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编自《默克尔传》
她与几位同学去苏联参加青少年交流活动，并找物理系的同学一起游玩，其中一位就是她的第一任丈夫。他们和许多民主德国的大学生一样，希望在同一个城市工作，更重要的是要找一间房子，于是仍然上学的安格拉和物理学家乌尔里希-默克尔结婚了。
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婚姻生活带有辛辣嘲讽的幽默感
默克尔从十年级开始就背起背包和朋友一起搭乘中欧路线的火车，去布拉格、布加勒斯特、布达佩斯、索非亚等地旅行。黑海之滨的巴统是她最喜欢的海滨浴场，她在布达佩斯梦见了伦敦，因为在她想象中英国的首都跟布达佩斯应该很相似。
她热爱生活，乐于参加活动，态度积极而正向。默克尔拥有极强的好奇心，想了解自己的世界之外的种种生活。她比较了各种生活并努力适应，测试自己的知识容量，一旦确认别人也不见得比她更好，她就会很开心。
民主德国的政局让她认识到民主德国的局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根本就是全民性的运动。默克尔的高中生涯，有一段插曲值得一提。滕普林的赫曼？马腾高中接到指派策划一个庆祝活动。有一群学生筹划了好一段时间，对于他们来说，毕业证书都已是囊中物，而他们内心又很反叛，于是决定来场带有些许国际化韵味的表演。
这场自愿性的表演，让忠于当局路线的学校管理层很快就领悟到其中的言外之意：高中毕业生按照校方要求，用空罐子筹了一些款，但不是以声援越南、反抗美国的名义，而是打着“莫桑比克自由运动”的旗号，也就是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这个阵营虽然高举鲜明的社会主义旗帜，但抗争对象却是殖民主义者以及来自葡萄牙的占领者，而此时苏联在民主德国的军队已随时待命。
接下来，学生们朗诵克里斯蒂安？莫根施特恩(ChristianMorgenstern)的《哈巴狗人生》(Mopsleben)，诗句中包含警醒之言，说人们应该追寻自己的未来，“不然你就只是一条坐在围墙边的哈巴狗而已”。最后他们高唱国际歌曲，当然也是用阶级敌人的语言——英文演唱的。
这意图太明显了。这场表演惊动了校方，管理层陷入了困境。毕业生的放肆行为有可能波及他们申请大学，他们的未来发展也会受到影响。于是，霍斯特为了女儿，通过教会请上层插手，这样安格拉从1973 年夏季开始，进入莱比锡马克思大学物理系就读。
这段小插曲显示，默克尔很早就具有嘲讽的特质—一边笑，一边冷嘲热讽。那时候的朋友都说她开朗、乐观。她一直偏爱带有双关意义的讽刺，虽然今天默克尔在公开场合会把这种特质隐藏得严丝合缝，但我们不能否认她具有辛辣嘲讽的幽默感。通常大家都认为默克尔很严肃，甚至脾气也不太好。她不苟言笑，但失控的时候也不少，有时她也会放任自己扮个鬼脸，公然表露自己的心情。
大约在刚当上总理时，默克尔在稍微放松一点儿的时候，就会模仿她会晤的对象—教皇、法国总统，借此批评他们的弱点。《时代周刊》曾以尽在不言中的方式写道：“她只有在疏忽大意的时候才会显得滑稽。”默克尔说，海因里希？贝尔(Heinrich B?ll)的《穆尔库思博士收集的沉默》(Dr. Murkes gesammeltes Schweigen)是她最喜爱的讽刺文学作品。
她理性地把自己最欣赏的一条物理规则运用在政治生涯中：“没有质量便无吃水深度。”直到今天她评鉴人时，仍会注重这个人是否幽默，能否让大家哈哈大笑。有位长期追踪她的观察家写道：“她深谙控制内心讥笑的艺术。”我们能够从某次访谈中观察到她这种讽刺的倾向，一位谈话节目的主持人意味深长地问她：“德国让您想起了什么？”他得到一个淡淡的答案：“漂亮而厚重的窗户。”
学术、旅行及两段婚姻
在莱比锡上大学之后，安格拉又在柏林的学术机构工作，这些经历使安格拉与滕普林的家一夕之间变得遥远。她再度展现出自己的聪明才智，大学课程对她来说易如反掌，所以她享受着大城市的生活，也成为朋友圈中筹划活动的活跃人物。她有过一次很古怪的经历，就是在洗衣店义务劳动时，熨烫苏联士兵的衬衫(这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要探察世界，还有更迷人的新方法。
起初是布拉格和苏联为她提供了机会，她几度前往布拉格的海罗夫斯基研究院。每次去那里做研究，她都会去见鲁道夫-查拉德尼克，两人的友谊维系至今。2012 年4 月默克尔去布拉格访问时，他们回忆起贯穿柏林、布拉格、维也纳的传奇快车，它因为习惯性误点而声名狼藉。查拉德尼克像父亲一般建议她淡然处之。
1974 年，她与几位同学去苏联参加青少年交流活动，并到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找物理系的同学一起游玩，其中一位就是她的第一任丈夫乌尔里希-默克尔(Ulrich Merkel)，两年后他们住在一起。他们和许多民主德国的大学生一样，希望在同一个城市工作，更重要的是要找一间房子，于是仍然上学的安格拉和物理学家乌尔里希-默克尔结婚了。结了婚才有机会分配到住房，而且夫妻一起找工作时，政府不会将他们分隔两地。
婚礼在安格拉滕普林老家的小教堂举行，安格拉冠上夫姓，这个姓氏现在位列世界政治人物的名单上了。那是1977 年，她只有23 岁。4 年后这桩婚姻出现裂痕，两人形同陌路，安格拉-默克尔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从两人在柏林共有的房子里搬了出去，留下相当震惊的乌尔里希-默克尔。两人在1982 年正式离婚。
离婚后的默克尔开始了探索之旅，她和朋友一起徒步穿越苏联南方，接着前往阿尔巴尼亚、格鲁吉亚以及阿塞拜疆，最后到达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在火车站的收容所过夜。一行人想办法不被既有的规定约束，因为他们正在进行穿越罗马尼亚或保加利亚的旅行，默克尔负责沟通，她的俄语很管用。
那些年，她也借着阅读专业书籍和《晨星报》(Morning Star)练习英语，这份英国共产党出的报纸，每星期会在东柏林特定的店面出现一次，早到的人可以买到一份。
一开始，默克尔是物理化学研究所量子化学组中唯一真正在学术单位工作的女性，其他女性大多在行政部门上班。她没有机会去西方旅行，因为研究所里只有24 位学者有此特权，能够以旅行高干(指获准前往西方旅行的领导阶层)的身份离开民主德国。
1988-1989 年研究所取消了名额限制，于是有更多人出国，其中一位获得许可踏出国门的就是约阿希姆-绍尔(Joachim Sauer)博士。1986 年默克尔在博士论文的致谢中首度提及他的名字，15 年之后嫁给了他。
默克尔继续使用其他方式满足自己浓厚的旅游兴致：她通过德意志自由青年同盟(FDJ)管辖下的青年观光客旅行社申请到波兰的签证，甚至还拿到团结工会的反共运动文宣材料—这可不是完全没有风险，因为波兰从1981 年起，就实施军法并且封锁边境。当年科学院的同事后来都说，政治是他们上班时的热门话题。即使国家安全部到处都有耳目，但学者们显然明白自己的地位特殊，因此容许自己冒险。
默克尔回忆说同事们非常团结，相处得很好，常常共度休闲时光，因为民主德国政府很重视同事之间维持紧密的关系。学院的交换计划使默克尔再次前往苏联，基本上只有因工作需要，而且是集体行动，她才有可能远行。至于其他人就只能眺望远方，再加上一些幻想了。10 年后，记者胡戈-米勒-佛格想知道不能去西方旅行究竟让默克尔有多心烦，她答道：“今天我仍不禁自问，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尤其是在柏林。”
从西边回望东边
从孩提时期开始，默克尔就有一套应付困境的办法：比较。凡是和这位年轻女士共事过的人，都提过她凡事都会以比例为基准，一定要进行比较。她今天仍在使用这套方法。欧债危机期间，她在欧洲议会摊开她的“恶名昭彰”的图表，请在座者把比较曲线当成危机的征兆。默克尔会比较制度、政治程序、解决方案，正反模型始终在她的脑海中共存，经由智库检测再产生判断。
她告诉记者米勒-佛格：“和西方的人来往时，我不断测试，看看能不能在心灵上与他们一致。如果我达到和他们一样的水平，那么就算无法去地中海，也不会那么难受了。”这位分析家再次与一种隐约的自卑感狭路相逢。她是否也借此按捺住旅游的渴望？而这种渴望的背后是不是也藏有对自由的向往？在民主德国最后几年的一次旅行中，答案浮出了水面。
这趟非比寻常的旅行是在1986 年获得核准的，理由是参加住在汉堡的堂姐的婚礼。柏林墙建起来后，默克尔再也没去过西边，一心想着等到60 岁就可以实现梦想，从联邦德国飞往美国。60 岁是退休的年龄，民主德国允许女性满60 岁之后移民到联邦德国。在滕普林的家中曾多次讨论过，安格拉是否应该正式申请移民。
年岁越大，这种想法便越发迫切，但她的父母很不高兴。她的朋友兼人生伴侣绍尔与她双亲的意见相左，熟悉他们的人都知道，绍尔是她内在信念的支柱；虽然他发起脾气来毫无节制，却也有惊人的影响力。绍尔的建议颇有分量，对于默克尔渴望到联邦德国，他的建议是：如果你受不了，就照你的想法去做吧。
默克尔最后并没有申请移民，她有一次说道：“只要想到我还是随时有机会拿到一本联邦德国的护照，民主德国就变得勉强可以忍受。”现在她搭上火车，前往自己出生的城市汉堡，至于婚礼宴会等则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婚礼后她前往卡尔斯鲁厄拜访一位与她同专业的教授，最后去了康斯坦茨探望一位同事。
她从未夸张铺陈过这段旅程，只说对联邦德国城际火车的干净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从汉堡前往卡尔斯鲁厄的火车上，她大概也有机会体验这层认知。过了卡塞尔之后的铁路沿线，一望即是美不胜收的边境和封锁线，只不过这一回是从西边看过去的。
东边的体系又维持了3 年之久，默克尔离开安逸的研究员生活，飞快地转入另一个运行轨道。她在民主德国被束缚了35 年，已经很习惯了在最大的心灵自由下生活与工作，而牧师家庭在这个体系中具有类似自由空间的功能。
德国东北方荒寂的风光形成了宁静和平的背景环境。聪明绝顶的默克尔从小就受到鼓励，不但热爱生命，而且喜欢与人交往，这帮助她克服了不甚愉快的生活现状。此外，幸福的家庭则让她更加确认自己是这个体系中幸存的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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