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科技的政策引导不能出错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陈功

　　在当前的中国，创新科技的发展形势极佳，存在不错的发展机遇。关键问题是在政策引导方面不能出错。而这种出错的陷阱，在世界科技史上比比皆是，尤其是在政策支配能力很强的国家（比如中国），在政策制订过程中尤其要加倍小心。

中国处于创新科技革命的前夜

　　长征5号新型火箭撕裂海南的夜空发射成功，珠海展中科技型武器成堆亮相，互联网的应用如火如荼。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许多领域遭遇重重困难，但另一部分领域显得生机勃勃。这些社会经济发展现象的反差说明了什么？预示了什么样的苗头？

　　我在安邦研究团队的内部讨论中谈到，多个科技成果和科技应用的发展显示，中国正处于创新科技革命的前夜。之所以说创新科技“革命”，是因为三点原因：一是中国的市场大，应用空间广阔，科技应用发展起来容易成气候。二是中国的资本多，当前是资本过剩的社会环境，如果引导和利用得当，这是支持创新科技的最佳土壤（安邦曾经有分析，科技创新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本，详见此前的《每日经济》研究简报）。三是大量科技产品和创新的应用表明，现在的中国明显有了一定的科技基础。

　　之所以说“前夜”，是指中国目前的创新科技还未全面发展成熟，创新科技要从应用层面走向基础层面，才算上是真正的创新科技。应该认识到，创新科技与创新科技的应用，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以微信为例，其应用得再广泛，腾讯在中国市场再牛，那也只是在ios和安卓系统上的一种应用软件，与成千上万种应用软件在性质上无甚区别，只是市场做得更好一点。

　　所以，在当前的中国，创新科技的发展形势极佳，存在不错的发展机遇。关键问题是在政策引导方面不能出错。而这种出错的陷阱，在世界科技史上比比皆是，尤其是在政策支配能力很强的国家（比如中国），在政策制订过程中尤其要加倍小心。

　　以滴滴打车在国内的发展为例，现在随着国内各主要城市对网约车的政策出台，滴滴约车遭遇到几个主要城市的政策围堵。这实际上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搞的如此复杂，社会反响如此之大，究竟是何原因？我认为，其实这只是政策部门不了解、不熟悉、不适应现代科技政策的原因所致。在我看来，滴滴打车这件事情属于典型的“勒德谬误”（Luddite Fallacy）。

　　19世纪英国工厂中广泛应用机器，导致大量的熟练工人被迫下岗，他们的工作机会被机器和非熟练工取而代之，就是所谓“机器吃人”。不健全的社会福利体系使得这些熟练工人逐渐被社会边缘化，他们以奈德•勒德为精神领袖，有组织地进行抗议示威活动，他们冲入工厂，驱赶工人，打砸机器设备，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社会了解他们的诉求，并使社会回归到工业革命以前的状态。拜伦曾经写诗为他们的行为辩护。不少学者也认为，机器增加了会造成工人的失业。这种看法就是“勒德谬误”。

　　实际上，工人从旧技术领域向新技术领域的转移与总体就业率下降并不是一回事。在这个转换中间，的确有人赚钱、有人赔钱，但人均收入会随着“机器”的使用而提升，社会发展和消费得以提升。

　　北京等主要城市出台的政策，恰恰是这种“勒德谬误”的典型，应该予以纠正。从城市战略和公共政策角度来看，交通解决方案从来都是系统性的，需要从社会发展的整体全面衡量，而不宜从某一个微观行业，甚至从某些企业来衡量。

　　在此问题上，中国官方所习惯的传统“一纸命令”是行不通的，其产生的社会成本将非常之高，最终导致政策成本也很高。即便仅仅着眼于当前的压力，正确的做法也应该是实施所谓“弹性政策”——也就是开放与限制同步执行，目的在于减缓转换速度，向社会提供一个适应期和缓冲期。就此而言，围绕滴滴打车的政策，应该将政策重点调整为对平台的数量限制为主，同时鼓励出租车行业向首汽出租那样进行转型。

　　(本文作者介绍：安邦咨询创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员、博士后导师、著名智库学者、信息分析权威专家。他是“新丝绸之路”的最早研究者，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提倡者，他同时也是中国陆权理论的最早研究者。研究方向主要是基于信息分析的地缘政治战略和城市发展战略。陈功先生长期担任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多所中国大学的教授及博士后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