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中国包容性发展需法治保障

　　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 贾康

　　法治能够使社会成员通过社会代价最小的方式，去寻求“最大公约数”的利益平衡，而且这个最大公约数出来以后，可以得到的是在法治保障条件下可持续的多轮的动态优化，来实现中国的包容性发展。

实现中国包容性发展需法治保障

　　大家好！我从几本书出发，简短谈谈自己对国家成功之路的认识。这几本书里，我侧重从《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说起。这本书之外，还有《经济增长的迷雾》——副标题标明探讨的是经济增长（定义为、实际体现为人均收入的提高）过程中发展政策的成败。国家的成败和政策的成败，它背后有没有规律性的东西，是我们特别需要认识和揭示的，我从这个视角上非常简单地谈谈认识框架。

　　我注意到《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本书出了中文版之后，有比较广泛的介绍。比如当时留下的介绍材料里面，专门强调了国家发展在争取成功、避免失败过程中制度的重要性，而制度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从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石层面，处理怎么保护产权的问题，推到怎样全面法治化。

　　书中所提到的基础理论源头，就是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的认识框架，后面跟着的一句话说：“从诺斯理论本身来看，美则美矣，了则未了”。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在现实生活中，在中国等经济体对应的又有转轨经济学，又有现在我们在新供给经济学中探讨的供给侧五大要素里，制度供给要素的作用等等。显然，面对探讨的任务，有待于各方面的仁人志士共同深化，进一步形成能够回应现实挑战的认识。

　　关于这方面，我想特别注重地提一下，书作者之一的阿西莫格鲁这位专家，他有专门关于这方面的认识，曾针对制度视角下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写了专文。我看了以后，觉得他的点睛之笔就是在接近全文结束的时候说了这样一段话：“如果没有社会和政治的转型，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能持续”，强调要把社会和政治结合经济在一起，进而寻求共识，他说“追赶型的增长无疑对中国非常重要。中国在这个阶段也做得非常成功”，指的是改革开放的起飞过程，超常规的高速增长过程，但是接着往下他话锋一转：“追赶型增长依靠的是技术转移、外包生产等等”（这是我们作为后发优势的）“但这种技术的采纳和改进，到了工资开始增长之后就行不通了，而中国的工资水平已经开始上升”——这正是这几年我们供给侧研究问题中所特别强调的，原来支持我们的劳动力低廉比较优势正在迅速撤空，现在中国普遍面临的已是“民工荒”、“招工难，用工贵”，后面跟着的是扩大城镇与工矿建成区的土地资源开发成本迅速抬高，以及现在资本雄厚了，但资本常规投资边际收益递减，感觉供需两头越来越对不上。

　　作者强调的是随“这种技术的采纳和改进，到工资开始增长之后就行不通了，而中国的工资水平已经开始上升了，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现有增长方式的潜力将枯竭”，即按照老路走，我们所说的增长动力的支撑因素要枯竭。这时“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才能实现持续性的增长”（这又涉及到全要素生产率）“而创新需要我前面说的那些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变革”，这是他的点睛之笔。

　　我觉得，从这个视角来说，需要有对于《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本书形成的把复杂问题简洁化处理的认识框架的把握。把这个书看下来，它给出的简洁认识框架是什么？就是各个经济体、各个国家，无论怎样的千差万别，但最基本的是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的增长：一是基于包容型制度安排，二是基于与之对立的非包容性制度安排。我认为，它直接聚焦在现在可以提炼为人类文明发展前沿概念上的“包容性发展”。其实从中国的决策层到社会方方面面，在胡锦涛任总书记期间，已经接受了这个概念，现在我们就是要走好包容性发展之路。这里面非常丰富的内容，就很值得展开讨论了。

　　既然讲包容，强调的是共赢多赢，对应的是供给侧创新过程中，现在前沿概念的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时代的“共享经济”——在一个个经济主体行为的内在逻辑上，客观的发展潮流是去接近“共享经济”。在整个社会方面，这个“共赢多赢”过程，当然为中国提供了前所未有历史发展机遇，我们要争取的是和平发展、和平崛起，实现这种超常规发展中重返世界第一阵营的民族复兴“中国梦”。

　　而这个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是中国的发展和其他经济体的发展，合乎逻辑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从供给侧创新推出的共享经济，到整个战略层面认定的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这里面内在的规律和现在形成的核心概念，就是所谓包容性发展。而包容性发展一定需要有包容型的制度安排，使我们在这样的方向上顺应客观规律推进现代化过程。在这样的认识框架之下，具体的分析，要进一步推到方方面面有争议的一些对接到“怎么做”的讨论要点上面。

　　现在我注意到，虽然大家都接受了包容性发展的概念，但到底怎么走发展之路，中国的思想界以及相关的各方面，显然还有不同思路。无论是做反思和前瞻，都明显有不同思路的对撞，这不需要多说了。看看这大半年，中国最活跃的信息来源，微信圈，以及更直截了当地宣泄情绪的微博、博客的文章，也包括传统媒体信息里面，明显可以看出有种种争议后面的不同取向。怎么样找到和尽可能形成可以对接实践过程的共识，是我想谈的要点。最简单的说，我自己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以及其他几本书读后的启发之下，就寻找可以走通的包容性发展之路方面，现在所形成的最新概念，是制度安排上应“把权力和人性关进法律治共和的笼子里”的一套可行体系。

　　“把权力关进笼子”是总书记的原话，大家都认同。稍微展开一些，这个“权力”首先讲的是公共权力。政府手上公共权力后面，更广泛的是整个社会成员在一起的权力和权利体系，持权力、权利者都是人，对人必然有必须进一步认识的人性。

　　经济学上对人性的概括，过去大家知道的是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假设后面又会推演到不得不讨论的政治人概念，有更丰富的不同侧面的讨论。权力和人性要一起讨论，我认为要一起考虑关进法治共和的笼子里，这是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话开始而必须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当然，如果能够达到如下这样的境界，则可以实现以公民权力为基础和自爱、博爱兼容为取向的包容性发展。这种包容性里，就要处理多少年争论不休的什么是自由、民主，怎么处理博爱等等问题。如果纳入法治的制度安排框架，可以使我们所推崇的自由、民主得到合理的保障和必要的制约。

　　看到许多纠结的事情，稍微展开一点，说说“自由”。我注意到共产党作为革命党发展的时候，最有感召力的是延安时期“延河颂”中说的“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当时延安那么低下的物质保障条件，却吸引这么多人：全中国有进步思想的成十万计的年轻人，不计物质条件考虑，很多人从富裕家庭出来，要到延安去，追求什么呢？自由。

　　这个自由到裴多菲那里，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都推到了这样至高无上的高度。马克思主义的“初心”，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在共产党以革命党转为执政党这么多年之后，自由了吗？你说自由，还要忌讳“自由化”，意识形态倾向上，是在经济学领域讲“新自由主义”，已经不是流派之争，成为贬义词了，这是现实的纠结。

　　我认为这里面不能走极端，从学术上理性探讨，任何的自由不可能不受限制，但把自由看成需要打压的东西，这是违反人最根深蒂固的本性。人性必然有共性存在，我不否定人性有差异性，有人愿意强调为阶级性，但我认为阶级性的分析工具这里很容易陷入标签化、扩大化误区，可以就说共性和个性。

　　人本性里寻求自由的共性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问题就是怎么得到必要的保障和合理的约束，只有法治的框架才能处理这样的矛盾问题，才能升华到整个社会有包容性发展的制度安排，去逐步争取接近“自由人的联合体”的高度文明状态。

　　同样是要讨论一下民主，可知有何等的纠结？大家看这么多汗牛充栋的讨论民主的思想文献，一个极端可把他直抬高到天上，另一个极端把他说到必然引出的是悲剧，多少罪恶以民主之名推行，要踩到脚下。实际生活中可以看到，从古希腊一直到中国，民主之名带来了很多的人间血泪、浩劫和惨痛的社会代价。

　　在古希腊，讨论民主的时候，其实首先“民主”是贬义词，“共和”才是褒义和真意。在我们于辛亥革命以后，表述“走向共和”的时候，已经形成了民主与共和共性的重叠。比如说1949年讨论国名的时候，一开始提的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后来专家提出“共和”已经包含了“民主”之意，不用专门列出来了，所以可以简洁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觉得确实应该这么理解，民主是共和的必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民主一定要受到一定的制约和调解，所谓美国是民主制度，真实情况不是直接的民主，是代议制民主。为什么大家一说西方民主，马上想到一人一票呢？这也是明显的认识误区。“一人一票”式的民主，非常容易陷入“多数人的暴政”状态。我认为，要对这些事情做学者的严谨讨论之后，回到《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本书的框架里，给我们展开的启发是，真问题不是在表面上被人们所推崇的自由民主，真问题和关键问题在于法治共和，国际上通行语言就是“宪政共和”。在中国特定语境里，宪政这个词还容易引起争议和麻烦，按真意可换一个说法为“法治共和”，没有实质性的矛盾。

　　讲法治，当然要讲到法治能够使社会成员通过社会代价最小的方式，去寻求“最大公约数”的利益平衡，而且这个最大公约数出来以后，可以得到的是在法治保障条件下可持续的多轮的动态优化，来实现中国的包容性发展。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的探讨过程中，在指导思想、核心概念上，已经接近这样的基本认识。到三中全会，我认为最精辟的提炼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治理”概念取代“管理”理念，强调的就是不要再把这样的运行机制，看作是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简单管控，而是多元主体更多平面展开，充分互动，把管理和自管理、组织和自组织、调控和自调控合在一起，所形成的包容性发展的这样一套制度安排与机制联结。“治理”二字要寻求的就是这样升级的发展，我们应该牢牢把握三中全会精神，抓住以后要对应的现实问题，来应对挑战，解决现在碰到的种种纠结和困难。

　　所以，我们如能更多以理性的讨论推出关于包容性发展的一些更清晰的、可以和操作对接的观点和意见，我觉得就是在这种会议讨论之中和讨论以后，大家可以进一步去推进有价值的、对实际生活产生建设性的研究路径。我先做这一点抛砖引玉的发言，谢谢大家！

　　（作者在2016新莫干山会议莫干山夜话专题讨论会上的发言）

　　(本文作者介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