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车改革不听总理话，咋整？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陈志龙

　　中国式地方治理的结构和特征决定了，许多政策法规落地难，因为地方具体的执行部门可以“结合本地实际”作出“打补丁”的补充规定，通过“补充规定”，人为抬高门槛和准入条件，以最大限度地维持旧格局。

专车改革不听总理话，咋整？

　　7月底，国务院新闻办的吹风会上，交通运输部颁布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新办法”正式承认网约车的合法存在。相对于一些部门负责人去年早些时候“私家车永远不能当专车”的表态，新规体现的开明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值得肯定。

　　但是，时隔仅一天， 就有媒体“截屏”展示地方交管部门在执行中自我“拿捏”的尺度和标准。因为《暂行办法》出于维护市场秩序、防止过度竞争，赋权地方主管部门对网约车数量作“具体规定和要求”，一个类似“玻璃门”和“弹簧门”的老问题来了，一些好的改革方案卡在“最后一公里”，“卡在一些部门的处长科长手上”。

　　网约车公司要在全国各城市登记，平台得向各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才能运营。中国行政区划太大了，一个神州或是滴滴若要全覆盖，就要和全国几千市县交管部门打交道。好比淘宝要合法运行，须向各地工商部门“申请”，才能落地开网店。这种匪夷所思做法仍然是反技术进步的，操作难度不小。

　　中国式地方治理的结构和特征决定了，许多政策法规落地难，因为地方具体的执行部门可以“结合本地实际”作出“打补丁”的补充规定，通过“补充规定”，人为抬高门槛和准入条件，以最大限度地维持旧格局。以网约车为例，其理由也尽可随手拈来：维护稳定、保障就业、解决交通拥堵、保障乘客安全——每一条理由都理直气壮。

　　2013年初，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把该放的权力放掉，把该管的事务管好，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把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

　　但是，两年后的全国“两会”上，透过交通主管部门最高行政首长关于“私家车永远不能当专车”的表态，可见权力之于某些部门而言，是如此的痴迷、上瘾。两年来，围绕一辆专车命运的波折起伏的过程，可见改革之不易、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更不易。

　　今年5月，总理在广东调研时，就如何支持鼓励创新、包容试错的一席话，触动了很多人的心灵。他说，一个新事物诞生的时候，我们确实不能上来就管死了，而要先‘看一看’。这既是给它一个成长的机会，也是为了暴露监管漏洞，让随后出台的监管政策更加公平有效。 在创新与管理的问题上，总理明确要求“部长们走下去，新鲜经验取上来”。

　　今年，交通部领导再次就专车问题表态时，不再是“永远不能”的铁板一块，而是委婉地说“专车我坐过，我们的司局长们也坐过了……”很快，新的暂行办法出台，一个旧体系短时间打破封闭、僵硬的铁板一块，向社会放权的新姿态，其历史性进步还是要值得肯定。但是，留有“尾巴”的方案也透露渐进式改革的缺憾。

　　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增长与转型陷入两难，深层次问题是自身体制机制转型滞后，如果不从制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合理界定政府治理边界，很难找到经济增长和转型的新动能。现实生活中，市场不是孤立存在的，推进深层次的改革，需要政府、市场与社会各归其位，一个稳定的三维结构能够得到有效的均衡和整合。

　　正如总理所说，需要合理界定、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政府、市场和社会，这对应的是一个经济体内部治理、激励和社会规范的基本安排。市场有效和社会规范运行的必要条件是需要一个有限权力而定位恰当的有效政府，其原则就是市场能做的就让市场去做，市场不能做的或做不好的政府才去做。政府的基本职能还是维护市场秩序，服务各个市场主体，修正市场失灵，提供公平竞争环境。

　　去年10月底，网络预约车经营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刚刚公布，网络约车还是东躲西藏的“黑车”。10月底，我在北京出差，网约了一辆车送机场。司机并没有直接载客到机场，而是在快到机场的一处停车场，把客人集中倒到一辆面包车上送达机场。

　　面包车师傅告知，这几天查得紧，交管部门在机动守株待兔，逮到一辆车罚司机一万块。这种挥着大棒反技术进步的监管虽不能说倒行逆施，但必然是螳臂当车。今年，三四线城市仍不时有专车司机抱怨地方交管以“打黑车”名义乱罚款。这让人想起当年鲁迅先生说过，在中国搬一张桌子也是要流血的。

　　从几年前被视为洪水猛兽的余额宝到网约专车，解剖这两个因互联网技术催生的创新型事物，从萌动、出生时的“不合法”，“坚决打掉”、“私家车永远不能当专车”到目前的现状，让人们深感创新之艰难。我们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搞了近40年的市场经济，毋庸讳言，我们市场经济体制仍不完善，固有的垄断势力具有强大的反市场冲动。

　　在技术进步的时代潮流中，市场信号对国企和垄断性行业基本是失真的，面对新的竞争者，它们习惯性地向体制要保护伞，挥起大棒以“打黑”的手段消灭竞争对手，而不是自主追随市场前进的步伐。余额宝刚一出来，就有传统体制的人危言耸听给它贴上“黑金融”的标签，同样网约车也被贴上“黑车”的标签。改革是什么？改革是市场倒逼出来的，是危机倒逼出来的，也是民意逼出来的。改革就是把这些被利益集团污名化的“黑”和“灰”漂白，给予合法化的认可。

　　按照经济学家奥尔森的理论，一个社会承平越久，利益集团的密度和势力越大，他们高度组织化的寻租逐利行为将轻松战胜公众主张——即使后者的公共利益要远大于前者，因此如何对抗利益集团将成为国家治理和兴衰的关键。

　　一些政府部门和国有经济部门几乎垄断性地掌握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几乎全部要素和资源，只要它愿意，理论上可以通过将要素价格降至最低来支持投资的扩张，国民收入的分配越来越倾向于政府权势部门和资本利得部门。经济学意义上说，垄断的利润来自于将产品的价格定在均衡价格之上，这样部分消费者剩余就转化成垄断经营者的利润。

　　我们垄断部门的厉害则在于，他们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排斥竞争对手，不仅能将产品的价格定在均衡价格之上，还可以将要素和资源价格定在均衡价格之下，于是消费者剩余被拿走了，甚至民众的福利也被拿走了。垄断行业坐享超额利润的同时，基本不分红，国家利益基本是部门私利。

　　美国政府部门的企业分红率在50%以上，而我们的国有企业的分红只有5—10%，也就是说这些财富不能通过转移支付变为家庭收入和民众福祉的增长。思考这篇短文时，看到张维迎先生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打着国家利益旗号的基本上都是私利》，收益部门化、私有化，损失社会化往往是垄断部门攫取超额利润的不二法门。

　　从上世纪80年代英国铁娘子撒切尔时代整治“英国病”开始，不可一世的工会和庞大庸肿的国企被出售，信奉繁琐哲学的监管被放松，气若游丝的以公平竞争为核心理念的自由市场制度和精神得以回归，砸碎利益集团和官僚体制加诸市场的锁链，让自由市场为经济寻找前进的道路。铁娘子以铁手腕打破重重阻力，推进改革。

　　其实，改革有时并不难，只需要遵从朴素生活的常识去理解经济行为，如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质量低下，主要是长期的垄断，当下正在进行的供给侧改革，一个重要抓手是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这既能满足巨大的需求缺口，又可以改善民生。

　　而公共服务的问题关键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应把长期管不了、管不好的交给市场，政府只做宏观经济的调控者、公平竞争的监督者和改革的推动者，而不是新东西一出现就当头棒喝，“永远不能”“永远不准”，甚至不惜以“危害国家利益”、“损害公共安全”污名化对方，所以总理说，一个新事物诞生的时候，我们确实不能上来就管死了。

　　时代变革的洪流中，重要节点上标志性事件往往会深深地嵌入历史。若干年后再来看网约专车事件，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可以嵌入历史的事件。哈耶克有句名言，人类社会是被少数人拯救的，杰出的改革家和政治领袖应该有坚毅的定力，坚忍不拔，不忘初心，不仅应该带领人民去想去的地方，更应该带领人民去该去的地方。

　　一个好的体制，应该始终保持改革的韧性和空间，始终给民众以实现美好愿景的期待。我想，一辆专车所体现的义无反顾的改革决心和意志，在新三十年的改革进程中，是应该能够留下厚重一笔的。

　　(本文作者介绍：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财经作家。微信公众号njchenzhil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