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Byron Wien
大多数人仍然对未来某一时刻两国的解决方案抱有希望。巴勒斯坦人可能会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货币补偿可能会被提供以换来原阿拉伯居民“重返家园权”的消除，以色列的土地可能会用来交换西岸定居点。
巴以冲突可以通过货币补偿来解决随着今年最后一个月的到来，大部分人都可以回顾2014年，并表示它的表现比人们在1月所期望的更好。回想当时，人们对经济、市场主要依赖技术和生物技术公司业绩的狭隘性、世界各地的各种政治不稳定性和冲突以及美国政治进程的无效忧心忡忡。
当下的主要不确定性似乎更多的是偏向于地缘政治，而不是经济。尽管部分停火已落实，但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冲突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巴以局势依旧微妙。各方尚未与伊朗就其核武器开发工作达成明确协议，而且，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11月24日的最后期限已被推迟。中国、日本和其他国家在中国南海问题上的冲突似乎将会暂时归于平静。
今天十一月，我花了八天时间在中东，旨在加深对中东的了解。在特拉维夫的那四天，我会见了银行家、保险公司高管、企业家、企业领导和政府官员。几乎像每一个已经造访过这个国家的人一样，我在离开时不仅对这座城市的活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还收获了对当地人们所面临复杂政治问题的更深层次了解。
从当你与业务经理交谈时，除非你提及政治，否则政治不大可能出现在对话中这一点说起吧。虽然从加沙发射出的火箭弹在第三季度打到了远达特拉维夫的地方，使一部分人不得不躲进防空洞里熬上一段时间，但是探讨还是以业务问题为中心。
用于拦截可能会袭击人口密集地区的导弹的铁穹系统有效地防止了以色列大面积的伤亡，但是以色列的报复却造成了巴勒斯坦方面的大量人员伤亡。这导致了来自全世界的批评——以色列在冲突中过度地动用了武力。 以色列的回应是，它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遭到了袭击，它只是在保卫自己，它采用了一切合理的措施来尽可能减少伤亡。
那些生活在该国的人们表示，他们习惯了“在刀尖上生活”。许多与我交谈的人都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而那些幸存者当初来到以色列是为了寻求一方能让他们免受曾经所经历压迫的土地。无论他们是否公开地讨论这一点，大多数人都认为必须有一方土地留给犹太人去追求正常生活。
他们很清楚反犹太主义是一个永恒的威胁，最近一波来自法国的移民更是强调了以色列作为一个将欢迎其到来的避难所的重要性。在我所见过的人之中，没有几个似乎要强调这个国家在犹太人历史中的历史意义。
每一个人都很清醒：以色列已建立在阿拉伯世界的中间，而且通常被视为一个不受欢迎的邻居。大多数人认为这种状况永远都不会真正地改变。当我向一名主要的以色列生意人询问以色列经济成功的原因时，他的回答是，犹太人永远不会感到满足。
讽刺的是，当我向一名主要的以色列政治家询问为什么与巴勒斯坦人达成协议是如此困难时，他说，“放弃土地不会解决问题。我们放弃了西奈半岛，放弃了加沙地带，甚至愿意放弃我们在1967年战争中所赢得大部分土地。但阿拉伯人永远不会感到满足。”双方存在共同之处的这一点可能是冲突解开不足的根源。
问题的一部分原因在于情况的复杂性。姑且不说以色列是阿拉伯地区的一个犹太人国家，以色列本身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地方。在它的800万人口中，有200万是在这个国家生活、工作和投票的阿拉伯裔以色列人、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在犹太人中，仅有15%是极端虔诚者。而其余的都是世俗者，与美国的大多数犹太人别无二致。其大部分的经济实力和税收均来自于200万人。
以色列当初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建国的，其高度监管的体系大部分都经受住了考验，尤其是在金融服务方面。特拉维夫股票交易所就是过度监管的一个很好例子；它导致了许多前景光明的以色列高科技公司直接奔赴达斯达克而不是在本国上市。工会也具有重要影响力，但监管和工会影响力两者被削弱已有一段时日。
以色列在建国初期曾高度依赖来自美国的财政支持，但它现在已自认为在财政上实现了独立 ——既不欠外债，还手握大量外汇储备。其经济中快速增长的部分来自于最近二十年里所建立的行业，即能源和技术。
在伴随着高学历俄罗斯移民的大量涌入而肇始于1980 年代的创新推动下，以色列发现了巨大的天然气储备，其技术行业实现了繁荣发展。军队也在以色列的技术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它创建了以色列的尖端国防体系。该国的顶尖大学也功不可没。
从长期来看，有希望的是，电力乃至机动运输都可能会以天然气为基础。该资源也可以液化并输送到一部分欧洲国家。此外，以色列在水处理方面也是全球领先者。
即便与巴勒斯坦的冲突在第三季度减缓了经济的增长，以色列仍有望在2014年取得3%的经济增长，且明年的前景仍继续看好。该国在2008期间至2009年期间仅仅遭遇了经济增长放缓而不是经济衰退，因为银行系统被限制不得发放保证金贷款。
虽然今天的以色列体现出浓厚的资本主义国家色彩，但是它拥有高度发达的医疗保健、教育和退休社会网络。以色列有着一种特异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比美国或欧洲的更加随便。很少有生意人系领带。街道非常整洁，但仍能看到涂鸦。
显而易见的是，结束与其邻居的冲突将有益于这个国家。每一位美国总统都已将实现中东地区的和平视为自己的目标之一。与我交谈过的大多数以色列人都相信，近期之内不大可能达成协议，因为阿拉伯世界普遍认为以色列不应该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他们希望，犹太人最终将离开这个地区，因为他们认识到，自己并不受欢迎，而且也并不想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里。
在我看来，这是不现实的。在这一点上，以色列永远都不会结束自己的存在。以色列人认为，他们拥有历史、合法和赢得的权利以存在于那里。关于西岸“定居点”的争议可以通过以色列将其境内的赔偿领土划拨给巴勒斯坦人这一方法化解。
在1948年以色列实现独立时，仅有60万人生活在那里。随着国家的成长，以色列已在西岸开发了许多永久性社区。我参观了耶路撒冷附近的几处地方。它们是拥有大量住房而非临时结构的市郊城镇。那里的居民们并没有做放弃它们的准备。在那里，就算有钱也买不到一份不赖的五香熏牛肉三明治。因为他们在以色列根本就不开设熟食店。
大多数与我交谈过的人仍然对未来某一时刻的两国解决方案抱有希望。巴勒斯坦人可能会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货币补偿可能会被提供以换来原阿拉伯居民“重返家园权”的消除，以色列的土地可能会用来交换西岸定居点。
尽管John Kerry以及其前任已经无数次地奔赴中东以力争达成协议，但巴以双方仍似乎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与达成和平协议有关的诸多问题之一便是，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双方均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以争取权利。巴勒斯坦人现在已任用哈马斯中的极端分子来处理事务，而以色列人则已选择了自己的一批强硬派来应对。
但无论是利库德集团还是工党，他们都已不复昔日的强大。两者过去常常在120个以色列议会议席中各自占得30-45个，或者两者相加占据总议席的三分之二，妥协因此才有可能达成。现在，他们各自都只有20个不到的议席，就算加在一起也不足三分之一。新的政党已牢固地树立起右翼观点，这些观点让达成妥协变得更加困难。
为了帮助我更好地了解局势，Gillerman大使安排了我与以色列政坛元老、该国前总统兼总理Shimon Peres先生进行会谈。他现在主持着Peres和平中心的工作，虽然即将迎来92岁生日，但仍与我见过的任何政治人物一样思维缜密和表达清晰。
Peres最终看好两国解决方案，但与我所交谈过的其他人一样，他也认为，要实现这一解决方案，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当局都必须有强大的领导层。他认为，外界影响也会起到重要作用。他表示，“美国应当想一想对中东的给予，而不是战斗。看一看作为马歇尔计划的结果而在欧洲实现的一切吧。”
一些与我交谈的人引用了南非作为范例。只有在出现来自 F.W. de Klerk 和 Nelson Mandela 的强有力领导时，这个民族才有能力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然而，Peres认为，就算没有强有力的领导层，与巴勒斯坦人的政治解决方案最终也将会实现。“它将为那些不想再生活在冲突环境下的妇女和年轻人们所推动。”我希望他是对的。
与我在以色列所交谈过的几乎所有人一样，他也认为，绝对不能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他对任何与伊朗人所打的交道都表示怀疑。“你永远都无法验证他们是否在按规则行事，”他表示。没有人真正认为他们会对邻国使用核武器，但是每个人都担心该地区的军备竞赛以及武器级铀被卖给恐怖分子用于“脏弹”。
此次中东之行期间，我曾在一处称为MindSpace的特拉维夫设施作中途停留。在这里，企业家们可以按月租赁工作台，从而在一个创造性的环境中处理他们的构想。获得支持的项目可以在它们自动公布之前转移至小办公室，为其他人腾出空间。与以色列的所有地方一样，这里也充满了乐观和创造力。
尽管这些人周围的政治动荡有时候是可怕的，但他们作为个人对此几乎无能为力。与此同时，他们会努力工作，在这个创业国度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未来，就像当初建立这个国家的定居者那样。
(本文作者介绍：黑石顾问合伙人公司的副董事长，曾在摩根士丹利工作2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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