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面御史 北宋名臣赵抃的治蜀之道

赵抃画像。

宋神宗

包拯画像。

　　赵抃（1008-1084），字阅道（一作“悦道”），衙州西安（今浙江衙州）人，谥清献，世称“赵清献公”。他是北宋名臣，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仁宗景祐元年进士，除武安军节度推官；历知崇安、海陵、江源三县，通判泗州；至和元年，召为殿中侍御史。英宗即位，奉使契丹，还，未至，除天章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治平元年，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神宗立，召为知谏院，未几，擢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后历知杭州、青州、成都、越州，复徙杭州；元丰二年二月，以太子少保致仕；退居于衢。元
丰七年卒，时年七十七岁。

　　在《宋史》中，赵抃与包拯同传，是中国清官的典型代表，取得了“铁面御史”的美誉。赵抃具有较强的政治才干，声望很高，深受朝廷器重，前后四次被派往四川任官，在任上，他是为民请命的父母官，以宽为治是他的行政特色。
　　赵抃饱读诗书，儒家思想在其身上留下深刻烙印。赵抃推崇君子人格，常言朝廷应分辨君子小人，“以谓小人虽小过，当力排绝之，后乃无患。君子不幸而有圭误，当保持爱惜，以成就其德。”赵抃母亲去世，“庐于墓三年，不宿于家。县榜其所居里为孝第”，以孝来表现他的儒家道德操守。赵抃的人品道德受到时人高度推崇，“以清德服一世”，宰相韩琦尝称“抃真世人标表”。
　　宋代统治者在立国之初，定下了“不杀士大夫”“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训和国法，宋代的历朝君主多恪守“祖宗国法”，对官僚士大夫较为宽容和尊重，在政治上广开言路，极大地激发了宋代士大夫参政、议政的热情和积极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因此，宋代的官僚士大夫，慷慨议事积极进取，赵抃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赵抃在担任御史期间，不畏权贵，尽职尽责，对官员们贪赃枉法、结党营私等不法行为无不弹劾。

　　赵抃曾为殿中侍御史，秉公执法，刚直无私，遇事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对朝廷大臣的非法行为，他不依不饶，弹劾不避权贵，声称凛然，将一个言官的责任发挥到极致。
　　仁宗的张贵妃死后，命参知政事刘沆为陵园监护使，不久，刘沆为相，仍命刘沆监护如故，赵抃不惜得罪仁宗与宰相刘沆，要求仁宗守祖宗的规范。
　　宰相陈执中杖杀女使，开封府迎合仁宗的意思，曲为回护，赵抃愤然弹劾陈执中，先后上十多道奏折要求严惩，不依不饶，最终导致陈执中被罢免。
　　赵抃对王拱辰和王德用也进行了弹劾，这两位都是仁宗宠信的大臣。在出使契丹期间私自参加契丹宴会，衣着极不严肃，醉饮至深夜，还参与了契丹内部王位之争。外交使臣的不当行为，损毁了国家形象和外交关系。赵抃反复上疏论列，据理力争，终使得王拱辰和王德用相继被罢去要职。
　　赵抃在任御史期间，不限于纠弹不法官吏，还上奏建议裁减停罢修造寺院宫观，其忧国爱民之心昭然若现。

　　赵抃在地方为官，善于因俗而治，宽猛不同，他治理虔州与成都，尤为世所称道。
　　虔素难治，赵抃到虔州后，因地制宜，“御之严而不苛，召戒诸县令，使人自为治，令皆喜，争尽力，狱以屡空”，赵抃的特殊处理方法，取得了社会稳定的效果，显示出其非凡的政治才干。
　　鉴于四川特殊的地理位置，四川在宋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选官任守非常严格，非德才兼备者不能任用，蜀中名士范百禄亦谓：“成都，蜀之都会，厥土沃腴，厥民阜繁，百姓浩丽，见谓天府。缣缕之赋，数路取赡；势严望伟，卓越他郡……凡选建师长，必一时名德，中外皆曰：可，然后以尹兹土。”赵抃一生前后四次入蜀，可见他在朝廷的声望之高。
　　赵抃知益州，根据“蜀地远民弱”的实际情况，采取“以宽为治”的方法，在宽贷民力和宽治犯罪两方面尤为突出。
　　在宽贷民力方面，止绝送遗节酒。赵抃任成都转运使前，“蜀风素侈”，州郡官吏经常趁机“态为不法”。为了制止这种不良风气，赵抃一面上奏乞止绝州路军互送遗节酒，以求“宽贷民力”；一面“身帅以俭”，并对不服从者坚决打击，结果“蜀风为之一变。穷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识使者，抃行部无不至，父老喜相慰，奸吏竦服”。
　　在宽治犯罪方面，赵抃为成都转运使时，“所部诸州每年有游惰不逞之民以祭赛鬼神为名，敛求钱物”，对这种聚众不法的迷信活动，赵抃“请以其首处死，余皆黔流”，给与重罚。后来当赵抃任成都知府时，“会有犯者系狱，蜀人大恐”“意公皆尽用法”。赵抃这次处置与以往不同，他了解到绝大多数人本无恶意，“特坐橄酒致此耳”，于是“只坐为首者，余释不问”。由此，“蜀人欢服”“蜀人愈爱之”。赵抃以宽治蜀，蜀人安之，受到时论好评，赵抃性格长厚清修，喜怒哀乐不露于色。一生清白廉洁，虽然官至高位，却看淡名利，“平生不治貲业，不畜声伎”，他赴任四川，单马就道，仅携一琴一鹤一龟自随。
　　赵抃还有很强的自律精神，他每天“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则不敢为也”。每日自省，使得他只做对得起天下老百姓的事情，对弱势群体尤为照顾，“嫁兄弟之女十数、他孤女二十余人，施德恤贫，盖不可胜数”。
　　赵抃知越州时，正逢“吴越大饥，民死者过半”，他“尽所以救荒之术，发廪劝分，而以家资先之”。在灾荒之年，赵抃捐出自己的家产来救荒，其爱民之心如此，结果“民乐从焉，生者得食，病者得药，死者得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