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一个视角看民间投资下滑

　　文/新浪财经金融e观察（微信公众号：sinaeguancha）专栏作家 李庚南

　　原本高速增长的民间投资存在太多的泡沫。其泡沫的存在，不仅不限于以往对煤炭、钢铁及其他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的追捧，也不限于对房地产的拥趸，还包括借实体平台投向股市、楼市及资本市场的“脱实向虚”行为。

　　半年度宏观数据显示，民间投资“跌跌不休”的态势仍在进一步加剧。民间投资增速已滑落至2.8%，较去年末下降了7.3个百分点，而国有投资增速则飙升至23.5%。民间投资与国有投资的剪刀差进一步扩大。

　　“跌跌不休”的民间投资无疑是当前各方热议的话题，也是一个令人揪心的话题。关于民间投资下滑的原因众说纷纭：“玻璃门、弹簧门”，“融资难、融资贵”，房地产挤出效应，还有货币论、资源论等等，各方所开出的“处方”也直叫人“雾里看花”。

　　可是，仔细分析一下全国民间投资数据，我们或许会发现，各种原因的分析总显得有些苍白无力。

　　“玻璃门、弹簧门”么？回看2015年之前的社会投资状况，所谓的来自于政府部门“玻璃门、弹簧门”的制约其实一直存在，但民间投资却依然能长期保持高于平均水平的增长，而且在2015年5月之前能保持高于国有投资的增长。显然，“玻璃门、弹簧门”无法解释民间投资的下坠。

　　“融资难、融资贵”么？众所周知，这也是长期以来存在的社会难题，显然也难以解释今年以来民间投资快速下降的态势。更何况，融资难本身就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民营企业在融资方面其实分化也非常明显：

　　一方面，民营企业投资意愿下降导致有效信贷需求不足。6月份渣打中国中小企业信心指数（SMEI）已降至55.2，企业增长动能指标减缓至8.1，民营企业投资意愿不足客观上导致有效信贷需求不足。据浙江的一项调查，某地民营制造类企业中，未来三个月无投资计划的占70-80%；相应地，反映在银行信贷方面是，企业贷款到期后续贷减少，银行寻找新的、合适的客户困难。如浙江丽水上半年向银行申请贷款的企业下降了12%。

　　另一方面，部分民营企业融资困难的情况比较复杂、分化明显。在大呼融资困难的企业中，其实不乏此前过度扩张、盲目投资、偏离主业经营的企业，有的企业甚至于以实体作为融资的平台，将融资挪用于填补“房地产”投资缺口的。这种投资的增长好与不好不言自明。一些传统产业的民营企业成本上升、利润下降、资金周转变缓，也致使原本资金来源不足的民企资金缺口进一步放大。

　　当然，资本的逐利性注定了民营资本并不会如财政资金般躺在账上睡觉。在国内市场需求乏力、经营成本压力增大等情况下，民营资本走向海外的步伐正逐步加快。据《华尔街日报》报导，根据美国企业研究所最新调查发现，截至6月末，大陆企业的海外投资金额近290亿元，打破2014年全年投资纪录；而且大陆民间企业海外投资额首次超越国有企业。这种情况恰恰从侧门应证了民间投资下滑的并非融资难问题。

　　至于“融资贵”问题，其本身就是一个有待证伪的命题。除了“好人国”之外，哪有买者不嫌价格贵呢？笔者一向认为，在市场机制下，融资价格的高低恰是对融资资源稀缺程度的调节（也包括对风险的考量），二者的情形恰似“跷跷板”，融资难问题的缓解某种程度上当然需要通过提升价格来调节；价格机制是最有效的市场平衡器。将融资难、融资贵两个问题当做“顺口溜”扯在一块，显然是一种悖论，在逻辑上不通，在实践中则会形成误导。

　　房地产的影响么？一种说法，而且是比较普遍的说法是，房地产投资挤出了民间投资。这一问题，本人在《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民间投资》中已表明自己的观点：这种说法扭曲了民间投资与房地产投资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犯了明显的“概念不当并列”逻辑错误。其实质是，在制造业利润下滑背景下，利益驱动下民间房地产投资对民间制造业形成挤出效应。

　　另一种说法是，房地产投资是导致民间投资“冰火两重天”的原因。认为东部地区民间投资增速相对较快，根本原因就是今年以来首先由深圳、上海领头的房地产暴涨，及随后的以南京、合肥、厦门等二线城市为代表的接力上涨。

　　的确，总体上看，房地产上涨对拉动民间投资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现实情况却不足为证。其一：从民间投资区域分化情况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民间投资增速分别为8.2%、5.1%、1.9%、?31.9%；而从房地产看，尽管东部地区特别是深圳、上海及部分二线城市房地产快速上涨，但房地产投资增速仅为4.6%，低于中、西部地区分别为5.4和1.9个百分点。其二：同处东部地区的广东和浙江的表现也迥异。广东、浙江民间投资增速分别为19.6%和4.5%，广东房地产投资增长20.8%，浙江房地产投资增速则为-0.8。

　　 国进民退么？诚然，目前在很多领域已呈“国进民退”态势，特别是房地产领域。纵观今年“地王”频出的土地市场，逾50%的“地王”背景都是国企；但表现在民间投资问题上却又并非完全如此。如同属东部地区的广东和浙江，民间投资与国有投资的格局迥异，广东在民间投资大幅增长的同时，国有投资增长为-4.5%；而浙江在民间投资仅增4.5%的情况下，国有投资增幅则高达27.6%。

　　凡此种种对民间投资下滑原因的探讨，既难证实也难证伪。其实，当我们依然纠结在民间投资下坠的原因之中，如“雾里看花”的时候，何不换一个视角或多一些逆向思维：民间投资如果仍一如既往地高速增长，甚至高于国有投资，难度情况就真的如我们所愿吗？难道我们就真的可以高枕无忧么？或许，民间投资下坠的坏消息背后带给我们的是好的讯息。

　　试想，如果民间投资集中于房地产，而房地产果然不辱使命拉高了民间投资，那么民间投资保持高速增长又如何？其结果，或许会引致又一轮房地产调控，而房地产去库存的成效岂不半途而废？

　　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经济的房地产化特征已非常明显。对房地产投资的过度依赖，实际上已成为我们经济发展的久治难愈之沉疴，也是房地产调控难以走出愈调愈涨怪圈之根源。其实一些地方，由于房地产投资减速导致整体民间投资下降，其实未必不是好事。如浙江，上半年虽然由于民间房地产投资增速为-4.9%，拉低民间投资1.96个百分点；但同时民间资本结构正在优化，对传统制造业的改造升级及新产业新业态领域的投入加大。上半年浙江省剔除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民间投资同比增长10.8%，其中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33%，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8.3%。

　　如果民间投资依然延续旧有的扩张思维，民间投资大增又如何？其结果，势必诱导民营企业继续过度投资、过度负债。

　　民间投资的下滑，某种程度上是民间资本趋利避害本性使然，也是市场环境变化使然。如果在经历了四万亿模式之后的阵痛，特别是在目前外需依然不景气、内需缺乏新动力的情况下，民营企业还不能冷静地研判形势，还不能合理调节自身的投资规模和节奏，还不能走出盲目扩张的旧格局，那或许又会是另一种更大的忧患。如是，不仅是企业之悲，也是行业之悲，更是宏观经济之悲。所以，民间投资意愿下降的背后，我们其实应该看到我们的企业发展更加理性和成熟，坏的结果后面有积极因素在闪耀。

　　如果民间投资依然滞留在落后、过剩产能，即使民间投资持续增长又如何？其结果，势必使产业转型升级更加积重难返。民间投资为什么会快速下坠？其实是在市场需求乏力、国家淘汰落后差能、压减过剩产能等多方面压力形成的一种共振。共振的结果放大了经济转型升级的溢出负效应。从供给侧改革角度看，民间投资下滑、民营企业由高投资杠杆率向低投资杠杆率转变，难道不正是去杠杆的应有之意吗？

　　其实，原本高速增长的民间投资就有太多的泡沫。其泡沫的存在，不仅不限于以往对煤炭、钢铁及其他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的追捧，也不限于对房地产的拥趸，还包括借实体平台投向股市、楼市及资本市场的“脱实向虚”行为。这种“脱实向虚”显然将损害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与其说民间投资正在快速坠落，不如说民间投资正在挤出泡沫。这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狄更斯在100多年前曾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如果我们换一种视角看问题，审视民间投资下滑的真正原因及其背后的理性因子，或许就不会再那么慌乱，也就能少一些“病急乱投医”。

　　东方既白。

　　这是在素有青山绿水之称的浙江丽水。不远处屋顶闪烁的宣传牌清晰地跳跃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字符。这是习主席在浙江倡导的发展理念。这一理念何尝不是对我们以往投资高速增长的反思？

　　(本文作者介绍：先后供职于工商银行、人民银行，现为银行监管部门人士，长期负责小企业金融服务推进工作，潜心研究小企业金融服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