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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林
安徽某县公安局长为了给妻子和母亲筹集巨额医疗费，不仅卖掉了房子，而且举债30多万元，面对记者“县公安局长为什么会生活困难”的问题，这位局长反问“县公安局长为什么就不能生活困难”。（8月14日《新安晚报》）
此条报道迅即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讨论很大程度上是围绕那句反问展开的，有人激赞其“俯仰无愧天地”的为官原则，有人以“反腐防弹衣事件”怀疑其真实性——笔者以为，“为什么不能生活因难”的反问完全是个伪问题，谁都“能”因各种因素而生活困难，真问题是：“生活贫困”是一个机会平等的“不幸”，为何很少有官员遭遇生活贫困呢？
比如，中国的高校学费高得城市普通家庭都承受不了，每年高考发榜后，总会“涌现”出许多“读不起书”的苦难故事，可我们何时听说过哪个官员的子女读不起书？医疗费用和药价高得离奇，百姓买不起药在家等死、看不起病向社会求助的事常有发生，几时又听说过哪个官员家庭看不起病的？貌似机会平等的“不幸”难道也惧怕权势只入寻常百姓家？
“罕有官员生活贫困”的现实背后隐藏着这些问题：
首先，对于官员阶层，改革虽从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其官本位，但造就其为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一项调查显示，在调查者划定的十个群体的类别中，只有两个群体被半数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一是党政干部，二是私营企业主。有59．2％的被调查者认为党政干部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排名第一。表现这种“受益最多”的是：我们的社会尚未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已建立起一个相当完善的官员保障体系——从吃喝到车辆、从住房到子女上学、从医疗到文化娱乐、到退休后的廉政金，都有公共财政细致入微的支撑。一些非正义的享受，甚至要用“赎买”的方式才能让其放弃。试问，在如此完善的保障体系之下，生活贫困岂能轻易落到官员头上？
另一方面，制度漏洞下权力的“可资本化兑现”给了官员生活另一层保障。拥有了权力，也就拥有了财富——这从那些被揭露出的腐败案件可以看出，种种权力，只要愿意，都可以迅速兑换为金钱，很多时候监督形同虚设。
为何罕有官员生活贫困——我想还有一个可能被忽视的原因，就是“官员财产申报制”在公务员制度中的缺失，无论官员是贫还是富，穷到什么程度，富到什么水平，百姓根本无从得知，只能看到官员犯事后骇人的家产。这种不透明给官员留下了充分的滥权空间，更给百姓留下了“合理怀疑”的空间——既然家产不透明，又掌握着权力，体制又不健全，完全可以把官员全都想像成“腰缠万贯”的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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