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开放的日子迟早会来临的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机构专栏 金融客平台 选自《一以贯之：戴立宁的经历和坚持》

　　台湾地区所遇到的基层金融秩序混乱、地下经济猖獗以及放开后遇到的银行倒闭问题，有一天必然也会在中国大陆出现。到时候，台湾金融管理（成功/失败）经验的价值会越来越显出它的意义。

中国证监会顾问戴立宁

　　戴立宁在许多公开场合恳切地表示，“台湾成功的经验未必能够复制；台湾失败的经验绝对值得警惕。”

　　戴立宁，中国证监会顾问之一，曾任台湾地区“财政部”次长、“证管会”主委、“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华侨银行董事长等职；亲身参与并掌控台湾经济腾飞时期20年的金融信托体制和证券市场改革，对大陆股市和金融改革多有建言。

　　1．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许多的争论，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戴立宁：我自许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性善论者，又长期在监管机构服务，自身的体验和信念，让我认为政府和市场之间恰恰还存在着第四种关系：善政府，善经济人。大家都是希望把事情做好，差异无非在于认知和方法，只要勤沟通、多了解，没有不能解开的结。

　　管理者如果在观念上还是停留在猫捉老鼠、你死我活，两造博弈、零和游戏之上，将是最大的悲哀，也是最大的失败。如何化敌为友、荣辱与共，这正是我倡导的“五指理论”的精义所在。

　　2．印象中，“五指理论”最早是您针对证券市场提出的，面对一个极端复杂的市场，您又是怎么将“五指理论”贯彻到您的日常管理之中的呢？

　　戴立宁：是的，“五指理论”最早提出是在我就任（台湾）“证管会”主委那一天的庆典上，当时我孤身前往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环境，面对的是一个变幻莫测、我又未必认可的证券市场。我有心变革，而我的感觉却像小拇指一样疲弱无力，那我该怎么办呢？

　　我想起一件我颇引以为傲的往事：空头支票刑罚的废除。假如我不能有效动员各方关心、关系证券市场的人士来助我，独木难支，必然会万事蹉跎、一事无成。于是我提出了“五指理论”，我们都是一只手掌上的手指，都希望把事情做好，有志一同，何分你我……

　　大家都知道，“十次车祸九次快”，所以防范车祸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抓超速行车。以前为了防范超速，总是安排一位交通警察藏身在阴暗的角落，遇有车子超速，就骑上摩托车追上去给驾车人一张罚单。但是问题来了，车子愈来愈多，而警察限于预算没有办法同步增加，怎么办？聪明的交通管理者想出了一个办法：选在容易超速道路的明显地段，立起了警告牌，大书“前方有测速照相”。于是，防范超速的主要责任从以往的警察身上转移到了每一位驾车人的身上。

　　交通管理如此，证券市场管理何尝不然。

　　3． 台湾的股市曾经和现在的大陆股市一样，也有着不少的问题，您在（台湾）证券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任上，又如何纠正这些错误、如何将管理权限下放给大家呢？

　　戴立宁：我就任（台湾）“证管会”主委没有多久，就遇上了上市公司要出年报的时候。（台湾）“证管会”收到了许多上市公司的报告，说因董事长出差、监察人生病住院之类各式各样的理由，而无法按时出年报。因为我是主管，等到这些报告到我桌上的时候，已经只剩最后几天了。我知道这些理由有许多是靠不住的，但如果不批，由于时间太短，对方也很难将年报补上。你说我是批，还是不批？

　　我最终选择了全部批准。

　　但是，在批准的同时，我立即制定了一条规则并马上公布：下一年如果哪家上市公司未按期公布年报，不管什么理由，都将从当天开始停止交易，直到它补交年报后的第三个交易日，才准复盘交易。并且，为了防止公众不知情，我还要求在公司还未停牌之前的几天，由股市利用跑马灯播报尚未提交年报的公司名单，提前对公众进行预警。

　　这条规则公布之后，管理年报按时公布的责任，从此由（台湾）“证管会”移转到了上市公司的负责人身上。我离开（台湾）“证管会”已经十多年了，据说之后再没有发生过上市公司敢推迟年报的事。

　　股市管理者需要的是制定规则，让市场各个参与者按照效率原则各行管理之责，如此而已。

　　4．两岸的金融业是否也存在着监管的误区？又如何将您的原则运用到金融领域呢？

　　戴立宁：两岸中国人的想法其实都是一样的，监管者都是出于父爱般的善意，要为子民分忧解劳；金融业关系重大，尤其不能放任……

　　由于这样长期的金融压抑，不幸在台湾，爆发了“十信案”“鸿源案”等一连串金融弊案和闹剧，这同时也助长了地下金融。

　　内部经济的起飞（内忧）和外部情事的变动（外患），会让原有的金融体系无法满足日益成长的需求。台湾金融业的开放就是发生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势下，不是心甘情愿，而是被迫、不得不如此。中国大陆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抱残守缺、闭关自守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就像当年的台湾一样：金融业开放已经是不可阻挡的了。

　　金融封闭的年代，金融管理可以“事缓则圆”，一切不妨慢慢地来；金融一旦开放，金融事故愈慢处理就会愈难处理，损害也会愈来愈大。所以管理者的心态必须调整，从“事缓则圆”到“快刀斩乱麻”。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要快速有效处理金融事故，事先的规划和有效的分工自然就必不可免。这就回到了我的“三把原则”和“五指理论”上来了。

　　世界贸易组织（WTO）/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中对于“公开透明原则”和“正当管理规范”的要求，以及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The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的《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谈的其实就是我的“三把原则”。

　　就金融事件的处理而言，我想，大陆完全可以从台湾的教训中吸取经验，少走弯路。

　　5．对于管理者而言，金融业开放意味着更加难以管理，甚至可能会出现系统性风险，他们乐意放手吗？

　　戴立宁：金融业开放当然意味着更加难以管理，所以政府永远会假借一百个借口，述说金融业不能开放的理由。但是，正如前面所说明的，内忧加上外患，金融业有必须开放的客观要求，政府的金融管理者也必须学习开放情势下的有效管理。

　　金融管理者当然不愿意这样的改变。金融管制的年代，金融管理者只要打打电话，了不起请来办公室喝杯咖啡（所谓“道德劝服”），就万事OK了。不过，社会永远不断地在进步，当然不能够容许管理者因为偷懒、因为无知，而妨碍了社会整体的进步。

　　金融开放，意味着有效竞争，竞争的结果必然是优胜劣败。我们庆幸优胜，我们也要学习如何处理劣败。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不倒神话就此打住”，对于这种劣败的情形有详细的分析，欢迎指教。

　　6．和台湾的金融业比起来，到目前为止，大陆金融业存在的危机仍然较少。这是否意味着大陆的金融问题比台湾的要简单？

　　戴立宁：正如我前面所分析的，金融管制的年代，管理的工作要简单得多；但是，你相信这样美好的情势能够维持多久呢？金融开放的日子迟早会来临的。《汉书·霍光传》中“曲突徙薪”的故事大家应该耳熟能详；而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核灾，如果不是将风险刻意隐瞒了20年，不敢正视现实，其灾害何致如此？

　　台湾地区所遇到的基层金融秩序混乱、地下经济猖獗以及放开后遇到的银行倒闭问题，有一天必然也会在中国大陆出现。到时候，台湾金融管理（成功/失败）经验的价值会越来越显出它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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