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期间保险业快速发展的思考

　　文/新浪财经金融e观察（微信公众号：sinaeguancha）专栏作家 保险智库

　　中国保险监管通过进一步厘清保险监管与保险市场的边界，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有效破除阻碍保险行业创新发展的“堵点”、干事创业的“痛点”和市场监管的“盲点”。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使监管政策与市场规律相适应。

　　“十二五”期间，中国保险业从寒冬时代进入了黄金暖阳时代，在行业规模、全球竞争力、创新力、市场活力以及服务大局等方面均取得了历史性突破。然而，随着行业的壮大，险资大规模进入股市等资本市场的举动频频引发各界关注。张扬的外在印象源自其异军突起的凶猛气焰，而冷静思考其内在引擎实则不然。中国保险业的迅猛发展绝非一时兴起的冒进，强大理论指导下的顶层设计与突破性改革才是其根源所在。

　　“十二五”期间，中国保险业缘何能够在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低迷的大环境下，不但逆势增长，而且发展迅猛？是一时冲动的冒进，还是几经思考的理性谋划？从保险理论看，这与客观形势的需求及主观判断上的正确决策是分不开的。这一阶段的前瞻性顶层设计与突破性改革措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保险业的发展。而政策制定的背后，是建立在深入探究保险业发展的基本规律、探索中国保险业改革创新路径基础之上的强大理论支撑，重点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符合保险需求理论原理的顶层设计。

　　从保险需求理论上看，“十二五”期间，国内生产总值、通货膨胀和利率等经济因素在下行趋势下对于保险的拉动作用极为有限。在整体外部环境不向好的情况下，风险因素对需求的拉动起了决定性作用。

　　风险的存在是保险产生与发展的前提。风险的增加，更需要保险来提供确定性。在“三期叠加”及经济下行压力下，国内各领域问题与矛盾交织，金融领域风险提升，如房地产市场分化、企业债务持续增加、“影子银行”规模巨额膨胀、货币信用管理过快过度扩张等。同时，经济增速的下滑必然加重人们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因而在该阶段催生了对于能够提供确定性的保险的强烈需求。

　　“十二五”期间，无论是企业还是消费者，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前景均不报乐观态度。因此，“十二五”期间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所带来的人们对于风险的担忧及对经济前景的信心不足，亟需保险来进行风险转移，把不确定性损失转变为确定性成本，为拉动保险需求创造了条件。而中央政府与保监会正是通过理论研究，对整体局势有了全局性把握，充分掌握了当前形势下风险因素对保险业需求拉动作用的理论依据，根据经济形势，审时度势，通过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大大推动了行业的发展。

　　因此，过去五年，依据经济形势与理论研究，中国决策层面对保险业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国务院连续出台支持保险业发展的文件，保险业越来越多地融入党和国家工作全局。28个部委出台了促进相关领域保险发展的43个政策性文件。35个省区市出台了促进保险业发展的文件。保监会与26个地方政府签订了合作备忘录，在深圳、宁波等6个地方建立了保险创新综合示范区。社会各界对保险的认可程度前所未有，保险业发展的社会环境极大改善。

　　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国务院正式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新国十条”提出，要使现代保险服务业成为健全金融体系的支柱力量、改善民生保障的有力支撑、创新社会管理的有效机制、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高效引擎和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抓手。“新国十条”的发布，使保险业的定位达到全新的历史高度，从保险行业的愿望上升为国家意志、国家战略，也推动保险业进入了全新的时代。

　　第二，创造性运用保险功能理论的保险业改革创新。

　　与保险需求理论的需求侧角度不同，保险功能理论主要从供给侧来研究保险业的发展。而“十二五”期间正值中国经济面临着必须从供给侧与需求侧双侧入手改革，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推进结构调整的转型时期。这也为中国保险业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 保险业在经济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随着2006年《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正式出台，国内保险界对保险功能与作用的认识逐步达成一致：保险具有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三大功能，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是金融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14年6月14日，中国保监会主席项俊波在“2014中国保险业发展年会”上对保险进行新定位，提出保险是现代经济的重要产业、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和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可以在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大有作为。

　　“十二五”期间，在经济下行、各其他行业问题凸显的大环境下，正是需要保险发挥其社会管理功能的时候。从本质上讲，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主要是通过参与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通过发挥经济补偿和资金融通功能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起着“稳定器”和“助推器”的双重作用，为国民经济健康运行提供可靠的制度支持。

　　保险功能的发挥，关键要进行供给侧产品的创新与改革，使保险产品充分适应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社会需求，为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十二五”期间，中国保险业在产品和制度改革方面的创新与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大病保险重大制度创新，有效缓解了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现象。二是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机制的创新，为推动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强大动力。三是多项保险新产品的应运而生。如：涉及服务中小企业发展的私募债保证保险业务，涉及民生保障的健康险税优产品、开放式个人养老保障产品等等。保险功能的发挥，同样体现在民生领域的社会保障与管理方面。

　　第三，有效运用保险监管理论的市场化改革。

　　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和其他金融领域实施监管的原因一样，垄断、市场失灵、信息不对称、外部效应和公共物品的存在是保险监管存在的必要性。而针对实行严格型监管还是宽松型监管，学界也曾存在强烈分歧。有学者根据保险业的商品与经营的特殊性对保险业进行严格监管的必然性进行论证；更有学者认为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提升创新性，同时能够通过重复博弈和声誉机制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监管的作用则体现在服务市场，因此应进行宽松型监管。

　　在市场经济中，如何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政府监管所面临的关键性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性”到“决定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处理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关系，面临着比以往更多的新问题、新挑战。

　　针对这一关键性问题，中国保险监管通过进一步厘清保险监管与保险市场的边界，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有效破除阻碍保险行业创新发展的“堵点”、干事创业的“痛点”和市场监管的“盲点”。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使监管政策与市场规律相适应。

　　一是通过放开前端，破除阻碍市场发展的因素，推动行业快速发展。“放开前端”，就是尽可能减少通过行政审批、核准等前置性管制手段来防范风险，让市场主体享有更大的经营和投资自主权，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放开前端”赋予市场主体更多的投资自主权、选择权和风险判断权，大大激发了市场活力和创新动力。同时，“放开前端”后保险资金运用并没有出现大的投资风险，始终保持以固定收益类资产为主的配置结构，守住了风险底线。

　　二是通过管住后端，建立牢固的风险防范机制，促进行业平稳发展。“管住后端”，就是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有效防范风险，及时化解风险，切实坚决守住风险底线，切实保护保险消费者的利益。作为“管住后端”的核心内容，保监会启动了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以下称“偿二代”）的建设工作，初步构建了定量资本要求、定性监管要求和市场约束机制组成的“三支柱”监管要素框架和全面综合的偿付能力评价体系，并在2015年试行一年后于2016年一季度正式实施。

　　“十二五”期间，中国保险业取得了巨大成就，这绝非一时的冒进行为所致，而是建立在理论研究基础之上的深谋远略。这一时期，中国保险业除了在增速上实现史无前例的飞跃外，深层机制建设也更加科学。比如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进行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以及大病保险、首台（套）、“偿二代”、税优健康险、税延养老险等产品与制度创新等，使企业的发展与国家战略相结合，相互促进。

　　反过来，“十二五”期间中国保险业的发展成绩也丰富和推动了保险理论的发展，进而对中国保险业“十三五”路线进行前瞻性指导。

　　今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从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来看，我国实现了经济发展、结构优化、民生改善的较好开局，总体态势符合预期。但同时我们面临的固有矛盾还没根本解决，一些新的问题也有所暴露。民营企业投资大幅下降，房地产泡沫、过剩产能、不良贷款、地方债务、股市、汇市、债市、非法集资等风险点增多。综合判断，我国经济运行将进入“L型”走势，总需求低迷和产能过剩并存的格局短期内难以出现根本改变。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宏观形势下，保险业也将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保险产品和保险服务的升级，增强保险供给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十三五”期间，保险业将在社会管理上发挥更大的功能。大病保险、巨灾险、税优险、税延险、首台（套）等机制将逐渐成熟，成为服务民生、服务社会管理以及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同时，保险业也将在服务“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一体化、中国制造2025等国家重大战略方面进一步登上国家治理舞台，全面发挥风险管理、风险保障、资金融通、社会管理以及国际战略推动等重要作用。

　　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处理上，将继续深化改革，“放开前端”，进一步发挥市场优势。商业车险改革的步伐将继续迈进，费率市场化也将进一步放开；通过坚持专业化、区域化、差异化的市场准入原则，完善多层次市场退出体系，推动构建适应现代保险服务业发展的市场准入退出机制；资金运用方式和渠道也将进一步创新和拓宽，在促进市场资源更优配置的同时，起到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战略新兴产业的扶持作用。同时，通过“偿二代”体系的正式实施“管住后端”，进一步增强中国保险业抵御风险的能力，促进保险公司转变发展方式，引导行业转型升级，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另外，在市场创新的同时，也应注意由创新伴随而来的混业经营、国际资产配置、互联网金融等风险，及时监测与管控。

　　同时，对保险业的研究也并不是局限于保险学单一学科。无论是行业发展的总体研判，还是具体险种的开发计算，都需要我们“跳出保险看保险”，充分进行经济学、金融学、社会学等跨学科、跨领域研究。

　　在当前国内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国际社会开始形成风险共担“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历史阶段，保险业必将在改革的浪潮下推波助澜，承担重任。理论界更应“跳出保险看保险”、“跳出监管看监管”，牢固树立和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进一步增强理论研究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用理论研究成果进一步推动中国保险业“十三五”的大发展。

　　北京保险研究院研究一部研究员李响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保险研究院是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打造的支持保险业改革和发展的高端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