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黄志龙
毋庸置疑，境外游的繁荣是中国居民消费升级、国民福利不断提升的重要形式之一，然而国民出境游的蓬勃发展，给我国国际收支平衡和国内消费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这次国庆长假，各国旅游景点、购物天堂再一次感受了中国人的巨大购买力。作为一名经济研究人员，笔者从这一年年出境游的数据变化中观察到，国人出境游热情高涨背后有四大因素在推动，而这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了两大潜在影响。且看下文分析。
四大要素影响出境游的客流增速
首先来看我国出境游客流的整体发展趋势。
我国出境游的快速发展开始于2010年，当时出境游人数约5000万人次，到2017年出境游人数达到1.31亿人次。2018年上半年，中国公民出境游人数是7131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15%，实现了增速持续回升的势头，2018年全年有望突破1.5亿人次。可见，我国出境游仍处于高速发展的初级阶段。
以上只是出境游发展的数据呈现。而驱动国民出境游热情的因素，从国内外较为成熟的经验看，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首先是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快速增长。出境游作为居民非必需消费支出，必然会受到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的影响。以日本和韩国为例，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之后，国民出境游开始进入平稳期，此后出境游客流增速与人均GDP增速同步波动的趋势明显，并存在一年的滞后期；同样，2000年以来，韩国出境游客流增速与人均GDP增速滞后一期、同步增长的趋势明显。
这种滞后一期、同步波动的趋势可作如下理解：当本年度可支配收入大幅增长时，普通家庭通常会预定下一年出境游计划，这也充分体现了非必需消费支出滞后于收入但同步增长的特点。
同样，我国出境游与人均GDP的增长同步波动趋势也较为明显（参见下图）。2017年，我国人均GDP为8806.49美元，出境游渗透率为5.62%，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90年代的韩国基本相当。当前，日本出境游渗透率稳定在14%左右，韩国大约为40%。由此可见，随着我国人均GDP增长，出境游渗透率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其次是人民币汇率与境外购买力的变化。人民币汇率和境外购买力的变化，是影响出境游与境内游相对价格的最直接因素。例如2010年-2015年，出境游之所以维持高速增长，与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境外整体购买力不断上升不无关系，而到了2016年，人民币对美元、港元和大多数国家货币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贬值，这也是导致当年出境游增速创新低（4.3%）的重要原因。
具体来看，人民币汇率对出境游的影响有以下三大特点：
一是汇率波动对境外消费、购物的影响程度要远远大于对出境人次的影响，这在2016年人民币对港元贬值、国人前往香港购物大幅减少现象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二是汇率长期趋势影响要大于短期波动的影响，这是因为汇率短期变化难以预测，对旅客出境游计划难以产生影响，但汇率长期趋势对出境游支出的影响更为明显；
三是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要大于人民币与美元等货币双边汇率对出境游的影响。例如，人民币汇率指数保持稳定，尽管可能会因美元升值而出现被动贬值，但人民币对非美货币可能既有升、也有贬，游客可以在不同货币之间选择人民币购买力更强的旅游目的地，从而保持出境游客流整体相对稳定。
再次是地缘政治动荡、自然灾害和社会安全事件等。旅游目的地的政治和社会安全局势、中国与该国的双边关系对于游客的选择会产生较大影响。过去几年，对国人出境游影响较大的非经济事件主要有：
2009年4月，泰国爆发长达半年的大规模示威游行；2010年4月，泰国政府军与红衫军爆发冲突；2014年3月-7月，马来西亚客机接连爆发事故；2016年泰国“零团费”等旅游乱象。这些安全和市场秩序乱象，对中国赴东南亚的出境游客流产生较大冲击。
2011年3月，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2012年9月日本钓鱼岛“国有化”使得中日外交关系急剧恶化，导致2012年和2013年中国赴日游客锐减。
2016年英国脱欧，2017年法国德国接连爆发恐怖袭击，加上日趋严峻的难民潮，使得2016年-2017中国赴欧客流大幅下滑。
2017年3月受萨德外交风波和朝鲜半岛局势动荡影响，2017年赴韩客流急剧减少。
最后是境外旅游目的地对中国游客签证政策日渐宽松。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逐步提升，以及中国消费者境外购买力快速增长。我国与越来越多的国家签订了新的签证政策，各国竞相给予中国游客签证便利条件，这也助推了中国出境游人数的迅速增长。截至2018年初，持普通护照中国公民可以享受入境便利待遇的国家和地区增加到 66个，其中包括 12个可互免普通护照签证国家，15个单方面允许中国公民免签入境，39个单方面允许中国公民办理落地签证（参见下表）。另外，美国、加拿大、新加坡、韩国、日本、以色列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也向中国游客推出1-10年期多次入境签证。
出境游的繁荣带来两大负面影响
毋庸置疑，境外游的繁荣是中国居民消费升级、国民福利不断提升的重要形式之一，然而国民出境游的蓬勃发展，给我国国际收支平衡和国内消费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旅游贸易逆差成为服务贸易逆差的主体部分。2017年服务贸易中，旅游进口（居民出境游为主体）规模为2548亿美元，旅游出口（外国公民入境游）规模仅为387亿美元，逆差额高达2165亿美元，占当年服务贸易总逆差（2395亿美元）的比重高达90.4%（参见下图），远在金融服务、专利使用、电影进口等服务贸易逆差之上。
今年1-7月，旅游贸易逆差规模仍高达1413亿美元，占我国服务贸易逆差的比重仍在80%以上，不出意外，在国庆长假出境游之后，2018年全年旅游行业占服务逆差比重还可能突破90%。换言之，旅游服务贸易逆差成为2010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逆差的主导力量，也消耗了我国大量的外汇储备。
第二，居民购买力向境外转移，是造成国内消费疲软的原因之一。近年来，中产家庭逐渐成为出境游的主力军，而且每个家庭的消费支出与居民收入增长大体相当。由此，这些家庭的出境游消费和境内消费必然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据联合国国际旅游组织统计，2017年世界旅游总收入为1.34万亿美元，其中中国游客消费规模为2580亿美元，接近全球总收入的五分之一，是美国游客消费总额的近两倍。
又比如，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期间，大约10万名中国游客赴俄旅游、观赛，给俄罗斯带来超过30亿元的收入。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国内各种消费数据持续疲软，虽然其主要原因是居民部门杠杆率高企、国内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和性价比较低，但也与国民出境游、境外购物一片繁荣不无关系。
(本文作者介绍：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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