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的中国，先富起来的都是什么人？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牛华勇

　　最高决策层所面临的问题，远远不止腐败那么简单。腐败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矛盾的焦点，而不是矛盾的本身。社会的矛盾更多的来自于，社会成员缺少共同价值观，对于国家、改革等议题的认知混乱错位，而社会缺少一种便捷有效的方法。

转型期的中国，先富起来的都是什么人？

　　今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完全实现了，让我们抽丝剖茧，看看先富起来的人群的组成。

　　第一类是具有良好教育背景，拥有较强的专业、技术、特殊技艺或才能的群体，我们姑且可以称之为专业型富裕群体，他们的特点是，依靠自己的能力面对完全竞争的市场，通过高质量地完成专业性工作取得较高收入，他们往往不是收入最高的群体，但人数庞大，是组成新兴中产阶级的中坚力量。

　　第二类是虽然不具备一流的教育条件，但为人精明，肯吃苦劳作，舍得本钱和利息，从小本经营开始，慢慢成长为具有相当实力的企业家。他们没有什么特殊的社会关系，往往是底层穷苦人家出身，依靠聪明勤奋（有时候也会有些小聪明，但不会有触动社会底线），积累了一定的财产。这些人往往是在生产、贸易、商业的第一线，所从事的行业非常具体，且附加值低，每天都要直面残酷的市场竞争，正在受困于产业升级的苦恼之中。

　　第三类是混合了专业才能或聪明勤奋与特殊社会资源一起，利用自己的背景出身、个人选择，与某些特定的社会资源结合在一起，放大自己的专业能力和商业能力，让自己用更短的时间、更少的代价，进入到富裕阶层的生活。第一、二类与第三类人群之间，其实没有明确的界限，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随时可能出现转换。

　　第四类是拥有极其强大的特殊社会资源，可以依靠这些社会资源聚集到其他人难以企及的巨额财富，直接把手中的政治资源，迅速变现为资产。这部分群体往往出身显赫，周围有一群人围绕，形成一个以他的社会资源背景为中心的庞大利益共同体，这个利益共同体中，资金、项目、审批权合一，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形成利益放大机制，并通过这种放大机制成倍地扩充财富。

　　第五类是拥有过人的胆量，利用转型时期的制度真空，通过承担额外的风险，剑走偏锋，甚至是违法犯罪的方法，取得一般人无法取得的财富。他们中的部分人最终因为走的太远而身陷囹圄，部分人在取得利益后转换身份，进入稳定的实业或金融投资领域。

　　现实中的问题是，第四类和第五类人群，对财富的形成和积累机制起到了极大的破坏作用，他们不仅仅通过各种手段攫取财富，而且不断地打破制度的底线，甚至通过掌握和影响社会政策的制定，让制度变得对自己更加有利，从而实现不公平竞争。富裕阶层不仅没有能够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反而因为自身的种种劣迹，损害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基本信任，社会出现强烈的仇富心理，部分社会成员的不公正感淹没了收入增长和财富增加给他们带来的幸福感，生活的改善无法弥补收入落差带给他们的愤恨。

　　与很多转型社会类似，中国社会大部分阶层，一方面生活都有了实质性的改善，充满着对继续改革的热烈憧憬；另一方面又对当前的生活表现出高度的不安。底层民众仇富，对财富原罪念念不忘，无法原谅；中产阶层渴望良治，对社会治理的现状耿耿于怀；资产阶层内心不安，除了部分人确有原罪忧虑外，同时受困于底层民众的仇富心理和不可预知的政治走向。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大部人本质上都是改革的受益者，但却无一例外地却又对社会高度不满。有统计认为有将近一半的中国富人有移民海外计划，理论上，他们作为财富的拥有者，应该比穷人更加热爱这个给他们带来财富的国家，但数据显示，他们比穷人更加急于离开。当然，这也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比穷人更有能力把抱怨变为移民。

　　2012年开始的反腐风暴，把若干高级官员的敛财手法和混乱的私生活公布于众，这其中的很多情节，超乎了普通民众的想象。海外媒体整版整版地报道中国高级官员与企业家共同构建的财富帝国，搬弄他们家族子女的各种奇闻轶事。这些曝光的细节，加上人们相互之间的收入差距，地产、股票和各种投资机会带来的资产膨胀，日常生活中复杂难以突破的人际关系网，人们自动将自己分化于某一个阶层，并按照这个阶层特有的思维方式抱怨社会。

　　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在2013年1月22日，发表了一个关于“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反腐败讲话。苍蝇老虎这样的说法，形象地比喻各种大小贪官。薄熙来和周永康的案子，是典型的“打老虎”的案例。每只老虎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森林，成为圈外人士无法想象的森林大帝。中央政府的反腐口号迅速的演变成了一场风暴，得到了民众支持的最高领导层，看来有决心与之前的腐败决裂。反对腐败本身找准了解决社会问题的突破口，如果处理得当，将对弥合社会因收入分配而带来的裂痕起到积极作用。

　　我们需要的，绝不仅仅是反腐败！

　　但最高决策层所面临的问题，远远不止腐败那么简单。腐败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矛盾的焦点，而不是矛盾的本身。社会的矛盾更多的来自于，社会成员缺少共同价值观，对于国家、改革等议题的认知混乱错位，而社会缺少一种便捷有效的方法，来拉近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观点分歧，社会治理体系倾向于掩盖而不是解决根本问题。善良的说法是，随着改革的深化，现在解决不了的问题，慢慢会随着改革的深化迎刃而解。恶毒一点的说法是，只要我的任期内不出现难以收拾的局面就好，解决问题自有后来人。

　　事实上，实用主义，而不是任何一种舶来的或者原创的其他有名有姓的主义，成为中国真正居于统领地位的思想模式。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拿到了认识中国问题的钥匙。1979年，实用主义把中国人从理想主义悲剧的深渊中救上岸来，国民旋即感受到实用主义带来的巨大变化。而今天，看来已经到了重新讨论实用主义与中国未来之间关系的时候了。财富的增长与分化、媒体资讯的选择性开放、国有部门的逐利冲动、市场管理行政化、裁判机制的不独立，一众纠结的现实，共同构建出一个自我认知混乱，价值观溃败的另一面的中国。这些或多或少都能与实用主义搭上一些关系。个人、企业、政府都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短期的利润追逐中，少做长期打算。在一段时间中，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各种短期行为的聚集，让整个社会认知都变得极其混乱。

　　实用主义给了人们打破原有体系的机会，鼓励人们创特例，抄近路，绕规则，“先上车，后补票”，使新生事物有了发芽生长的空间，但也造成人们普遍性地无视任何规则，习惯于通过破坏规则的方法来谋求个人与组织的短期利益，无视集体和长期利益。

　　在个人层面，社会所表现出的是个人道德与社会公德的溃败。当然，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简单归结为一个因素是不合适的。不过很显然，对个人短期利益的恶性追逐，使得温良恭俭让的传统，在文化革命以后， 受到了进一步的冲击。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建立在家庭、宗族、社群的约束之下的，人们生活在熟人社会，每个人的行为模式，都是建立在一套封建礼法的基础之上。在熟人社会中，人们需要按照预先确认的规则约束自己的行为，如果不小心遵守，很快就有可能受到宗族礼法的惩罚。因此，人们在熟人社会中的表现，更加循规蹈矩。而一百多年的战争动荡、几十年的政治运动、三十年的工业化，将传统道德存在的根基悉数摧毁。人们从乡村或社群的熟人社会，来到满街无关人等的陌生环境，不用再考虑熟人金字塔的约束，而自觉、谦让的社会公德尚在学习过程中，没有来得及完全建立。

　　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个人、企业和政府，都没有能够很好地思考长远利益，而是醉心于眼前财富的积累与成功。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三十年以后，平均主义思潮再次回到了底层民众当中，仇富、仇官对于部分人来说，已经成为他们获取心里平衡的重要释放。平均主义虽然给中国带来了灾难，但实用主义正在矫枉过正，带领人们走向另一个极端。严重的拜金主义、贫富分化，个人财富膨胀、社会秩序混乱，也将把社会引向另外一个灾难。这种现实回归到邓小平所讲的中国主要是防止“左”的局面上去了。

　　实用主义已然深刻改变了中国，但它无法许给这个国家更好的未来。

　　中国社会需要调整旧有的变革模式，寻求更高质量的转型。今天改革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经济存量的改革，也不仅是增长模式的改革，而是整个社会变革模式的改革。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千灯湖产业金融高级智库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