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吴晓波
良性、健康的“脱实入虚”,无论是企业家社群,还是资本,都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半场的“新常态”,60后们的投资观,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产业经济的市场化变革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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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9·19社群狂欢节”。一天下午,我在甲板上看风景,一位男生端着一杯鸡尾酒靠近过来。
“我是你的一位读者。”他姓丘,看上去年纪与我相近,长得还有点像梁朝伟,他的身材没有变形,脸庞古铜色,显然是常年锻炼的结果。“这几年听了你讲过的三句话,所以,现在到了这艘船上。”
丘先生是1969年出生的“公鸡”,在上海创业二十多年,从事的是母婴制品,为日本和台湾品牌代工。几年前,上海的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他把工厂迁到了昆山,而随着外贸代工业务的下滑,他的生意陷入了不增不跌的状态。
“我听了你说过的三句话。第一句是要买房,我在上海真的购了一些房子,第二句是别炒股,我在股市上没有损失一块钱,第三句是把世界交给80后,去年初,我把公司一半的股份出让给了三个80后高管。”
然后呢。
“然后我移民去了澳大利亚。”
再然后呢。
“原本想到那里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新机会,去了以后才发现,那里真的是天蓝海阔好无聊,是一个与我们没有一点关系的国家。上个月看吴晓波频道,知道有这么一个狂欢节,就飞过来向你敬杯酒。”他说话简洁明快,还有点小幽默。
香港的梁朝伟同学闲情散淡,周末飞到伦敦的广场上喂一回鸽子,悉尼的丘同学心思一动,飞到日本海的邮轮上敬我一杯酒,看上去一样的潇洒,其实都是闲得蛋疼的节奏。
果然。再然后呢。
“再然后就是想请教,我现在手头上的资金,以及今后每年从工厂里溢出来的钱,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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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轮靠岸冲绳岛,刘同学从奈良赶来看我,这又是一位情深义重、闲得蛋疼的“敬酒朋友”。
六年前,刘同学在上海交大读EMBA时听过我的课,那时他是苏州一家五千人纺织工厂的董事长。我记得在一次转型研讨课上,我还专门以他为案例,讨论纺织工厂如何由外贸向内需转型。
“对不起吴老师。那条路真的很难走,我三年前终于下决心放弃了。”
刘同学快刀斩乱麻,将工厂出售给一家上市公司,换到六亿现金,成了当地中国银行最大的私人理财客户。同时,他从日本进口纺织和电机生产线,以设备租赁的方式,服务于日本在华的企业。
今天的刘同学常居奈良,如果愿意,他可以随时飞去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广场喂鸽子。
他的问题几乎与丘同学如出一辙——“我现在手头上的资金,以及今后每年从租赁业务里溢出来的钱,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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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我面前的丘同学和刘同学,几乎是一个60后、70后标本。
他们投身于实体,是改革开放上半场的获益者,可是在正当盛年的时候,突然面临数十年来最惨烈的产业转型浪潮,他们已然丧失继续鏖战的勇气和兴趣,便匆匆退出战场。
他们成为了当今中国的第一代食利者阶层。
在某些舆论场上,他们是被鄙视的“反面典型”,是逃兵,是中国实体资本“脱实入虚”的活生生事例。
很多人担忧,如果人人都跟丘同学、刘同学一样,我们的母婴产业、纺织产业将无所适从,转型升级从何谈起。
其实,我并不这么看。
丘刘一代或许已完成各自的商业使命,他们的知识结构、体能智力和决胜斗志,都不足以参战更为动荡的下半场。中国母婴及纺织产业的未来属于更年轻的创新和颠覆者,若升级的需求被满足,技术的突破得到试验,那么,80后、90后们自然会继续拓展前辈们的事业。
丘刘两位从一线撤下,可是在股份和技术输出的角度,他们的半个身子还在实体领域。在这个意义上,我倒很欣赏他们的决定——作为战士,投入于一个战场是勇气,在适当的时候,退出战场更需要“智慧+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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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此,实体资本的溢出,是否会造成中国实体经济的后续乏力,是一个更值得认真讨论的命题。
如果溢出资金进入金融领域——特别是二级市场空转,那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它在加大杠杆效应的同时,会把货币泡沫推向更凶险的境地。可是,如果溢出资金以风险投资的方式进入投融资市场,支持年轻人的创业,则是一个既正当又有效率的行动,是对实体经济的一次有力反哺。
近两年的中国商业世界,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就是衍生投资工具的增加以及产融结合的模式创新,我们视之为金融商业主义时代的到来。当实体与金融的“任督二脉”被打通之后,很多传统的观念就应该被更新和扬弃。
就在过去的2016年,信托、私募、债券、融资租赁及保险等产业都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后两者的增速更是超过70%,在其中,丘刘一代无疑是最积极、也最具抗风险能力的参与人群。
我身边有很多像丘、刘这样的朋友,从一线撤下后,除了跑马拉松、打高尔夫、登山、滑雪、读EMBA之外,更多的荷尔蒙投注于两个事情,一是参加各类投资理财论坛,考虑如何让泡沫般变幻的资金“保值增值”,二是想方设法跟创业者们混在一起,帮他们出谋划策,同时也搞点天使投资。
他们的“虚”,可以被看成是另外的一种“实”。
所以,良性、健康的“脱实入虚”,无论是企业家社群,还是资本,都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半场的“新常态”,60后们的投资观,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产业经济的市场化变革走向。
当今中国的当务之急,不是单纯地担忧“脱实入虚”,而是创造更有效率的资本市场,让横亘在资本与实体之间的制度性障碍尽快拆除。
(本文作者介绍:财经作家。本专栏为吴晓波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内容。)
责任编辑:郑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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