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伟鸿
“周小川就问我是这样吗？我说是有这么一个机会，但是我不想接受。他说哎呀，那你就错了，为什么不当呢？我告诉他即使当了也不可能有大的作为。但是他说，如果你当了美国财政部长，谁知道世界未来会发生什么，也许真的会有很多机会让你施展拳脚呢。”这番话最终打动了保尔森。
与来自中国的周小川先生的对话，对保尔森下定决心出任美国财长起到了关键作用。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面对面的交流。中国人踏上美国大陆的过程依旧艰辛，而美国人来到中国旅游参观也并非易事。两国之间的交流之路依然漫长，只希望它们在每一次宝贵的对话中，能够更好地认识对方。
当对话成为两个国家进行交流的机制，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是一位不应被忘记的人。从2011年博鳌亚洲论坛十周年各方嘉宾的大讨论到2012年在北京关于保尔森的专访，两次对话中，这位对中国情有独钟的美国“财神爷”倾情袒露了自己与两个国家相关联的内心戏。
2008年奥运会期间携全家人来到北京度假的保尔森看似轻松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观看精彩的奥运赛事，事实上却正在为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危险状况而焦头烂额。他说了解他的人都能感觉出自己的焦虑，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主播汤姆-布罗考就是其中一位。
这个同样身处北京奥林匹克赛事现场的美国著名媒体人，在奥运场馆之外就从中美关系谈房利美和房地美，向保尔森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结束采访之后，离开NBC演播中心的保尔森才发觉自己把手机、外套和衬衫都落在了演播室，不得不再度回去领取。
与他相识已久的汤姆事后说，当时的保尔森完全心不在焉，一副心事重重、责任重大的忧虑状态。与此同时，他却不能将任何关于房利美和房地美不利局势的消息泄露出去，北京之行的私下场合和宴会上，保尔森都不得不尽力向中国人保证：一切都将好起来。
然而，一切最终并没有好起来，保尔森使出浑身解数来救市，也未能阻止经济崩盘的大危机时代迅速到来。他内心深处的挣扎在2008年11月20日前往里根图书馆时表现得最为明显。
参加这个以已故总统之名命名的图书馆的开幕仪式，是远在经济危机之前保尔森就答应过里根夫人的。金融风暴势头迅猛，但如果推掉这个社交活动，媒体对于金融危机严重程度的猜测，势必引起更大的社会动荡。
在自己的传记《峭壁边缘》中，保尔森说道：
“正当我准备向一群由保守主义者组成的观众致辞时，我忽然被自己所处的尴尬局面震撼住了。为了保护以自由企业制度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我已经永远成了那位与政府干预和银行救援有关的财政部长。由于危机袭来的速度如此之快，让我别无选择，我已经放弃了严格的意识形态，完成拯救一个体系这个更高的目标，甚至包括它的所有缺陷，这比我所知的任何其他事情都更为重要，我正被迫用自己不信任的东西来拯救我一直信奉的事物。”
作为高盛银行的前任CEO，保尔森和众多金融界的老手们一样，早已见惯了华尔街的风浪，“不管是金融危机，还是大金融机构倒闭，对我来说都已经不新鲜了”。但是2006年出任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之后，他才真切感受到了身处危机之中的感觉。
当初接受这个职位，保尔森颇为犹豫，放弃年薪3830万美元的华尔街高盛银行CEO职位，接任年薪20万美元的第74任美国财长。前者保尔森已经做得得心应手，前途一片坦荡，后者却相当于一个未知的黑森林，两年半的任期对于一届财长而言，很难做出太多的调整。这个被保尔森称为“人生之中最大的决定”，同样与中国有关。与来自中国的周小川先生的对话，对他下定决心起到了关键作用。
“我听说是一位你在中国非常熟悉的朋友的劝说，才让你决定担任美国财长？”对话的现场，我与眼前这位精神矍铄的前财长进行确认。
“这确实是真的，那时几乎没有人建议我接受这份工作，只有两个人劝我当财长，周小川就是其中之一。”
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微博]行长的周小川在中国金融改革时与华尔街高管保尔森相识。2006年的春天，当保尔森第二次收到布什总统发出的就任美国财长的邀请时，周小川正陪同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白宫。两人之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IMF[微博])有过短暂会面。
“周小川就问我是这样吗？我说是有这么一个机会，但是我不想接受。他说哎呀，那你就错了，为什么不当呢？我告诉他即使当了也不可能有大的作为。但是他说，如果你当了美国财政部长，谁知道世界未来会发生什么，也许真的会有很多机会让你施展拳脚呢。”
这番话最终打动了保尔森，让他开始重新考虑自己害怕的究竟是什么。
“去华盛顿工作意味着抛开过去的声誉和光环，一切重新开始。我很快意识到自己是在害怕失败，而我不想屈服于这种心理。”
再次权衡的保尔森最终推翻了之前的决定，接受了布什政府的邀请，出任美国财政部长。然而，事实果真被周小川言中，两年半的任期内保尔森非但没有平淡安逸地度过，反而迎来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
这场危机从美国爆发，迅速席卷冲击世界各个角落，保尔森也成为力挽狂澜于危难之中的中心人物。我面前的保尔森丝毫不怀恋华尔街“救火队员”的战斗岁月，坦言那段危机给予他的除了巨大的压力，就是无法安睡的恐惧。
当他卸任财政部长离开华盛顿时，他说“我再也不想过那种早晨一睁眼就发现自己还是财政部长的日子”了。与保尔森一同回顾他那充满忧虑和压力的财长岁月时，参与缔造中美两国的战略经济对话成为他回忆中的“亮点”。
有人说布什的华盛顿班底当中，只有保尔森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热爱自然的环保主义者保尔森曾经深入到中国云南的边陲小镇旅游，还住过当地20元钱一晚的小旅馆。
“有传言称，布什之所以力邀您出任美国财政部长，就是因为您对于中国有着特别的了解？”节目现场，我试图通过打“中国牌”来了解这位财长对于中美关系的态度。
“我想这确实是一个主要原因，我也告诉过布什总统，我非常愿意做一些重要的有开创性的事情，去帮助改善中美之间的关系。”面对我的疑问，保尔森并不以为意，对坊间的传言进行了官方的证实。
“确实大家看到了你的亲力亲为，在你上任之后马上就推出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机制。现在当你卸任财长，回头再看这个机制时，你如何来评价它？”我的探寻进一步深入。
“我觉得它不负所托。我跟中国打了这么多年交道，第一个感觉就是美国人是不善于倾听的，美国总在推销自己的观点，总想告诉别人该怎么做，而不去听对方的想法。为此，我认为就中美双方来说，大家要建立互信，花时间坐下来倾听彼此的意见，这个机制确实发挥了作用。”
保尔森回顾在金融危机期间，中美对话机制的建立能够让他随时与中国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通电话。而此后的八国首脑会议，布什总统也在保尔森的劝说之下，扩大到邀请20国集团来发表走出经济危机的看法。
“布什总统说听听中国的意见吧，因为中国很有建设性，能起到一定的领导作用。”一个有效的对话机制，让最大的发达国家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解决全球化问题时，更为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
(本文节选自陈伟鸿自传《惊鸿一瞥》)
(本文作者介绍：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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