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读懂土耳其崛起的内外困局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机构专栏 盘古智库 作者 昝涛（盘古智库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副主任）

　　这是土耳其寻找和重建自身主体性的时期。这个过程仍未最终完成，但它已经改变了土耳其的内政外交的方向、内容和气质，它仍然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穆斯林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继续（也有人说土耳其代表着穆斯林国家的后现代状态）。

　　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的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28日晚发生自杀式爆炸袭击，总理比纳利·耶尔德勒姆29日凌晨说，至少36人丧生。土耳其司法部长贝基尔·博兹达稍早时候表示，已41人丧生，另有239人受伤。耶尔德勒姆说，有证据表明袭击者来自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内外交困的局势

　　用“内外交困”来形容当前土耳其的状况是很恰当的。

　　首先是经济上陷入了增长乏力。作为新兴经济体，土耳其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是有全球性和普遍性的，不能单说它内部出了问题。但不管怎么说，它需要好的国内国外环境来落实提振经济的各项政策，实现其所谓的“土耳其梦”。

　　其次是安全局势的日益恶化。2015年7月以来，土耳其遭遇了多次恐怖袭击，不管是宗教极端主义的“伊斯兰国”，还是国家分裂主义的库尔德工人党（PKK），它们都对土耳其的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胁，尤其是后者。

　　“伊斯兰国”问题对土耳其来说，是由外而内的。我刚看到CNN的土耳其语频道在伊斯坦布尔国际机场恐怖袭击之后的报道中说，在早前的一份美国中情局的报告中就提到，伊斯兰国向土耳其派出了30名恐怖分子，报告还指出，伊斯兰国将土耳其视为通向西方的大门。

　　实际上，土耳其一直在谨慎地避免与“伊斯兰国”发生正面的、直接的对抗，双方一度也似乎存在着默契。在机场恐怖袭击之前，“伊斯兰国”也曾被指控在土耳其制造恐怖袭击，但那主要是针对外国人的。这次机场恐怖袭击非常不同，它是对土耳其“心脏”的袭击。目前，还没有组织出来说负责，尽管土耳其指控是“伊斯兰国”所为，但很可能“伊斯兰国”不会出来负责，其目的，按照有分析所说的，是为了制造土耳其内政上的分裂与混乱，具体来说就是挑拨和加剧当前土耳其已经存在的不同集团之间的分裂：埃尔多安的反对者和支持者、突厥人和库尔德人、世俗派和伊斯兰主义者，等等。如果“伊斯兰国”出来明确说对恐怖袭击负责，倒是有利于土耳其的内部团结和一致对外。按照“伊斯兰国”的行事逻辑，在有的地方，他们首先要做的是制造对自己有利的混乱和失序（比如以前在伊拉克制造教派冲突），而不只是制造恐怖氛围或者提升自己的恐怖声誉。

　　在“伊斯兰国”崛起后，土耳其政府一直坚持把应对库尔德人造成的威胁作为国家战略上的优先考虑。叙利亚危机发生以来，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地区出现了权力真空，这里同时成为被挤压出来的土耳其的库尔德武装力量的新基地，土耳其视此为重大威胁。但是，由于库尔德人又与“伊斯兰国”发生了激烈冲突，美国对库尔德武装力量也是支持的，这就与土耳其的国家战略发生了矛盾，这也是土耳其日益对美国不满的重要原因。双方因此出现了外交关系上的不睦。

　　再次是外交上空前孤立。土耳其的正义与发展党（AKP）将自己的地区政策标榜为“与邻国零问题”，但盘点一下看，恰恰相反，就像反对者所嘲讽的那样，不是“零问题”，而是“零朋友”。

　　近年来，土耳其与周边地区的关系也越来越糟糕，比如，在中东地区，它与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塞西将军的埃及、以色列，都遭遇了关系破裂。再就是更为糟糕的，它因为击落了俄罗斯战机，与俄罗斯的关系降到冰点，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上遭遇到多重打击。另外，与德国和欧盟之间因为难民危机和入盟问题而彼此拉锯、扯皮。难民问题、恐怖主义威胁又使得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土耳其经济（尤其是旅游业）雪上加霜。

　　所以说，土耳其当下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局面。趁着刚刚换下了不太听【埃尔多安的】话的总理达乌特奥卢，土耳其打算重整旗鼓，降低姿态，从外交入手改善局面。与以色列、俄罗斯的接近，就是最明显的举动。但这时又发生了伊斯坦布尔阿塔图尔克机场的严重恐怖袭击事件，这对土耳其来说，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

　　伊斯兰主义与周边外交

　　要理解土耳其与周边关系的变化，需从历史的角度来切入。对于跟叙利亚和埃及的关系来说，这其实跟土耳其的内政有很大的关系，也跟更大范围内的穆斯林世界的历史性变化有关系，这就是伊斯兰主义势力的崛起。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尤其是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以后，中东地区的各类伊斯兰主义力量就一直处于上升期，比如，穆斯林兄弟会这样的政治性组织就是典型。这是中东地区各国追求现代化受挫以及与以色列发生多次交手（中东战争）失败后，出现的一种比较自然的选择，因为其他源自西方的、无论是左的还是右的意识形态与政策实践都被证明是不适应本地情况的。

　　单从土耳其来说，必须历史地看待其当前局面的由来。远的像凯末尔主义的影响暂时不说，至少也是从1970年代以来，土耳其的政治伊斯兰势力日益壮大，开始挑战世俗政权。到1996年繁荣党（RP）上台就是一个明证。虽然第二年繁荣党政权就被军人干政所推翻，但繁荣党的继承者——以埃尔多安为代表的少壮派所创立的正义与发展党——在改变斗争策略后，以务实的面貌示人，终于在2002年再次成功问鼎土耳其政权，且一直连选连任执政到今天。

　　正发党是穆兄会性质的政治势力，它在国内力图以修宪和社会运动的方式改变强固的凯末尔主义的世俗体制和文化，在中东地区的策略是支持各国穆兄会，并在世界范围内干预穆斯林事务。

　　正发党执政给土耳其带来了很大变化，一方面是其务实的政策所带来的经济大发展，增强了土耳其的实力，赢得了更多支持者；另一方面是在社会文化上改变了凯末尔主义的世俗主义，从强调政教分离、宗教不得干预政治-法律-教育、宗教只是个人良心的事务，到强调宗教信仰自由、国家对所有宗教一律平等以及宗教对民族精神的核心作用。这对长期奉行顽固的积极世俗主义的土耳其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阿拉伯之春后，穆尔西领导的穆兄会在埃及上台，这令正发党执政的土耳其很兴奋，埃尔多安当时作为总理访问了埃及等国，给予姿态上和财政上的大力支持。但不久后，塞西发动军人政变推翻了埃及的穆兄会势力，土耳其与埃及的外交关系就陷入了僵局；在叙利亚，正发党执政的土耳其也陷入类似的困境，它本来预判阿萨德会像利比亚的卡扎菲一样很快就会被西方所推翻，正发党预谋着穆斯林兄弟会将在这之后接管叙利亚，这对土耳其当然是有利的；加之土耳其本就是北约成员国，所以，土耳其采取了支持反对派、坚决反对阿萨德的政策。但在这个问题上，土耳其遭到了外交上的重大挫败，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如其所料，阿萨德至今仍然在执政，短期内也看不到叙利亚彻底变天的前景，世界大国在这个问题上举步维艰，土耳其看起来没有回头路，只能自食其果。

　　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的破裂，其实与其伊斯兰主义政治也有一定的关系。两国关系破裂始于2010年5月的“蓝色马尔马拉事件”。当时，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非政府组织（据悉与正发党关系密切）用“马尔马拉号”船运送人道主义物资去援助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结果船被以色列海军突袭，有八人被打死。从那以后两国关系就陷入僵局。2013年，在奥巴马的斡旋下，土-以关系才开始有所松动，但一直没有恢复。当前，以色列其实也遇到了空前孤立，双方才有了改善关系的动力。

　　有一种观点认为，“伊斯兰国”如果瞄上了土耳其，那是因为土耳其在穆斯林世界是一个典型的世俗国家，与“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不同。这种经常拿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二元对立来说事的思路是有问题的。往往容易被忽略的是，在“伊斯兰主义”这把大伞下也是五花八门：保守的、激进的、政治的、文化的、现代的、复古的，等等。这其中存在着不同模式的竞争，比如，沙特、伊朗、土耳其就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模式，它们跟“伊斯兰国”又都不一样。

　　土耳其向何处去？

　　土耳其真心是想做地区大国，想做穆斯林世界的“领头羊”，它具有一定的实力，曾是很多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榜样，也是世界上发展最好的穆斯林国家之一，加上它还有一个奥斯曼帝国的辉煌过去赋予其特殊的历史意识，它的一系列重新定位被概括为“新奥斯曼主义”，这背后代表的是实现伟大复兴的“土耳其梦”。但恐怖主义、国家与社会上的分裂主义将严重制约土耳其崛起的梦想。对土耳其来说，这些问题就好比一个木桶上的那块最短的板，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人民的智慧创造和辛勤劳动所带来的成就有很大一部分将付诸东流。

　　1、埃尔多安所代表的既是一股强大的政治伊斯兰势力，也是带有威权色彩的民粹主义力量。一方面是凯末尔主义所代表的西方化、世俗化的土耳其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被逆转了。在一个穆斯林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凯末尔主义的那种以国家强力疏远伊斯兰教的做法必然是没有可持续性的。在1980年代，土耳其就提出了“突厥-伊斯兰一体化”的主张，虽然当时主要是为了对抗左翼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对伊斯兰价值观的日益肯定是几十年来土耳其不可逆转的趋势。在伊斯兰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伊斯兰教与政治、社会、教育必然会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是备受争议的埃尔多安本人的强人特质。作为一个已经掌握土耳其最高权力十几年时间的人，他还不满足，要利用民粹搞实权总统制，由此他也被反对者说成是“独裁”，其国际形象更是一塌糊涂。

　　2、埃尔多安所代表的政治伊斯兰势力在土耳其的强势崛起所带来的另一个变化，就是加剧了土耳其政治和社会的分裂：支持或反对埃尔多安成了日益水火难容的两个阵营；传统世俗派与政治伊斯兰势力之间难以调和；埃尔多安阵营与居兰运动之间的分裂和缠斗造成了土耳其政局的动荡；突厥人与库尔德人之间的民族关系日趋紧张。

　　在库尔德问题上，正发党和埃尔多安的做法最有争议。正发党政府原本在与库尔德工人党进行谈判，启动了所谓的“伊姆拉勒进程”，准备以民主的、和平的手段解决库尔德问题，但自去年6月正发党选举受挫之后，埃尔多安和正发党就开始拿库尔德问题做文章，采取强硬和激进姿态，操纵和利用了国内的激进民族主义，最终在去年11月的重新选举中获胜。

　　3、特殊复杂的周边环境和地缘位置也是土耳其能否实现其复兴目标的条件。从外部环境来说，要实现大国复兴梦想的土耳其，面临着空前复杂的周边地区形势。土耳其地跨欧亚之间，处于中东、地中海、黑海等区域的交汇处，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多种文明和政治力量交汇与碰撞之处，进入近代以后，西方列强使当地局势更为复杂化，尤其是在奥斯曼帝国崩溃之后，这个地区一百年来就没有建立起稳定的秩序。这样特殊的地缘位置和自身力量的有限性使土耳其既难以施展拳脚，也不能独善其身。换言之，土耳其受周围环境变化的影响特别大。叙利亚危机、跨境的库尔德民族问题、“伊斯兰国”等对土耳其的威胁就是这种独特外部环境的现实写照。

　　4、土耳其与西方的关系也日趋复杂。自19世纪中叶起，土耳其人就在探索如何借鉴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制度以实现富强，这个梦想在后来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和凯末尔党人那里更是体现为激进的、西方化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凯末尔的名言是土耳其人要跻身于先进文明民族的行列，就必须向欧洲看齐。

　　二战后，冷战期间的土耳其凭借其独特的地缘位置更加积极主动地向西方靠拢，在五十年代初就加入了北约，并一直追随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后成为欧盟的候选国）。冷战结束后，土耳其失去了其特殊的地缘重要性，一度无所适从。经济上受益于全球化的土耳其也迎来了国内社会的大变革，底层社会的崛起支撑了伊斯兰主义的复兴，也代表着土耳其重新反思与西方之关系、重新肯认自我并更加追求独立自主的内在要求。

　　土耳其与美国、俄罗斯、以色列、欧洲以及广大穆斯林世界的关系正处于调适的过程中。不论如何，土耳其已经不再是西方后面亦步亦趋的“小跟班儿”了。对西方来说，作为一颗棋子的土耳其当然仍有一定的利用价值，但西方对土耳其的需要已经不再是从前的样子，况且土耳其无非只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而已。

　　5、土耳其的调适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正发党要改变土耳其，虽然有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但变革总是会遇到挫折的，一方面是国内世俗派和自由派的不满，另外一方面则是国际环境也不利，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性的“伊斯兰恐惧症”大爆发，政治伊斯兰势力在土耳其的崛起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他国尤其是非穆斯林国家所理解和接受，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国际形象日益恶化，埃尔多安身边的人也整天忙着为其“主子”的国际形象和信誉辩护，就是最好的证明！在土耳其国内如此风光的埃尔多安可能也感觉很委屈，但大环境如此，他也无可奈何。

　　总之，土耳其正在经历从凯末尔党人的强势世俗化、西方化的模式（凯末尔主义）向埃尔多安时代的重新肯认自我价值的、消极世俗主义的模式（埃尔多安主义）的转变。也就是说，十多年来，在以埃尔多安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势力的领导下，土耳其正在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过渡和转型。

　　这是土耳其寻找和重建自身主体性的时期。这个过程仍未最终完成，但它已经改变了土耳其的内政外交的方向、内容和气质，它仍然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穆斯林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继续（也有人说土耳其代表着穆斯林国家的后现代状态）。在追求成为物质和精神大国的过程中，土耳其面临自身社会分裂（各种分裂主义）、外部环境复杂（地区不稳定、恐怖主义）、综合国力有限等多重挑战。

　　(本文作者介绍：盘古智库是由中外知名学者组成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秉持客观、开放、包容的宗旨，推行经世致用、和谐共生的理念，促进社会共识，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努力打造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新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