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需要有允许失败的环境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赵国栋

　　如果把进化当成创新来看，其实就是各类物种各显神通的过程，可能有成百上千中进化选择，但只有一条进化成人类的道路。这条道路的成功是以成千上百的失败为代价的。没有允许失败的环境，就不会产生大量的创新。

创新需要有允许失败的环境

　　中国近些年来一直在倡导创新。但是创新的代价是试错，从生物进化角度来看，凡是没有进化的到人类生物，无疑在地球的生态圈都处于弱势的地位。如果把进化当成创新来看，其实就是各类物种各显神通的过程，可能有成百上千中进化选择，但只有一条进化成人类的道路。这条道路的成功是以成千上百的失败为代价的。

　　可以这样说，没有允许失败的环境，就不会产生大量的创新。说到这里，问题就来了，谁为失败买单？从国家角度、从产业角度，我们希望万马奔腾、我们希望百花齐放。总会有人脱颖而出。但是要有一个机制，为失败买单。

　　对比中国两弹一星的光辉成绩，那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创新机制。中国在非常贫穷的情况下，集合人力物力在短时间形成突破。这种创新机制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清晰的知道目标一定可以实现的。但是如果创新失去具体的目标，采用两弹一星的机制的话，未免创新的成本过于高昂，甚至难以为继。以目前火热的穿戴式设备来看，没有人可以打包票，智能手表和智能眼镜哪个更受人们欢迎。唯一的选择方法就是大家都在做，看谁能笑到最后。

　　而且未来的产业创新大多是这种形态，百家争鸣，特种部队的模式，一个精干的团队轻骑突进。人们不能武断的认为哪一个在做的青年人就是未来的乔布斯、就是Musk。唯一能做的就是你很有想法，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

　　在传统的产业中，有咨询机构总结出ECRIM模型，意思是说，一家好的公司必须有一个大的产业空间、有资本支持、有良好的管理、有充足的资源，当最核心的是要有一位企业家。

　　但是考虑到创新企业，我们自己能掌控的只有两条企业家，我们自己，再就是一身武艺(知识)和兴趣，身无长物。对于创业者来说，他只能是利用知识积累资源，再把资源换成资本，如此才能开始自己的事业。

　　但是资本可以反过来做这件事情，他又恰好有资本、资源，对接创业者的，发育出管理能力，这就具备一个完整的公司雏形。这是资本对个体创业者的帮助。

　　结合本文开头谈到的创新是以失败为代价的，从宏观层面来看，资本就是为大量的失败创新买单的一方。说到底投资也是一门生意，他们的回报就是来自那百亿之一成功的希望。

　　说到这里，不得不说说硅谷。

　　硅谷气候宜人，四季如春。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位于地震带上。这片狭长的谷地，一直是美国创新的源泉。我这次在美国从西海岸的硅谷一直游逛到东海岸的纽约，感觉美国只有在硅谷地区是全面超越中国的。

　　其他地方都已经呈现明显的颓势。硅谷全面领先离不开三个要素：学术(斯坦福大学)、资本(sand hill road)、产业。这三者犹如水乳交融，互为依托，形成独特的硅谷文化。在硅谷很少看到穿西装的人，但是在东海岸稍遇到场合就是西装革履。

　　斯坦福大学位于硅谷的核心地带，周边环绕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公司，苹果、谷歌[微博]、惠普[微博]等等。但离斯坦福最近不是这些公司，而是紧邻斯坦福大学的VC们，他们聚集在紧邻斯坦福大学的一条路上，叫sand hill road，翻译中文叫做沙丘路。这条路是美国最知名的三个“街道”之一，另外两个是华尔街，国会街。华尔街大家都知道，几乎掌管了美国的经济命脉；国会街，是一个游说国会议员的地方。对这条街我不关心，都不知道他的英文名字。

　　斯坦福也没有围墙，的学子不用离开校园，就能和世界上最顶级的vc们交流。交流的形式也是各种各样，甚至在散步的时候，就能碰到哪些怀揣巨款的投资人。在专门为创业者举行的Demo show上，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就可以面对上百位投资人侃侃而谈他的梦想、他的产品。

　　投资人也不是被动消极的守株待兔，而是举办各个各样的活动、沙龙、培训营，尽可能早的发现人才，发掘好的创意。这些投资人或者是投资世家，几代人固守在投资领域；或者是身经百战，有丰富的实业经历。他们的视野、人脉恰恰是年轻的创业者最急需的。

　　华尔街虽然在远在大陆的另一端，但是其价值和沙丘路的投资人不遑多让。

　　天使投资人需要增值回报，弥补他们承担的失败成本，另外必须需要盈利的渠道。所以VC们盈利就和华尔街密不可分。一般有两条退出路径。第一就是在一级市场转让股权退出，第二就是在二级市场变现。这个两条路径交织，视不同的资本环境和产业周期而灵活选择。

　　综合来看，创新需要三个条件缺一不可，第一，求真的学术的环境，第二活跃的资本市场，第三繁荣的产业生态。这三个条件水乳交融，缺一不可。

　　坦率的说，国内整体的学术环境是令人失望的。轰轰烈烈的核高基项目鲜有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当学术沉浸在从paper到paper的一条文献之路的时候，产业界却一骑绝尘，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商业奇迹。谷歌公司从创立之日起，市值超过1000亿美元，仅仅用了15年的时间。而谷歌提出的一些问题都是学术界的难题。

　　所以鄂院士才在《大数据时代的历史机遇》一书中，大声呼吁，“科学家要像谷歌学习”。我认为学术界需要在“求真”上做文章，而不是盯着国家哪点科研经费。

　　好在我接触一些非常优秀的科研人才，他们大多师出名门，像计算所、清华、北大[微博]等高校，在某个领域取的世界级的成果，不再满足皓首穷经的日子，投身的产业界。他们就是中国产业创新的希望，他们也一定是资本竞逐的对象。

　　(本文作者介绍：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盟秘书长、中国计算机学会大数据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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