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亿股民

　　本报记者 鲍迪克

　　报纸卖得越好，卖报的吴世音越不高兴。

　　今年59岁的吴世音，自从1994年下岗之后，就一直在证券营业部门口卖报。13年的卖报经历让她掌握了一个规律：报纸卖得最火的时候，往往股市也就到了最后的疯狂；一旦报纸几乎无人问津，行情也就到了最低迷的阶段。报纸卖得不好时买股票，报纸卖得火了就逐渐把股票卖出，这个屡试不爽的炒股秘诀，让吴大妈13年前领到的那5000元下岗补助金增值了20多倍。

　　但这个秘诀最近好像失灵了。2006年7月，当上证指数突破1600点，而自己的报纸销量创下历史记录后，她全部卖出了在2005夏天指数逼近1000点时买入的股票。但在此后的8个月内，股指几乎上涨了一倍。“尽管报纸每个月都多赚六七百块，可眼瞅着股票一天天地涨，每个月都起码少赚了1万元”。

　　擦鞋匠开始炒股了，股市就到头了——吴世音的经历可以说是对这个经典故事的反例。作为某券商经理人的郭德刚，却遇到了一个升级版的“擦鞋匠”故事。去年圣诞节前，他在香港参观一家股票交易所时，当交易所门口的擦鞋匠得知他是券商人士后，居然以老股民的身份，建议手持数亿资金的郭德刚去买“青岛啤酒”。

　　郭回来就下达了减仓指令，因为香港的“擦鞋匠”让他感到了一种黑色的

幽默，更引发了他对后市的恐惧。不过市场比他更加幽默：他在圣诞节前的2300点左右完成了空仓，股市却在春节前冲上了2800点，擦鞋匠推荐的“青岛啤酒”更是从当时的14元猛涨到21元——难道香港的擦鞋匠真的比内地的券商还在行？

　　从资深却仍然属于草根的吴世音，到初出江湖却已经呼风唤雨的郭德刚，或许都在感慨：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快。即将年满18岁的中国股市，不仅正在急剧地变化着，而且这种变化已经深刻发生在“质”的层面。

　　一亿账户还是一亿股民？

　　质变首先来自于量变。

　　3月5日，全国人大会议开幕的当天，吴敬琏提出“全民炒股”这一话题。而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的数据，深沪两市的个人股票账户在3月2日首次突破了8300万，个人股票基金账户则已经超过1700万，这意味着，中国内地直接和间接投资股市的个人账户已经达到了一亿。

　　有人据此认为，按照每个城市家庭3个人计算，这1亿账户代表着至少3亿中国城市居民，这相当于美国公民的总数，中国已经拥有全球最大的股民群体。同时，除去基本没有能力投资股市的低收入家庭，中国市民阶层已经基本进入了全民炒股的阶段。

　　但业内人士对这个流行一时的观点普遍表示置疑。中信证券研究部总经理徐刚在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指出，由于大多数股民同时在深沪两市同时开户，加上有些机构为了掩盖做庄行为，利用数十甚至数百个人帐户操盘，因此根据他们部门测算，全国真正炒股的人也就3000万左右。

　　徐刚的计算结果，代表了大多数专业人士的观点，但他们普遍认为，由于一个家庭极少重复开户，因此这3000万股民的投资仍然直接关系到大约1亿人的家庭财富。或者说，这直接代表了五分之一城市居民的物质利益。而根据统计，上海和北京的股民账户在2006年底都已经超过400万，几乎和城市家庭数量持平。

　　社会学中有个经验数值：由于人类内在的攀比、模仿心理以及外在的环境刺激(比如商家和媒体的炒作)，当一个社会共同行为群体的人数达到全社会总数20%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个爆炸式的增长。比如，中国网民、高等教育、手机和电视机的拥有都是在普及率达到20%左右时出现“主升浪”的。

　　这次轮到股民了？

　　全民炒股还是全民持股？

　　“2·27”的暴跌，反而刺激了新股民的入市激情。

　　根据中登公司的数据，2月27日股市大跌后的两天，开户数创纪录地连续两天超过40万， 从2月27日到本文截止的3月16日，平均每日开户超过20万，这是“2·27”之前两个月日开户数的1.5倍，2006年的3倍，更是2005年的6倍以上！与此同时，贷款炒股、市场短期交易频繁等非理性行为开始明显增加。

　　股市火爆的冲击，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浙江一位中学校长说，寒假结束排课时，大半老师都抢着要上午的一二节课，而在过去，由于一二节课需要早起，大多数人更喜欢三四节和下午的课。校长苦笑着说，一看就知道这个寒假里又有好多老师都开了户(上午三四节和下午的课，刚好和股市交易时间重合)。

　　吴敬琏在两会期间忧心忡忡地表示：全民炒股是不正常的。但很快引来了诸多经济学家和证券界人士的反对。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教授向《财经时报》表示，他并不认为“全民炒股”的时代已经到来，因为1亿人仅仅占全国总人口的7%左右，这与成熟市场国家的股民比例相比，还差得远。据了解，在香港和新加坡，股票投资者约占总人口的18%，美国有一半家庭直接或者间接通过基金投资于证券市场。华生认为，而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中国股民的数量将继续加速增长。

　　华生同时明确表示了与吴敬琏相反的观点：全民投资股市，才能使得生产资料被最大多数的公民和劳动者拥有，这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必然方向。而刘纪鹏等一些经济学家则直指吴敬琏“全民炒股有害论”的理论基础——“股市赌场论”：尽管股市本身不创造价值，却是实现和促进市场要素有效配置的最重要的平台，因此，这个市场的参与者和参与资金的增加是好事。

　　资深市场人士、著名股市评论员曹中铭认为，关于“全民炒股”这一争论看似针锋相对，其实双方无论是在认识论还是方法论上都无大的区别，分歧基本出于表述上的差异：全民炒股还是全民持股？

　　吴敬琏将“炒”定义为买卖周期在六个月内的交易。而多数专家尽管对“炒”的理解不完全一样，但也大都不提倡频繁而短期的投机性交易。

　　据市场人士介绍，喜好频繁短期交易的，主要是入市两年以内的新股民，而股龄长短与交易周期呈明显的正比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全民炒股是全民持股的必然阶段，两者同样是统一的。

　　“他们”不再被忽视

　　来自新浪网的观察表明，自从去年夏天开始，在新浪新闻排行榜上，点击率最高的前20条财经新闻中，与股市直接相关的往往占据90%以上。据记者观察，这个比例在最近两个月更是高达95%和100%。某网站编辑则告诉记者，现在他们都取消了新闻点击率的总排行榜，只保留了分类排行，“否则全都是股市新闻，会影响网站形象。”

　　法国汝拉省前省长、国会议员雅克在2002年第一次来中国旅游，导游告诉他：中国人现在最关心的是股票和足球。当时在中国街头的报摊上，有个很有趣的“三三”现象：三分之一是以足球为主的体育报刊，三分之一是以股票为主的财经媒体，其余占了三分之一。雅克说，当时他很吃惊，因为这与他印象中的社会主义国度很不一样。

　　2006年，雅克再次来到中国，他发现报摊上的足球报刊少了一大半，股票和财经的媒体却占了一大半。他告诉《财经时报》记者，自己因此相信，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没有倒退，而且已经是个不可逆的进程，同时他相信中国人是很有“市场天赋”的。

　　2007年2月28日，记者告诉雅克：关于中国股市在2月27日的暴跌，海外媒体的报道比中国国内媒体还多。雅克以法国人惯有的哲学式语言说：中国人已经适应了市场，世界却还没有来得及适应已经市场化的中国。

　　中国的股市也正在越来越“市场”。

　　曹中铭回忆说，在1997年之前，中国股市的决定力量其实就两种：庄家的资金操纵和管理层的政策调控，因此“跟着庄家走”和“要听政府的话”成为了股民中的座右铭。其中政府行为之登峰造极者，是1996年12月份，管理层以《人民日报》社论等“12道金牌”打压股市的奇特事件，其次则是1999年为了刺激消费再次以社论形式引发的“5·19行情”。

　　事实上，当时管理层的某些宏观调控政策，在现在看来，其目的基本或者完全出于宏观经济需要，却丝毫或基本没有考虑到市场投资者的利益和感受。这或许是在市场发展初期，管理层在投资者数量上的“小众”与股市的宏观服务属性之间的必然矛盾取舍。

　　将中国股市这种厚“大”薄“小”的作风发挥到极致的，是2001年夏有关部门宣布将国有股减持以补充社保账户，这直接引发了中国股市历史上最漫长的熊市和有史以来最为激烈的政策争论，并成为次年“两会”期间最为焦点的经济话题，尽管这次会议开幕之前并没有预定讨论这个话题；而在两会之后，有关部门宣布暂停国有股减持的计划。有社会学家评论说，这是股民的利益和诉求第一次改变了某个历史进程，他们从此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群体走上了中国经济博弈的舞台。

　　2005年开始的“股改”，成为第一次向全体股民的战略让渡。以此偿清“原罪”之后，管理层对市场的调控政策日趋和谐和成熟，以至于在最近的“2·27股灾”之时达到“不调而调”的境界。

　　事实上，当中国股市的直接利益者达到1亿时，他们和这个市场的间接利益者，已经基本涵盖了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大多数敏感群体，比如形成中的中产阶层。也正因此，中国股市的管理层在制定和实施各种宏观调控政策时，已经基本无需面对市场投资者和国家宏观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取舍。

　　“他们”改变了自己

　　券商郭德刚在2003年时有一次驾车违章，交警发现得知他身份后，立刻脸色铁青，处罚也比规定的重了许多，郭没敢吭气，他知道这位交警炒股亏了。去年底他再次违章，交警满脸堆笑地要了他的名片后，挥手放行，郭德刚知道，他炒股赚了。

　　股评家魏中华，在10年前因为炒股票而被认为影响不好，从而失去了提拔为副处长的机会。一气之下，跳槽到一家证券公司。10年后，他还只是一名正科级的市场分析师(股评家)，但在参加一次朋友的婚宴时，却被主人安排到了主桌，同桌的不是厅处级的官员就是大学教授。魏依稀记得，在几年前某媒体关于职业社会形象的民意调查中，大学教授和

公务员都位列三甲，股评家却是倒数第二，夹在出租车司机和发廊女之间。

　　社会学家告诉我们，某个具有特殊且中性属性的群体，当他们占全社会的人口比例达到某个临界线时，由于相互认同者增加和群体博弈能力的提高，其社会认同也会明显提高。

　　当然，对于证券界人士和股民来说，其社会认同的提高，不仅仅是由于数量的增加，更由于市场的向好，使得作为其共同属性的股票投资行为，在最近几年由中性偏负迅速变为中性偏正面，并因此吸引更多的社会成员加入这个群体。

　　因此，股民群体的继续扩大速度和其社会认同度的提高，首先决定于市场本身的方向。好在至少从目前看来，已经持续近两年的上升方向还不会根本改变。

　　看空者最大的理由，是股市市赢率太高。现在已经达到了38倍，高出美国、香港一倍多。但根据中信证券的研究部总经理徐刚的测算，2006年和2007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分别能提高30%和25%，因此中国股市的动态市赢率也就在23倍左右。“还是有些高，但已经不是很高了。”许刚同时认为，央企资产注入将在1-2年内彻底改造中国股市的微观结构，2007年资产注入将取代股改成为市场新的引擎。

　　据有关部门统计，2005年中国全部工业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为14.4%，而上市公司中的工业企业则只有9.4%。这表明，作为资产注入方的非上市公司，其资产的盈利能力要好于资产接受方的上市公司——这将引发另一场价值重估，也将清除最后的一点泡沫。

　　事实上，即便还有泡沫论，也并不意味着股市就一定跌。比如北京科技大学经管学院教授赵晓就认为，中国在成为全球数一数二的经济体的过程中，也将难于避免地生成它自己历史上最大的泡沫。中国政府唯一可以进行的选择是，将泡沫引向

房地产还是引向资本市场？答案当然是后者。因为股市泡沫的收益是被多数人所分享的。与此同时，股市泡沫的结果是大量资金流向工业领域，从而有利于中国工业结构的升级换代。

　　曾经比赵晓还要悲观的经济学家谢国忠，同样认为中国股市有泡沫，却预测说：泡沫还能再扩大一倍。

　　这种有泡沫也能继续上涨、而且必须上涨的奇特市场形势，或许可以解释吴世音和郭德刚失灵的预感，也继续改变着一些市场群体的特性。

　　比如在崇尚实业的温州人眼中，炒股的人一向被鄙视为“不学无术”。温州证券营业部的数量长期不如西部一些贫困城市，温州有些证券营业部甚至连正门都不敢开。但到了2006年，温州的股民数量不仅赶上了东部大多数城市，而且终于昂首挺胸地从正门走入交易所，因为，他们背后有1亿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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