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的东北药方错在哪？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唐志军

　　要解决东北的问题，真正重要的是加快改革，调整其权力结构，减少政府和国企对于资源的垄断，给予市场以自由，让企业家群体去自由决策、去选择所发展的产业。

林毅夫的东北药方错在哪？

　　近日，关于如何重振东北经济的争论席卷整个经济学江湖。将此轮口水大战引向高潮的是以林毅夫团队发布的《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简称《吉林报告》）。此报告一经发布，立刻引发了多位经济学家的批驳。于是，双方你来我往，唇枪舌战，好不热闹。

　　但客观地说，在《吉林报告》发布之前，是我的博士导师、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王玉霞的《东北振兴，请政府不要再添乱！》一文点燃了人们对东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新关注。只是由于多种原因，《东北振兴，请政府不要再添乱！》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

　　在《吉林报告》里，林毅夫团队以新结构经济学和比较优势理论作为其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建议的支撑点。此文，我不就其具体的政策建议展开评论（已有多位经济学家就其“补短板”的政策展开了批评，如孙建波、盘和林、田国强等），而是要指出《吉林报告》背后的致命理论缺陷，进而，为东北振兴提供一种更好的可能选择。

　　一是新结构经济学忽视了权力结构这个最重要的决定经济发展的要素。当前，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共识就是：制度在一国或地区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诺思、Acemoglu等）。而制度的背后是权力结构。

　　也就是说，权力结构决定了一国或地区的长期经济绩效。2012年，Acemoglu和Robinson在《为什么国家会失败》一书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的国家才可能走向成功，成为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之国：一是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二是政治权力广泛分布在不同的群体中，并得到有效制衡”。

　　不仅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发展历史印证了这个论断，中国的发展历史也同样是这个论断的鲜活展现。从秦起到清亡，集权帝制满足了第一个条件（战乱时期除外），但缺失第二个条件，所以，中国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帝制时期，经济未能实现持续、可观的增长。民国时期，人民比较自由，有了一定的政治权力，但军阀割据和日本入侵，使得第一个条件未能出现。解放后，从土改完成到1978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第一个条件具备了，但第二条件却彻底丧失，因此，经济未能实现起飞。

　　从1978年，开始了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就其实质而言，都是对于权力结构的调整。通过开放和向市场、向企业、向社会、向地方政府放权、分权，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中国旧有的权力结构和权力格局，形成了新的政府与公民、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国有与民营、政治与社会、国内与国外的权力结构，赋予了公民、市场、地方、社会一定的自由选择权和发展权；并且，保留了强有力的中央权威。

　　这种新的权力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Acemoglu关于增长论断的两个条件，并从以下方面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腾飞：（1）有效地制约了来自权力的随意掠夺之手，对财产权的尊重和保护开始成为社会主流意识，稳定的产权又极大地提升了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从而促使人们为未来储蓄和投资。

　　（2）极大地释放了市场本身蕴涵的发现商业机会、促进套利和创新、节约交易费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满足多样化需求等功能，促使13亿人口进入市场寻找致富之道；释放了蕴藏在中国人民体内的活力和创造力，促使他们为寻求更好的生活和更多的财富而努力工作、扩大投资、进行创新。

　　（3）赋予了中央很强大的经济资源、宣传资源、人事控制权、军队控制权，使其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控制地方政府行为和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4）使发展主义成为社会的主旋律，促使地方政府为促进辖区经济增长而展开GDP竞争。

　　（5）市场的竞争为企业发现比较优势开创了道路，而对外开放又为大规模地利用廉价劳动力进行生产所释放的产能提供了销售之所；同时，对外开放也带来了现代技术从而触发中国后发优势，还带来了大规模组织生产的知识和远程贸易知识。（6）分权后，在寻利的激励下，资源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国企流向民企、从中西部流向东部、从国际流向国内，极大地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

　　（7）来自中央政府的强有力宏观调控和资源再配置，既保证了宏观经济环境和社会的稳定，也在某种程度上消弭了地方政府恶性竞争和企业恶性竞争所引发的负面影响。于是，经济增长就成为一种因13亿人追求财富的自然而然的副产品；于是，中国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增长奇迹”。

　　而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及其变化，也深刻地反映了权力结构及其调整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深圳等地区之所以能持续地繁荣，在于其形成了一个以市场主导配置资源的权力结构；而东北三省之所以在多轮救济下仍走向塌陷，而不是振兴，就在于东北三省的权力结构出了问题：历史的积淀和改革的滞后，使得在东北三省，一直政府和国企主导了经济社会发展，而市场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则远远滞后。

　　因此，即便是在2004年后，中央政府多轮次大力救济东北三省，在大量的投入下，仍然未能挽救东北三省于塌陷之中。也因此，王玉霞教授叹息道：“两个多月的所见所闻对东北现象有了切身的感受，我由衷地感到：观念陈旧、制度僵化、各自为政、政府添乱是东北经济衰败的根本原因。”

　　到今天，在买方市场和全球市场的竞争下，一个以政府（包括国有企业）控制和主导资源配置的地区，其效率必然是低下的，其增长必然是不可持续的。但《吉林报告》中未能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并提出相应的对此。换言之，林毅夫的报告之所以引起哗然和鄙夷，其根本是忽视了吉林乃至东北三省的权力结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梳理吉林官僚体系”。

　　二是林毅夫的比较优势理论本身就是有多个缺陷的。林毅夫没有明白：其一，比较优势的发现和利用都要以竞争性市场为基础。事实告诉我们：没有竞争，就不会发现谁具有什么样的比较优势（武大郎开店——矮子成堆，讲的就是这个道理：都是矮子，你怎么知道世界还有高个？）；没有竞争的压力，人们或者地方政府就不会自觉地去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而且，比较优势的能否发挥也会受竞争策略和竞争对手的影响。

　　想想，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然而，为什么中国没有发挥出这一比较优势？原因就在于缺乏市场、没有竞争基础，使得企业、地区无法发现自身的比较优势；而且，即便发现了，也没有途径去实现它、发挥它。

　　其二，比较优势的企业和产业基础是不容忽视的。比较优势一定是建立在优势企业和优势产业上的。但企业的兴起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而且，产业的兴起是以企业的兴起为基础的，也就是说，产业的兴起其实也是具有很大偶然性的（企业家精神、创新和企业的兴衰本来就是不确定的）。

　　这一点，既可以从美国企业和产业的发展史看出来，也可以从中国的企业和产业发展史看出来。在美国，最初的比较优势是土地密集型产业，而后，随着福特汽车、通用电气等制造业企业，美林、摩根和高盛等金融企业的兴起，逐渐变为资本密集型产业；而后，随着苹果、微软、google等智能企业和智能产业的兴起，则转变为智力密集型产业。而在中国，随着阿里巴巴的兴起，杭州形成了电商产业集群；随着腾讯、华为的兴起，深圳形成了智力产业，具有了智力比较优势。

　　因此，林毅夫所说的“产业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这一结论缺乏现实基础，更多的，其实是内生于企业家的精神的发挥。其三，大国比较优势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也是不容忽视的。中国是个大国，区域要素禀赋差异和发展程度巨大，由此决定了中国的比较优势多元而复杂，既无法简单地把中国的某一个区域的比较优势划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无法简单地以一种发展战略去推进发展。

　　就东北的发展现实来看，东北之所以陷入塌陷，其基本逻辑是：改革滞后导致权力结构出了极大的问题，即政府和国企主导了资源配置和社会发展，而良序市场却未能生成，亦缺乏自由空间；自由的缺失进一步抑制了企业家才能的发挥和民间资本的进入，这又导致对国有资本和政府的进一步依赖；对国有资本和政府依赖的加剧又会阻碍改革的推进、制度的扭曲、交易成本的提高和投资机会的缺失；然后，就呼吁中央政府对东北进行救济和支持----即所谓的东北振兴战略；但这种振兴是政府主导的，又会进一步加剧政府权力，扭曲市场之手。如此恶性循环，就导致10多年的振兴，结局是事与愿违。但遗憾的是，林毅夫团队未能看到这一点。

　　因此，要解决东北的问题，真正重要的是加快改革，调整其权力结构，减少政府和国企对于资源的垄断，给予市场以自由，让企业家群体去自由决策、去选择所发展的产业；而政府则做有限政府，做好自己份内之事，约束自己的手，包括：搞好制度建设、减少寻租腐败、减少钓鱼执法、加快国企民营化、做好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适当补贴一些优势产业、加大人才引进力度等。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经济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