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尽快放开全面生育政策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作家 周天勇[微博]

　　如果人口持续如目前这样萎缩和老化下去，那么，中华民族在21世纪40年代左右微弱复兴后，下半叶又会被美国和欧洲所二次超过，甚至有可能被印度所超越。中华民族复兴，在世界上成为一流强国后，会遭遇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的落日辉煌。

尽快放开全面生育政策

　　许多学者在研究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中等收入陷阱，这次从2008年末开始的，未来国民经济增长可能进一步的深度下行，如果没有对症的思路和强有力的措施，实际上就是在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我们不是考虑一国经济体正常状态下，经济运行过热或者过冷的问题，而是从一个长期看，怎样进行惊险的一跳，跨越中华民族复兴过程中大衰退的陷阱。

　　从中国国民经济这次衰退原因的分析看，短期数量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操作，只能作为解决问题的辅助手段。要从大的格局上阻止衰退，需要根据上述分析的下行内在和相关症结去考虑出战略性的思路，设计跨越衰退的方案，按此进行体制的理顺和相关政策的组合和阶段性出台。

　　我们要从人口增长政策的调整，以及改革与人口城市化有关的体制和政策，逐步地恢复中华民族发展的元气。首先，要反思计划生育政策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严峻后果，尽快全面放开自由生育。需要深入研究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并越来越强制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长期经济发展、全球竞争力等方面造成的负面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80年代初将计划生育写入宪法，90年代初又予以专门立法，以及后来越来越严厉的行政强制性的一胎生育，只是将文革留下的失业问题看得过于严重，只是在本国的体系内考虑人口与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所谓平衡，而没有从世界各国兴衰历史、人口规律、技术进步和全球竞争的眼光看待人口增长：

　　(1)综观全球史，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一些大国的兴衰甚至灭亡，实际与繁荣和安全状态下的人口增长，或者与战争、疾病、饥荒等导致的人口萎缩有关；

　　(2)人口增长即使不进行强制的控制，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自动调节，生育率在工业化前中期就开始下降，到后工业社会后，新兴和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都进入的低，甚至超低增长阶段；

　　(3)技术进步，一定程度上使人类发展平衡资源和生态环境关系的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人口密度很大的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就是如此；(4)人口规模在世界上的排次，仍然是一个国家在全球政治、文化、经济、军事、外交地位的基础。即使科技实力最强的百万人口小国，在国际上也难以有应有的地位和竞争力。

　　从症结上看，强制性计划生育，人口增长陡坡式下滑，导致的消费连续性萎缩、劳动力成本持续提高、国民经济养老成本快速上升，此三项因素形成的经济下行拽力，在20多年时间中是一个定局，短期内已经回天无力。 但是，我认为，还是要尽快放开全面生育政策。理由是：

　　(1)从悲观的角度看，即使全面放开，几十年业已形成的中华民族一胎生育文化，加上子女抚养成本的高昂，以及环境污染及食品安全影响生育和职场竞争等因素，就是全面放开，能有多少妇女愿意生二胎，仍然是个疑问。

　　(2)从经济发展看，婴幼儿、少年和青年是一个民族发展和强盛的元气，在已经过老的人口结构中，增加较多的婴儿，这个民族就多新生的人气，少了暮气，是一种家庭和民族的希望和未来，是民族和国家的精气神，要固住和强壮民族发展的元气；婴儿、童年、少年人口的增多，将依次振兴妇产、婴幼儿消费，中小学阶段的消费，围绕其会增加接生、保姆、玩具、童装等生产服务和就业，会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和逐步抗阻人口萎缩和老化造成的经济下行力量；

　　(3)我们中华民族未来的全球国家战略取向是什么？是与世无争，乐见欧洲统一振兴，美国人口持续增长并远期与中国接近，印度变成人口第一大国，我们安于一隅，做一个东亚所谓的人口生态环境资源平衡的区域二流国家(如果形成很强的一胎化、晚婚及单身的生育和生活文化，按照16→8→4→2→1的人口萎缩逻辑，22世纪时，中华民族，除了信仰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的族群部分还会强盛发展外，中华民族主体族群总体上有可能会消亡)，还是要在人口、版图、技术、经济等方面做世界一流的强国？

　　如果人口持续如目前这样萎缩和老化下去，那么，中华民族在21世纪40年代左右微弱复兴后，下半叶又会被美国和欧洲所二次超过，甚至有可能被印度所超越。中华民族复兴，在世界上成为一流强国后，会遭遇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的落日辉煌。 其次，加快户籍、土地和财政体制的改革，让进城农民真正能变成不再“青出老回”的市民，逐步恢复和增强城市化推动经济发展的元气。

　　人类从产业上的狩猎、放牧经济到农耕经济，再到工业经济，从空间上的游而不定，到固定分散乡村居住，再到城镇和城市集居，实际是本身发展的动力，我们将此也可看成是一个民族繁荣的元气。中国目前这种城市化推动发展的元气，因“青出老回”和“未化先滞”人口倒流而被大伤。

　　从目前这种尴尬局面看，需要重启和恢复城市化进程及其红利(元气)。

　　2015年，除北上广深外，彻底取消户籍管制；加快推进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小城镇和小城市率先落实负面清单管理，改善创业和企业经营环境，发展和活跃县域经济；改革农村土地制度，让农民有财产性收益；

　　改地方财政土地出让金为房地产税体制，探索压缩中央专项，并扩大对县级财政直接一般性转移支付的制度，控制住地价再度暴涨，逐步提高农民工家庭的收入水平，推进农民进入县城和小城市，实现就业和住房，并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配套等方面实现市民化的城市化。

　　其目标就是，做到第一步农民工人口在人进城务工的基础上，实现第二步农民进入城镇后大部分有自己的住宅居住，再同步实现其教育、卫生、养老和其他公共服务的市民化。

　　需要看到的是，越是不肯改革目前的户籍、土地和地方财政体制，或者侥幸地认为可以不动大的格局，而修修补补，这种中国人口城市化过程中的“青出老回、未化先滞”扭曲的人口倒流，就无法从总体上得到扭转。

　　而城市化的停止和中断，城市化的人气和元气就会丧失，农村中形成巨大的收入和消费塌陷区，将会是中国未来长期衰退的重要成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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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介绍：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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