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年写了100多篇《致股东函》，可惜，内地没有一个陈启宗！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秦朔

　　我谨希望，这些公司的创始人、董事长、CEO、总裁、总经理们能认真思考三不朽的问题，我们难有陈启宗的家庭背景、时代机遇和独特才具，但起码应该用“立德”的标准约束自己，用“立功”的标准激励自己，用“立言”的标准对照自己。

　　陈启宗，香港恒隆集团和恒隆地产主席。自1991年担任主席后，他做了一件我没有见到有第二个华人企业家做过的事，就是每年亲自撰写两家公司的《致股东函》。

　　前年十月在香港访问陈启宗的时候，他说，因为每年有中期和年报，加上恒隆历史上还曾有过三家上市公司，所以他已经写了100多篇，写得最长的有两万多字。

　　刚刚发布的2016年年报，两个集团的主题为“一心一志”，陈启宗依然用英文写《致股东函》，翻译成中文后，恒隆集团的《致股东函》近1.4万字，恒隆地产《致股东函》4500字。

　　陈启宗的文章不是流水账，也不像中国内地上市公司年报中几乎千篇一律的“管理层分析”，而是以大历史观和全球大视野，谈经论政，评点制度，透视文化，挥洒自如。

　　想成功，你要到哪里去？

　　2016年的《致股东函》，劈头是一个问题：举凡任何有事业野心渴望在商界取得成功的年轻人，都应先问自己两个问题：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我应该到哪里去？我应该投身哪个行业？

　　他想象，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一位年轻的、来自内地、渴望拥有世界级财富的中国男子提出的问题。

　　他的答案是：香港一定是最理想的城市之一，而房地产业即使不是最佳，也会是其中一个最好的行业。

　　为什么呢？陈启宗娓娓道来，给出了雄辩的理由——

　　1、基于种种原因，有些国家并不适合这样的年轻人：如经济发展缺乏前景、本地竞争激烈、签证问题、语言和文化障碍，以及自身的教育不足等等。那些早年在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西欧或巴西取得成功的中国人，只是极少数的例外，他们的财富亦难与那些在香港取得成功的人相提并论。

　　2、除香港外，真正富有的人主要身处东南亚和中国台湾。除新加坡以外，大多数东盟国家的贪污问题严重。我们实在不值得做违背良心之事，令自己夜夜难眠。中国人在很多国家的本地社区都是少数族群，反华情绪甚至周期性的反华暴乱令人担忧。

　　3、即使部分人在这些国家大展拳脚，但当地社会制度脆弱，可以使他们累积了数十年的财富，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被摧毁。单是货币贬值已足以把大部分财富蒸发。

　　4、新加坡虽说没有上述邻国的大部分问题，但它廉洁且能干的政府极具权力，导致大型私营企业几乎没有发展空间。大部分有利可图的行业均被国有企业垄断。因此，要累积大量财富可谓难上加难。对整体社会而言，这或许并非坏事，但对上述背负鸿图大志的年轻人而言似乎有欠理想。

　　5、个人而言，对台湾的商界领袖颇为敬重，特别是那些经营与科技相关制造业的商人。他们必须时刻紧贴最新的科技资讯，并具备超卓的管理技能，方可成功。且看台湾机场内的书店，那里有大量关于这类题材的书籍。时至今日，在中国内地的机场亦普遍可见同一现象，惟香港机场独缺！然而，台湾本身也有相当多的困难。与香港或新加坡相比，台湾的贪污情况更为严重，尽管不太明目张胆。举例说，其灰色经济占总经济的份额较大。同样恼人的是，过去数十年间地方政治无处不在，深深影响经济活动。社会被小圈子政治冲昏头脑，因而变得愈来愈分化。凡此种种都对经济不利。结果，台湾经济已有一段时间停滞不前。归根究底，问题并非源自经济，而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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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完香港之外的情况，再论香港：

　　1、自廉政公署于1970年代初期成立后，严重的贪污问题已大大减少。香港拥有亚洲最优秀的社会架构和制度，例如：公共管治、公共财政、基建、教育和医疗。私有财产权益受到尊重，而个人自由虽不算完美，但绝对可以接受。

　　2、二战后的重建为香港带来各种商业机遇。此外，香港具备与政治相关的独特优势。当然，在任何地方营商都有风险，但对上述的那位年轻人而言，没有比这更好的有利环境！

　　3、唯一一次真正的挫败是1983年发生的货币贬值。幸好，自此之后便制定了港币7.8元兑美金1元的联系汇率，至今仍保持稳定。

　　想致富，为什么是房地产？

　　至于在商界取得成功，为什么选择房地产，而不是其他行业？陈启宗的逻辑同样强大——

　　1、贸易是其中一个选择，但每宗交易能赚取的边际利润微薄，难以累积巨大财富。同时，相关的风险亦不小，只有极少数人能真正赚到大钱。

　　2、制造业本来是另一个好选择，事实上，这个行业在1950、1960和1970年代一直兴旺。直至1980年代初，上涨的工资和土地价格削弱了我们的竞争力。

　　3、服务业需要庞大的市场来扩大规模。于1990年代内地经济真正开放之前，并无此机会。而且，品牌营销是服务业的关键所在，可惜只有很少数商人在这个范畴上表现出色。

　　4、航运业是当时另一个好选择，惟它是一个周期性强的行业，而且需要银行的大力支持，这对许多人来说未必能轻易得到。在二战后的一段时期，世界上最大的船主都来自东方，包括香港。当中最成功的营运者终究也要依靠进军本地房地产业务，才能成功把财富继续累积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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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房地产，“于50至60年前来到香港的内地年轻人，大概只接受过中等教育，但由于房地产并不是艰深的科学，任何勤奋且具备一定智慧的人都可轻易掌握；1990年代之前的宽松政策，让人能够轻易加入这个行业。单位价格虽高，但往往可以得到按揭帮助。……诚然，房地产属长期资产，而盖楼房需要多年时间才能完成。因此，周期性问题是无可避免的。可是只要人们在财务上不操之过急，并善于把握周期，他们便不仅能在周期中生存，业务更可因此而变得兴旺。”

　　或许有读者不喜欢房地产，而喜欢高科技和互联网，没错，陈启宗和弟弟陈乐宗共同成立的晨兴创投早在1990年代就在美国投资初创和成长性科技企业，多家在纳斯达克上市。他们投资内地公司就有搜狐、携程、第九城市、小米，等等。

　　年轻人应该到哪里去，选什么行业，这只是2016年《致股东函》的一小部分内容，其他关于香港发展、行业分析、仇富问题、交接班、英美公司治理模式比较等等，洞见频出，如同泉涌。

　　中美向何处去？

　　陈启宗的评论视野还延伸到中美关系上。在恒隆地产的《致股东函》中，他分析了国际贸易减少的问题，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国和美国转趋“贸易本地化”。在中国一面，本地消费多年来保持稳健增长；在美国一面，早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前数年已提倡“美国人买美国货”，沃尔玛等亦因而受压，销售只在美国本土生产的商品。

　　“事实上，美国南部的劳工法对制造商甚为有利，加上该地区有大量空置厂房，故美国南部各州领袖已多次造访中国内地，并以最优惠的条款吸引中国企业将厂房迁移至其所属城市。因此，跨太平洋贸易已转为美国本土贸易。换句话说，全球贸易并没有减少，只是部分国际贸易走向国内。”

　　陈启宗展望说，未来数年美国很可能会像在1950至1960年代一样，再次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中心。美国具备制造业所有生产条件——天然资源、廉价能源、土地、资金、科技和管理人才；唯一缺乏的是廉价劳工，随着机械人、三维立体打印和其他先进科技的出现，劳工将变得不那么重要，甚至不再重要。

　　对于特朗普当选后“中美关系会变得混乱”的忧虑，陈启宗则相对乐观。他说：“简单地打个比喻：20年前的中国就像一位身高1.6米的青年人，而美国则高达2.3米。这位巨人可轻易击倒对手；如在1996年，华盛顿政府派遣两艘航空母舰前往台湾附近，北京也只能按兵不动。直至10年前，中国已长大成一位身高1.85米的成人，惟美国仍是2.3米高，依然可轻易击倒中国。北京能够做的始终有限。再一个10年过去了，中国现已高达2.1米，并会继续成长。2.3米高的美国还会挑衅2.1米高的中国吗？几乎不会，因为这样对双方都没好处。”特朗普“或许因经验不足才愚昧地出言挑衅”，“但作为一个聪明人，他一定会学懂，并迅速学懂。只要中国没有反应过度——她在这方面已成熟多了——未来的中美关系应该美好”。

　　读了陈启宗的文字和观点，再去读读内地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分析”，什么叫如含甘饴，什么叫味同嚼蜡，每个读者都心知肚明。

　　从陈启宗想到企业家的“三不朽”

　　放眼整个华人企业家群体，比陈启宗财富更多的人可能有不少，但像陈启宗一样在公益事业方面出钱出力的，就没这么多。他和弟弟陈乐宗成立的“晨兴基金会”2014年向哈佛大学捐赠3.5亿美元，是校史上最大单笔捐赠。他在香港成立的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资助复建了故宫建福宫和中正殿。为修建福宫，他让多年的私人助理从香港搬到北京监管项目实施。复建开始，施工人员准备把被焚毁的半截石柱子砸掉重建，陈启宗亲自飞到北京劝阻，并从尼泊尔请来修复石头的英国专家，以古建筑工艺法进行复原。

　　陈启宗是一位民间外交大使，他在多家国际关系和文化交流组织担任职务，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和美中关系委员会委员，亚洲协会（洛克菲勒家族1956年创办）联席主席，1990年代他出任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理事会成员时是第一个亚洲人。

　　陈启宗是一位好先生和好父亲。他常说“有钱的儿子不成材，没钱的儿子才成材”。他父亲陈曾熙去世时没有给他们三兄弟留一分钱，都捐给了基金会，他也这样对待两个儿子，要他们完全自立。在严格的教育和培养下，儿子健康成长，长子陈文博刚刚出任两家集团的执行董事。

　　陈启宗还是一位极有思想的意见领袖，评论家。他长期在报刊上撰写评论，评点世界与中国，经济与文化。他讲话风格犀利，在北京演讲时看到下面交头接耳，他斥责：“三千年来的礼仪之邦变成了这个样子，以为自己了不起，有了两个钱就更是如此，羞耻！”

　　陈启宗不只批评别人，也批评自己。他在公开演讲中说，我们战后的这代人是全世界最幸运的一代人，资源丰富，没有什么大的战乱，是像我这样的“傻瓜”都能成功的一代人，但是，我们这代人也是最自私的一代人。在我们成长的时候，天是蓝的，水是清的，漂亮的不得了；可到了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地球都给我们弄脏了。我们成长的时候自然资源非常丰富，从来没有出现过水、空气的问题；可到我老了退休的时候，已经是资源耗尽的一个世界了。我们这代人借贷得一塌糊涂，却根本不可能还债。谁还啊？对不起，儿子去还，还不了请孙子去还。

　　读陈启宗的文章，我想到了“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

　　“死而不朽，何谓也？”这是春秋时代的中国人思考的问题。他们的答案是，“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孔子的后人、大经学家孔颖达（574-648年）解析说，“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到了现代，胡适将“三不朽”称为“三W主义”，即“Worth”、“Work”、“Words”。他反对将“三不朽”只限于极少数的人和冠绝古今的道德功业，因为，“那发现美洲的哥伦布固可以不朽，那些和他同行的水手火头，造船的工人，造罗盘器械的工人，供给他粮食衣服银钱的人，他所读的书的著作家，生他的父母，生他父母的父母祖宗，以及生育训练那些工人商人的父母祖宗，以及他以前和同时的社会，……都永远不朽。”

　　胡适提出“社会的不朽论”虽有道理，但并没有改变“三不朽”在一般人心目中的认知，就是树立品德、树立功业、树立言论。这三“立”的本质，是对他人和社会产生正面的影响。

　　在我多年对中国商人、企业家群体的观察中，我觉得最高的比例是“立功”者；在“立功”过程中恪守商德，坚持遵循“事之所宜也”的道义，义利并举，比例就要少一些；而既“立功”又“立德”，还能“立言”，传播健康文明的观念，比例就更少了；最后，坚持26年写了100多篇《致股东函》，留下商界人士对世界、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思考，目力所见，只有一个陈启宗！

　　在2016年《致股东函》的后记中，陈启宗说，传统上，此篇半年一度的函件主要为股东及潜在股东而撰写，但同时亦为集团员工而撰写。适当地阅读历史是洞悉未来的不二法门。在回顾集团一路走过的高山低谷（有喜亦有悲）时，我们会时刻提醒自己必须坚守集团的价值及企业文化，于所有硬性和软性资产背后，我们是一个有灵魂的集团，为一切注入源源不绝的活力。

　　A股已经有3000多家上市公司和上万家新三板公司，海外上市的“中概股”也成百上千。我谨希望，这些公司的创始人、董事长、CEO、总裁、总经理们能认真思考三不朽的问题，我们难有陈启宗的家庭背景、时代机遇和独特才具，但起码应该用“立德”的标准约束自己，用“立功”的标准激励自己，用“立言”的标准对照自己。即使上升不到“有灵魂”的层次，最起码不要再弄虚作假、为害投资者了！

　　(本文作者介绍：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