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停售港口凸显中企海外短板

　　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宋清辉

　　希腊新政府叫停比港事件，看似偶然实则必然。说明中国企业和资本到境外投资面临着很高的政治风险和困境，中国企业也没有认识到政治风险是海外投资的最大风险。同时，也说明“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着相当大的挑战和风险，不能为了业绩任其野蛮发展。

希腊停售港口凸显中企海外短板

　　2015年1月27日，希腊激进派新政府宣誓就职即掀起巨浪。新任总理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任命多名紧缩措施反对者出任部长。为兑现有关暂停出售国有资产的竞选承诺，新政府当天就把矛头对准中企在希腊的投资，叫停希腊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口的私有化计划。因此，希腊激进派新政府叫停向中国企业出售欧洲最大客运港计划，如同2014年11月7日下午，墨西哥新政府突然取消中国公司高铁投标的消息一样，给整个市场一个措手不及。

　　比雷埃夫斯港是希腊最大的港口。2008年，中国远洋运输集团以43亿欧元的代价，成功中标比雷埃夫斯港35年的特许经营权。希腊新政府中止港口私有化可能并非专门针对中国或中远集团，而是对希腊全国原来的私有化政策进行调整。但是，希腊新政府此次突然叫停比港事件，中国远洋集团无疑将受到巨大的冲击和负面影响，其收购该港口的计划面临中断，至今已投入8亿欧元或面临着血本无归的下场。

　　希腊新政府叫停比港事件，看似偶然实则必然。说明中国企业和资本到境外投资面临着很高的政治风险和困境，中国企业也没有认识到政治风险是海外投资的最大风险。同时，也说明“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着相当大的挑战和风险，需要长期时间稳扎稳打，不能为了业绩任其野蛮发展。

　　近年来，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步伐的加快，地域、政治、法律等诸多风险因素不断凸显。综合来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风险和困境，一是政治信用风险、海外上市风险、并购风险，如墨西哥政府突然取消中国高铁项目；二是语言困境、法律条款限制等；三是项目的终止、毁约、绑架等等。这些都会使国内企业面临大额损失，走出去的同时，要做好风险应对准备。但是，这些风险的发生，往往是由于企业的对外战略投资模糊、缺乏国际经营经验、投资决策机制和防范风险的意识不足和专业人才匮乏有巨大的关系。当然，也和我国政府在企业“走出去”方面存在制度缺失有关系。

　　早在10年前我国政府就已提出“引进来”和“走出去”，但时至今日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方面还是一个新兵，在对外投资更是有明显的短版，遭遇不公平待遇时有发生。当企业在海外遭遇不公平待遇时，建议政府罗列投资项目报复清单、成立专门组织或协会支援在海外遭不公平待遇的企业。

　　那么，企业自身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如何防范风险？我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加强对境外投资的风险管控意识，防患于未然，提高开拓海外市场的成功几率，如遵守项目所在国的法律法规，建立企业专门机构负责境外安全管理，依靠投资国驻外使领馆，建立境外安全预警和处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等。

　　希腊激进派新政府叫停向中国企业出售比雷埃夫斯港事件，也给中国政府相关方面敲响了警钟。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的决策者， 还没有认识到企业“走出去”实际上是加快企业在世界市场经济体内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最终还是对我国利益最大化。

　　当前，我国政府在企业“走出去”方面存在四个方面的现实问题：

　　一是政府境外投资立法不健全。如一些发达国家以维护其国家安全利益为由，通过提高进入该国产业的审查门槛，将我国企业挡在门外，但是我国政府在对外投资方面的对外投资法律法规处于初期阶段，对外投资法律仍处于不成熟阶段，以致我国企业在加快全球化进程中面临被动的局面。

　　二是政府对外投资项目审核程序繁复。不同类型和金额的对外投资项目，需经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及地方相关主管部门的核准。企业很难在短期内备齐报送的相关材料。获得中央外贸发展基金等方面的融资支持，更是费尽周折，让“走出去”企业浪费商机。

　　三是政府境外投资保护机制缺乏。“走出去”的企业往往面临着较大的政治、经济和竞争的风险问题，需要我国政府提供一定的帮助，但是我们却在对外投资政治、经济风险担保等方面存在制度缺失。企业只能够独自承担对外投资的风险，无疑加大了企业走出去的风险系数。

　　四是政府境外投资信息体系不完善。政府提供全面、系统、准确、及时的对外投资信息是“走出去”企业的必要保证。但我国对外投资信息资源服务方面，缺乏全面的信息咨询等中介服务。

　　只有直面和解决上述四个问题，类似希腊新政叫停比港项目才会避免再次发生。

　　(本文作者介绍：法治周末、证券日报社论特约评论员，知名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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