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国际化不能“霸王硬上弓”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陈志龙

　　高层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时间表一直持审慎态度。根本原因还是我们对自身金融体系的安全性有个正确而清醒的评估和认知，在国内产业转型尚未完全成功、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的环境下，仓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风险是比较大的。

人民币国际化不能“霸王硬上弓”

　　最近一段时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连续下行，已逼近7.0重要关口和防线，人民币兑美元跌回8年前。慢升急贬，升值时翻山越岭好几年，贬值如坐升降机。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过快的俯冲式下跌引发了市场对人民币持续贬值的担忧，市场亟待加强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管理，呵护、提振对人民币的信心。

　　官方回应称，近期人民币贬值加快主要是由美元强劲走势造成的。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应对经验不足，与市场有效沟通不够也有很大关系。从国家经济的宏观治理来看，宏观调控的本质是预期管理。对经济进入持续调整期的中国经济而言，经济减速伴随着各种风险的叠加，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保持金融体系稳定，防范金融风险。去年以来，权威人士三次重要讲话都讲到要稳预期，保持大政方针不动摇、宏观政策不摇摆、重大政策出台要善于与市场沟通，要有底线思维，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个底线。去年，资本市场的异常波动就暴露出这方面的问题。汇率牵一发而动全身，应避免犯同样的错误，避免“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保证一国金融市场的稳定，首先要让市场参与者对本币有信心，稳定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困难的时候信心是金，信心胜金，信心十分重要。去年，资本市场异常波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信心溃散导致的市场恐慌。这也提醒监管当局，要密切关注市场情绪，避免因为市场有效沟通不足，误读政策信号和恐慌情绪蔓延导致的整体性溃败，触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如果市场情绪出现高度一致的预期并一再为市场验证，情况就会变得十分微妙。在内外环境都较复杂的情况下，如何保持战略定力，稳定币值，其实，这方面我们是有历史经验的。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刚刚从过热中走出来的中国经济面临国内高通胀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东南亚国家出现货币危机，索罗斯攻击香港联系汇率，国内有限的外汇储备捉襟见肘，加之外部需求萎缩，出口形势严峻。这时一些部门给国务院领导写报告，建议人民币一次性贬值，以刺激出口。朱镕基同志在多个重要场合明确表示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不搞竞争性贬值。在给人民银行、财政部等部委负责人的批示和信函中，他明确提出可通过加快出口退税来防止出口大量下降，强调“人民币贬值的办法不可取，这将影响对整个金融的信心……” (见《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二卷)

　　当前的中国经济体量、规模、抗风险能力与二十年前已是天壤之别，但风险防范的紧箍咒仍不可忪。汇率市场，虽然存在着严格的资本管制，如何任由贬值预期不断强化，容易形成恐慌性的羊群效应和骨牌效应，并极易向其它领域扩散。加之“影子银行”泛滥，“货币渗漏”“货币暗流”汹涌，它们相互强化共振，恐慌的踩踏效应一旦出现，极易“影响对整个金融的信心”。兹事体大，不可不慎察。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下行过程中，政策沟通、解读以及舆论引导似乎出现了明显偏差。伴随着“不具备贬值基础”到“不具备持续贬值基础”再到“不具备大幅贬值基础”等提法，市场走势却大相径庭，容易引发领导同志所说的“塔西陀”陷阱式的信任危机。此间，一些并非外汇领域的“万金油”式专家不负责任地叫嚣“人民币跌回八年前怕什么，跌回十八年前也没什么了不起”、“鼓吹现在是人民币兑美元贬值的最好窗口期”，说什么“乐见其成”，这种无厘头的跌回“十八年前论”极不负责任，噪音干扰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市场恐慌和混乱，放大了恐慌情绪，由此引发的“蝴蝶效应”亦值得警惕。

　　过去两年间，汇率贬值已近14%，与之相伴的是是外汇流失速度加快，后续供给吃紧，付出了近万亿外汇储备的代价。如果预期仍然得不到扭转和矫正，外汇流失会进一步加快，整体金融风险就会上升。当年，朱镕基总理称外汇储备是“政治储备”，面对国内外复杂的经济金融形势，为保持金融市场的信心，坚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现在，市场信息芜杂，人民币汇率如果不是按既定的实行有管理的双向浮动，而是短时间持续单边下行，极易加剧资金外逃，导致资产价格整体重估甚至溃败，加大系统性金融风险。10%以上的贬值区间应该说幅度不小了，为呼应政策面一再表态的“人民币汇率不具备大幅贬值基础”的判断，央行适时进场干预也是稳定币值、稳定信心、乃至稳定整个金融体系的必要行动。

　　过去几年间，随着经济规模和贸易增长，竞争力的增强，人民币升值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贸易伙伴国愿意持有人民币作为货币互换工具和保值性储备资产，人民币国际地位得到有效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是历史的必然。

　　拥有可自由兑换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债务国比没有国际储备地位货币的债权国更有利，这是美国次贷危机给我们上的一课。但从非自由兑换货币到可自由兑换的国际储备货币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战略性相机决策很重要。它需要国内稳定健康的经济和金融环境推动，同时也需要外部金融市场的配合。显然，现在不是最佳时机，这方面万万不可“赶工期”，不能“霸王硬上弓”。

　　任何政策出错都可以修补调整，唯独这方面不能出错，因为它不给你纠错机会。去年的“8.11”汇改，是在资本市场十分脆弱的环境下实施的，2%的贬值酿成资本市场二次股灾，央行说法是“汇改”使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机制进一步市场化。今年10月，人民币正式加入特别提款权(SDR)，向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目标迈进了一步。

　　但我们注意到，高层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时间表一直持审慎态度。根本原因还是我们对自身金融体系的安全性有个正确而清醒的评估和认知，在国内产业转型尚未完全成功、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的环境下，仓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风险是比较大的。当年日本仓促迈出这一步，“护城河”失守，结果泡沫破灭，汇率下跌如巨石陨落，股市、楼市等资产价格重挫，“付出的代价超过了二战战败的损失”。

　　好事不在忙中取。一国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意味着资本账户可以完全自由兑换，参照蒙代尔的“不可能三角理论”，它会面临汇率的稳定性、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及资本自由流动的多重挑战。上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进入失去的20年。在诸多教训反思的文章中，有一点是达成共识的，即日本在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过于自负、过于乐观地推动了日元升值和汇率自由化进程。

　　一位著名位学者在关于汇率问题的失误检讨中引用了一句西谚来打比方：跑得太快，可能丢掉了灵魂；跑得太远，可能忘了从哪里出发。这给我们以深刻的警示，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随着美元强势不改，美元回流潮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普遍面临较大冲击，这时候如果草率地拆掉“防火墙”、或者不加遏制地任其下跌，可能会自毁长城，酿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2012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新一届领导人表示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个底线”。近年来，局部市场不断出现的险情一再向监管体系预警，特别是经济进入下行区间，多重因素叠加造成中国金融风险正在上升。转型经济体的金融风险往往蕴藏在政策风险之中，政策鲁莽草率多变冒进会诱发风险。

　　这方面，别人的经济教训和我们自己已经交的学费都不算少。作为一个大的转型经济体，我们金融体系还处在强身健体的初级阶段，还十分脆弱。国内经济转型到了攻坚阶段，金融市场不发达、有效供给不充分，资产泡沫化严重，加之资本市场不成熟、缺乏弹性和韧性，风险应对缓释机制和监管机制不完善，这一切都需要人民币的国际化应该水到渠成，而不能急于求成。

　　人民币国际化，不但要有独立的货币发行机制、汇率形成机制，还必须建立在自身经济转型和结构改革已经成功，金融体系十分健康，产业部门有足够的全球竞争力，整个经济体具有应对复杂内外冲击的能力。

　　否则，如果不顾客观条件、发展阶段和国情特点，急于求成，盲目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动本币变身国际可交易货币，把自己脆弱的风险敞口毫无遮盖地暴露在老练的狙击手的伏击圈内，风险极大。很容易重蹈上世纪80年代“广场协议”后的日本，或者90年代中后期的东南亚国家的覆辙。

　　本币在条件不具备情况下匆忙实现自由化国际化和金融市场开放，脆弱的金融体系经不起冲击，极易把自己引入金融危机的深渊，那将导致国家和民族的深重灾难，几十年的发展成果可能毁于一旦。在金融开放和本币可自由兑换的问题上，必须小心谨慎，不可鲁莽，因为如果处之不当，“你的下一步可能就是你的最后一步”。

　　从较长时间来看，中国经济要摆脱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度依赖，转向供给侧改革下提质增效的内需增长战略。短时间内本币过度升值和过快贬值都是容易诱发经济金融风险的重大宏观事件。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维持人民币币值的相对稳定是从容开展国内经济转型的一项前提条件。

　　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汇率不稳，地动山摇。当前一项最重要的工作是要加强人民币汇率的预期管理，稳定政策，外汇当局要善于与市场沟通，正确引导舆论，真正让人民币汇率实现有管理的双向浮动，防止短时间过快贬值导致预期恶化造成恐慌效应蔓延。要让市场各方对人民币币值稳定有信心，避免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从而保证金融体系稳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个底线。

　　(本文作者介绍：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财经作家。微信公众号njchenzhil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