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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耀波
尽管有关二战的话题该说的、能说的已经全都被说过，似乎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但在二战胜利60周年纪念日的现在，我还是想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我相信这个故事一定会有听众，也一定会有读者。
从1941年9月8日开始的近3年里，列宁格勒市始终处于纳粹德军的包围之中。在那900个可怕的日日夜夜里，市民们承受着炮火与空袭的轰炸，但是，最可怕的还是饥饿。在包围解除之前，约60多万男人、女人和儿童死于饥饿。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们食用任何可以找到的东西充饥，锯末、老鼠以及野草。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出现了。
瓦维洛夫研究所是一个生物和农业研究中心，那里的31位科学家留下来保护收集到的独一无二的植物和种子。这些植物和种子是在传奇般的生物学家、基因工程学家以及植物考察学家瓦维洛夫的领导下，从它们世界各处的原生地精心采集来的。这个研究中心的标本对许多种类的粮食作物来说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仅存环节，说它们主宰着世界上的食物供应和遗传多样性的命运一点也不过分。就在列宁格勒遭到轰炸的时候，瓦维洛夫的同事们为了更新其标本的基因世系而英勇地栽种了新一代作物。而当老鼠学会了为获取食物而把盛有种子的铁盒从架子上推下来时，科学家们便开始轮流值班以护卫他们的基因宝藏。
周围都是可食用的种子和植物，如稻米和土豆，却有14位科学家陆陆续续死于饥饿。稻米专家D.S.伊万诺夫博士倒在办公桌前的时候，望着他四周堆着成袋成袋的稻米曾这样说过：“人们想不出这些标本有多么宝贵，当全世界都陷入战火时，我们将为所有的幸存者保卫这些收藏。”
我确定世界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没有听到过这个故事，不然，他会拍一部像《拯救大兵瑞恩》一样经典的电影，也许，比《拯救大兵》更有震撼力，更令人深思。
震撼力，来自这些对生命力有信念的人所做的这一切的意义，已经完全超越了敌我双方，完全超越了胜利与失败，甚至超越了战争本身。他们所坚守的坚强信念，完全是为了人类的前途、人类的命运、人类的未来。
这样讲夸张吗？一点也不。几天前，我在一本书上居然真的又与瓦维洛夫相遇——基因家乡也被称为遗传多样性中心，或称为瓦维洛夫中心，以纪念发现并记述了遗传基因的俄罗斯遗传学家瓦维洛夫。全世界只有12处这样的中心，这些中心的每一个都是现代农业中12种左右的最重要植物的远祖的家乡。实际上，全世界重要作物的总数很小，我们恐怕不清楚，我们所需的粮食作物其实只来自约130种植物。
没有任何东西能比食物把我们与地球、与地面上的江河、土壤以及它的丰收季节更有力地结合在一起了。农业史与人类史从来就交织在一起，从来就没分开过。努力从土地上寻求食物一向是人类集中关切的事情。确实，许多历史学家相信，初始文明是围绕着我们现在称之为农业的这个获取食物的新战略组建起来的。
一个严峻的实施将是解释这个故事令人深思的重要背景：从地球上出现人直到1945年，经过上万个世代，人口增加到了20亿；而二战胜利后到如今才半个世纪多，地球上人口就以指数方式增加到了近70亿。如同原子弹改变了人与战争的关系那样，人口的剧增也足以重新定义人与地球的关系。
人类应该庆幸，食物供应与人口基本上保持了同步增长。可人们大概不十分清楚，又是什么保证了食物的供应。体现着现代生产力的现代技术当然是关键因素，另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这些科学家用生命来保护着的具有特殊意义的种子。
最令人深思的关键此时出现可能恰到好处：无论是我们故事中，还是过去艰苦卓绝的岁月中，那些善良勇敢的人们所保存珍藏的一切，正轻而易举地被“未来者”，即当今的受益人所亲手扼杀——还有比这些更残酷的吗？
军事上有一种分类法，按照冲突的广度把形形色色的冲突分成三类。一种是地方性战斗，一种是区域战役，一种是战略冲突。第三种冲突事关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必须从全球范围来理解来思考。
对我们的思考形成巨大挑战的，从前只有一个例子：原子弹的发明。若干年间，美苏两国把数以千计的战略核武器布置在世界各地。这一事实渐渐迫使我们痛苦地认识到：核武器所蕴藏的力量不仅永远改变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永远改变了人和战争本身的关系。早在1946年，就有一位战略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核导弹的战略轰炸“很可能会撕开长久以来一直掩盖在战争现实之上的一种幻觉，这一现实就是——战争不再是拼杀，它已变成了毁灭”。
如今又有一个例子了：人类文明对环境的威胁已具有战略性质，而全球环境的恶化也同时对人类文明造成了战略性质的威胁。
你尽可以理解成这是危言耸听，但现实的解决办法最终要求重建文明与地球之间的健康关系，这种重建的关键之处就是要我们以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来思考这一关系本身。
我赞同这样的一个认识：拯救全球环境的斗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消灭希特勒的斗争更为艰巨，因为这一次是向我们自己开战。我们只有自己这样一个盟友，而同时我们自己就是敌人。在这样一种战争中，怎样才算胜利以及怎样才能确认我们取得了胜利呢？
我也非常同意这样的观点：真正的敌人是一种不健全的思维方式。昔日在纳粹德国，紊乱的思维被制度化在专制政体及其教条和战争机器之中。今天，一种不同形式的功能紊乱表现在穷凶极恶而又永不餍足的消费倾向及其教条和永无止境的资源需求机制之中。正是这种思维方式，这种有关我们与物质世界关系的思维方式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十几天前，“发现”号航天飞机从太空传回一张照片，地球表面那层稀而薄的空气，“就像布满了坑点的蛋壳”。
我由此联想到阿波罗号宇航员第一次拍摄到在黑暗的太空漂移着异常清晰的地球的那张精美的照片。
多么珍贵的一个新视角！既然拥有了这样一个视角，我们还有什么看不清楚？看清楚了，就有可能想明白；想明白了，那还犹豫什么——立刻行动——别忘了麦克阿瑟将军的那句话：“战败的历史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太晚了。”(作者Email：captain1959@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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