的秩序与机构，不够发达的国家与地区亦可走上一条与众不同且更佳的发展路径。罗默曾提出，自己所构想的“特区”形态最有趣的雏形是香港和深圳。 2016年，罗默曾因获奖乌龙而成为话题。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布前，他所任教的纽约大学挂出了“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奖新闻发布会”的网页，引发外界猜测罗默是否已被内定为获奖人。后来罗默并未在当年获奖，他曾于2016年10月6日在个人博客发布了一篇题为“诺贝尔骚动”（Nobel Noise）的博文，其中提到，近二十年来，每到十月，任职高校行政部门就会为了提前准备自己获得诺贝尔奖的各项工作而变得稍加兴奋。 据悉，保罗·罗默曾多次造访中国，2016年3月19日，保罗·罗默在北京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在论坛中，保罗·罗默表示，对于城市来说，最好一开始做好规划，如果没有做好规划的话，城市就会不断无序地扩张。 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经济系教授谢丹阳为保罗·罗默的学生，谢丹阳第一时间发文祝贺导师荣获诺奖。谢丹阳回忆自己初到美国时，英文听力勉强应付课堂内容，只有在罗默教授的数理经济学课堂中才觉得游刃有余。该课不设期中和期末考试，以一些列小测验代之。 “我在哪些方面需要强化，他看得很清楚，并要求我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谢丹阳说。 谢丹阳表示，在与保罗罗默的聊天中知道，“他原来是高干子弟，其父当时是科罗拉多州长，后来更成为民主党党魁。罗默教授一向很平实，绝想不到他又这样的家庭背景。”谢丹阳说。 威廉·诺德豪斯 曾提出将环境污染纳入GDP核算 威廉·诺德豪斯于1941年出生于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于1963年和1973年先后在耶鲁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 诺德豪斯撰写了20余本书籍，他也是经济领域经典教科书《经济学》（Economics）的共同作者之一——他与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Paul Samuelson（保罗·萨缪尔森）撰写了这部书的初版，目前该书已再版至第19版，并被翻译成超过17种语言。 此外，诺德豪斯亦撰写了数本关于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的书籍。他1994年出版的著作《管理全球共同体：气候经济学》（Managing the Global Commons：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获得过美国环境与资源经济学会颁布的奖项。 据纽约时报报道，在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的同一天，联合国气候变化小组发布了一份报告，警示气候变化将会带来的灾难后果并敦促各国政府更积极应对环境问题，这份报告正是基于诺德豪斯的研究，并对他的工作有所提及。 蚂蚁金服首席战略官陈龙告诉记者，诺德豪斯将气候变化纳入了宏观经济的研究体系。 诺德豪斯还因对GDP作为一种衡量国家收入指标的批判而知名。1972年，诺德豪斯和同事托宾提出了“净经济福利指标”（net economic welfare）。和传统GDP核算中“做加法”的逻辑不一样，净经济福利指标在“做加法”的同时，也“做减法”——其主要思路是，将环境污染列入考虑之中。国家制定出每一项污染的允许标准，超过污染标准的，列出改善所需经费，将这些改善经费从GDP中扣除。同时，净经济福利指标还涵盖了被忽略的家政活动、社会义务等经济活动。 编辑：陈莉 陈诗怡 马小龙[详情]

　　北京时间10月8日下午5：45，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揭晓了，为了表彰长期致力于全球气候变化经济领域研究的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 ）和创立了内生增长理论的保罗·罗默 Paul Romer，颁奖委员会认为他们解决我们时代最基本和最紧迫问题的方法：全球经济如何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和世界人口的福利政策困境。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的研究时常被认为高度数理化，充塞着模型与理论，不够接地气。这些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不少具有投资实战经验的经济学家，他们对于投资有什么具体建议呢？ 201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给了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他是芝加哥大学Booth商学院教授，也是行为金融学领域学说创始人。Thaler本人和Fuller于1993年合作成立了一家资产管理公司，名字叫Fuller & Thaler Asset Management，据称是美国首家行为金融基金公司。其投资策略非常明晰——Behavioral Edge（行为边界）。 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他为普通人投资提出了建议：“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容易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过度自信。大多数个人在买卖证券时，都有可能犯错。因为大多数职业投资人都无法超越他们既有的投资水平，为什么就有人认为非专业的个人就可以呢？” “不要受制于一些股票的历史价格。我总是告诉别人，如果你现在不打算买入的股票，你就该把它卖掉。股票价格下跌时，许多人不愿意出售它，因为他们不想承认自己犯了错。” 图一：Richard Thaler与听众合影 来源：Scott Olson / Getty Images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则表示，后悔是财务健康面临的最大情绪风险。 图二：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 Kahneman为此拓展了他的“后悔证明”投资策略。 他凭借与经济学家Amos Tversky （特韦尔斯基） 教授共同建立的有关行为经济学的“前景理论”，得到了这一经济学界的最高殊荣。他们提出了“厌恶损失”的概念——损失是比收益感觉更深刻的现实。 Kahneman和Tversky证明：人类不会通过仔细和合理地搜检可用信息来处理投资的不确定性。相反，真实的人使用一系列心理机制与情绪反应相结合来做出决定。 Kahneman扩展了这一想法并创建了一个“后悔最小化”策略，同时与Guggenheim Partners的“为高净值人群提供财务咨询”的团队合作。Kahneman认为，投资计划必须在收益最大化和避免后悔之间取得平衡。 投资行为选择需要建立在对投资者情绪的洞察之上。对于那些容易后悔的和那些不容易后悔的人来说，最佳的投资策略“真的不一样”，他说。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最好的投资策略是制定盈亏平衡点，并坚定的执行。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虽然可以通过对风险/收益概率的思考，但更难以想象它们实际发生时的感觉。 Kahneman的洞察力是预测“后悔的概率”，包括投资者可能会改变投资想法的概率”。 “我们试图想象各种场景，总的来说，糟糕的场景，”Kahneman解释说， “问题是，你认为你想在什么时候出手？那你想改变想法吗？“ Kahneman会让投资者思考他们准备失去多少财富--10%，20%，30%？这个想法是让人们想象它会是什么感觉，因此，他们可能会在那一刻倾向于做什么。大多数人——即使是非常富有的人——也不希望他们的大部分财产处于危险之中，并倾向于选择10%左右的稳健数字。 团队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根据每个投资者的“后悔倾向”设计两个投资组合，一个是有风险的，一个是更安全的。然后分别管理和跟踪这两个投资组合。这确立了两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并使投资者感到更安全，即使实际上他们都是同一投资组合的一部分。 通常，其中一个投资组合总是比市场做得好。这一事实意味着投资者不太可能会恐慌，或感到后悔，并且在出现问题时想要改变主意。 耶鲁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希勒Robert J． Shiller于2013年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的贡献在于表明金融市场可能并不总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有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为错误估算资产价值。 图三：Shiller因为成功预测了2005年美国房价泡沫而被称为“泡沫先生” Shiller的核心观点是，人们会犯错误——而且他们往往会一遍又一遍地犯同样的错误。 在人们犯错误的许多领域中，房地产市场出现频次最高。 传统观点认为，房地产是投资的好领域，因为房产的价值将不可避免地升值。Shiller最引人注目的观点是恰恰相反：历史上，在1890年到1990年之间，拥有房屋的实际回报率几乎并不更高。普遍认为住房是一项很好的投资，而Shiller却认为不是。 来源：唔哩热点[详情]

　　刚刚，201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今年获奖的两个人大家也许都听说过：一个保罗·M·罗默（Paul M Romer），他建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现在是经济学教科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模型；一个是威廉·D·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他和保罗·萨缪尔森合著的《经济学》，是我们很多高校本科经济学的教材。 而他们的获奖理由是：将气候变化和技术革新的因素融入了宏观经济学分析之中。 颁奖词表示，这两人设计了一系列方法来解决我们时代最基本和最紧迫的问题——如何创造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今年是经济学诺奖的第50周年，获奖的两人将共享9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4万元人民币）的奖金。 罗默：建立“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曾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 今年62岁的保罗·罗默于1955年出生。是美国经济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新增长理论的主要建立者之一，他被认为是经济增长方面的专家。 1977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学士学位，并于1983年在该校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1997年，被《时代杂志》选为当年美国最具影响力的25人之一。 2016年10月，保罗·罗默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一职，2018年1月辞职。 不少学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他，因为他在1986年和1990年建立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现在是经济学教科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模型。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经济学中最为古老的问题之一：在以收益递减和稀缺为特征的物质世界中是什么维持经济的增长？ 对此，罗默于1986年发表了著名的论文《收益递增和长期增长》，文章中提出了他的第一个内生增长模型，在经济增长的曲线上，除了传统的资本和劳动外，他创造性地加上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该模型假定完全竞争并采用全经济范围的收益递增和技术外部性来解释经济增长，使经济增长理论再度流行。他为此所设计的“罗默模型”成为新增长经济学的经典。，使得各国政府对研发投入、人力资本等领域予以更高的重视。 由于完全竞争的假设一方面限制了模型的解释力和实用性，另一方面，无法较好地描述技术商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的特殊属性，因此，像其他增长理论家一样，罗默开始在垄断竞争的假设下研究经济增长问题。 1990年，罗默在《内生技术进步》一文中又提出了他的四要素三部门模型。在该模型中，技术进步源于市场激励而致的有意识的投资行为，而经济增长则是技术进步的结果。 由于通过非竞争性而引入了非凹性，必然出现的是垄断竞争下的均衡。人力资本决定增长率，知识溢出效应的存在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不可缺少的条件。因而，该模型被认为是第二阶段内生增长理论的重要模型之一。 该模型的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 该模型有三个基本前提或假定： 第一，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核心；第二，大部分的技术进步源于市场激励而致的有意识的投资行为，即技术是内生的。第三，创新能使知识成为商品。 罗默特别强调知识商品的特殊性：使用上的非竞争性（nonrival）和占有上的部分排他性（partially excludable）。由此产生了两个重要结果： （1）使用上的非竞争性的商品可以无限地累积增长；（2）不完全的排他性和不完全的独占性使知识可以产生溢出（spillover）效应，经济具有长期的收益递增性。 该模型的经济含义和政策结论是： （1）增长率随着研究的人力资本的增加而增加，与劳动力规模以及生产中间产品的工艺无关。大力投资于教育和研究开发有利于经济增长，而直接支持投资的政策无效；（2）经济规模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人力资本的规模才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国家必须尽力扩大人力资本存量才能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经济落后国家人力资本低，研究投入的人力资本少，增长缓慢，经济将长期处于“低收入的陷阱”。（3）由于知识的溢出效应和专利的垄断性，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政府可通过向研究者、中间产品的购买者、最终产品的生产者提供补贴的政策以提高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 曾“下海”经商 后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 2001年，罗默曾“下海”经商，成立了Aplia公司，该公司提供了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甚至生物学等各个学科的在线辅导，包括预习、复习、在线测试等功能。 对于这个提供“非竞争”，但却部分“排他”的知识产品的公司，罗默本人看来十分上心。在很长时间内，他放下了自己手里的全部工作，专心当起了公司的总裁。按照这样的故事走向，罗默看来会发展成为一名优秀的企业家。但2007年，他把自己的公司卖给了Cengage Learning，结束了自己的企业家生涯。 随后罗默开始自己的“乌托邦”实验：建立“宪章城市”（Charter Cities）。即说服一些发展中国家拿出一些地区，建立“宪章城市”（Charter Cities），交给发达国家进行托管。据他自己在一次TED演讲中所言，这个疯狂的想法来自对香港的观察。他发现，香港这个城市由于复制了英国的一整套法规和经济制度，因此在很长时期内都得到了超乎寻常的发展。 为了验证自己的这个想法，罗默开始游说一些发展中国家来开展这个乌托邦式的实验。据说，洪都拉斯等一些国家曾对这一想法表达过兴趣，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设想至今为止并没有变成现实。 2016年7月，罗默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世行在声明中表示，罗默致力于发现创新途径来解决贫困和社会不平等问题，世行期待将罗默在这方面的努力进一步推广。 不过今年2018年1月，62岁的罗默辞去了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一职的职务，他认为政策制定者应该停止尝试微调商业周期，而是采取措施推广新技术，确保长期增长。他呼吁提供政府补助，以吸引更多的学生进入科学和工程领域。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计算机热潮期间，他的工作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一些支持者认为它可能成为政府大力支持技术创新的基础。 迟到2年的诺奖？ 罗默这次获奖，不少人表示这是迟到2年的获奖。话说2016年时，纽约大学的网站已经刊登其获奖的消息，然而这是个乌龙。然而他是这几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热门候选人。因此不少人说罗默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陪跑王，经济学届的村上春树。今天实至名归，终于不用再是“苦侯诺奖的大师”了。 评委会表示，在如何创造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问题上，罗默给出了技术变化的思路。 技术变化——罗默展示了知识怎样成为了经济增长的长期驱动力。如果每年经济能增长几个百分点，经过数十年累积，人们生活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的宏观经济学研究强调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未能建模分析出经济决策和市场条件是怎样决定了新技术的产生。保罗·罗默通过展现经济力量如何掌控了企业产生新想法和创新的意愿，解决了这个问题。 诺德豪斯：环境经济学的领军者 今年77岁的威廉·D·诺德豪斯出生于1941 年。 1967年于麻省理工获得博士学位。现任美国耶鲁大学斯特林经济学教授。 大家对诺德豪斯应该也不陌生。他是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经典教科书《经济学》最新版本的合作者。按照萨缪尔森的说法，他自己年事已高，但希望他的教科书可以常葆青春，因此他需要有一位优秀的合作者来帮助他继续修订这部巨著。经过仔细物色，萨老最终决定由诺德豪斯教授来充当这个光荣的角色。于是，诺德豪斯教授的大名，也就随着这部经济学巨着的引入，而被中国的读者所认识和熟悉。 诺德豪斯致力于环境和经济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表明了人类如何忽视不作为所带来的灾难性的高代价。 评委会表示，诺德豪斯解释市场经济如何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 气候变化——诺德豪斯的发现涉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越来越担忧化石燃料的燃烧会导致气候变暖，诺德豪斯在那时决定开始研究这个课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第一个创建了“综合评估模型”，这个定量模型描述了经济和气候在全球范围的相互作用。他的模型整合了来自物理学、化学和经济学的理论与经验结果。诺德豪斯的模型现在广泛传播，用于模拟经济和气候的共同演化方式。该模型还用于检验气候政策干预的结果，比如碳税。 其中，他对传统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做减法：提出了“净经济福利指标”（net economic welfare）的概念。 作为政府对国家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计量与诊断的一项重要指标，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是否进步的最重要的标准。但他认为，GDP中没有考虑对于环境的影响，因此在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同时，可能导致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严重恶化，这也是以GDP度量经济的缺陷之一。 1972年，诺德豪斯提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出了“净经济福利指标：其主要思路是，将环境污染列入考虑之中。国家制定出每一项污染的允许标准，超过污染标准的，列出改善所需经费，将这些改善经费从GDP中扣除。同时，净经济福利指标还加进去被忽略的家政活动、社会义务等经济活动。 评委会表示，今年的获奖者的贡献是方法论的，为我们提供了对技术创新和气候变化的原因和后果的基本见解。这两位没有提供确凿的答案，但他们的发现使我们更接近于回答我们如何实现持续和可持续的全球经济增长的问题。[详情]

　　当地时间10月8日，作为诺贝尔奖压轴出场的诺贝尔经济学大奖今日揭晓，美国经济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M． Romer），获得该项奖项，以表彰二人在创新、气候和经济增长方面研究的杰出贡献。 就在前几天，2018诺贝尔生物或医学奖花落日本免疫学家本庶佑和美国免疫学家詹姆斯艾利森，截至今年，日本21世纪已经有19人获得诺贝尔奖，日本曾经提出一个计划，要在50年获得30个诺贝尔奖，时间还没到五分之二，可是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了接近三分之二，日本几乎以每年一个诺贝尔奖的速度在朝着自己设定的目标前进，我们在恐惧日本科技迅速发展的同时不禁会问，我们究竟跟日本在科技上有多大差距。 日本历年诺贝尔奖获奖名单 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重大成就，经济的腾飞直接影响我们在每一个领域上的快速发展，其中最主要受影响的就是科技。而这40年来，我国科技水平也不断向前，重大科技项目，如探月工程，载人航天，超级计算机等技术已经到达世界领先水平，其他许多领域也已经赶超世界发达水平，但是飞速的发展情况下，诺奖就是不垂青我们众多科学家。 前几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物或医学奖，从这两次获奖情况中我们不难发现，诺奖比较青睐的，不仅仅是对人类发展及前沿科技作出重大突破的人，最重要的是，需要经过几十年的积累。不错，我国经济确实快速发展了40年，但是对于科学技术的积累，这40年是远远不够的，近百年的积累一点都不显得夸张。 我们还拿日本作为分析对象，日本获得诺贝尔奖项每年都在不断刷新着记录，这是日本在近些年来在科技上有所突破的体现，更是一种积累，日本在上世纪六七时年代经济的发展速度绝对跟如今的中国不相上下，经济的发展必然促进科技的腾飞，日本人经济腾飞后50年，也就是本世纪，诺奖呈现百花齐放的状态，这也是科技发展的必然规律，必须经过时间的积累才会绽放出美丽的鲜花。小编相信，再过几十年，中国的诺奖绝对不会少。 在网上不少人唱衰我国目前的教育问题，说应试教育下很难产生科技创新型人才。确实，现阶段的应试教育确实有它的弊端，但是这绝对不是我国科技前进的绊脚石，现阶段，比起教育形式问题，教育公平问题更为重要，不少人看到美国高等教育的先进，可是你曾看到美国教育高昂的学费。如果我国也是这种形式教育，那么，寒门真的再难出贵子了。 来源：皮皮虾教育[详情]

　　刚刚，威廉诺德豪斯（美国）、保罗·罗默（美国）被授予经济学领域做出贡献的最高荣誉——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获奖理由是他对行为经济学的贡献。 获奖人信息盘点 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美国最有影响的50名经济学家之一，全球研究气候变化经济学的顶级分析师之一．他是 耶鲁大学史特林经济学教授（Sterling professorship of Economics）。在 耶鲁大学， 史特林讲座（Sterling Chair）是教授职位中的最高荣誉讲座，仅有少数久负盛名的学者享有。在经济学系，只有 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 詹姆斯·托宾曾获此殊荣。他还是国家科学院院士和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诺德豪斯教授被经济学界评为“美国最有影响的50名经济学家之一”。他还被由 马克·布劳格1983年创刊的，最有权威性的《经济学名人录》所收录。 保罗·罗默（PaulM.Romer），生于1955年，美国经济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 罗默在1977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学士学位，并于1983年在该校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被《时代杂志》选为1997年美国最具影响力的25人之一。2015年3月受邀参加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2016年7月，保罗罗默被世界银行任命为该行新任首席经济学家。 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当今世界上经济科学研究领域的最高奖项。1969~2009年，全世界共有64位学者获此殊荣。尴尬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并非诺贝尔遗嘱中提到的五大奖励领域之一。此奖项存在的意义的是为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而设立的瑞典银行经济科学奖。该奖的首次颁发是在 1969 年，并且不是以人的名义，而是以瑞典中央银行 Sveriges Riksbank 的名义来命名的。 虽然诺贝尔基金会确实将该奖与其他诺贝尔奖一同列在其网站上，使用与诺贝尔奖得主相同的方式记录经济学奖获得者，甚至在宣传上还把该奖与其自身所拥有的奖项放在一起，但争议辈出。多名获奖人，皆曾经呼吁废除此奖。199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机构呼吁瑞典皇家科学院废除经济学奖，诺贝尔家族的成员早已公开反对过该奖，认为这是经济学者企图提升地位和声誉的手段。 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标准与其它奖项是相同的，获奖者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评选，不由诺贝尔基金会挑选。 近五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 从1968年设立至今，共颁出44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中22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个人独揽，17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两人同享，5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三人共分。近五年时间里，获奖人有： 2017年，理查德·塞勒（Richard H． Thaler） ，获奖理由是他对行为经济学的贡献。奖金金额为900万瑞典克朗，约合740万人民币。理查德·塞勒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与决策心理学。在行为金融学方面，塞勒研究人的有限理性行为对金融市场 的影响，并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 2016年，哈佛大学的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和麻省理工的本特·霍姆斯特罗姆（Holmstrm）。奥利弗·哈特1948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目前任职于美国哈佛大学。本特·霍姆斯特罗姆1949年出生于芬兰赫尔辛基，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目前任职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两人将均分800万瑞郎奖金。他们的获奖理由与契约理论有关，契约理论目标之一是要解释为什么合同有各种形式和设计。 2015年，出生在苏格兰爱丁堡的微观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荣获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根据诺贝尔奖官网显示，安格斯·迪顿获奖是因为他对消费、贫困和福利的出色分析。 2014年，让·梯若尔，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大师，当代“天才经济学家”， 经济学的天资高人，主要研究和教学领域： 公司财务、国际金融、企业理论、规制与激励、博弈论、宏观经济学。 2013年，尤金·法玛（Eugene F． Fama），全世界引用率最高的经济学家之一、金融经济学领域的思想家，其主要的研究领域已贯穿于经济学、商务学和金融学，法玛教授最主要的贡献是提出了著名的“有效市场假说”。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从1969年经济学奖第一次颁奖以来，一共颁出49次奖项，在79位获奖者中，迄今仅有一名女性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获奖；其中一半年份的奖项都是两名，甚至三名获奖者。 来源：AEIC学术交流资讯中心[详情]

　　 看到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名单，大概许多人都会说一句：“他们终于拿诺奖了。” 北京时间10月8日17：45分，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了今年的得奖者：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保罗·罗默（Paul M． Romer），表彰其在气候变化与技术创新领域的贡献。 诺贝尔奖官方发表推特称，两人提出的方法致力于解决现今最根本和最紧迫的问题：全球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和世界人民的福利。 一个是写教科书的人，一个是被写进教科书的人 全球气温上升是过去一个世纪以来有目共睹的重要现象。威廉·诺德豪斯的研究表明，经济活动是如何与基础化学和物理相互作用从而导致气候变化的。诺德豪斯首创了描述全球经济与气候相互作用的定量模型，这一模型如今被广泛用来研究气候政策干预，例如碳排放税的后果。他的研究表明，解决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的最有效办法是对全球所有国家统一征收碳排放税。 威廉·诺德豪斯 而保罗·罗默的研究解释了思想的积累如何维持长期经济增长。他阐述了经济力量令企业产生新想法和创新意愿的过程，其研究为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奠定了基础。这一理论在鼓励新思想和长期繁荣的法规政策方面催生出大量新研究，同时揭示了增长是如何由内部因素，而不是外部因素产生的。 相比普通读者前两天看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时的“不知道”“不了解”，回看这两位经济学奖得主的生平，你可能会发现——好像在哪儿见过他？ 诺德豪斯生于1941年，现为耶鲁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气候变化经济学，是环境经济学的大牛。对中国读者来说，诺德豪斯不是一张生面孔——他与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合作了萨缪尔森经典教科书《经济学》的最新版本。对于每一个想要学习、了解经济学的人来说，这本书都是入门级的必读书。这本书现在已经出到了第19版，被翻译成至少17种语言。 另一位获奖者保罗·罗默生于1955年，为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2016年，他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于2018年1月辞职。他于1977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数学本科学位，六年后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同样是芝加哥大学），他师从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罗默在到纽约大学工作之前，曾于斯坦福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 保罗·罗默 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早已被写进教科书，似乎任何一本高级宏观经济学的教材都无法绕开他。关于他的诺奖旅程，还有一个“乌龙事件”。2016年，纽约大学商学院在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前三天就挂出了“诺贝尔经济学获奖发布会”的网页。外界由此猜测是否该院教授保罗·罗默已成为获奖人。不过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201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奥利弗·哈特与本特·霍姆斯特罗姆。 两年过去，罗默终于拿到了奖。有网友戏谑称，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写教科书与被写进教科书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每到诺奖颁发的季节，网上就会有对于获奖者的许多猜测，保罗·罗默与威廉·诺德豪斯都是人们常提起来的名字，出现频率堪比村上春树之于诺贝尔文学奖。 如今，这两位都得奖了，村上春树……还远吗？ 诺贝尔经济学奖，到底是不是诺贝尔奖？ 不过严格来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实并非“诺贝尔奖”。 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由瑞典国家银行（Sveriges Riksbank）于1968年为纪念诺贝尔而出资增设，全名叫做“瑞典国家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于1969年首次颁出，今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50届。 从名字就可看出，这个奖不是“亲生的”。1896年，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遗嘱中设立了5个领域的奖项：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和和平，并不包含经济学奖。在诺奖官方网站对经济学奖的介绍中，也直白地写着“Not a Nobel Prize”。 但诺贝尔经济学奖仍由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与诺贝尔奖的其他奖项遵从相同的规则。奖金也和诺奖其他奖项一样，为9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4万元人民币），由瑞典国家银行出资。如果获奖人超过一位，奖金则由他们均分。 到目前为止，共有81位经济学家获得该奖。最年轻的得主是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约瑟夫·阿罗，1972年获奖时才51岁，他于2017年2月去世；最年长的得主是2007年获奖的里奥尼德·赫维茨，获奖时已经有90岁了。 在此还可以简单回顾一下过去几年的获奖者们—— 2017年，理查德·塞勒凭借行为经济学获奖，他将心理上的现实假设纳入到经济决策分析中，研究人的有限理性行为对金融市场的影响；2016年的奥利弗·哈特和本特·霍尔姆斯特伦关于现代契约论的新研究可指导人们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下签订最优合同；2009年的获奖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则是迄今唯一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 上周，来自日本的本庶佑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许多人感慨为何日本可以产出那么多诺奖得主。不过在经济学奖方面，其实是“美国包圆”：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名单中，来自美国的获奖者占了大多数，足足有56位之多。 “又是美国！”——这是你此刻心中的弹幕吗？ [详情]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0月8日电（记者和苗付一鸣）瑞典皇家科学院8日宣布，将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以表彰他们在可持续经济增长研究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 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戈兰·汉松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揭晓上述奖项归属。他说，今年经济学奖两名得主设计出一些方法来解决当前最基本和紧迫的问题，即如何实现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评审委员会的声明说，经济学的核心是处理稀缺资源，自然决定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而人类的知识决定了如何应对这些制约。今年的经济学奖得主通过构建解释市场经济与自然和知识相互作用的模型，扩展了经济分析的范围，“使我们更接近于回答如何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全球经济增长”。 声明还说，罗默的贡献在于“技术变革”，他的研究展示了知识如何成为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并奠定了现被称为“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解释了创意与其他商品不同，需要特定条件才能在市场中充分发挥作用。诺德豪斯的研究与“气候变化”密不可分，涉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他创建了描述全球经济与气候相互作用的定量模型，整合了物理学、化学和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结果。 诺德豪斯1941年生于美国阿尔伯克基，目前在耶鲁大学任经济学教授。罗默1955年生于美国丹佛，现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奖金为900万瑞典克朗（约合100万美元）。 在诺贝尔系列奖项中，经济学奖并非依照已故瑞典工业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设立，而是由瑞典国家银行1968年创立，奖金由瑞典国家银行支出。今年是该奖颁发50周年。[详情]

　　 201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北京时间今晚揭晓，两位美国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保罗·罗默（Paul M． Romer）因“将技术创新和气候变化引入长期宏观经济模型分析框架所作出的贡献”而获奖。 从研究领域来看，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延续了强调理论实际应用的风格，其颁奖词这样写道：“诺德豪斯和罗默均设计了新的研究方法以解决我们时代最基础、最紧迫的问题，探究如何创造长期持续而稳定的经济增长。” 两位共通之处：“入世” 记者采访的数位沪上经济学者对两位获奖人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威廉·诺德豪斯是曾经的总统经济顾问班子成员，保罗·罗默是原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两位获奖的教授都在积极利用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他们的共通之处就是“入世”。这似乎也反映出诺奖的“用心良苦”——为当下全球经济走出困境寻求一剂良药。 “威廉·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可谓是众望所归，他们曾多次被认为有机会获奖。”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朱宁与两位获奖教授都有一面之缘，他表示，“两位教授对发展经济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过去一二十年发展速度相对放缓，但对当下的全球经济运行却具有重要意义。” 威廉·诺德豪斯现任耶鲁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气候变化经济学，被经济学界评为“美国最有影响的50名经济学家之一”。而现年62岁的保罗·罗默目前担任纽约大学教授，是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创建者之一，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对人力资本、创新和知识的投资。 不能忽视的气候变化 “很多人知道诺德豪斯这个名字，很可能是因为保罗·萨缪尔森曾经在《经济学》再版50周年时，找他作为合作者。而这本书一直被誉为世界上最为实用和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对社会公众产生了很大影响，”朱宁告诉记者，诺德豪斯的主要贡献其实发生在一个原本相对冷门、如今却相当热门的经济学分支领域——气候变化经济学，“他的研究强调气候变化对长期经济发展的影响，包括人的经济发展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自然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反馈。” 经济学家以往研究经济增长往往都忽视环境与资源要素，而诺德豪斯开创性地构建出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尝试着整合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把二氧化碳的排放纳入长期的经济分析，迅速成为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气候变化的主流工具。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诗一的研究领域正是环境经济学和气候变化经济学。在他看来，诺德豪斯是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开拓者，对整个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而眼下应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重要议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诺德豪斯的获奖就更具有现实意义了。” 持续增长离不开技术创新 经济增长的动力究竟何在？这大概是经济学家的终极一问。 经过了数年的思考，罗默引入了“规模报酬递增”的概念来对持续的增长进行解释。在传统的经济学中，投入要素的规模报酬通常被假定为是递减的。无论是资本，还是或劳动力，都是投入越多，在边际上的产出就会越低。然而，“知识”这个要素却并不相同。从经济学角度看，知识是一种公共品，一个人使用知识，并不妨碍别人使用知识，同时每个人也无权排除他人使用和自己一样的知识。当这种要素被作为投入品用于生产时，它就会产生强大的正外部性，从而导致规模报酬递增的出现。一旦有了规模报酬递增，持续的增长也就成为了可能。因此，罗默提出，从政策角度看，需要政府对科研、教育增加投入，从而保证有足够的知识被生产出来。 在经济增长的曲线上，除了传统的资本和劳动力外，罗默创造性地加上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使经济增长理论再度流行。他为此所设计的“罗默模型”成为新增长经济学的经典。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曾公开表示，保罗·罗默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一代的经济学家，包括他自己，都有很深的影响。尽管今天在全球经济界，人力资本、创新创意、制度设计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已经深入人心，但在二十多年前，罗默将强调这些要素的作用，并首次加以数理模型的证明，是具有颠覆性的。 来源：文汇报 作者：唐玮婕[详情]

　　 北京时间10月8日晚，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耶鲁大学以全球暖化为研究主题的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M． Romer），获奖理由是创新、气候和经济增长的研究。奖金金额为9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4万元人民币，今年是经济学诺奖的第50周年。 诺德豪斯 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为耶鲁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气候变化经济学，表明了人类如何忽视不作为所带来的灾难性的高代价。 人物简介 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出生于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开克，本科毕业于耶鲁大学，1967年在麻省理工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保罗·萨谬尔逊和罗伯特·索罗。从1967年起，他一直在耶鲁大学任教，并在1973年被聘为终身教授。现任耶鲁大学惠特尼·格里斯伍尔德经济学教授和考尔斯经济学研究基金会理事。诺德豪斯教授在耶鲁大学主讲经济学原理课程。诺德豪斯是美国最有影响的50名经济学家之一，全球研究气候变化经济学的顶级分析师之一。 学术贡献 诺德豪斯的经济学研究范围很广，包括环境、价格、能 源、技术变革、经济增长、利润和生产率的增长趋势。主要研究领域：增长经济学、工资与价格、生态管理经济学、转型经济学。 诺德豪斯教授在许多研究领域的专业期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他的研究集中在经济增长的约束程度等领域。是全球研究气候变化经济学的顶级分析师之一。他极力主张从排放许可制度转向征收碳排放税。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发展了研究全球变暖的经济学方法，包括整合的经济和科学模型的构建（DICE 和RICE模型），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有效途径。 诺德豪斯教授还研究了工资和价格行为、扩大的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政治商业周刊、生产力、管制的成本与收益以及“新经济”。他对转型经济也有研究。他对中国、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经济改革报有浓厚兴趣。 学术观点 1972年，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James Tobin）提出净经济福利指标（Net Economic Welfare）。他们主张应该把都市中的污染等经济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成本从GDP中扣除；同时，加上一直被忽略的家政活动、社会义务等经济活动。按此计 算，美国从1940年到1968年，每年净经济福利所得，几乎只有GDP的一半。1968年以后，二者差距越来越大，每年净经济福利所得不及GDP的一 半。 学术著作 《创新、增长与福利：增长过时了吗？》 《能源的有效利用》 《改革联邦政府管制》 《均衡问题：全球变暖的政策选择》 以及与萨缪尔森合著的经典教科书《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2012年已出版到第19版）。这3本经济学基础课程已被译成多种语言，包括几个中文版本。 保罗·罗默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的主要贡献则是其著名的“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ies）。 人物简介 美国经济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新增长理论的主要建立者之一，他被认为是经济增长方面的专家。 保罗·罗默在1977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学士学位，并于1983年在该校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在芝加哥大学本科所学的专业是数学和物理，由于想转到法学院，在大学四年级学习了他的第一门经济学课程。授课教师萨姆·佩尔兹曼（Sam Peltzman）对经济学的精彩讲授深深吸引了他。在佩尔兹曼的影响和鼓励下，罗默放弃了学习法律的念头，转而走上了经济学的求索之道。大学毕业后，他转到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在那时开始了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1982年转回到芝加哥大学，1983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先后担任罗切斯特大学助理教授、芝加哥大学教授和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教授，现任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他被《时代杂志》选为1997年美国最具影响力的25人之一。2016年10月，保罗·罗默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一职，2018年1月辞职。 关于罗默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016年还曾闹了一出乌龙。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之前，纽约大学商学院在奖项揭晓的前三天，就挂出了“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奖新闻发布会”的网页。这让外界猜测，是否该院教授、内生增长理论先驱保罗·罗默（Paul Romer）已经被内定为获奖人了。尽管这个网页很快被撤下，但却让罗默成功吸引了人们注意。 学术贡献 罗默在1986年建立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把知识完整纳入到经济和技术体系之内，使其做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罗默提出了四要素增长理论，即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资本和劳动（非技术劳动）外，又加上了人力资本（以受教育的年限衡量）和新思想（用专利来衡量，强调创新）。 新增长理论的主要建立者是罗默（1986）和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1988），探讨了纠正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局限性的一些可能途径，用内生的技术来解释经济的增长。该理论的主要思想最早体现在罗默1983年的博士论文中，发表在1986年的《政治经济学期刊》（The Journal of PoliticalEconomy）上，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探讨了纠正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局限性的一些可能途径的论文，重新激起了经济学界对经济增长理论兴趣。 1992年罗默在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年会上进一步把上述思想运用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的研究中，并认为：能否提供和使用更多的创意或知识品，将直接关系到一国或地区经济能否保持长期增长。例如，毛里求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实施了开放政策，吸引了香港的企业家把新思想和知识品运用到那里，从而带动了该国经济发展，摆脱了赤贫状况。 2015年3月受邀参加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 2016年7月18日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宣布，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将接替考希克·巴苏担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这个任命于9月开始生效。 知识溢出模型 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在引起广泛关注并重新焕发人们对增长问题兴趣的经典论文（1986）中，罗默以阿罗（1962）的“干中学”概念为基础上，提出了以知识生产和知识溢出为基础的知识溢出模型。罗默假定代表性厂商的产出是该厂商的知识水平 、其它有形投入（例如物质资本和原始劳动等）和总知识存量K的函数。对于个别厂商的自身投入 和而言，该生产函数表现出不变规模收益、满足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假定。然而，如果将K考虑在内，则这一生产函数对于代表性厂商和整个经济具有不同的含义：代表性厂商将总知识水平 K视为给定的变量，因此生产函数表现为不变规模收益；但对整个经济（假定它由N个同质的厂商组成）而言，由于对于任何常数有，因此生产函数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在这里，总知识水平K成为外部性的来源。此外，罗默（1986）还假定k的增长率取决于k水平和投资数额（产出中没有用于消费的部 分）。这样，罗默模型实际上同“干中学”模型一样，通过知识积累的“副产品”性质和知识存量的外部性得到了内生增长。 保罗·罗默1990年的经济增长模型把公共知识和企业拥有的专门知识看作内生变量。“20世纪以来基础科学知识和应用技术知识交互作用的创新模式使我们很难把二者从经济意义上截然分开？工业化过程不可避免地使科学越来越成为一种依赖于技术的内生活动”。在这样一个现实中，公共知识的含义自然就包括了基础科学知识在内，大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成果也自然包括在罗默所指的公共知识之内，成为内生经济变量。 内生增长理论 内生增长理论大致有两种模型，第一种是建立在阿罗的干中学模型基础上的模型，包括罗默的知识外溢（1986）和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1988）等；第二种是将R&D、不完全竞争整合进增长框架的技术进步模型，包括罗默（1987，1990）、阿洪和霍伊特（1992）以及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1991）。第二种模型明显受到熊彼特创新思想的影响，这类模型往往被称为新增长理论中的新熊彼特主义的复兴，特别是阿洪和霍伊特、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被视为新熊彼特主义的代表人。 学术著作 保罗·罗默（1986）的《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发表在1986年的《政治经济学期刊》（The Journal of PoliticalEconomy） “Growth Cycles，” with George Evans and Seppo Honkapojh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June 1998） “Science，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 （in B． Smith and C． Barfield， eds．， Technology， R&D， and the Economy， Brookings Institution and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1996）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October 1990）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 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October 1986）． 诺贝尔经济学奖简介 诺贝尔经济学奖，正式名称为“瑞典国家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 （瑞典语：Sveriges riksbanks pris i ekonomisk vetenskap till Alfred Nobels minne），由瑞典皇家科学院于1969年首次颁发。作为每年诺奖的压轴奖项，经济学奖原本并不属于诺贝尔遗嘱中的五项领域之一，而是由瑞典中央银行于1968年为纪念诺贝尔而增设。 自从1969年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共颁奖50次，其中25次是单独获奖，19次双人获奖，6次是三人共分诺奖。80余名获奖者中，只有1名女性，她的名字是Elinor Ostrom，2009年获奖。 迄今已经有81位杰出经济学家获此殊荣。研究宏观经济学领域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最多，共有九位。 截止目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平均年龄67岁，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是肯尼斯-J-奥沃罗（Kenneth J． Arrow），他于1972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年51岁。而最年长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是里奥尼德-霍洛沃兹（Leonid Hurwicz）， 2007年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已经九十高龄，他也是所有诺贝尔奖获奖者中最年长的。 1969年至今最全获奖名单 1 1969 拉格纳·弗里希（RAGNAR FRISCH）/挪威人 （1895-1973） 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荷兰人 （1903-1994） 他们发展了动态模型来分析经济进程。前者是经济计量学的奠基人，后者经济计量学模式建造者之父。 2 1970 保罗·安·萨谬尔森（PAUL A SAMUELSON ）/美国人 （1915- ） 发展了数理和动态经济理论，将经济科学提高到新的水平。他的研究涉及经济学的全部领域。 3 1971 西蒙·库兹列茨（SIMON KUZNETS ）/美国人 （1901-1985） 在研究人口发展趋势及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4 1972 约翰·希克斯（JOHN R． HICKS）/英国人 （1904-1989） 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 ARROW）/美国人 （1921- ） 他们深入研究了经济均衡理论和福利理论。 5 1973 华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苏联人 （1916- ） 发展了投入产出方法，该方法在许多重要的经济问题中得到运用。 6 1974 弗·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澳大利亚人 （1899-1982） 纲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瑞典人 （1898-1987） 深入研究了货币理论和经济波动，并深入分析了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的互相依赖。 7 1975 列奥尼德·康托罗为奇（LEONID VITALIYEVICH KANTOROVICH）/苏联人 （1912-1986） 佳林·库普曼斯（TJALLING C． KOOPMANS）/美国人 （1910-1985） 前者在1939年创立了享誉全球的线形规划要点，后者将数理统计学成功运用于经济计量学。他们对资源最优分配理论做出了贡献。 8 1976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美国人 （1912- ） 创立了货币主义理论，提出了永久性收入假说。 9 1977 戈特哈德·贝蒂·俄林（BERTIL OHLIN）/瑞典人 （1899-1979） 詹姆斯·爱德华·米德（JAMES E MEADE）/英国人 （1907- ） 对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资本流动作了开创性研究。 10 1978 赫泊特·亚·西蒙（HERBERT A． SIMON）/美国人 （1916- ） 对于经济组织内的决策程序进行了研究，这一有关决策程序的基本理论被公认为关于公司企业实际决策的创见解。 11 1979 威廉·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美国人 （1915-1991） 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 ）/美国人 （1902- ） 在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研究，深入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中应特别考虑的问题。 12 1980 劳伦斯·罗·克莱因（LAWRENCE R． KLEIN）/美国人 （1920- ） 以经济学说为基础，根据现实经济中实有数据所作的经验性估计，建立起经济体制的数学模型。 13 1981 詹姆士·托宾（JAMES TOBIN）/美国人 （1918- ） 阐述和发展了的系列理论及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宏观模型。在及相关的支出决定、就业、产品和价格等方面的分析做出了重要贡献。 14 1982 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美国人/ （1911-1991） 在工业结构、市场的作用和公共经济法规的作用与影响方面，做出了创造性重大贡献。 15 1983 罗拉尔·德布鲁（GERARD DEBREU）/美国人 （1921- ） 概括了帕累拖最优理论，创立了相关商品的经济与社会均衡的存在定理。 16 1984 理查德·约翰·斯通（RICHARD STONE）/英国人 （1913-1991） 国民经济统计之父，在国民帐户体系的发展中做出了奠基性贡献，极大地改进了经济实践分析的基础。 17 1985 弗兰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意大利（1918- ） 第一个提出储蓄的生命周期假设。这一假设在研究家庭和企业储蓄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18 1986 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 JR）/美国人 （1919- ） 将政治决策的分析同经济理论结合起来，使经济分析扩大和应用到社会—政治法规的选择。 19 1987 罗伯特·索洛（ROBERT M． SOLOW）/美国人 （1924- ） 对增长理论做出贡献。提出长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而不是依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 20 1988 莫里斯·阿莱斯（MAURICE ALLAIS）/法国人（1911- ） 他在市场理论及资源有效利用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对一般均衡理论重新做了系统阐述 21 1989 特里夫·哈维默（TRYGVE HAAVELMO）/挪威人 （1911- ） 建立了现代经济计量学的基础性指导原则。 22 1990 默顿·米勒（MERTON M． MILLER）/美国人 （1923-2000） 哈里·马科维茨（HARRY M． MARKOWITZ）/美国人 （1927- ） 威廉·夏普（WILLIAM F． SHARPE）/美国人 （1934- ） 他们在金融经济学方面做出了开创性工作。 23 1991 罗纳德·科斯（RONALD H.COASE）/英国人（1910- ） 揭示并澄清了经济制度结构和函数中交易费用和产权的重要性。 24 1992 加里·贝克（GARY S． BECKER）/美国人 （1930- ） 将微观经济理论扩展到对人类相互行为的分析，包括市场行为。 25 1993 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美国人 （1920- ） 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 FOGEL）/美国人 （1926- ） 前者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后者用经济史的新理论及数理工具重新诠释了过去的经济发展过程。 26 1994 约翰·纳什（JOHN F.NASH）/美国人 （1928-2015 ） 约翰·海萨尼（JOHN C． HARSANYI）/美国人 （1920-2000 ） 莱因哈德·泽尔腾（REINHARD SELTEN）/德国人（ 1930- ） 这三位数学家在非合作博弈的均衡分析理论方面做出了开创性德贡献，对博弈论和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27 1995 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美国人 （1937- ） 倡导和发展了理性预期与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运用理论，深化了人们对经济政策的理解，并对经济周期理论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28 1996 詹姆斯·莫里斯（JAMES A． MIRRLEES）/英国人（1936- ） 威廉·维克瑞（WILLIAM VICKREY）/美国人 （1914-1996） 前者在信息经济学理论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经济激励理论。 后者在信息经济学、激励理论、博弈论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29 1997 罗伯特·默顿（ROBERT C． MERTON）/美国人 （1944- ） 迈伦·斯科尔斯（MYRON S． SCHOLES）/美国人（1941- ） 前者对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所依赖的假设条件做了进一步减弱，在许多方面对其做了推广。后者给出了著名的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公式，该法则已成为金融机构涉及金融新产品的思想方法。 30 1998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 ）/印度人（1933- ） 对福利经济学几个重大问题做出了贡献，包括社会选择理论、对福利和贫穷标准的定义、对匮乏的研究等。 31 1999 罗伯特·蒙德尔（ROBERT A． MUNDELL）加拿大人 （1923- ） 他对不同体制下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及最适宜的货币流通区域所做的分析使他获得这一殊荣。 32 2000 詹姆斯-J-赫克曼（James Heckman ） 美国人 （1944-） 丹尼尔-L-麦克法登（Daniel McFadden ） 美国人 （1937年-） 他们发展了广泛应用在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中对个人和住户的行为进行统计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尤其是，对赫克曼奖励他对分析选择性样本的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对麦克法登奖励他对分析离散抉择的理论和方法的发展。 33 2001 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 A.Akerlof） 美国人 （1940-） 迈克尔·斯彭斯（A.Michael Spence） 美国人 （1948-）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ze） 美国人 （1943-） 他们由于在“对充满不对称信息市场进行分析”领域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而分享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34 2002 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美国人 弗农·史密斯（Vernon L． Smith）美国人 瑞典皇家科学院把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学者丹尼尔·卡尼曼和弗农·史密斯，以表彰他们在心理和实验经济学研究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工作。 35 2003 罗伯特·恩格尔（Robert Engle） 美国人 克莱夫·格兰杰（Clive Granger） 英国人 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恩格尔和英国经济学家克莱夫·格兰杰，以表彰他们在经济学时间数列分析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36 2004 芬恩．基德兰德（Finn E． Kydland） 挪威人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C． Prescott） 美国人 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挪威经济学家芬恩。基德兰德（Finn E． Kydland）和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C． Prescott），以表彰他们在动态宏观经济学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 37 2005 罗伯特·奥曼/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的经济学家 托马斯·谢林/美国经济学家 瑞典皇家科学院说，两位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因为“他们通过对博弈论的分析加深了我们对冲突与合作的理解”。 38 2006年 埃德蒙-菲尔普斯（EdmundS.Phelps）/美国人 政策中跨时贸易。 39 2007年 赫维茨/美国人 马斯金/美国人 罗杰·B．迈尔森/美国人 为机制设计理论奠定基础。 40 2008年 保罗·克鲁格曼（美国）/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对经济活动的贸易模式和区域的分析。 41 2009年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美国）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奥利弗·威廉姆森/（美国）美国加州大学 经济治理，尤其是对普通民众作出的贡献和经济治理分析，尤其是企业边际领域方面的贡献。 42 2010年 彼得·戴蒙德/（美国）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 戴尔·莫滕森/（美国）丹麦奥胡斯大学，美国西北大学 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塞浦路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在“市场搜寻理论”中具有卓越贡献。 43 2011年 托马斯·萨金特/（美国）美国纽约大学 克里斯托弗·西姆斯/（美国）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在宏观经济学中对成因及其影响的实证研究。 44 2012年 埃尔文·罗斯/（美国）美国哈佛大学，美国哈佛商学院 罗伊德·沙普利 /（美国）美国加州大学 创建“稳定分配”的理论，并进行“市场设计”的实践。 45 2013年 尤金·法玛 /芝加哥大学 拉尔斯·彼得·汉森/芝加哥大学 罗波特·希勒 /耶鲁大学 对资产价格的实证分析。 46 2014年 让-梯若尔（Jean Tirole） 获奖原因“for his analysis of market power and regulation”，市场力量和调控。 47 2015年 迪顿（Angus Deaton） 获奖原因”“for his analysis of consumption， poverty， and welfare”，消费、贫穷、福利方面的经济理论贡献，也是社会管理大难题。 48 2016年 本特·霍姆斯特罗姆（BengtHolmstrom） 奥利弗·哈特/哈佛大学 （OliverSimonDArcyHart），，获奖原因““for their contributions to contract theory”；也就是契约理论，是近30年迅速发展的经济学分支，对公司治理很有意义。 49 2017年 理查德·塞勒/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大学 行为经济学研究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评价称，塞勒使经济学“更人性化”。“整体而言，理查德·塞勒所作贡献在经济学与个体决策的心理学分析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 （本文来源： 社科学术圈） [详情]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2018年10月8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公布仪式稍微延迟了一些。 新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Paul M． Romer）在当天早上忽略了两个电话，他以为那是垃圾电话。 而事实上，在正式宣布获奖名单前，诺贝尔奖的评委惯例上会给获奖者打个电话……事情的发展正如之前有人分析的那样，“如果奖项被颁给美国学者，那么可能因为美国时间过早，而出现一些‘联系上的问题’”。 保罗·罗默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与他同获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还有耶鲁大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他们获奖的理由是在创新、气候和经济增长研究方面作出贡献。 ▲图片来源：诺贝尔奖官方网站 诺贝尔奖将于12月10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颁发，获奖者除了证书与奖牌，还将获得900万克朗（约100万美元）的支票。 1 他们有何贡献？ 此前就有人预测称，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将归于研究气候与经济发展方面的专家学者。 威廉·诺德豪斯出生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是耶鲁大学经济学的斯特林教席（耶鲁大学特有的教授席位，只用于奖励在某个领域最杰出的在职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气候变化经济学，该研究领域重在阐明人类因忽视不作为所带来的灾难性高代价，他的气候经济动态综合模型显示了采取措施减缓温室效应的成本和收益。 保罗·罗默则被认为是经济增长方面的专家。他在1977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学士学位，并于1983年在该校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先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罗切斯特大学、斯坦福大学和纽约大学执教。这位话题性的学者还创办过自己的公司，并担任过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曾被《时代杂志》选为1997年美国最具影响力的25人之一。 总而言之，威廉·诺德豪斯被认为是现代环境经济学的创始人，而保罗·罗默则创立了经济增长的现代创新研究方法。而官方的说法是，他们“通过构建解释市场经济如何与自然和知识相互作用的模型，大大扩展了经济分析的范围”。 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保罗·罗默向人们展示了知识如何成为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以往的宏观经济研究强调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没有模拟经济决策和市场条件如何决定技术的创新，而罗默解决了上述问题，证明了经济力量如何驱使公司产生新想法和创新意愿。 罗默可以说奠定了当代“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该理论解释了创新需要特定条件才能在市场中茁壮成长，催生了大量对鼓励新思想和长期繁荣的法规政策的研究。 而诺德豪斯的研究成果涉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由于科学界越来越担心化石燃料的燃烧导致气候变暖，诺德豪斯在20世纪70年代决定研究这一领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成为了第一个创建综合评估模型，以描述全球范围内经济与气候间相互作用的人。 诺德豪斯的模型整合了物理学、化学和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证结果，现已广泛传播，用于衡量气候政策干预的后果，例如碳税。 威廉·诺德豪斯的与保罗·罗默的研究成果看似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但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认为，两位宏观经济学家的研究在事实上拥有共同点。 评委会委员Per Krusell认为，两位学者研究的实属同一议程，即“长期的、全球性的”问题，他们“对经济政策和市场失灵有着相似的看法，尽管从表面看起来可能会有所不同”。 2 经济学奖的“社会化” 值得注意的是，对气候领域的研究已成为前沿经济学家目前的重点关注方向。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国际著名经济学家拉尔斯·彼得·汉森（Lars Peter Hansen）在此前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提及自己一直以来的研究方向是量化模型，并应对经济环境中的不确定性，而另一个研究方向是针对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他表示，“我们希望建立一个更好的框架，来评估碳排放的社会成本。我们不会很快得到准确的答案，但我们希望提供有效的定量方法”。 如今，这一研究方向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的肯定。 与其他诺贝尔奖项一样，诺贝尔经济学奖“神秘”的提名和审议制度持续了50年，很难提前预知委员会每年的“口味”。 那么，通过近几届获奖者的研究领域，是不是可以找到如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中更为看重的方向呢？ 有人认为，目前瑞典皇家科学院更有意于奖励研究个人行为机制、而非宏观经济理论的学者。 2017年，芝加哥大学教授、行为金融学奠基者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就因对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的研究贡献摘得殊荣。 “近年来，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经济学家获得同样多的关注，趋势呈现多样化，获奖的研究领域更加广泛。”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经济学家Gabriel Soderberg表示。 Soderberg在此前就预测到威廉·诺德豪斯将获得今年的奖项。他认为，诺贝尔奖的核心是科学、和平与文学奖，“经济学奖不是正式的诺贝尔奖”，而这种本质可能使评委会更加关注公众舆论，也就是为什么“社会问题反映在经济学奖项中”。 3 50年风云 事实上，Soderberg说“经济学奖不是正式的诺贝尔奖”，也有一定的依据。 今年已经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的50周年了，而诺贝尔经济学奖与诺贝尔奖的关系还在饱受争议。 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在该行300周年庆典上，为纪念诺贝尔而设立了一个奖项。 这一奖项通常被称为“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也遭到许多人反对，因为它并不属于诺贝尔遗嘱中所提到的5大奖励领域，其实际上的全称为“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 但是，该经济学奖仍被广泛认为是经济学的最高奖项，评奖机构也是瑞典皇家科学院，并与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等在同一典礼上颁发。因此，一般认为该奖项与其他诺贝尔奖地位相同。 纵观诺贝尔经济学奖的50年（1969-2018）历史，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 性别：共有81位获奖者，其中仅有1位女性。 年龄：获奖者平均年龄为67岁，远高于物理学奖的55岁和化学奖的59岁。 国籍：拥有美国国籍的学者达55名，占据绝对优势。 机构：28位获奖者来自芝加哥大学，超过其他任何机构。 领域：9届获奖者的研究领域包含宏观经济学，比其他任何领域都多。 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家人也不容小觑。1969年，66岁的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1903-1994，出生于荷兰海牙）获得了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4年后，简的弟弟尼可拉斯·丁伯根（Nikolaas Tinbergen，1907-1988）又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974年，贾纳尔·马尔德尔（Gunnar Myrdal）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1982年，他的妻子阿尔瓦·马尔德尔（Alva Myrdal）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曾颁发给一些“非经济学家”。自从1994年被授予约翰·福布斯·纳什后，诺贝尔经济学奖被重新定位为“社会科学奖”，奖励对象涉及政治学家、心理学家与社会学家等。1974年的获奖者哈耶克是一名政治学博士，他也是首位获奖的“非经济学家”；2002年的获奖者丹尼尔·卡内曼是一名心理学家，从未接受过任何正规经济学课程；2009年的获奖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是一名政治学家。 4 文学奖明年再发 经济学奖的公布为2018年的诺贝尔奖颁奖季画下了句点。到目前为止，瑞典皇家科学院已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以及和平奖公布完毕。 当地时间10月1日，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授予两位免疫学家——美国的詹姆斯·艾利森（James P． Allison）与日本的庶佑（Tasuku Honjo），以表彰他们“发现负性免疫调节治疗癌症的疗法方面的贡献”。 10月2日，20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被授予美国科学家阿瑟·阿什金（Arthur Ashkin）、法国科学家热拉尔·穆鲁（Gerard Mourou）与加拿大科学家唐娜·斯特里克兰（Donna Strickland），以表彰他们“在激光物理领域的突破性发明”。斯特里克兰成为了第三位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女性，亦是55年来的第一人。 10月3日，2018年诺贝尔化学奖被授予美国的弗朗西丝·阿诺德（Frances H． Arnoid）、美国的乔治·史密斯（George P． Smith）和英国的格雷戈里·温特（Sir Gregory P． Winter），其中弗朗西丝·阿诺德因研究酶的定向进化而取得一半奖金；乔治·史密斯和格雷戈里·温特因研究缩氨酸和抗体的噬菌体展示技术而共享另一半奖金。 10月5日，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刚果医生穆克维格（Denis Mukwege）和伊拉克雅兹迪族少女穆拉德（Nadia Murad），以表彰他们为提升对“战争中的性暴力罪行”的关注度和打击力度做出的重要贡献。根据诺贝尔遗嘱，诺贝尔和平奖不与其他奖项一同在瑞典颁发，而是在挪威首都奥斯陆颁发。 而201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早在5月8日就已确定暂停颁发，并预计在2019年补发，这是该奖项自1943年以来首次缺席。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被取消的原因在于负责颁发该奖项的瑞典学院自2017年11月起持续发酵的性侵丑闻：法国裔瑞典摄影师让-克洛德·阿尔诺作为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弗洛斯坦森的丈夫，因涉嫌在2011年强奸而受审。而在阿尔诺的性侵丑闻爆发后，瑞典文学院对事件的处理方式导致内部出现严重分裂，多个院士愤而辞职，并最终导致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工作无法正常进行。 [详情]

　　聚焦诺奖：一图看懂今年诺奖经济学奖得主为何是他俩  [详情]

　　作为诺贝尔奖中的“小老弟”——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于1968年，1969年首次颁发，比其他奖项的设立和颁发足足晚了半个多世纪。10月8日晚间，2018年诺贝尔奖最终颁给了威廉•诺德豪斯、保罗•罗默这2名美国经济学家。至此，自2007年到2018年这11年时间，美国经济学家已经拿了10次诺贝尔经济学奖。诺奖评委佩尔·克鲁塞罗（Per Krusell）在颁奖仪式上强调，这两位学者研究的其实是同一个事情，即放眼全球长远未来的问题。 编辑 | 张弩[详情]

　　专访|环境经济学者谈诺奖冷门：气候变化经济学为何能获奖 2018年10月8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其中一半奖金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以表彰诺德豪斯将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相结合。气候变化经济学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算冷门吗？气候变化经济学是什么？为什么本届诺奖颁发给威廉·诺德豪斯？带着这些问题，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专访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教授。 李志青于2009至2010在耶鲁大学经济学院和环境学院做访问学者时接触过诺德豪斯教授。访问期间，他完整地学习了诺德豪斯教授开设的课程“能源与气候变化经济学”，回国后，李志青在复旦经济学院开设了相同名称的课程，其中大部分的授课框架取自于诺德豪斯教授，因此在课上会比较多地介绍诺德豪斯教授的学术论文。 作为环境经济学领域的学者，李志青介绍，诺贝尔经济学奖花落环境经济学算是冷门事件，“他的得奖可以说是即在预料之内，同时也在预料之外”。他解释道，主要原因是环境经济学研究更多侧重应用领域，在理论上没有太多的创新。 威廉·诺德豪斯是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重量级教授之一。他早年与Paul.Samulson（萨缪尔森）教授合著《经济学》而成名于世。他更有影响力的研究领域是资源环境经济学，包括能源经济系、环境经济学、气候变化经济学等方向。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他就开始从能源、环境角度研究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并带领耶鲁的一个团队通过20多年的努力开发出气候变化社会经济影响全面综合模型（DICE Model），这一模型的结论认为人类在面临气候变化影响时，应以渐进式的政策予以应对，与英国伦敦经济学院Stern教授（斯特恩）在《斯特恩报告》中的激进结论迥然相异，其核心思想已为美国政府所采纳，是美国各届政府出台应对气候变化各项政策的理论基石。 李志青比较系统地跟踪过诺德豪斯的研究成果。他评价称，诺德豪斯在气候变化经济学做了很多开创性的研究，对目前我们应对气候变化有非常重要的贡献。 诺德豪斯在气候变化应对领域的贡献 对于诺德豪斯在气候变化应对领域的贡献，李志青做出了分析。他提到，诺德豪斯是经济学界比较早关注到气候变化问题的学者。早在上世纪70年代诺德豪斯就发表过一篇论文关于气候变化经济学的论文。 另外，诺德豪斯从1980年代末开始构建了一个研究气候变化的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这个框架将能源、环境、资源、气候、气象以及经济学等跨界学科纳入到经济学的解释框架中，形成了一个后来他称之为DICE Model的可计算一般均衡分析的模型。 李志青认为，DICE Model已经成为世界上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比较主流且非常重要的理论框架，“这次诺奖应该是对他这个方面工作非常大的一种肯定。” 他的贡献是提供了一个经济学分析框架来解释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而不是说把气候变化问题上升到某种非常激进的地步。他的主张是比较缓和的。但尽管比较缓和，他还是认为应该积极行动起来。 具体行动方面，诺德豪斯提出的主要解决方案是利用市场经济的方式。“他比较强调用市场化，相对来讲反对政府的干预。”他提出的政策里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给碳排放进行定价。现在中国有碳排放的市场，国际上也有。“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市场的建设也与他本身的推动是密不可分的”，他强调经济和气候变化应对的某种耦合性，不是单纯强调经济更重要或者气候变化应对更重要，而是强调他们之间的平衡关系。 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什么颁给气候变化经济学 气候变化问题一直是这些年的热门议题，不同立场的争论较为激烈，有人甚至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气候变化议题在经济、政治、能源环境等各个领域开始发酵起来。李志青认为，现在尤其需要把这个问题放在经济学的框架之内去去看待。 在他看来，欧洲在这个当口，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诺德豪斯是在某种程度上回应美国政府在特朗普当选之后在气候变化领域的某种倒退。据他个人观察，诺德豪斯教授在气候变化上的研究实则已经转化为美国上一届政府——奥巴马总统期间的国家政策，比如较为积极地应对气候变化，制定碳社会成本政策，利用碳价提高传统能源的使用成本等等，但这些政策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基本上都遭到否定和取消。就此而言，属于欧洲阵营的诺奖颁给Nordhaus教授，可以视为欧美之间在气候变化应对问题上的某种分歧，以及欧洲对此分歧的“无声”抗议。 但李志青也分析，当然，仅从结论来看，诺德豪斯教授并非气候变化应对的最积极分子（相比于英国的Stern，诺德豪斯教授还属于保守分子），他的结论讲到应该循序渐进地应对气候变化，而不是投入所有资源去应对。诺德豪斯放入分析框架为我们提供了较为客观的视野，包括他主张用“碳税（排放权交易）”的方式来稳步推进应对气候变化进程，都属于环境经济学中的“市场学派”，也就是利用市场来提高应对的效率，而不是仅仅依靠“命令与控制”的政策规制。 师徒三代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德豪斯的老师是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鼎鼎有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主要代表人物。1970年，55岁的萨缪尔森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而诺德豪斯的学生保罗·罗宾·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也是有名的经济学家，自由经济学派的新生代，提出不可能三角形，也于200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李志青给澎湃（www.thepaper.cn）记者讲了一个小故事。前几年，他和一位美国经济学教授讨论诺德豪斯是否有望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当时“大家都觉得不太可能”，但这次诺德豪斯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家，就“齐全了”，“他的老师，他自己，他学生，都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还就环境经济学领域比较热门的碳交易市场和“公地悲剧”与李志青教授展开了交流： 对话环节：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诺德豪斯在环境经济学的地位是什么样的？ 李志青：应该算是集大成者，因为环境经济学领域中主要的一些方向上，他应该都做一些研究。但他最主要侧重于用一种一般均衡的模型来分析气候变化问题。 澎湃新闻：中国的碳交易市场建设的推进现状如何？除了碳交易以外，经济学还有什么政策工具能够帮助缓解气候变化问题？ 李志青：中国碳市场发展的还可以。前面几年是做试点，去年年底开始启动全国的碳市场，实际上进展还是比较稳定的。主要挑战是节能减排和经济发展关系的平衡问题，如果碳市场做的太急，一定会影响企业经营；但如果太保守也会影响环境的绩效，所以这两者如何平衡依然是碳市场建设的关键问题之一。 除了碳交易之外，其他手段有碳税，就是现在讲的环境保护税，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手段。另外还有绿色金融的手段，也就是把碳市场和金融和资本市场结合起来，做出一些碳金融方面的创新，使得碳资产提高流动性，也就是可变现能力的提高，提高碳市场的价值。 澎湃新闻：是否有经济学工具可以让政策制定者或普通消费者避开环境问题里的“公地悲剧”，如果有，目前的研究方向是什么；如果没有，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办法能够尽量缓解这个问题？ 李志青：这个问题问得好。今年刚好是公地悲剧这篇文章发表五十周年，是1968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到目前为止，应该说，在某些领域采取了一些比较大的突破。当时这个公地悲剧提出来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消费和生产规模的问题，二个是产权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效率上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能够通过更好的组织方式，提高生产和消费的效率。 第二个问题是产权问题，涉及到制度性的安排，因为公地悲剧写作的背景是这个工地相对来讲产权界定不清晰。后来有大量的这个产业经济学家做这方面的研究，例如经济学家奥斯特罗姆提出如何做到产权的清晰界定。当然这个产权的界定不是说把产权一定要私有化，奥斯特罗姆提到有很多种公有的土地、公共的产权形式也能实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效果。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当初写公地悲剧的作者如果要想一个答案的话，应该可以从这两个方面考虑。一个是怎么通过一些制度安排提高我们的效率，另外怎么通过制度安排来确定产权边界的问题，应该说，现在全球在这方面还是有很大的进展。 所以想要缓解这个问题，我们国内也是朝这两方面去做。因为实际上目前来看，环境保护的很多法律手段的边际收益开始递减了。所以接下来我个人感觉应该更多侧重于环境经济的手段。环境经济手段的核心是利用市场制度提高资源环境的利用效率。 同时，从资源环境的产权界定来看，中国现在也在做。很多国家公园的制度，还有成立自然资源部，这些措施都是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明确国有土地上资源和环境的各种产权怎么界定。产权不是只有所有权，还有使用权、经营权、处置权等等。[详情]

　　诺贝尔压轴大戏出炉！这回寻找概念股有点难…… 瑞典皇家科学院8日宣布，将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威廉·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以表彰他们在气候变化和创新领域作出的贡献。 威廉·诺德豪斯在全球率先建立了定量模型来描述经济和气候之间的相互作用。其模型如今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并被用于研究气候政策干预的后果。其研究表明，解决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的最有效方法是对所有国家统一征收碳排放税。 而保罗·罗默的研究揭示了经济力量如何影响企业产生新想法和创新的意愿，知识如何成为驱动长期经济的驱动力。他的研究为今天所谓的内生增长理论奠定了基础，该理论引发了大量关于鼓励新思想和长期繁荣的法规和政策的新研究。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对上证报记者分析称，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代感非常强烈，也释放了几大信号。 首先，各国应该继续重视经济增长，如果失去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的动力，国与国之间容易产生利益冲突。 其次，保罗·罗默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也说明国家可以突破自然资源的束缚而持续发展下去。 此外，各国应该重视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问题，注重让老百姓从经济发展中获得幸福感。总之，世界经济的繁荣要靠人类共同寻找高质量的发展方法，贸易保护主义等发展方式是不可取的。   他还表示，全球碳税计划是为全球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所作的一项制度安排。同时，根据碳排放量征收相应的碳税也建立了一种市场机制，各国可以通过减少碳排放量来减少碳税。总之，全球碳税计划有助于人们意识到经济增长的代价问题。 孙立坚介绍，威廉·诺德豪斯本人反对采取一刀切的碳税征收方式，他认为应该既应保持经济增长动力，也应考虑经济发展的代价，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应该兼顾这两个目标。 延伸阅读 近五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名单  2013年 美国经济学家尤金·法马、芝加哥大学教授拉尔斯·皮特·汉森以及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席勒因在金融市场、资产价格和行为经济学运行方面的开拓性工作获得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2014年 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以对市场力量与调控领域研究的贡献获得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2015年 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因研究消费、贫困和福利获得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2016年 英裔美国经济学家奥利弗·哈特和芬兰经济学家本特·霍姆斯特罗姆因其对契约理论做出的贡献荣获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2017年 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因其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的贡献荣获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数读诺贝尔经济学奖 49次： 根据诺贝尔奖官网数据，从1969年至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已颁发49次。其中，有25次仅有一位得主单独获奖。 最年轻的诺贝尔奖： 作为每年诺奖的压轴奖项，经济学奖原本并不属于诺贝尔遗嘱中的五项领域之一。 1968年，瑞典国家银行在成立300周年之际，设立“瑞典国家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简称诺贝尔经济学奖。该奖于1969年首次颁发，比其他奖项的设立和颁发足足晚了半个多世纪。 67岁： 1969年至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平均获奖年龄是67岁。 [详情]

　　北京时间10月8日17时55分许，瑞典皇家科学院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1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William D·Nordhaus和Paul M·Romer，以表彰二人将技术创新和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相结合。 以下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官网的新闻稿： 瑞典皇家学院决定将2018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士中央银行经济学奖授予如下两位经济学家： 威廉姆·D·诺德豪斯，美国耶鲁大学纽黑伦 威廉姆·D·诺德豪斯 论文题目：《将气侯因素纳入长期宏观经济分析》 保罗·罗默，美国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 保罗·罗默 论文题目：《将技术创新融入长期宏观经济分析》 [详情]

　　 聚焦诺奖：诺贝尔经济学家怎么花巨额奖金：买房捐款分前妻 |新京报财讯 张思源 如果你忽然拥有900万瑞典克朗（实时汇率，约合人民币685.62万人民币），你会选择怎么花？买房买车？环游世界？今晚北京时间6点，201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及保罗•罗默（Paul M.Romer）将 分得900万瑞典克朗奖金。据悉，自1969年以来，迄今已颁出49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这些对经济最有研究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会选择怎样花掉这笔巨额奖金？ 最安稳——买房 2003年获奖者美国经济学家美国罗伯特·恩格尔，用奖金付了首付，在纽约哈德逊河谷买了一幢别墅。据悉，纽约的曼哈顿与新泽西分处于哈德逊河的两岸，目前在房价上区别却很大，曼哈顿是纽约房价最高的地方，那里的房价每平方英尺高达2500美元，而与曼哈顿只有一河之隔的新泽西房价则便宜很多，那里位于哈德逊河沿岸的公寓每平方英尺价格只有700美元。哈德逊河谷也深藏着多位名人故居，著名作家华盛顿·欧文，石油大亨、洛克菲勒家族创始人约翰·D·克洛菲勒，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都曾居住于此。据了解，恩格尔曾称，“房子周边环境非常安静，适合思考和创作，也能让我逃离城市的喧嚣”。 最潇洒——“非理性花费” 2017年获得诺贝尔奖、专注于研究行为经济学的理查德·塞勒认为，即使是相同数目的钱，在人们的心中也会存在差异，不同途径获得的钱会存入不同的心理账户，辛苦赚来的钱会花的谨慎小心，而意外所得则会比较大方。在曾在被问这笔“意外所得”的诺奖奖金的花费计划时，理查德·塞勒玩笑称，“将会尽最大的努力，用非理性的方式花光110万美元的奖金”。 最“不情愿”——分给前妻 199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的奖金可谓是花的令人“哭笑不得”，早在1982年卢卡斯就与前妻分居，1989年正式办理离婚手续。而在办理离婚手续时，前妻提出：若是卢卡斯在1995年前获得诺贝尔奖，她要分得全部奖金的一半。而这位从事“理性预期与宏观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学家显然没有对自己的诺奖之途作出理性的预期和判断。7年后的1995年10月10日，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了卢卡斯获奖的消息，这也意味着卢卡斯不得不按照约定，将巨额奖金的一半分给他的前妻。 最意外——存银行后遇到金融危机 2010年得奖者经济学奖获得者、成都女婿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将大约33万美元的奖金存入了塞浦路斯的银行账户，另外还将一部分花在了为家人购买衣服和旅行费用上，此外，他还花了一大笔钱为当时新买的公寓添置豪华家具。皮萨里德斯曾表示，在投资方面，他不属于一个活跃分子，总是会保持一定的储蓄和固定资产。而另这位深谙劳动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没有料到的是，2013年，塞浦路斯爆发了金融危机，这笔存款也因此所剩无几。 虽然皮萨里德斯的存款经历看起来并不愉快，但将奖金存入银行依然并非他一个人的选择。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利弗．哈特就透露，他也将这笔奖金在银行存了起来。 最有爱心——慈善事业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标准普尔的凯斯-席勒房价指数创始人罗伯特．希勒透露，“我邀请了16名朋友和亲人陪我到斯德哥尔摩领奖，并承担了大部分费用，花了我很大一笔奖金。另外，过去四年，我们也一直在从事各种慈善事业，捐赠了大笔奖金”。 尤金．法玛，另一位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表示，诺奖的获得少不了同事给予的很大帮助，故此，他将奖金捐给了他任教的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而此后，在201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查德．泰勒也在该学院任教。 最好公民——缴税 诺奖的奖金虽高，税率也是一样。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爱德华．普雷斯科特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戏称，对于奖金的处理，他和妻子很“大方”，约一半奖金都以税收形式上交给国家了。普雷斯科特表示，“社会对我很友好。我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也是明尼苏达州联邦储备银行银行家，我热爱自己所从事的职业。” 据相关规定，在1986年以前，美国国税局没有对诺贝尔奖金征税的相关政策，但目前，通常来说，约40%的诺贝尔奖金都会以税收的形式落到联邦政府口袋中，此外，根据获奖者居住地政策不同，州政府也有可能征收部分奖金。不过，作为特例，如果诺奖获得者将全部奖金捐给慈善机构，就可以免除征税。 新京报记者 张思源 编辑：马小龙[详情]

　　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William D． Nordhaus和Paul M． Romer 撰文| 知识分子 ●●● 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William D． Nordhaus和Paul M． Romer，获奖理由是： 他们找到办法解决我们这个时代最基本、最紧迫的问题：全球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和世界人口的福祉。 -获奖人简介- 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人 William D． Nordhaus 诺德豪斯 （William D． Nordhaus），1941年生于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196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经济学斯特林教授。 诺德豪斯撰写了关于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文章。他是DICE和RICE模型的开发者，这两个模型是经济学、能源使用和气候变化之间相互作用的综合评估模型。 在“关于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思考” （1993）中，他指出：“人类通过多种干预措施在自然环境中掷骰子——向大气中注入微量气体，如温室气体或消耗臭氧层的化学物质，通过工程设计大量土地使用，如森林砍伐，破坏自然栖息地和大量物种，甚至在实验室中创造转基因物种，并累积足够的核武器来摧毁人类文明。” 在他所开发的气候变化模式下，一般来说，这些经济部门严重依赖于未受管理的生态系统，即严重依赖于自然发生的降雨、径流或温度，也会对气候变化最为敏感。农业、林业、户外娱乐和沿海活动就属于这一类。“诺德豪斯认为应认真对待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诺德豪斯曾就全球变暖经济学做过多项研究，批评Stern Review使用低贴现率，他说：“Stern Review中关于极端即时行动必要性的明确结论将无法替代与当今市场一致的贴现假设。因此，关于全球变暖政策的核心问题——多少、多快、成本多少——仍然是开放的问题。Stern Review知道了但未回答这些基本问题。” 2013年，诺德豪斯主持了国家研究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编写了一份报告，排除了化石燃料补贴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 然而，在2016年12月考尔斯基金会 （Cowles Foundation）的讨论文件中，他使用更新的DICE模型进行的研究证实了，如果没有重大的气候变化政策，下个世纪将发生过去估计的可能的快速气候变化。它表明，即使在短期内实施雄心勃勃的政策，实现国际协议的2°C目标也极为困难。随着政策的推迟，实现目前目标所需的碳价格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升。 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人Paul Romer 保罗·M·罗默 （Paul M． Romer） ，出生于1955年11月7日，是美国经济学家，内生增长理论的先驱。2018年1月24日之前，他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总裁。他在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担任经济学教授。在此之前，罗默曾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中心，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所和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以及全球发展中心会士。 罗默毕业于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 （ Phillips Exeter Academy），1977年获得数学学士学位，1978年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1983年获得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和罗切斯特大学任教。2001年，他暂时离开了学术界，将精力集中在初创公司Aplia上，该公司为大学生开设了在线作业问题集。Aplia于2007年被Cengage Learning收购。罗默于1997年被“时代”杂志评为美国25位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他于2002年获得Horst Claus Recktenwald经济学奖。 诺德豪斯和罗默设计了一些方法来解决我们当前关于如何创造长期和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最基本和最紧迫的问题。 经济学的核心是处理稀缺资源。自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而我们的知识决定了我们应对这些制约因素的程度。今年的获奖者诺德豪斯和罗默通过构建解释市场经济如何与自然和知识相互作用的模型，大大扩展了经济分析的范围。 罗默展示了知识如何成为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当几个百分点的年经济增长累积了数十年时，它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之前的宏观经济研究强调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并没有模拟经济决策和市场条件如何决定新技术的创造。 罗默通过证明经济力量如何管理公司的意愿，产生新想法和创新来解决这个问题。 罗默的解决方案于1990年出版，奠定了现在所谓的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该理论既有概念意义又实用，因为它解释了创意如何与其他商品不同，并需要特定条件才能在市场中茁壮成长。罗默的理论已经产生了大量法规和政策的新研究，这些都促进了新思想和长期的繁荣。 气候变化——诺德豪斯的研究结果涉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诺德豪斯决定在20世纪70年代研究这一问题，因为科学家们越来越担心化石燃料会导致气候变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成为第一个创建综合评估模型的人，这是一个描述经济与气候之间全球相互作用的定量模型。他的模型整合了物理学、化学和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证结果，如今已得到广泛传播，用于模拟经济和气候如何共同演化。它还用于检查气候政策干预的后果，比如碳税问题。 诺德豪斯和罗默的贡献是提供了一种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技术创新和气候变化的原因和后果的基本见解。今年的获奖者并未提供确凿的答案，但他们的研究结果使我们更接近于回答如何实现持续和可持续的全球经济增长的问题。 -点评- 他加深了我们对“科学是生产力”的认知 撰文| 陈志武（香港大学经济学讲席教授 、前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 我对Nordhaus的研究比较熟悉一些。他是我在耶鲁大学时期的经济学同事之一，不管夏天还是大雪的冬天，经常看着他背着书包，安安静静、若有所思地从我们办公楼前走过。他是一个高度专注学术、充满好奇、全力以赴追求自己兴趣的学者。他对技术变迁如何改变人类社会的历史研究既深又广。比如，他在2014年发表一篇研究，总结自1850年以来计算机器的计算能力发生了多大变迁，特别是从他的“历史大数据”中看到，从1980年个人电脑出现之初到2008年，计算机的计算速度翻了一百万倍！计算成本也是呈天文数字下降！他据此解释为什么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生存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善、人均收入和福利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他的研究加深了我们对“科学是生产力”的认知，引领各国发展科技、改善生活、丰富人生。 回到增长的主题 撰文|巴曙松 （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第50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由来自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分享，以表彰他们在创新、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方面的贡献。经济学界不少研究人员的第一反应是：他们两人是怎么碰到一起来获奖的？ 在近几届关于谁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各种猜测中，这两位学者是经常出现的热门人物。围绕他们是否获奖，还出过几次乌龙。威廉·诺德豪斯是否会获奖一度成为赌博的标的，而因为传言罗默获奖的次数已经太多，以至于在这个敏感的早上，他连续拒接了来自瑞典的两个电话。 把他们摆到一起的主题，应当就是增长。当前的贸易摩擦，其背后的原因之一，部分可以归结为对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和创新能力的争夺。这两位学者因为从创新、气候变化角度改进了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也可以说有其合理性。 威廉·诺德豪斯：推动绿色的可持续增长 学习经济学的学生，通常会读过萨缪尔森与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教材，他现任耶鲁大学惠特尼·格里斯伍尔德经济学教授和考尔斯经济学研究基金会理事。诺德豪斯是美国最有影响的50名经济学家之一，此次获奖也直接是因为他一直跟踪研究的气候变化经济学领域。 他和托宾共同提出的“净经济福利指标”，成为当前人们关注“绿色GDP”的理论基础。他极力主张从排放许可制度转向征收碳排放税。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发展了研究全球变暖的经济学方法，包括整合的经济和科学模型的构建（DICE 和RICE模型），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有效途径。 保罗·罗默：促进来自创新的内生增长 罗默2016年9月接替考希克·巴苏担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 罗默最重要的工作一直是在经济增长领域。对一名经济研究者来说，罗默有两篇文章的引用率接近3万，可见其在这个领域的影响力。罗默在1986年建立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把知识完整纳入到经济和技术体系之内，使其做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他提出了四要素增长理论，即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资本和劳动 （非技术劳动）外，又加上了人力资本 （以受教育的年限衡量）和新思想 （用专利来衡量，强调创新）。 危机之后思发展 撰文|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 10月8日，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最终花落诺德豪斯和罗默，以表彰两位学术巨擘的杰出贡献。我们认为，在全球走出危机十年之际，本次诺奖不仅颁给两位学者的过往贡献，亦颁给全球经济修复伤痛、走向复苏的未来希望。 危机十年之后，全球经济虽重归复苏轨道，但是可持续的发展依然面临长期挑战。外部来看，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正在对全球经济施加日益收紧的外部约束。内部来看，正如IMF的最新研究显示，十年危机阴影之下，全球生育率明显下滑，广泛的劳动力短缺正在迫使全球发展方式加速转型。面对这些挑战，诺德豪斯教授以其广泛的、跨领域的研究，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围绕气候变暖问题，其构建了完备的分析体系，融合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分析工具，对能源有效利用、气候政策选择等关键领域提出了政策建议。围绕发展转型问题，诺德豪斯教授的研究较早地延伸至“新经济”领域，并对新兴市场的经济改革和管理做出了前瞻性分析。有鉴于此，以本次诺奖为契机，认真审视和思考上述领域的前沿研究，无疑将有助于全球经济走出危机阴影，走向以“绿色经济”和“新经济”为基础的新一轮繁荣。 放眼长远，全球协同发展的根源在于持续稳定的增长。在经济增长领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是挽狂澜于既倒的最后依靠，在金融危机十年之后的今天，寻找发展的长期动力、探索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无疑是最具现实意义的关切。如何确立经济内生增长的路径，罗默早在三十年前即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将科技创新与人力资本内化于其中的新增长模型。以罗默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打破了传统理论的桎梏，率先指出知识具有正向外部性，并能够加深社会分工，从而推动生产的规模收益递增。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扩散是经济增长的不竭之源。在当前国际形势下，这一论断对全球经济复苏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根据IMF的研究，2004-2014年期间，科技的跨境流入每年对新兴市场的劳动生产率带来约0.7个百分点的增长，占增长总量的40%。并且，近年来，中国、韩国等后发国家已在诸多领域跻身世界前列，成为全球重要的科技创新源泉。但是，2018年4月以来，美国以知识产权为借口的贸易摩擦，削弱了科技跨境流动，正在侵蚀全球和美国自身的长期增长潜力。有鉴于此，尊重经济学的理论指导和实证分析，及时跳出“零和博弈”的政策困局，积极推动全球产业链的技术合作，才是实现全球长周期复苏的有效途径。 面向未来，实干和探索终将开辟新途。危机十年之后，机遇与挑战并存。两位学术巨擘的研究经历，亦向我们展现了如何面对不确定性的未来。2018年诺贝尔奖尘埃落定，陪跑多年的罗默终获青睐，远见卓识的诺德豪斯脱颖而出。其中，罗默不只是坐而论道的理论家，也是亲历亲为的实干派。他把对互联网的热情转化为经商创业的成功经历，也不乏在世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期间直面真实世界的大胆发声。作为涉猎广泛的经济名家，诺德豪斯是“曾为冷门，现成显学”的气候变化经济学领域的奠基人。在人类生存环境挑战日益严峻，而国际合作和气候治理也面临重重困难的今天，诺德豪斯同样在三十年多年前开始的求索是勇气与视野的最好诠释。从方法论的角度，两位学者又都是科学认识世界，从现实出发而不拘泥于技术的典范。对于中国而言，在投资回报率明显衰减、供给侧改革发轫接力的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转换决定了改革再出发的基调，相信两位学者的研究和思考将对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带来有益的启发。 诺贝尔奖委员会错了 撰文|董洁林 （清华兼职教授 ） 刚刚公布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之一是Paul Romer教授。他有关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科技创新成就数量与人口成正比“，他进一步假设经济增长与科技创新和人口之积成正比，于是经济增长与人口的平方成正比。 诺贝尔奖给人巨大的荣誉，但并不能保证获奖者是正确的，特别是经济学奖。 2015年我和学生们写过一篇题目为“How does technology and population progress relate？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last 10，000 years”的论文，用一万年的数据证明Romer教授的经济增长理论在长历史中是不对的。其实，这种理论无论是放在人类长历史来看、还是从世界各地的人口分布和创新成就来看，都显然有问题。我们只是试图用较严谨的方式来证伪一个显然错误的理论而已。 在Romer教授获奖的今天，我仍然要说，他错了，诺贝尔奖委员会也错了。 本文已在ScienceDirect 网站全文刊出[详情]

　　 为什么我们要尊重且明确产权？为什么电商打价格战可能两败俱伤？为什么炒股的人喜欢卖出赚钱的股票而不舍得割肉巨亏的股票？ 这些看起来有些深奥的问题，都能在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论上找到逻辑依据。自诞生伊始，诺尔儿经济学奖获奖者名单上群星闪耀：科斯定理、阿罗不可能定理……我们从中又能学到什么？ 据说，许多获奖者都对现实问题有着密切的关注，比如2010年获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彼得·戴蒙德和戴尔·莫滕森热心于研究美国的就业，还是当年奥巴马就业拉动政策的热情支持者。 用行为经济学指导股市 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了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表彰其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的贡献。 学者杨国英曾总结，理查德·塞勒与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罗伯特・J・席勒有极大的相似性，二人均将心理学嫁接到传统的经济学研究之中，且他们的理论建树均有益于大众投资者理性参与金融博弈。 据说，理查德·塞勒等根据“输者赢者效应”（投资者对过去输者组合过分悲观，对过去的赢者组合过分乐观，导致股价偏离其基本价值，待一段时间之后市场自动修正，前期的输者将赢得正的超额收益，前期赢者的超额收益则为负），提出了博弈股票收益的新方法——采用反转策略，买进过去3至5年内输者组合，卖出赢者组合，这一策略可以使投资者在未来3至5年内获得超额收益。 当然，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契约理论：当没有预见的情况出现了的时候，谁说了算？ 2016年获奖的两位经济学家，则分别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和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本格特·霍姆斯特罗姆（Bengt Holmstrom），获奖理由为对契约理论的贡献。 契约理论是近30年来迅速发展的经济学分支之一。诺贝尔官网显示，“契约理论”是用来解决类似这样的问题的：诸如学校、医院和监狱这样的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应该是国有的还是私有的；教师、医生和狱卒应该有固定工资，还是绩效工资；企业管理人员的收入应当多少来自奖金，多少来自认股权。 1983年，哈特和同事格罗斯曼提出了新的观点，一个契约关系重要的特点在于哪方拥有剩余控制权（residual rights of control），也就是原始契约中没有明文规定的制定行动和做出决策的权利。这形成了日后的不完全契约理论。 霍姆斯特罗姆的知名研究领域，则为契约和激励理论研究设计了企业高管的薪酬结构，以便使他们更好地为股东服务。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聂辉华曾对媒体表示，哈特是追求完美和极致的人，他提出企业的控制权和股权应当匹配的观点，在中国国企改革的进程中值得借鉴。 博弈论：比电影更精彩的创始人人生 2015年据外媒报道，86岁的纳什和他82岁的妻子艾丽西亚5月23日乘坐出租车时丧生。 纳什在199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对博弈论和决策数学理论的贡献。他的理论被认为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思想之一。 纳什还是电影《美丽心灵》男主角原型，这部由罗素·克劳（ Russell Crowe）主演的电影当年一举拿下了74届奥斯卡金像奖，豆瓣评分8.9。 1950年，20来岁的纳什以非合作博弈（Non-cooperative Games）为题的27页博士论文毕业。他在那篇仅仅27页的博士论文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也就是后来被称为“纳什均衡”的博弈理论。 关于博弈论，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囚徒困境”，大意是： 假设警察分开审讯两个联合作案的小偷，且分别告诉两个囚犯，如果两人均不招供，将各被判刑一年；如果你招供，而对方不招供，则你将被判刑三个月，而对方将被判刑十年；如果两人均招供，将均被判刑五年。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两个小偷来说，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是坦白招供，原本对双方都有利的策略不招供从而均被判刑1年就不会出现。 据福布斯中文网，2012年的获奖者美国经济学家阿尔文·罗斯则是利用博弈论的数学工具来改进和修补运转不佳、支离破碎的庞大体系的行家。他成功开创了经济学的分支：市场设计（market design）。他完成的项目包括纽约市高中入学系统，以及医学院毕业生住院培训分配系统等。 当年，与罗斯一同获奖的美国人罗伊德·沙普利同样被认为是博弈论领域最出色的学者之一，据说他还曾将匹配算法用于男女约会，计算出如何在集体相亲中让所有人都配对成功。 与中国结缘的科斯 2013年，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去世，享年102岁。科斯教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产权理论的奠基人，其理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影响深远。 中国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何以能持续增长？有观点认为，科斯的“交易成本”提供了备受推崇的解释。市场和政府都不完美，在协调经济时都有成本，而在那时，劳动者和企业获得了自主权，市场和政府找到了一种调和方式，掀起了被科斯和他的中国学生王宁所说的“边缘革命”。 1991年科斯因对经济组织产生原理的阐述，及推动法学、经济史和组织理论的发展，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被认为是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主要著作及论文有《企业的性质》《社会成本问题》《厂商、市场与法律》等。 新京报记者 宓迪[详情]

　　 10月8日，201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第19次由两位获奖者分享，本轮诺奖得主均为美国经济学家，其中保罗·罗默接到获奖消息前，曾以为是骚扰电话连挂两次来电。[详情]

　　 聚焦诺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中国朋友圈 |新京报财讯 顾志娟 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将于北京时间10月8日17：45左右公布，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及保罗•罗默（Paul M.Romer）获得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在关注今年的经济学奖将花落谁家之余，不妨先来看看此前诺奖得主与中国的渊源。 历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中国朋友圈” 虽然目前尚未有中国籍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奖，但不少诺奖得主都在中国有“朋友圈”。 与诺奖关系最密切的中国经济学家应该是张五常，与197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哈里·科斯均为好友。张五常以《佃农理论》和《蜜蜂的神话》两篇文章著名，是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1967年张五常到芝加哥大学任职，与同在芝加哥大学的科斯成为好友，张五常曾在一篇回忆性文章中提及，《佃农理论》1966年成稿之初，曾将其中一半交给科斯的《法律经济学报》。 弗里德曼与另一名中国经济学家邹至庄是师徒关系。邹至庄1951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博，弗里德曼是他的老师。邹至庄最为著名的理论是 “邹氏检验（Chow test）”，主张用计量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用回归的方法研究经济中结构性变化。 诺奖得主与中国经济学家的师徒关系较为常见。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是中国经济学家蒋硕杰的老师。蒋硕杰1918年出生，1993年去世，是辛亥革命元老蒋作宾之四子，曾任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他博士在英国伦敦大学政经学院就读，导师即为哈耶克。作为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的高足，蒋硕杰的学术理论也具有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基础，曾对凯恩斯提出批判。 另外，1979年诺奖得主舒尔茨是林毅夫的老师。据称1980年舒尔茨到访北大时林毅夫是他的翻译，后1982年林毅夫赴芝加哥大学读博即师从舒尔茨。 同样就职于北大国发院、但与林毅夫的理论主张有所差异的经济学家张维迎，也师从诺奖得主——1996年诺奖得主莫里斯。2018年8月29日莫里斯逝世，张维迎在缅怀其导师的文章中提及，他1990年初到牛津大学就读时曾问一位经济学家牛津大学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选，对方回答即是莫里斯。 2007年诺奖得主赫维茨是田国强的老师，赫维茨还曾师从哈耶克。赫维茨被称为“机制设计理论之父”，1938-1939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期间曾上过哈耶克的课，田国强曾表示，哈耶克的思想对赫维茨的理论形成起到很大影响。与导师一脉相承，田国强的研究领域也包括经济机制设计理论，2006年曾被《华尔街电讯》列为中国大陆十大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曾传言有望获得诺奖的中国经济学家 诺贝尔奖并不公布提名信息，要求保密50年，2018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的第50年，因此此前的候选人仍未公布。在坊间流传的版本中，中国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的有蒋硕杰、杨小凯、张五常和林毅夫四位经济学家。其中，前两位已经去世，失去了获得诺奖的机会。 杨小凯曾被称作“离诺奖最近的华人”，2004年去世，享年56岁。其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曾提出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劣势”概念，当时还引发了与林毅夫的“后发优势”的争论。 林毅夫一直是国内呼声颇高的诺奖竞争者。林毅夫曾在2016年9月25日的北大博雅讲坛上对此做出回应：“我常常说我不会得诺贝尔奖，因为我知道诺贝尔奖现在的选举规则。”他认为，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的推荐名单中，中国经济学家被纳入的几率很小。按照林毅夫的说法，非欧美经济学者在诺奖评审委员会占据重要地位或许还需要一到两代人的时间。 张五常不仅与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有好友关系，并且曾被视为有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经济学家。经济学家薛兆丰曾经在2009年发表文章称“今年诺奖忽视了张五常的原创贡献”。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奥利弗·威廉姆森，奥斯特罗姆的贡献之一是对“公地悲剧”的挑战，而张五常1974年的一篇论文《价格管制的理论》就明确地阐述了同样的思想。薛兆丰认为，诺奖委员会“明显忽视了张五常早在1974年就作出的原创贡献”。 另外，张五常曾自称是惟一一位未获诺贝尔奖而被邀请参加了当年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经济学者。 新京报记者 顾志娟 编辑：马小龙[详情]

　　新浪财经讯 斯德哥尔摩时间10月8日（北京时间10月8日）消息，2018“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银行经济学奖”于当地时间中午11：45如期在瑞典皇家科学院会议厅颁布。在宣布奖项后的演讲中，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委点评道：“此次传达出的主要信息就是全球协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这需要一个全球性的解决方案，每一个国家都需要意识到应对此难题的重要性。” 在简单的开场白后，瑞典皇家科学院秘书长Gören教授宣布了今年的获奖者——将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耶鲁大学终身教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纽约大学教授保罗·罗默（Paul M． Romer），分别表彰前后者在将气候变化、技术创新整合进长期宏观经济分析中所作出的贡献。授奖词写道：“他们的发现意味深长地扩宽了宏观经济分析的视野，深刻地解释了市场经济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威廉-诺德豪斯 Nordhaus，现年77岁，耶鲁大学教授。在美国前总统卡特当政时，诺德豪斯曾任职经济顾问委员会。Nordhaus曾撰写或编辑超过20本书，是知名教材《经济学》的合著者。其主要研究领域是气候变化经济学，表明了人类如何忽视不作为所带来的灾难性的高代价。他于1994年提出的DICE（Dynamic Integrated Climate- Economy）就一个最优化模型，用于计算减排措施的成本和收益，以及最优减排额的确定。 保罗-罗默 Romer现年62岁，于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又在斯坦福大学等多所学校担任教职，曾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行长。Romer主要是研究如何取得一个健康的经济增长率，Romer的分析模型对经济增长有益，而且还可以应对气候增长。他指出，技术变革是人们有意行为的结果。而这催生出两篇发表于1986年和1990年的文章——并因此开创了内生增长理论。1997年被《时代》杂志评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25位人物之一。 Nordhaus的研究显示：政策制定者根本就没有准确的预计全球变暖所带来的真正影响。他的DICE模型将经济学，碳循环，气候科学等一系列研究实现了对接，这就让温室效应和气候变暖的成本和收益都可衡量，继而采取措施放缓温室效应。 诺奖评委会的人解释说：如果将DICE进行实际应用，情景一是政府不作为，不改变现有的政策，可以看到二氧化碳排放的演变和全球工业排放之间的利害关系；情景二是政府有更多的政策倾向，再来看对于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此时就可以做出优劣对比。 随后，Gören教授拨通了Romer的电话，让全球记者现场提问。Romer精神振奋地迎接成为诺贝尔奖得主的第一通电话，现场媒体纷纷向Romer表示祝贺并提问。Romer声称自己错过了两个诺委会的电话，直到半小时前才得知自己获奖，表示获奖在自己的意料之外。 当被问及应该如何面对当前的环境问题，Romer说：乐观是应对环境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因为在谈到环境问题是，很多人都会认为保护环境很昂贵，也很困难，所以他们不想去应对环境问题。但是实际上我们人类有能力应对很多问题，完成很多挑战，所以我们有能力取得实际的进展，并且在此同时不会以长期的经济增长为代价。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人们总觉得保护环境如此昂贵，如此艰难，所以他们只想忽视这个问题，假装这个问题并不存在。人类有能力取得令人惊叹的成就，只要我们愿意做。而且长期来看并不会以经济增长为代价。一旦我们开始尝试减少碳排放，我们就会惊叹于这根本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 当被问及Nordhaus的气候变化研究是否与Romer的健康，可持续经济增长放在一个篮子里，对此，皇家瑞典科学院评审委员会认为两位宏观经济学家研究领域的内在联系远超过表面。Per Krusell说两位学者所思考的其实是同一个议程，即应对长期和国际性的难题。他们对于经济政策，市场失灵都有相同的见解。尽管表面看起来二人的研究并不相同。 在简短的新闻发布会之后，新浪财经独家专访了来自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教授雅各布·斯文森（Jakob Svensson）。  当被问及该项理论对人类社会进步的意义和其在现实生活的应用，雅各布教授说，两位学者都在解决非常基础的问题， Romer 关注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关注经济发展因为气候变化的昂贵代价和其约束性。Nordhaus的贡献在于发展了他的DICE评估模型， 你可以对此提出很多的问题，关于如何去结合温室效应，关于绿色科技。这项理论模型不仅仅可以用在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还可以用于其他的气候经济学现象中，Nordhaus一个重要的应用在于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IPCC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他们已经将这个模型用于预测未来气候，在未来他们将用于更多的领域。 对于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在全球变暖中的责任与作用，雅各布教授说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这是全球化的变暖，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不能幸免，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也会给全球气候带来变化。中国是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当然需要做不同的努力，这项理论能够给温室气体的排放提供理论化的指导。 （新浪财经特约 万似珂 发自斯德哥尔摩） 以下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官网的新闻稿编译： 经济学的核心任务是处理如何管理稀缺资源。自然决定了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我们的知识决定了我们在处理这些限制方面能做到多好。今年的获奖者威廉•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通过构建模型解释了市场经济如何与自然、知识相互作用，这对扩大经济分析的范围作出了重要贡献。 技术变革：罗默展示了知识作为长期经济的驱动力生长是如何发挥其作用的。当年经济增长率达到几个百分点积累了数十年，它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以前的宏观经济研究强调了技术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没有展示经济决策和市场条件是如何决定技术创新的。保罗•罗默通过说明经济力量如何掌控一个公司提出新想法和创新的意愿而说明了这个问题。 罗默的解决方案于1990年出版，它奠定了现在所谓的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这个理论既概念又实用，它解释了思想与商品有何不同，其需要哪些独特的条件才能在市场中繁荣发展。罗默的理论催生了大量对于促进创新和长期繁荣的法规政策的新研究。 气候变化：诺德豪斯的研究发现涉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正如科学家们所做的那样，诺德豪斯决定在20世纪70年代就这一主题进行越来越担心化石燃烧燃料导致气候变暖的研究课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成为第一个创建综合评估模型的人，即描述气候与全局的定量经济模型之间的相互作用。他的模型涉及物理，化学和经济学，整合了理论和实证结果。 诺德豪斯的模型是现在广泛传播并用于模拟经济和生态气候共同演变。 它用于检视气候政策干预的后果。 保罗·罗默和威廉·诺德豪斯的贡献是方法论性质的，这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技术创新和气候变化的原因、后果的深刻见解的基本视角。 这两位年度获奖者无法提供确凿的答案，但他们的发现让我们更加接近回答我们如何实现可持续的全球经济增长的问题。[详情]

　　就在刚才，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了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项的最终归属，而去年获得此经济学奖的是同样来自美国的理查德·塞勒教授和他大名鼎鼎的行为经济学。 今年获奖的两位经济学家分别是来自耶鲁大学的威廉·诺德豪斯教授，和来自斯坦福大学的保罗·罗默教授。他们对于经济学研究的热点，并且使得他们最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东西分别是新经济增长理论和气候经济学。 威廉·诺德豪斯教授 什么是气候经济学？ 气候经济学研究的是气候的变化对于人产生的影响，从而改变人们对于消费习惯、以及商品选择方面的学科，它属于传统经济学的一个边缘分支。 那么气候和经济加在一起会产生什么样的效应呢？在《气候经济学》一书中曾提出过一个例子：如果夏天变得比较温暖，那么每十个德国人中就有一人会比去年多买一件T-Shirt，如此一来，T-Shirt的生产与销售总额就多了八百多万件。 天气的改变虽然不会对人们产生即时立刻的影响，但是在几年之后却会改变我们的天气经验，而这些经验就会对我们从决策到消费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 如某些地方因为气候相比往年变得更炎热了，同时又有舆论不停鼓吹气候将会持续上升，那么第两年、第三年当地的薄衣以及消暑清凉类商品的销售额就会提前性的、大幅度的上升。 保罗·罗默教授 新经济增长理论是什么？ 保罗·罗默教授在经济增长领域的长期研究之中，构建了两个内生增长模型，简单来说就是研究如何在以稀缺资源为代表，收益递减的物质世界中维持一个经济的持续性发展，保罗·罗默的第一个模型就对我们所有人的世界与生活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知识付费！ 它使得知识成为能够提高投资收益率，像资本一样的一种生产要素，推翻了新古典绝对趋同的结论。并且罗默属于知行合一、边做边学型，给世界带来了一个处理方法全新的经济学模型，可谓成功巨大并且影响深远！ 这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此2人，可谓实至名归了！ 来源：世界奇闻大揭秘[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