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能见派微信nengjianpai及品牌运营者 席淑静
解决雾霾问题，《穹顶之下》开出的药方是能源体制改革，但是如何改，柴静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事实上，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如果你想一探究竟，可以看看我们梳理出来的专题《穹顶之下给出的难题：能源体制改革》。
能源体制改革：柴静没讲的悲观部分宏观方向认识一致
能源体制改革，不仅仅是改革，2014年6月，习近平提出能源革命一词。在6月13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首提能源革命，并就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提出5点要求：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推动能源供给革命；推动能源技术革命；推动能源体制革命；；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
也有不少专家甚至是官员详细剖析过能源行业存在的问题，价格、审批、垄断，这三座大山业内有目共睹。如国家能源局法制和体制改革司刘刚去年撰文称，我国能源体制的问题。
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电力、天然气和成品油价格仍由政府制定，价格杠杆还不能很好地引导资源配置。二是以行政审批制为特征的能源项目管理模式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三是部分能源行业还存在严重垄断现象，社会资本不容易进入，新能源和分布式能源发展受到限制。
接受柴静采访的专家之一，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副司长范必在《体制雾霾不除大气雾霾难除》一文中给出了详尽的能源市场化改革方案：抓紧提出油气全产业链市场化改革方案、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统筹推进国企改革与能源行业改革、推进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改革节能环保监管方式。
但具体到每一项改革时，推进寸步难行，每一个应该被革的命都有话要说，每一个被寄予厚望的新生力量都在夹缝中生长。
革谁的命？
煤炭被认为是造成雾霾的重要原因，但煤炭的问题其实十分复杂。政府把板子重重地打在煤电企业身上，不断提高煤电排放标准，如今在超低排放标准的要求之下，一些火电企业的排放已经接近天然气发电，清洁煤电相关产业链近年来十分红火。粗放排放的散煤燃烧，由于高度分散，治理和监管困难，是造成污染的主要原因。
中电联秘书长王志轩表示，同样燃煤量条件下，燃煤电厂燃煤排放污染与散烧煤相比要小得多。如我国东部某电厂煤电装机500万千瓦，年用煤1200万吨，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硫、烟尘总量分别约为2万和1万吨；如果这么多煤炭用于散烧，二氧化硫将排放量约20万吨，烟尘排放量虽然与燃烧锅炉的方式和除尘方式不同差别很大，但比电厂的排放量要高出数倍到数十倍。
再如，北京一个热电厂燃煤占北京市的燃煤总量的4%，但排放的烟尘占全市排放量约为十万分之五。更重要的是煤的散烧一般是在人群密集的地方且为低源排放，由于燃烧不完全，污染排放中的一氧化碳、炭黑要比电厂高得多，倾倒灰渣的污染也要大得多。
中电联秘书长王志轩认为，要清楚认识我国多煤少油缺气的能源禀赋，解决雾霾问题关键是解决煤炭的问题，但途径应该是大力发展清洁煤电。
听下来，似乎煤炭的命不仅不能革，还得高度重视，大力发展。那我们革石油的命？怎么革？打破垄断？是不是打破垄断中国的油品质量就可以提高了呢？
中国的油品质量的确不如欧美等发达国家，相对而言，欧洲炼厂加工北海原油以及美国WTI原油皆属于低硫轻质甜原油，生产加工容易，轻汽油产量高且对设备腐蚀程度较小。相比之下，国内中石油、中石化[微博]等主营炼厂加工原油品质就略逊一筹，而民营炼厂受制于原油进口渠道、追逐利润最大化等因素影响，以五花八门的手艺调和汽油，油品质量明显落后两桶油。
放开原有进口门槛，使地方炼厂能够获得充足的原料来源，是否就能够快速提升我国炼厂的炼化水平？目前来看，事情没那么简单。不要忘了煤炭市场放开的经历。
清洁能源是否堪当重任？
天然气是化石能源中的清洁能源，一度地方政府曾轰轰烈烈力推“煤改气”，但中国是一个缺气的国家，2013年我国进口天然气530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31.6%，从2004年起，我国开始出现“气荒”现象，之后连续十年“气荒”。每年冬季天然气供需紧张之时，工业用气都要为民用让路，工业用户为民用气付出了调峰的成本。
从国家层面来看，天然气作为清洁能源被更广泛地鼓励消费。但是，从供应的一侧来看，价格高昂的进口气、高成本的非常规天然气，以及增产困难的国产气让增加供应的难度十分巨大。更加详细的内容可以阅读《能源》杂志记者徐沛宇撰写的《气荒十年》。
在二次能源中，水电是清洁能源，也是我国清洁能源主力，2013年水力发电全年发电量8963亿千瓦时，占发电总量的比重基本维持在16%左右。连续八年，水电的比重基本在14%至16%的区间波动，国内大江大河开发殆尽，澜沧江、怒江等河流的水电开发还需谨慎，水电很难成为未来新增清洁能源的主力。
此外受制于通道建设落后、电源竞争激烈，弃水问题愈演愈烈，云南、四川弃水损失巨大，单四川一省，2014年损失电量约为100亿千瓦时。夏季电多得送不出去，不得不大量弃水，冬季又严重缺电不得不依靠大量的火电补充、应急。这就是当前我国水电发展的现状。
核电在我国的清洁能源中占比太低，甚至不如风电，核电在领导层加持之后，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但实则是雷声大雨点小。
原《财经》杂志记者朱玥在《核电重启：雷声大雨点小》一文中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迄今为止所有的项目均是在已有的核电厂址上扩建，没有新的核电站开工建设。核电重启为何如此低效，问题主要有三：第一，技术选型无法确定；第二，核电主管部门主官涉嫌贪腐去职，拖累核电项目进度；第三，核电行业内耗不止，无法形成合力。
风电和太阳能近年来在全球狂奔突袭，成为清洁能源的一支大军，但二者目前都还没有摆脱经济性的问题，需要国家补贴才能够在和传统能源发电竞争中获得一定的经济优势。
这也成为制约风电和太阳能发展的重要因素，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测算过，理论上2013年我国可以收540亿元左右的可再生能源基金，这笔可再生能源基金的大部分用来补贴风电、太阳能发电的电价。
以哈密地区为例，燃煤火电上网电价才0.25元，风电上网电价每度0.58元，每度风电要补贴0.33元。太阳能发电一度0.90元，每度要补0.65元。由于可再生能源基金总数的限制，理论上风电太阳能的发电量也是恒定的，这样的机制下可再生能源怎么能大发展？我国可再生能源基金已经连续多年面临欠账难支的局面了。
晨光在哪儿？
改革，是利益之争；革命，则是你死我活。煤炭、石油、天然气、各类清洁能源，均能为自己的合理存在找到充足的证据，这无关对错。
化石能源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中国煤炭行业从业人员总数超过600多万人，油气行业仅中石油中石化两家巨无霸就超过了200万人，为稻粱谋，他们也会在日益严苛的环保标准之下通过技术创新等手段找到生存之道。
问题不在于哪种能源是干净的，而在于政府应该坚定向低碳清洁社会转型的决心，提高排放标准，加强监管。各类能源则各显神招，以实力赢取市场份额的提升。
相信技术和市场的力量。我们常常对政府给予了太高的期待，以至于最后能想到的解决办法都是加强某一个部门的权力。我更加推崇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的一句话，他说：政府的作用最重要的就是营造允许各种智慧的竞相迸发、自由发展的社会氛围，你不要说这个就不对，就像过去中世纪宗教盛行的时候，说伽利略被烧死一样，说他说的学术观点是异端学说。
与其不断给某一个部门的权力加码，不如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让广大民众看到能源创新的广阔天地，在实现财富梦的同时，也达到了公众利益最大化。
能源并非坚冰一块，这个领域的青年人的创业梦想日益涌动。越来越多的能源从业者认为，民主、灵活、清洁、低碳的分布式能源加上信息化手段，将会完全颠覆当前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形式，使民众最终享用成本低廉的清洁能源，回到蓝天白云的穹顶之下。
2014年，能见派专访了17位身体力行改变中国能源行业的人物，既有政府代表，如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也有国企优秀领导者，如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东方电气董事长王计和总经理斯泽夫，更多的是白手起家怀抱梦想的民营企业家们，如刚刚荣膺首富的汉能董事长李河君，阿特斯董事长瞿晓铧，远景能源董事长张雷等等。
我们讲述的不仅仅是财富故事，更是梦想故事，在关注柴静的同时，不妨看看他们的人生。能源，真的离你很近，与你我都有莫大关系。能源人物志，了解更多。
(本文作者介绍：供职新浪财经，研究方向：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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