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经济学诺奖得主诺德豪斯与罗默是何方神圣？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刚刚公布威廉·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获奖，去年比较公号就推送了介绍这两位经济学家的文章，作者陈永伟预测他们可以获得诺奖，这个预测在今年变成了现实。《比较》在过去这些年中曾经翻译发表过两位作者的相关文章，将于未来几天推送他们的这些文章。

　　威廉·诺德豪斯

 年轻的诺德豪斯

　　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布之前，世界上著名的几家博彩公司曾经将几位重量级的经济学家作为获奖热门，并对他们能否获奖开出了赌局。耶鲁大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曾一度被众多博彩公司一致认为是角逐诺奖的有力候选人。虽然最终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并没有垂青诺德豪斯，但通过赌局事件，他的学术贡献和社会影响都可见一斑。

　　其实，诺德豪斯教授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他是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经典教科书经济学最新版本的合作者。按照萨老的说法，他自己年事已高，但希望他的教科书可以常葆青春，因此他需要有一位优秀的合作者来帮助他继续修订这部巨著。经过仔细物色，萨老最终决定由诺德豪斯教授来充当这个光荣的角色。于是，诺德豪斯教授的大名，也就随着这部经济学巨着的引入，而被中国的读者所认识和熟悉。不过，虽然诺德豪斯教授的名字早已被广大读者所熟识，但其主要的学术贡献却很少被国内读者知晓。

　　生平

　　1941年5月31日，诺德豪斯出生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阿尔布开克（Albuquerque）．他家世居美国西南部，据说其家族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期。不过，诺德豪斯的父母都有在美国东海岸求学和生活的经历，其父亲就毕业于耶鲁大学。

　　诺德豪斯早年曾在法国求学，并就读于巴黎政治学院，在那里诺德豪斯接受到良好的法语和欧洲历史的教育。回到美国后，他选择了父亲的母校——耶鲁大学继续深造。刚刚步人大学时，诺德豪斯并没有对学术表现出过多的热情，他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课余的休闲活动上。据他回忆，他“把二年级的大部分时光都用来滑雪了”。本科的高年级时，诺德豪斯开始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并开始把时间集中到学习经济学上来。这段时间里，他选修了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1918年--2002年，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等名师的课程。诺德豪斯回忆说，托宾的课程对他的思维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促进作用，这对于他日后的经济学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托宾后来也成为了诺德豪斯最为重要的合作者之一。

　　1963年，诺德豪斯从耶鲁毕业。决定继续求学的他选择了麻省理工学院作为自己的进修地。麻省理工的经济系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大批名师都在此任教。因此，对于想进一步提高经济学修养的诺德豪斯而言，选择去麻省理工求学“是一生中做出的最容易的决定”。在麻省理工学院求学的日子里，他得到了保罗·萨缪尔森、罗伯特·索罗（Robert Solow）等经济学大师的悉心教导，接触到了大量的前沿知识。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诺德豪斯学习到了关于“外部性”的有关理论，而这一理论的思想将贯彻于他整个学术研究。

　　1967年，诺德豪斯从麻省理工毕业后，回到了母校耶鲁任教。此后，他一直没有离开耶鲁，从助理教授一路做到了教授。现在，他的头衔是耶鲁大学的“斯特林经济学教授”（Sterling Professor of Economics）。在担任大学教授的同时，诺德豪斯也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在1977年~1979年卡特执政期间，他曾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1986年~1988年任耶鲁大学教务长，1992~1993年任耶鲁大学负责财务和行政的副校长。1972年起，他是考勒斯经济研究基金会（Cowles Foundation for Research in Economics）和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研究员。此外，他还担任过国会预算办公室经济专家组成员、国民经济分析局顾问委员会主席等职务。

　　从政治的角度看经济

　　耶鲁大学素有“美国的中央党校”之称，其政治氛围和从政治角度思考问题的方法对于诺德豪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在他的研究中，经常引入被传统经济学所忽略的政治因素。

　　经济周期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财富和人民的福祉，因此一直是宏观经济学家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经济不可能一直稳定地增长，而总是周而复始地经历危机、萧条、复苏、繁荣的循环？又是什么力量在决定GDP、失业率、物价水平等经济变量的起起落落？经济学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形形色色，有的理论认为经济周期是经济变量对于外部周期的反应（例如真实周期理论），而有的理论则认为经济周期事实上是经济体自我调节的一个过程（例如奥地利学派理论）……但总体来说，对于经济周期的解释还主要集中在“经济”这个范畴的内部。但是，在现实当中，影响经济周期的力量又怎么可能经济地来自于“经济”方面呢？政治对于经济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诺德豪斯之前，一些学者已开始了将政治因素用于经济周期分析的尝试。例如，学者卡莱茨基就认为政府的干预政策对国民经济运行起着很大作用，尤其是在兼有市场与计划体制的混合经济制度下，政府主动抑制和推动经济会造成新型周期。诺德豪斯将卡斯滕的以上观点进行了进一步阐发，结合美国的政党政治，提出了所谓的“机会主义周期理论”。按照这一理论，经济的状况和执政党的行为有很大的关联。政党主要不是从长期经济发展出发来考虑经济政策，而更多是着眼于下一轮选举的政治目标。执政者都希望能在一个强劲的经济基础上进行竞选。结果在每一次大选即将来临之前，执政党为了取得选民支持以求连任，就把制定经济政策变成吸引选票的工具，比如采取扩大财政支出、减少失业、增加福利等政策，以使经济出现短期的繁荣景象。一旦选举结束，为了弥补赤字、提高效率、抑制通货膨胀，又会采取紧缩政策，并一直把这一过程延续到下次大选之前。于是，经济周期影响大选，大选又反过来促成经济周期便成为一种或强或弱，时隐时显的趋势。

　　总体而言，虽然诺德豪斯的理论并不十分精密，但是从预测的角度看，却有着很好的效果。后来经济学家们的大量经验研究表明，诺德豪斯指出的“机会主义周期”确实存在。在诺德豪斯之后，政治模型成为了经济分析的重要工具。

　　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改进

　　作为政府对国家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计量与诊断的一项重要指标，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是否进步的最重要的标准。但是从衡量人民福祉的角度看，GDP这个指标有着很多难以克服的缺陷。例如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刨坑把全世界的钞票都埋到地下，再把它们挖出来，可以极大增加GDP——这显然是对于GDP这种核算指标的一个巨大嘲讽。此外，GDP中没有考虑对于环境的影响，因此在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同时，可能导致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严重恶化，这也是以GDP度量经济的缺陷之一。

　　基于GDP作为一种经济指标，存在众多缺陷的现实，不少经济学家主张提出一种新的经济指标来代替GDP的使用，而诺德豪斯和托宾的工作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1972年，托宾和诺德豪斯提出了“净经济福利指标”（net economic welfare）。和传统GDP核算中“做加法”的逻辑不一样，净经济福利指标在“做加法”的同时，也“做减法”。其主要思路是，将环境污染列入考虑之中。国家制定出每一项污染的允许标准，超过污染标准的，列出改善所需经费，将这些改善经费从GDP中扣除。同时，净经济福利指标还加进去被忽略的家政活动、社会义务等经济活动。

　　其实，诺德豪斯这种净经济福利指标的想法很大程度上和他在耶鲁求学期间学到的有关“外部性”的理论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在经济过程中对于环境和资源产生的破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负的经济外部性——这些破坏会产生高昂的社会成本，但经济主体并不需要为这种破坏买单，而把这些成本从GDP中加以扣除，就相当于是一个将负外部性“内部化”的过程，其逻辑和让一个对渔场造成污染的工厂将渔场收购，并重新计算工厂的利润是一个道理。同时，家政活动、社会义务等，就是一种正的外部性——这些活动带来社会收益，但是却没有人为这些活动支付费用。因此，一个合理的经济核算指标必须把这些活动产生的收益加以考虑，将这些正外部性“内部化”。

　　托宾和诺德豪斯利用净经济福利指标对于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进行了重新核算，发现用这种指标核算的经济增长率和用GDP进行衡量的经济增长率有着显着的差异。例如，美国从1940年到1968年，每年净经济福利所得，几乎只有GDP的一半。1968年以后，二者差距越来越大，每年净经济福利所得不及GDP的一半。

　　托宾和诺德豪斯的研究启发了后来众多经济学家们的思路，一系列新的衡量经济活动的指标被陆续提了出来。例如，l973年日本政府提出净国民福利指标（net national welfare）；1989年卢佩托（Robert Repetoo）等提出净国内生产指标（net domestic product）；l990年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戴利（Herman Daly）和科布（JohnCobb）提出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虽然这些指标形式各异，但是其根本的思路是和托宾、诺德豪斯二人一脉相承的，都是尽力在把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加以“内部化”。在“绿色GDP”概念盛行的今天，他们二人作为这一概念的先驱，是应当被人铭记的。

　　环境经济学的领军者

　　随着全球变暖、气候异常频发，以及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人们开始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到了环境问题上，环境经济学开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但远在环境经济学成为显学之前，诺德豪斯教授早已开始致力于环境和经济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

　　在诺德豪斯教授看来，环境变化和人类的经济行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如果将目前的一些环境指标视为一个“存量”，而人类的经济活动则会产生一个让环境变动的“流量”。显然，随着“流量”的逐渐引入，“存量”将会产生变动，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环境变化。这个道理就好像传统经济学对于财富和投资关系的分析一样，只不过在诺德豪斯的分析框架中，用环境变量代替了财富，而将人类经济行为对环境的影响看做是某种意义上的投资而已。在建立了这个框架后，诺德豪斯教授就可以借鉴宏观经济理论中用来分析该类问题的标准手法（这种建模方法被称为拉姆齐模型，是由英国的天才经济学家弗兰克·拉姆齐，Frank Ramsey，1903—1930，于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这一分析方法后来成为了现代宏观学分析的主流），在人类理性决策的假设前提下，分析人类行为对环境造成的变化。

　　为了定量考察这种关系，诺德豪斯教授及其合作者历时多年，在大量的资料的基础上，先后建立了两个分析经济对气候变化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RICE模型和DICE模型。利用这两个模型，诺德豪斯等人详细分析了碳排放对于气候变暖的影响。这一系列的工作为减排的经济和环境效益分析提供了难得的实证证据。在诺德豪斯教授看来，目前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是正确和必要的，但对于减排的力度，他个人并不主张过大。例如，哥本哈根会议试图达到“到2020年，全球温度升高低于2℃ 或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小于450PPM的目的，而这一目标对于诺德豪斯教授而言，可能是过高了。在他看来，温室气体浓度只要小于700PPM都没什么问题。用科学而非政治的立场来对待环保，这充分体现出了诺德豪斯教授作为学者的独立风范。

　　保罗·罗默

　　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之前，纽约大学曾摆出过一个大乌龙。该校的商学院在奖项揭晓的前三天，就挂出了“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奖新闻发布会”的网页。这让外界猜测，是否该院教授、内生增长理论先驱保罗·罗默（Paul Romer）已经被内定为获奖人了。尽管这个网页很快被撤下，但却让罗默又被话题了一番。

　　生平

　　罗默于1955年出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在七个孩子中排行老二，他的父亲是一名做过农民、经过商、搞过研究院的政治家。罗默自小就很淘气、叛逆，在中学表现很差。在申请大学时，只有一所大学——芝加哥大学录取了他。

　　开启经济学之旅对罗默来说完全是个意外。当罗默还是一名本科生时，其学习的专业是数学和物理。但或许是对枯燥的数理推演产生了厌倦，他最终决定放弃自己对这两门学科的追寻，转而去法学院继续深造。为了进入法学院，他需要修一些“文科”课程作为准备，正是在其中的一门经济学课上，他遇到了改变他整个职业路径的萨姆·佩尔茨曼（Sam Peltzman）教授。佩尔茨曼的授课内容和风格深深打动了罗默，他很快意识到相比于成为一名法学家，他可能更适合成为一名经济学家。于是，他就转入了经济学的学习。先后在麻省理工、加拿大女王大学等多所名校辗转求学之后，罗默终于于1983年在芝加哥大学拿到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此后，他先后执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罗切斯特大学、斯坦佛大学和纽约大学。期间，他还创办过自己的公司Aplia。2016年，他被任命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

　　内生增长理论

　　在经济学界，罗默的名字基本上是和“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ies）联系在一起的。

　　经济增长的动力究竟何在？为什么有的国家穷，而有的国家富？这些问题从古典时期就困扰着无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密尔、马克思、熊彼特等顶尖经济学家都曾对此发表过自己的见解，但真正把经济增长问题转化为一套现代意义上的理论，是从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上世纪60年代的工作开始的。（注1：这个论断略显武断，但却是有理由的。尽管在索洛之前，就曾经出现过著名的哈罗德·多玛增长模型。但如果仔细考察这个模型，就会发现它其实是对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动态化，它更适合用来刻画危机和周期，而不是长期稳定的增长。天才拉姆齐的工作后来成为了研究增长的标准问题，但其原始论文讨论的其实并不是增长话题。直到卡斯和库普曼斯重新挖掘了这篇论文后，拉姆齐模型才成为了研究增长问题的标准模型。此外，著名的冯·诺依曼模型虽然颇具启发性，但它依赖于投入产出，线性规划的建模方法实在难以被后来的学人效仿和拓展，因此其影响其实非常有限。）

　　索洛构建的增长模型很简单。在这个模型中，经济体可以通过储蓄部分产出来实现资本的积累。这些积累的资本会有两个用途：一方面它会被用于资本的“广化”，即为新增的人口提供资本；另一方面它则会促进资本的深化，即让经济中的人均资本存量得到提升。由于资本的边际产出是递减的，所以随着资本的积累，经济会运行到一个均衡：资本的深化正好等于0，新的储蓄全部被用于资本的广化。在均衡状态，经济体中的人均资本，以及对应的人均产出都会保持固定不变，经济体中人们的生活水平会保持不变。

　　那么，什么决定了均衡的人均资本存量和人均产出呢？在索洛模型中，它取决于几个因素：人口增长率、储蓄率和技术水平。人口增长率越高，就需要有更多的资本用于“广化”，因此它会让均衡资本存量降低；更高的储蓄率则会带来更高的资本积累，因此会让均衡的资本存量更高；更高的技术水平可以用同等资本投入得到更多产出，从而产生更多积累，因此也会让均衡的资本存量更高。

　　根据索洛模型的预言，一旦人口增长率、储蓄率和技术水平这些因素给定，无论经济体的起点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人均资本水平和人均产出都会向均衡水平收敛。由于从经验上看，经济体的人口增长率和储蓄率通常会在很长时间内保持不变，因此最终决定经济体均衡发展水平的变量就只有一个——技术，或者更确切地说，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以下简称TFP）。（注2：在索洛的原始论文中，将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完全归结为技术的演化，而后来的经济学家则发现配置效率等因素也会对其产生影响。）

　　索洛模型虽然简单，但却抓住了增长问题的要害——TFP，才是理解“国富国穷”的关键。后来的很多实证研究都证明了这点。例如，由霍尔和琼斯进行的一项跨国比较研究表明，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组和最贫穷的国家组的人均收入相差32倍，但如果排除了TFP的差异，这种差距就会缩小到4倍，TFP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索洛模型也并非完美无缺：一方面，索洛虽然让人们认识到了TFP在增长过程中的重要性，但却没有告诉我们它是怎样决定的——事实上，在索洛模型中它完全是一个外生变量。另一方面，一些经验结论也和索洛模型的预言存在冲突。例如，根据索洛模型的预言，各国的经济水平应该向稳态收敛，穷国和富国之间的收入应该会趋同。但实际上，不少富裕国家的人均收入一直在持续增长，而穷国和富国之间的趋同似乎也并不明显。

　　大约在1980年前后，罗默就对索洛模型存在的上述问题开始了反思——当时，他正从女王大学回到自己的本科母校芝加哥大学，开启在那儿的博士研究生生涯。经过了数年的思考，他对于增长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解释。这个解释后来被写成论文《规模报酬递增与长期增长》（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于1986年发表在顶级的经济学刊物《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

　　在这篇经典的论文中，罗默引入了“规模报酬递增”的概念来对持续的增长进行解释。在传统的经济学中，投入要素的规模报酬通常被假定为是递减的。例如，资本或劳动力投入越多，其在边际上的产出就会越低。这样的特征决定了经济增长的过程最后只能导致人均产出的均衡，而不会出现持续增长。但如果有某个要素的规模报酬是递增的，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它的积累将会导致持续增长的产生。那么，这样的投入要素是否存在呢？答案是肯定的。这种要素就是知识。从经济学角度看，知识是一种公共品（Public Good），是非竞争（Nonrivalry）、非排他的（Nonexcludability）——一个人使用知识，并不妨碍别人使用知识，同时每个人也无权排除他人使用和自己一样的知识。当这种要素被作为投入品用于生产时，它就会产生强大的正外部性，从而导致规模报酬递增的出现。一旦有了规模报酬递增，持续的增长也就成为了可能。由于知识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因此单纯依靠市场力量，可能会导致知识生产过低的次优结果。因此，从政策角度看就需要政府对科研、教育增加投入，从而保证有足够的知识被生产出来。

　　在1990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内生技术变迁》（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中，罗默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在这篇论文中，他构造了三个经济部门：生产最终产品的部门、研发部门，以及生产中间品的部门。研发部门负责生产知识或创意（idea），并将其卖给中间产品部门，而中间产品部门则产出耐用资本设备并将其租给最终品生产部门以获得租金，最终品生产部门负责生产经济体中的最终产品。很显然，要让经济体的增长顺利进行，就要合理安排在三个部门中投入的资源，包括资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等。（注3：在罗默的论文中，人力资本指的是熟练劳动。）在这个框架下，就可以讨论很多政策性问题。举例来说，在这个模型中，研发部门生产的知识是具有外部性的，其社会收益和其给研发部门带来的私人收益并不一致。在罗默看来，为了鼓励研发的进行，就需要尽可能消除这种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之间的差值，因此引入专利、版权等一些激励手段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以上两篇论文的思路，主要是从知识（knowledge）和创意（idea）的外部性角度来看待规模报酬递增，并用它来解释长期增长。在1987年的另一篇短文《以由专业化引起的规模收益递增为基础的增长》（Growth Based on Increasing Returns Due to Specialization）则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规模报酬的产生。对于专业化的强调，其思想渊源至少可以追述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斯密就曾用制针厂的例子来说明分工和专业化的重要性。但在很长时期内，这一重要思想却并没有引起经济学家的足够重视（或许杨格、舒尔茨是少数的例外）。在这篇短文中，罗默在一个垄断竞争的框架下对这个重要的思想进行了重要的表述。利用数学模型，他向人展示，生产的专业化（表现为经济中中间产品的增多）会导致规模经济的出现，进而让持续增长变为可能。尽管这篇论文只有短短几页，但其中的思想是十分深刻的。既然专业化可以导致规模报酬，从而造成持续增长，那么国与国之间通过专业化，然后进行贸易，就有可能造成各国之间的共同繁荣，这一观点为从国际贸易理论去思考增长问题奠定了基础。

　　尽管在今天看来，罗默的这一观点是十分显然的，但在当时，它却是具有革命性的。对于习惯了传统经济学中“规模收益递减”的人们而言，罗默的这几篇论文无疑是对增长现象的“疯狂解释”（Crazy Explanation）。不过，也有一些人很快认识到了罗默这些工作的价值，并加入到他的阵营当中来。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罗默的博士导师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从国际贸易角度研究增长的格罗斯曼（Gene Grossman）和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以及继承了熊彼特创新思想的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霍伊特（Peter Howitt）。和罗默一样，这些人都试图从各个角度去对增长的动力给出“内生化”的解释。尽管这些人的工作各有侧重，但由于其“内生化”增长动力的共同特点，人们通常把他们的理论统称为内生增长理论。

　　下海经商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内生增长理论成为了宏观经济学，甚至整个经济学的显学。但令人奇怪的是，在内生增长理论风头最劲的时候，它最重要的创始人罗默却在这个时候逐渐淡出了学界。有一段时间，他很少发表文章，也很少在学术场合抛头露面。

　　罗默去哪儿了？答案是，他下海了！从1996年，罗默开始在斯坦佛商学院任教。或许是整天和来自商界的学生打交道，罗默内心的“企业家精神”被开始逐渐唤醒了。他发现，提供网上教学服务似乎是一个赚钱的商机，于是就开始花费精力从事这项工作。2001年，他成立了Aplia公司。该公司提供了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甚至生物学等各个学科的在线辅导，包括预习、复习、在线测试等功能。

　　对于这个提供“非竞争”，但却部分“排他”的知识产品的公司，罗默本人看来十分上心。在很长时间内，他放下了自己手里的全部工作，专心当起了公司的总裁。按照这样的故事走向，罗默看来会发展成为一名优秀的企业家。但是，他似乎又和大家开了一个玩笑——2007年，他把自己的公司卖给了Cengage Learning，结束了自己的企业家生涯，因为接下来他要开始忙另一件大事了！

　　疯狂的乌托邦

　　罗默又要忙什么大事呢？他想做一个“疯狂”的实验，说服一些发展中国家拿出一些地区，建立“宪章城市”（Charter Cities），交给发达国家进行托管。据他自己在一次TED演讲中所言，这个疯狂的想法来自对香港的观察。他发现，香港这个城市由于复制了英国的一整套法规和经济制度，因此在很长时期内都得到了超乎寻常的发展。那么，香港的这项经验是否可以复制呢？如果制度是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那么发展中国家直接接受发达国家的制度不就可以了吗？

　　为了验证自己的这个想法，罗默开始游说一些发展中国家来开展这个乌托邦式的实验。据说，洪都拉斯等一些国家曾对这一想法表达过兴趣，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设想至今为止并没有变成现实。

　　关于数学的滥用

　　罗默再次轰动学界，是在2015年。但这一次轰动，并非是因为他又提出了什么新理论，而是因为他写了一篇“吐槽文”《数学在增长理论中的滥用》（Mathines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在这篇论文中，罗默痛心疾首地表示，现在的增长理论中用的数学太多、太滥了，而对于逻辑性、思想性的重视则不足，与实证证据的连接也比较缺乏。有意思的是，在文中，罗默指名道姓地把好多位大师作为数学滥用的典型来加以批判，其中不仅包括诺奖得主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风头正劲的皮凯蒂（Thomas Piketty），甚至还包括自己的博士论文导师、宏观经济大师卢卡斯！正可谓弹无虚发、刀刀见血！

　　抛开那些师徒反目的八卦，其实罗默的这次吐槽是很有价值的。尽管这些年经济学的发展很快，但正如罗默所言，现代经济学可能花费了太多精力在形式化上，而忽略了对更为根本的、思想性内容的追寻。这种削足适履的发展显然是不健康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数学对于经济学来说确实是一个十分好用的工具，因此如何用数学、用好数学，恐怕还需要经济学家们根据自身的禀赋进行更好的权衡（trade-off）。

　　世行首席

　　据说在2008年时，世界银行曾经邀请罗默出任首席经济学家。但当时的罗默正在致力于自己的“宪章城市”实验，同时帮助自己的老爸为奥巴马竞选总统，因此拒绝了这个邀请。世行无奈，只得转而邀请林毅夫担任首席经济学家。

　　不过，世行好像一直惦记着罗默。2016年，它再次向罗默扔出了橄榄枝。这次，罗默答应了。2016年7月18日，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宣布，罗默将接替考希克·巴苏（Kaushik Basu）出任首席经济学家一职。同年9月，罗默正式走马上任。与历位学院派的前任相比，罗默这位做过研究、经过商，同时又有狂野梦想的继任者显得更有棱角，也更能带给人们想象空间。究竟他能不能像世行的领导们当初预想的那样，更好地促进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投资和研发投入，可能由于时间尚短，我们还不得而知。但他的个性为其带来的麻烦却已经见诸报道——有消息称，罗默由于要求员工使用更简洁的书写方式，在报告或邮件中不能过多使用“和”（and）字，而遭到了世行员工的集体抵制——看来，这位曾经的天才学者、霸道总裁想要玩转世行这样的官僚机构，经验还是略显不足啊。

　　代结语：为什么不涨价？

　　在上博士时，我读过很多罗默的论文，但印象最深的并不是他关于内生增长的那几篇经典论文，而是他和巴罗（Robert Barro）合写的一篇小文《滑雪缆车定价，及在劳动力和其他市场的应用》（Ski-lift Pricing， with Applications to Labor and Other Markets）。据说，这篇小文的灵感来自于他和巴罗的一次度假。在这次度假中，他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美国的滑雪场的缆车在旺季和单季收取的价格是一样的。这样的结果是，在旺季，坐缆车要排很长的队；而在淡季，缆车则很空。那么，为什么滑雪场不根据季节来调整价格呢？两位作者在一番思考后给出了答案：其实滑雪场已经调价了。因为在旺季时，你需要排很长时间队，玩的时间少了，所以事实上对于每次乘坐缆车而言，价格已经涨了不少！

　　恰逢国庆长假，关于高速公路是否应该收费的争议又起。我想，在这种情况下，把罗默的这篇小文重新拿出来读一下是有意义的。收费或许能减少人们开车出行的动机，但对于能忍受几个、甚至十几个小时拥堵的人来说，要收取多大的费用才能让他们打消这个动机？我不敢想，也不知道那些收费的倡导者有没有想过。换个角度，即使你可以通过非常高昂的过路费让大家都不外出了，安心呆在家里看电视，那这样的道路通畅又有什么意义？而这种简单粗暴的所谓价格机制的背后，又会掩盖多少交通规划的失败？收费的成本又如何计算？细思恐极！

　　太多人鼓吹“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了，但真正能像罗默那样，对真实世界进行深入思考的人，其实还很少！

　　作者为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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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