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春生：用稳定的手段调控经济

　　现存国企通过政府补贴和准入门槛获得了持久的竞争力，但这不是真实的市场竞争力，具有某种社会救济性质。真实评估国企经理的绩效，要把市场竞争绩效和社会绩效通过某种技术分离出来

　　国资委近来的一系列动作重新把国企改革拉回到人们的视野。大量的国企经过不同形式的退出，剩下的从数量上看似乎不多，但大多是上市型、资源型和垄断型企业，盈利可观 ，特别是其中的169户中央企业。

　　产权问题还是管理问题

　　改革20多年就像一把筛子，把中小型的或者较差的国企从名单上去除，这样留在筛面上的就是一些大型的或者好的国企了。从宏观层面上看，改革的成效显著，比如很多人津津乐道的，国企盈利水平普遍上升，单是央企这一项就能产生6000多亿元的利润；上市公司中国企的平均盈利率远高于民企等等。

　　于是乎，这些人依靠这些数据证明，国有企业无需进行产权改革，只要加强监管，改进公司治理，那么国企就同样是有效率的。

　　这又回到了10年前的争论，国企低效率的问题究竟是产权本身带来的，还是管理不善导致的？

　　按照前者，国企存在所有者缺位现象，产权模糊，制度不能有效激励管理者提高其努力水平，因而会出现各种委托代理问题(指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带来激励和约束的问题)，比如“59岁”现象、寻租、在职消费、追求规模最大化而不是利润最大化等。

　　按照后者，国企的这些代理问题在西方大企业也存在，是一种通行的大企业病，只不过是国企可能更严重些。如果国企能吸收成功科学先进的管理制度系统，那么这种大企业病能够得到缓解甚至治愈。

　　国企效率改进只是减少了分母

　　在两类观点的持续争论当中，改革不知不觉地深入着，产权学派显然占了上风，才有了大面积的股份制改造和上市。但改革的最终结果似乎在和理论界的争吵开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现存国企的效率改进最终既不是通过产权制度创新来实现的，也不是通过管理制度创新获取的。

　　从宏观层面看，国企的效率改进仅仅是通过缩小政府对国企的拥有数量带来的。原先一直盈利的企业，现在大多还是盈利的；原先不盈利的企业或者盈利不多的企业，现在大多已经被过滤掉。通过这一过滤，拿国企总体资产盈利率来说，分母大大减少，比如资产总规模；而分子(即盈利总额)变动不大，结果资产利润率必然大大上升。但这和改革的成效评价有何关系呢？

　　国企退出本质上是一种产权改革，由于退出降低了盈利指标的分母，现在国企宏观效率的提高可以说得益于产权改革。如果我们非要说不进行产权改革的国企同样可以获得效率，那么就必须首先给出一个静态的效率标准，即同类行业、同类规模的国企是否比民企更能盈利？但仅有静态效率标准还不够，因为我们很难区分一个企业的效率(无论国企还是民企)多大程度上和某个核心管理人有关？

　　接着就需要给出一个动态标准，即两类企业哪个更长寿？后者是美国经济学家阿尔奇安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效率判断标准。其含义是，在竞争市场中，如果给定一个较长时期，能够持续生存下来的企业一定是努力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因为追求其它目标的企业都被淘汰了。

　　增量持股需要科学评价

　　二十余年的竞争期并不短，为什么激烈的竞争后，国企主要盘踞在资源和

垄断行业呢？道理很简单，但很多人不愿意说出。产权问题就像皇帝的新衣。只有皇帝本人和某些既得利益者还美滋滋的。

　　无需产权改革的国企可以通过政府各种形式的补贴和进入障碍设置来获得持久的

竞争力，这种竞争力不是真实的市场竞争力，而是兑了水的酒，纯度肯定不够。所以，这样的竞争力所带来的盈利已经不是单纯属于企业，而具有国家补助性质。

　　在这种情况下，对国企管理层的激励单纯采取股权或者相关方式，并以增量资产为标准，并没有给出一个准确评价。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国企的效率评估必须剔除其从社会救助中获得的收益，以及其承担政府的部分责任而付出的成本。只有这样，才能够还国企一个本来面貌。

　　从理论上和技术上，做出这种绩效评价是可能的，关键在于愿不愿意去科学评价。如果要保留国有身份，就需要把市场竞争绩效和社会绩效两者通过某种技术分离出来，然后给管理者建立一个相对的客观绩效评价基准，这样就不用担心以前改革过程中屡屡出现的不公平问题。管理者该得的就给人家，不该得的就返还给老百姓。

　　如果监管者嫌改进监管技术麻烦，干脆坚持产权改革，进一步退出。三十六计走为上。改革的逻辑就这么简单。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本报立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