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外迁该怎么办？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莫开伟

　　在企业家曹德旺他看来，中国企业外迁及企业家不安心国内创业，关键是国内各种税费及用地、用水、用电等各种生产要素资 源价格远高于美国；尤其营商环境比如制度性成本、知识产权保护、政府公信力、执法随意性等方面也远比美国差，这是导致企业外逃的真实隐秘。　

中国企业外迁该怎么办？

　　中国民营企业代表人物之一、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投资6亿美元、在美国莫瑞恩建造的汽车玻璃厂正式投产，这个消息犹如一枚重磅炸弹，刷屏了各大媒体门户网站。

　　该新闻反映了企业家曹德旺对媒体采访的真实回应，在他看来，中国企业外迁及企业家不安心国内创业，关键是国内各种税费及用地、用水、用电等各种生产要素资源价格远高于美国；尤其营商环境比如制度性成本、知识产权保护、政府公信力、执法随意性等方面也远比美国差，这是导致企业外逃的真实隐秘。

　　听到曹德旺先生的真心话，的确令人心酸；中国政府喊了这么多年减轻企业负担，而且在税费负担上确实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大量精简行政审批事项减少企业不必要负担、实施多次中小微企业征税额度提高及扩围、全面营改增为企业减少了近5000亿元税收负担。应该说，企业负担没有减不下去的道理，可为何企业依然感受到难堪重负，不得已将企业转身海外投资？这只能有三种解释：一方面，可能原来的税基过高，中央政府对企业减税的力度依然不够，迈的步子过小，使企业无法感受到优惠财税政策的“阳光雨露”；如我国多年来税收增长幅度一直高于GDP增长速度，近年随着大量企业盈利能力继续下降、经济“脱实向虚”的问题更为严重，税收收入增速才略低于GDP的0.3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可能一些税收优惠政府仍难落实到位，地方政府因财力困难，只说不做，纸上谈兵，在落实中央政府优惠税收政策上阳奉阴违，让不少税收优惠政策悬空，比如一些地方政府收“过头税”就最好说明。再一方面，可能是名义税负有所下降，其他不明不白的费用闸门又重新打开，企业各种变相负担依然不减甚至有所加重。

　　正因为存在上述可能，才导致企业外迁国外的不利情势，且这种现状不变性，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后遗症”，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无穷无尽的影响：首先，会逼迫更多中国企业“出逃”海外，将更推动中国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空心化”浪潮到来；中国将会有更多员工下岗失业，税收增长进一步趋缓，经济“全面出血”不可避免，经济稳健企稳回升也将是一个永远难以企及的“梦”。其次，会催生大量社会资金“脱实入虚”，因为实业企业无利可图，只会让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对投资实业失去信心和兴趣。

　　而且，企业家的思想具有高度社会“传染性”，它会使中国企业家们整体感受到实业投资的无助和绝望，这绝非危言耸听。再次，进一步加剧民营企业衰退，影响中国经济振兴和社会稳定。由于国有企业有国家税收返还和其他补贴，日子相对好过，而民营企业则无法享受“最惠国民”待遇，导致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更加不平等税负环境，使民营企业生产经营越发陷入泥潭，每况愈下，中国“双创”将只能永远停留在“文件上”，无法落地生效。最后，更会恶化实体企业生存环境，为滋生腐败提供更大空间。由于税费高及政策不透明性，诱发执法随意性，很多企业对政府一些执法部门违规收费行为敢怒不敢言，甚至为了减轻一些税费负担，总是想想方设法去“运作”，如仅消防设施这一项就让不少企业苦不堪言；近年暴露赃款烧坏点钞机的马超群，一个区区科级干部自来水公司经理家中搜出赃款一亿多元等等，只能使企业营商生态更加恶化。

　　显然，切实降低企业负担不亚于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要彻底砸碎伸向企业“乱征税、乱收费、乱摊派”的政府“有形脏手”，破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必须采取过硬措施，进行一次触及灵魂的变革。而且，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着力振兴实体经济”、“稳定民营企业家信心”、“保护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专心创新创业”、“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坚持有错必纠，甄别纠正一批侵害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等表述，无一不是为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量身定做。可见，降低企业成本已到关键时刻，再也不能纸上谈兵，更不能有任何迟疑了：

　　第一，加大降低税赋让利力度，在全面营改增基础上，进一步降低企业各项税率，让企业真切感受到优惠税收政策带来的利好。据专家学者测算， 我国企业综合税负达到50%以上，在21个亚太经合组织国家中排名第四，中国企业税收负担远高于国外其他国家，无论宏观税赋还是微观税赋，都有较大降幅空间。

　　第二，加大对企业税费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力度，建立惩处机制，将其纳入地方政府施政考核目标，净化税费环境。即由国务院督查组牵头对全国各地政府在优惠税收政策、行政审批收费事项等执行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大检查，将对民营企业的优惠税收政策全面落实到位；对优惠税费政策执行不力或阳奉阴违的行为坚决从严从重惩罚。

　　第三，加大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力度，将能放开的审批事项全面放开，将更多的政府“权力”让位于市场，给企业更多大、更多的主动权和自由裁量空间，消除一切捆绑企业手脚的制约性因素。

　　第四，采取切实可靠措施，降低各项要素生产资源成本，为降低企业成本提供现实可能。主要是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加大财政体制改革力度，实现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相匹配，消除由“地王”催生的土地体格猛涨；加大对水、电、气等价改力度，防止价格过快上涨，对任何乱涨价行为依法依规进行严厉查处，营造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的良好氛围。

　　第五，各级政府树立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理念，消除唯GDP政绩观，提高经济发展的前瞻性和远见性。正如曹德旺先生所言：“投资化的重复建设，拖一年严重一年”；而且一些地方政府“宠爱”虚拟经济，而对周期长、回报率低的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爱答不理，使金融、房地产等“高富帅”行业成了一些地方政府的掌中宝，这一切确实到了该彻底改变的时候了。

　　尤其要重视的危机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企业也不再只属某一个国家的企业，每一个企业都具有世界性，哪里营商环境好，企业就往哪里跑；企业追求资本利润最大化，哪里利润高，企业就往哪里搬，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营商法则！企业外迁其实也是好事，它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只有加快进行全面、深刻制度性和观念性反思及改革，才能挽回更多中国企业继续外迁的命运，除此别无他法！

　　(本文作者介绍：知名财经评论人、中国地方金融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