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怒波：企业家精神陷入狼图腾困境

　　文/新浪财经机构专栏 中欧视角 作者 黄怒波(中欧EMBA1996级校友，北京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

　　现在的中国实际上已经到了一个价值重估的时代，作为一个中国的企业家，回到问题的原点，我思考的是如何重塑属于这个时代的企业家精神的问题。中华5000年文明源远流长，我选择回到历史中去，回到儒家理论和佛教伦理中去寻找我的答案。

诗人企业家黄怒波：做一个追梦的人

　　跟大家现在不一样，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目标，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对于我来说，曾经一切都是不知道的。我在北京生活了40年，从上北大[微博]到现在，从一个连企业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到今天站在这里，站在这么多优秀的企业家的面前，站在我所尊敬的院长面前分享这些经历，这是超越我的期望的，这让我感到很震撼。

　　冲破一个时代的困境——“人”的启蒙

　　北大毕业以后，我被动等待着工作分配。很幸运，中宣部选中了我。作为当时中宣部最年轻的成员，我很快从基层员工升到了副处长、处长。老实说，如果当时没离开那儿，现在起码也是副部长了。

　　但是，在中宣部的时候我很痛苦，我开始思索一个问题——我到底是谁？

　　我时常问我自己，我到底是谁？我就一辈子这么做官做下去吗？天天谨小慎微，只想着升官发财？从中宣部出来呢？出来又不知道去干什么？但是不出来就一辈子这么活吗？我的痛苦来源于我不是一个自由的人，我没有找到我自己。

　　80年代是一个启蒙的时代，个人价值的追求和探索也是80年代青年知识分子每天面对和思考的问题。那时候的中国在批判，我们只能讲阶级斗争，只能讲马克思主义，不能讲个人。那个年代的人是工具性的，我们就是同志，是螺丝钉，是战士。而我的这种思考在工具性的压迫下显得十分痛苦。

　　那个阶段，我开始读诗，读北岛的诗，他有一首写给遇罗克烈士的诗作很具代表性，诗里这样写道：“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我没有留下遗嘱，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在我的博士论文里，我把这首诗划为新时代的开始——一个开始呼唤“人”的新时代。

　　落英啊/你应该在盛开时坠落/由残破的风翻弄/吹散远方/吹散大漠

——摘自骆英《落英集》

　　开启中欧求学模式——“现代人”的塑造

　　中欧创立于1994年，那是什么年代你们也许不知道。1989年以后整个中国的气氛很低迷，国际上被封杀，国内新左派思想盛行。恰恰在这个时候，邓小平决定进一步改革开放，中欧也随之创立。

　　1996年那一年，可能是个人表现还不错，当时什么都不懂的我通过了EMBA的面试，成为中欧的第二届EMBA学员。当时外国人很少来中国，而中欧就已经引进了一大批欧洲最优秀的教授来给大家讲课，讲的全是西方理论，这些理论和知识我们闻所未闻，每次听课我们都如饥似渴，很多人是上了中欧的课成为了后来的企业家。通过学习，我们知道除了马克思主义，还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市场经济理论。

　　中欧的创立可以被称为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风向标。因为中国要搞市场经济首先要学会游戏规则，游戏规则不是自己订的，而是由西方订的。中欧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也让我们拥有了一个能在全世界玩游戏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我成了一个现代人，一个拥有市场经济意识的现代人。

中欧校友户外运动协会换届，理事会一致推选黄怒波(中)任荣誉会长。

　　企业家精神陷入狼图腾困境

　　什么叫企业家？什么是企业家精神？西方的理论认为“破坏性创新是一个企业家的天职”，马克斯·韦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把企业家定位在“创新”；熊彼特(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也有一句话：“一旦企业家不创新，他就不再是企业家了。”

　　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释放了中国的企业家精神。通过破坏性创新把资源重新组合，没有干过的就出来了，就有了马云[微博]、李书福、柳传志这些人了。

　　然而，企业家精神充分释放的同时，我们也陷入了狼性竞争的困境。30多年来我们不顾一切，迅猛发展；我们破坏地球，污染环境；我们野蛮扩张，恶性竞争，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你不做狼你没法生存。做首富的人天天睡不着觉，生怕哪一天突然被人占了先机。企业家在一块儿讨论很多的是这个病那个病，讨论安眠药如何选择……国家以发展为首要目的，以GDP增长为优先考量的时候，问题和麻烦也随之出现。中国当前的社会矛盾逐渐激烈，恐怖主义和虚无主义开始盛行，这些都是危险的信号。

　　再说到当下的创业热潮。很多根本不具备创业能力的人也急功近利地投身创业，要知道创业成功是偶然的。我们跟俞敏洪[微博]设立了一个创业营，拿出1个亿辅导大学生创业，收集的六七千个创业项目里面竟然挑不出三个满意的。

　　上帝曾经给了我们一个苹果，但现在它遗弃了我们，把苹果拿走了。我们要跟上帝和解，我不吃你的苹果，我们要帮上帝种苹果。所以我现在思考的问题是：财富是必要的，但并不是唯一的，企业家应当如何贡献另外一种价值？

　　所以我在想，现在的中国实际上已经到了一个价值重估的时代，作为一个中国的企业家，作为被西方的企业伦理培养出来的一个中欧人，回到问题的原点，我思考的是如何重塑属于这个时代的企业家精神的问题。

　　中华5000年文明源远流长，我选择回到历史中去，回到儒家理论和佛教伦理中去寻找我的答案。

　　请接纳我吧/一个渺小而怯弱的生灵/让我为每一滴水珠而歌唱/像是为每一次生命的跃动而欢欣/让我为每一次潮起而歌唱/像是为每一次生命的进程而激动/让我为每一次日出而歌唱/像是为每一次生命的新生而崇敬

——摘自骆英《落英集》

　　重塑新时代的企业家精神

　　讲到中国最早的企业家，这个人应该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子贡，孔子的十弟子之一，他是一个商人，为孔子周游列国提供资助。有一天子贡问孔子，用现在的话大意是说：“老师，我现在已经做到了贫而不谄，富而不骄，你看我是不是已经很好了？”孔子告诉他：“不对，你要做到贫而乐道，富而有理。”可以说，“贫而乐道，富而有理”这八个字是早在2000多年前，儒家对“商人”提出的要求。

　　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一些优秀的商人，比如范蠡和白圭二人。范蠡看到发大水就开始造车，因为大水之后必有大旱，到时候车就派上了用场。然后他在大旱的年代又开始做船，因为大旱之后必有大涝。范蠡的行为告诉世人，经商之道在于判断和预测。

　　白圭是魏国的宰相，被后人奉为商业之祖，他认为一名合格的商人需要具备四个要素，即智、勇、仁、强。“智”指要懂得变通，随着这个商场的行情变化，我们现在叫转型，改变，要有灵活性；“勇”是善于决断；“仁”是能够满足人的需求，还要考虑社会责任；“强”就是要有恒心有耐力。

　　到了明清时期，中国开始形成“儒商”的概念。儒商叫儒而商，亦商亦儒，以儒学修饰他的商事，儒商多是为官者出来经商。明清时期的商人特别多，连明正德皇帝在北京也开了好多店铺。明清也是个全民创业的时代，10个老百姓7个在创业，历史多么巧合。

　　子贡、白圭和明清的儒商经商的目的可以概括为四个字——造福社会。儒家讲求仁义礼智信，其目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今天的我们经商干什么？也应该是为了造福社会。从这个角度来讲，研究儒家伦理和企业家精神的关系这个课题，应该有人来做。

　　佛教伦理提倡的是“修行”。其中的“修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能否与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一对应上？佛教中的利他之心是否也能跟我们倡导的企业家精神相匹配？回到儒教伦理和佛教伦理中去，研究出新的企业家精神的伦理，我觉得这是相当有意义的。

　　(本文整理自黄怒波在7月24日中欧校友大讲坛上的演讲实录，有较大删改)

　　(本文作者介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是由中国政府与欧洲联盟共同创办，专门培养国际化管理人才的非营利性高等学府。微信号：CEIBS6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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