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影响了宗庆后一生

　　文/摘编自《宗庆后：万有引力原理》 作者 迟宇宙

　　他读得最多的书，毫无疑问是《毛泽东选集》，一边看一边琢磨，翻来覆去地读过之后，它自然成为宗庆后理解最深、最透、收获最大的书了。待到他日后创业，在内部的管理和外部的拓展中不自觉地使用到毛泽东的一些战略战术， 也就丝毫不值得奇怪了。

　　1963 年的一天，有人告诉宗庆后一个消息，说是舟山马目农场正在杭州招收知识青年，不论家庭成分，谁都可以报名参加。在当时，对于已经厌倦了在杭州街头叫卖的宗庆后来说，意味着这是改变命运的一次机会。宗庆后与母亲进行了告别，那一年他十八岁。

　　后来宗庆后才知道，马目农场本是一个关押犯人的劳改场，当地人称之为“舟山西伯利亚”，言其不仅人迹罕至，而且不适宜人类生存。更让他们绝望的是体力上的折磨，劳动量很大，每天不是挖沟修坝，就是拉土堆石，简直如同做苦力。超负荷的劳动量让很多城里的年轻人难以承受，脆弱一点的人甚至晚上躲在被子里哭。

　　宗庆后刚下乡时才 18 岁，瘦弱的身体在抬石头、打石头、挖沟中变得结实。那时候围垦海涂，下面土很嫩，他们用一个像弓的器具，用铁丝一割，就切出一块很大的泥土方。他们还挖过海埠头，就是潮水退掉之后，海涂上要挖条河出来，因为要放船进来，否则船进不来。

　　农场有位唐书记，他见宗庆后勤奋可靠、能吃苦，就有意培养他。他向我承诺：只要好好干，会被保送上大学的。可是唐书记最终没能兑现诺言。

　　那时候搞“四清”，马目农场是省农业厅所属的国有农场，但管理上却属于地方农业局管，唐书记不买他们账，结果“四清”时他们就来找他麻烦了。唐书记惹上了麻烦，宗庆后的“大学梦”也就跟着结束了。

　　宗庆后那时年纪还小，根本不懂这些。那时他如果去读大学了，也许会变成教授，也许会当上公务员。

　　事实上在马目农场近乎自虐的坚持，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延续这么多年。只是从此之后，“遇见困难不被吓倒”这样的观念已经变为宗庆后血肉的一部分。他只知道，他是在赌自己的未来，骨头累得散架了，总比一生都匍匐着活下去好得多。

　　后来有人问起宗庆后那段经历对他的影响，他唯一的回答就是：苦惯了。年轻时候吃点苦是一种财富，最可怕的是老年吃苦头，那是真的苦。事实上，只有习惯才会使人们接受苦难。没有谁比谁更坚强，只有习惯，只有彻底绝望或是始终充满希望，人们才能坚持到最后。彻底绝望的人，成为了失败者；始终充满希望的那个，就是宗庆后。

　　多年后宗庆后告诉一位来访者：“那个时候，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一切都为了稻粱谋。这也是我到现在为止，看到三轮车上坡时，还会情不自禁地下车，帮忙推一下的缘故。”

　　宗庆后并不后悔当年的选择，尽管是出于不得已。社会也是一所大学，高尔基的《我的大学》他读过，印象深刻。确实，现实生活中可以学到无数学校中不能得到的知识。

　　宗庆后是一个好胜的人，要做就做到最好。他相信好胜是人类创造力的源泉，是不断自我超越的动力。他读书的时候要考第一，打篮球要争第一，在农场也要成为最好的那个——一颗倔强的心容不得他有任何软弱。很多年轻人吃不消，但是宗庆后还是很积极，带领大家搞竞赛。拉石头、堆石方，白天干不过人家，动员大家晚上干，趁对方晚上休息，超过他们。因为装石头的车子拉出去会有响声，为了不被对方发现，他们就抬着车子出去。宗庆后不知道累瘫在床上的自己从何而生的力气，他们在星光下拉大板车、运石头，全身的肌肉逐渐从酸痛到麻木。

　　在农场那年的先进评选中，宗庆后成为农场的先进，还成为了整个舟山地区的“上山下乡积极分子”。除此之外，马目农场还给了他前所未有的壮硕身体， 可以承受远超他想象的沉重压力。

　　2006 年，当宗庆后以一个追忆者的身份回到马目农场时，看到的只有一片荒凉。多年前的往事，虽然历历在目，恍若昨日，却终于真正地变成了过往。一切都结束了，一切又像是从来没有开始过。

　　1964 年，马目农场停办了。农场的人原本打算填海之后种棉花，最后发现那地方根本种不了棉花，强种的话肯定亏本。马目农场停办，唐书记对宗庆后作出的承诺天然地失效了。

　　起初他们想把原来在农场的人转交给舟山航务局，结果舟山航务局也在搞 “四清”，根本顾不上他们，连个过来接收的人都没有。正在他们无处可去的时候，浙江省农业厅接管了绍兴的劳改农场，他们就被划到了绍兴茶场。等舟山航务局搞完“四清”再来接人的时候，本来要招的 90 个人只剩了 25 个，都是些所谓调皮捣蛋的家伙。

　　宗庆后就这样被转移安置到了绍兴茶场。茶场的主要工作就是种茶、割稻、造地，强度不比马目农场大，同样整日面对一望无际的茶山，与马目农场的生活同样枯燥和单调。

　　在绍兴茶场，宗庆后学会了很多，包括学会如何成为一名厨师。事实上，宗庆后此前从来没做过厨师，也没有师傅带，学习能力营养了他——他只是拿几本烹调书，按照书上的教导，这个少许、那个少许地做出来的。

　　宗庆后甚至学会了杀猪，他是在给一位师傅打下手的时候学会的。每逢过年农场里都会分点肉，那时候会请人来杀猪，杀好之后，师傅就回家过年去了。那一年师傅回去了，但是肉不够分了，没人杀猪，只好让宗庆后上阵。杀的时候，把猪嘴巴捏牢，扳紧，刷地一刀捅进去。刀捅得好，肉里就没血；捅得不好，肉里带血，吃起来一股子血腥味儿。宗庆后第一刀就成功了。

　　宗庆后回忆起来，最苦的要数开山打石头和修石坎——就是石头像墙一样地砌起来。开山的那个榔头柄是软的毛竹柄，两片贴合起来，依靠惯性，敲打起来还蛮有力量。开山的时候，放炮倒是不需要他们放，有专门的师傅，在石头上打个洞，把火药放进去，点燃导火索后完成爆破。

　　当然，在茶场，最重要的活就是种茶叶。那时候的日子过得就像在一片荒漠中，看不到头，也看不见一丝亮色。很多人开始吃老酒、打老 K （纸牌），似乎想在娱乐中忘掉绝望，但是从小的自律让宗庆后没有去做这些无谓的事。在这样没有一丝亮色的生活中，他依然有一种做出像样的事情的冲动，想着要把茶叶种得比别人更好，还特地找了一本种茶的书来研究。“我的内心时刻有着这样的一种准备，虽然这样的准备在那个年代显得有点奢侈。你不断寻找，却什么也找不到。”

　　就这样，宗庆后在绍兴茶场干了 14 年，种过茶、割过稻、喂过猪，每月工资 28 元，加上马目农场的一年，15 年总共得到了 5000 块钱左右的工资。

　　这些钱，除了用于安排生活外，剩下来的，宗庆后会寄一些回杭州，让母亲贴补家用，还有一部分则用来买书。其实那时候也没什么书可买，自然也没什么书可读。他读得最多的书，毫无疑问是《毛泽东选集》，一边看一边琢磨，翻来覆去地读过之后，它自然成为宗庆后理解最深、最透、收获最大的书了。待到他日后创业，在内部的管理和外部的拓展中不自觉地使用到毛泽东的一些战略战术， 也就丝毫不值得奇怪了。

　　说实话，宗庆后他们这一代创业者，由于阅读的管制和一元化的价值取向， 很多人获取管理知识的来源都是《毛泽东选集》，据他所知，北京的柳传志、深圳的任正非都是如此。并非大家对《毛泽东选集》有多么偏爱，而是他们除此之外， 几乎一无所知。

　　后来茶场给宗庆后调整了工作，他便有了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读书的时间也就更加充裕了。可是书越来越少，它们都变成了“毒草”。

　　生活总是得继续，无论多么艰难。他一直在想，成功的人一定有一项特殊的技能，那就是苦中作乐，随遇而安。坚持下去，带着希望地坚持下去，不让自己匍匐在命运的脚下，然后，生命中才会突然出现开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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