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牛华勇
在课堂上，经济学是一些枯燥的曲线、公式以及定理，但到了这些经济学家这里，经济学就成了经世济民的利器，他们每一次的发言，都能让一个虔诚的学习者，心跳加速，屏住呼吸。
为什么我们如此关注张维迎和林毅夫之辩？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色，而林张之辩的模式，显然更像是上一个时代的政策辩论模式。如果这个辩论早出现二十年，说不定可以演变成更具有政策意义的重大社会改革。而在今天，看上去，除了能带来几天的舆论发酵和部分网民的恶言相向以外，不大会产生太多实质性的影响了。
经济学家之间的政策辩论，是中国改革第一阶段(1979-1992)和第二阶段(1992-2008)推动改革的一个重要手段，细数一下，先是有莫干山会议的思想解放，然后有1980年代价格改革和国企改革优先顺序的争论，再有国有企业改革中“卖”还是“分”的争论，接下来就是关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大讨论。再之后，关于“好”的还是“坏”的市场经济的讨论，这次的讨论旷日持久，从林毅夫和杨小凯的“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争论，到这一次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应该都是关于“好”的和“坏”的市场经济讨论的延续。
上大学时候时喜欢上枯燥的经济学，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个人一直非常关注这些辩论的过程和结果。在课堂上，经济学是一些枯燥的曲线、公式以及定理，但到了这些经济学家这里，经济学就成了经世济民的利器，他们每一次的发言，都能让一个虔诚的学习者，心跳加速，屏住呼吸。三十年前，你能够明确地感觉到，经济学家们对时代、对国家的赤诚之心，就像是暗夜中举着火把前行的智者，哪怕冒着巨大的风险，也要把自己的真理坚持到底。而三十年前的听众，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老百姓，也无一不是带着戒慎恐惧的心情聆听，生怕自己错过了任何一个重要的观点。
但今天的情形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平心而论，两位经济学家的赤诚可能是唯一没有怎么改变的部分了。尽管他们两个人的新古典和古典经济学立场会让已经进行过意识形态站队的人很不开心，但对于学习经济学的人来说，这不足以给出“御用”或者“原教旨”的结论，因为他们都在试图构建自己逻辑的圆圈，而这些逻辑和他们自己的学习成长背景是统一的，也是一贯的，几十年来并没有因为政治或者民意的变化发生大的变化。
但除此之外，一切都已经变了！
首先，中国的经济，早就超越了一般性思想解放的时代了。四十年前，在思想界一片死水的情形下，一个略微新颖的观点，都能够成为全民的关注点。普通人尚没有建构自己思想体系的足够资源，只能从精英的言论中，找出一些可以理解的部分，填补自己的空白。众人对于专业知识和社会精英，是怀有一种近乎崇拜的信任的。
但今天的情形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于改革，左中右都有自己的理解，有些观念，甚至已经反复强化成为新意识形态。对于社会公众来说，虽然经济学算不上是普及性的知识，但几十年的耳濡目染，可能心里都想明白了其中的套路，至少不再觉得神秘。在上世纪的80和90年代，经济学家是整个社会思想解放的引领者，它最主要的作用，是加速了苏联范式的土崩瓦解。
当时，整个理论界面临的是新理论和旧理论的交替和斗争，政府干预主义和自由主义，对于社会公众来说，相比于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是差别很小的两个理论，反正都是市场经济学说，总是代表未来的。而今天，人们面临着我们要建设怎样的市场经济的抉择，理论道路的选择不再像以前一般泾渭分明，而是更加困难和复杂。
其次，经济学本身已经不足以应付今天复杂的社会改革了。经济学有一个自己逻辑的闭环，无论是哪个派别，经济学逻辑的核心，是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有些在经济学中接近于绝对真理的基本道理，拿到政府那里去执行，往往是万万行不通的，因为一方面公众往往是站在自己利益最大化，而不是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去理解社会政策的。另一方面，有些理论上可以讨论清晰的东西，实践中并不见得容易被证实或认识。
比如，按照经济学的理论，政府收税补贴给地铁票价，显然没有通过市场机制确定票价来的更有效率，但通过政府补贴大幅度降低地铁票价的政策，会受到公众的普遍欢迎，因为所谓“税收的额外损失”和补贴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没有人可以直接感受得到。更何况，有很多东西，即便是在理论上，也没有办法完全讨论清楚。
再次，整个社会已经进入到了新媒体时代，不是每个人都有耐心看完一套完整的理论说辞，读一句主题词就下结论开骂的网民大有人在。民众言论空间的增加明显快于知识提升积累的速度。相对传统的纸媒，新媒体在传播速度和广度上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但也使得大量的严肃的学术讨论变得越来越困难。经济学从庙堂之高跌落到江湖以远，公众思考的标准是标签化和泛道德主义的，人们开始用“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这一类情绪化的形容词去框定政策和理论探讨，使得问题的讨论越来越表面化。
反观那些在90年代引领时代的经济学家们，有意愿面对新媒体执着地阐述自己立场的人明显越来越少了。他们面临的局面是这样的，坚持同样一个观点，十五年前被纸媒奉为圭臬，而今天却被网民骂到满头包。有的人选择不再公开讲话，有的人选择讨好网民，但也还颇有几位，继续执着地、有点幼稚地反复阐述自己一贯的主张。而这些主张，总会让一半的公众情绪激动。
说起来，林毅夫和张维迎两位教授这一次辩论的观点，对于经济学界的人来说，并无新意，辩论的现场也谈不上非常精彩。林教授温文尔雅，一直在努力展现自己宽厚的一面，强调两人之间30年的友谊，试图用自己特有的一套理论框架立论，努力证明政府“积极有为”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多次强调，他本人绝不排斥市场，同时否认公众对他过度倾向政府立场的指责。而张维迎教授的发言，略多一点火药味，他没有太多自己的立论，更多的是反驳林毅夫的诸多说法前后矛盾，双重标准，强调“无为而治”才是政府治理的最优的管理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什么是产业政策，两位教授的说法并不一致，因此，有些辩论的细节，实际上就缺少了针对性。比如，政府出资资助基础研究到底算不算产业政策的组成部分，还是算政府提供的基础性公共产品？定义的不同，会极大地影响各自的观点。我的观察是，林毅夫所说的产业政策，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而张维迎所说的产业政策，是一个更狭窄的概念。因此在他们各自所指的产业政策的部分，其实有一块是相互重合的。他们分歧的核心内容，是在于政府要不要使用产业政策来引导私人企业的发展方向，到底是用“政府建构”还是“自发秩序”来对待产业的发展。林毅夫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大部分的产业政策是有效的，而张维迎则认为，这些产业政策增加了市场寻租，破坏了竞争，应该予以废除。
遗憾的是，林张两位在辩论中，都是只采用了对自己有利的案例和数据，隐去了对自己不利的那些，两个人的结论都缺少严密的数据支持。说起来，这应该不是林张有意而为之的。应该说是经济学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的痛点。虽然看上去经济学家似乎都精通复杂的数学，但他们从来也没有清晰地计算出业内公认的数据结果。或许，像经济学这样的社会科学，人类永远也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得出自然科学一般精确的结论，这也是公开辩论的意义之所在。
那么问题来了，这样一场没有新意也没有结论的辩论，到底我们瞩目的意义在哪里呢？我想，它最大的意义不是进行了怎样的理论创新，而是在整个氛围一片自信的情形下，让我们感知到问题所在，那就是，我们实际上从来也没有想清楚，下一步改革的宏伟目标，到底应该通过怎样的路径来达到。或许，这样的辩论永远也不会有结果，但有人真诚地出来辩论，引起大家的思考，总比所有人都高喊一样的口号，对我们更有利。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南方研究院执行院长，双志精英会联席理事长。)
责任编辑：贾韵航 SF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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