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做大国企推动经济已不可能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作家 周天勇

　　未来国有经济将进入一个客观的萎缩期，指望再依靠国有企业做大做强，来推动新一轮的国民经济增长，也是不可能的。

靠做大国企推动经济已不可能

　　未来可能长达20年的时间里，我们可能进入了人口下行、工业化结束、城市化停顿、国有经济萎缩和WTO动能殆尽五期叠加的对发展不利的阶段，需要对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大的风险格局有个清醒的判断和认识。

　　首先，过去人口长期和过度收缩，是未来经济增长长期下行最基本的下拽力来源。由于1996年到2015年人口增长率曲线，以20年前人口增长决定20年后经济增长定理看，1995到2000年的人口增长率从10.55‰急剧下降到7.58‰，下降了近4个千分点。按照我们回归的预测，2016到2020年间GDP增长率下行存在着从7%下降到3%左右的人口收缩下拽压力；而2001到2005年间，人口增长率又从6.95‰下降到了5.98‰，又使2021到2025年间的GDP增长存在着从3%下降到2%的人口收缩下拽压力；由于2006到2015年间生育率在1.3左右，人口增长率在5‰左右，其中经济主力人口处于长期严重收缩期，导致2026到2035年间，国民经济存在着长期1.5%速度增长的下拽压力。

　　其次，一定要认识到传统工业化阶段因经济主力人口的突然收缩，总体上在2015年左右已经结束，不可能再将其当做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前面已经分析，22到44岁人口是劳动力供给、购买住宅汽车、消费耐用品等等的主力人口，其突然收缩，导致了以住宅、汽车和耐用消费品生产能力在2015年左右的过剩，引发了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许多行业的全面过剩。除非将这些过剩产能能大量地出口，并且在外扩大的市场需求，除了消化国内过剩产能外，还能大量地有余，才能延续出口替代和升级换代的工业化进程。

　　未来国内经济，一方面需要去传统工业化结束和经济主力人口急剧收缩造成的过剩产能，这是不得不做的事情，但是它本身又是一个直接下拽DGP增长速度的药方；当然，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对制造业升级换代，这对GDP增长有推动的作用。如果改造升级、出口替代的力度小于产能被市场需求压缩的力度，工业化因素的经济增长仍然化下行；力量能平衡，提升的能力能替代一部分进口和出国购物，并能大规模出口而平衡传统制造业产品竞争力的丧失，则会稳住，甚至加快工业化因素推动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从一般地对传统工业进行提升看，能平衡产能过剩和失去出口竞争力造成的经济增长下行，就已经是相当满意的局面。而不可能成为翻转经济增长下行的动力来源。

　　再次，不可能指望城市化对国民经济增长再有扭转乾坤式的推动力量。前面我们分析，城市化本身有一个S型推进的规律，即开始时快速推进，中期时速度放缓，后期时速度递减，甚至出现逆城市化。

　　中国城市化快速推进最好的时期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后期。1978年时城市化水平不到18%。农村分田到户和联产承包后，对农民从事农业稳定了一段时间。但是，80年代中后期，农业小规模经济与城镇和东部的工业和服务业收益，相差越来越大。农民工人口开始流动。

　　如果当时能将农民耕地、宅地和林地等使用产权明确化和永佃化，可以有交易、出租、入股、抵押、继承等权利，能使农村人口进城时可以用市场经济的办法退出农村和农业；另一方面，如果放开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的户籍管制，农民进城的住宅等成本较低，创业和就业空间较大，教育等公共服务财源可以在经济增长、税收增长加的基础上，逐步进行解决。

　　但是，农村土地的不能经济方式的退出，城镇户籍制度的管制，使虽然居住6个月以上城镇人口比例在上升，但是，不是一种新进人口能够市民化的城市化。我们失去了城市化快速推进的最佳时间。

　　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前10年间，农村人口又因加入WTO，可以与外资进入、出口导向工业化加快互动，推进新一轮的城市化进程。但是，还是由于农村的土地产权和城镇中的户籍管制，又只是推进了6个月以上务工居住人口进入的城市化，还是没能真正推进农村进入城镇人口能够市民化的城市化。城乡人口、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和资源互动的有关体制，基本上还是没有得到改革，我们又失去了一个快速推进城市化的机遇期。

　　而2012年后，虽然城市化的水平只有52.6%，似乎还在中期阶段，但是，我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已经进入了整个S过程的后期，边际动能已经递减。由于农村也实行了强制和时间较长的计划生育，后续能够出来向城镇转移的青年人口数量在减少，甚至枯竭；

　　农村中形成了6000万的留守儿童，没有能逐步地形成城镇教育和抚养消费的群体。城镇中能够满足近10亿多人口居住的住宅存量已经严重过剩；由于收入水平和没有的年轻时掌握驾驶技能等原因，农村的绝大部分老年人口和城镇中的大部分老年人口不可能成为汽车的购买者；城市化水平还没有到75%而发生的后期衰竭，使再用其进程中住宅、汽车等产业扩张加快经济增长的前景，大打折扣。而大量城镇务工农村人口相当部分还要回到农村；

　　大量农村老人没有在青壮年时，没有能够本人进城市民化，或者没有能够老年时已经由子女带入城市居住，而在农村进行养老。由于城乡养老消费的差距，虽然国家和社会对农村老人的巨额养老成本得以减轻，但是，另一方面，从经济增长看，却是一种社会消费需求的巨额塌陷，成为增长需求乏力的重要原因。

　　而21世纪第二个10多年以后，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可能开始，对农民财产及其收益权的认可，使许多农村人口不愿意进入城镇居民户籍管理；城镇居民因生态环境、交通拥挤、休闲养老等原因，向农村转移。实际上，在中国没有完成城市化过程的情况下，却出现了逆城市化的端倪。

　　因此，对有的学者城市化将是未来国民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量，城市化水平从目前的56.1%（其中有3亿左右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人口没有真正市民化）到75%，还有15到20年8%以上高速增长的判断，值得怀疑和商榷。

　　第四，未来国有经济将进入一个客观的萎缩期，指望再依靠国有企业做大做强，来推动新一轮的国民经济增长，也是不可能的。前面已经讨论，国有企业的体制成本很高，适宜于大规模、大资本、大生产的工业化阶段生存和发展。传统重化工业发展阶段的结束，使其失去了能够生存和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

　　而工业化阶段的阶段，整个国民经济中，国有经济下一步一个重要任务，是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动，消减钢铁、有色冶金、煤炭、建材等各方面的产能，并且市场可能要清除在工业化阶段时风声水起而现在和未来越来越多的僵尸企业，要消化它们形成的不良债务，还要分流和安置它们形成的结构性失业职工，并且其资产要进行破产清算、兼并重组等处理。是一个影响国民经济增长的消极因素，而不是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正能量。

　　而新技术不断出现，互联网经济发展，分步式能源的应用和扩展，创新频率加快，生产个性和定制化，规模可能小型化，这使得体制成本太高、效率低下和对技术和市场变化反映迟钝的国有企业组织形式，在新经济中生存和发展困难。而在对外开放中，国有企业股权结构和治理形式，不利于走出去后道德风险和内部人控制难题的解决，可能出现决策失误、巨额亏损、资产流失、走丢和走没了的问题。

　　第五，进入了WTO改革开放动能消失殆尽的后期。我们前面分析过，21世纪初10年左右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其J型高速增长，是由加入TWO及其所推动的改革所启动的。与其他因素引起的国民经济增长一样，其也一定会沿着先J型再到倒U型的S型轨迹变化，现在看来，其动能已经完全消失，甚至进入负动能阶段。因为，一是WTO阶段开始，外部制造业向中国梯度转移，外资大举进入，20年前的一波人口增长成为劳动力而转移助力，出口有竞争力并强劲，成就了中国新世纪以来的高速度增长。

　　当年我们加入WTO时，主要放开的是制造业．经济主力人口的收缩，传统工业化的结束，城市化的停顿，使中国制造业产能突然过剩，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出口竞争力下降。这使得当年进入中国的一些产业，对现有的企业和项目不再增加新的投资，一般也不再投资新的制造业项目；并开始从中国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缩小生产规模，甚至关停企业，撤离和转移资金。因而，人口红利、剩余劳动力利用与国外产业梯度向中国转移相结合，快速推进工业化进程，强劲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也进入尾声，已经结束。

　　因此，对以上方面，需要有格局和趋势性的分析，认清大势，从全局和战略性的思维方面加以应对。

　　(本文作者介绍：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